费城在流感的攻击下摇摇欲坠，孤立无援。这里没有得到国家红十字会或公共卫生部的任何援助——公共卫生部招募的医生没有一位被指派来这里，红十字会征召的护士也没有一位派往费城。这些机构未给这里提供任何支援。

        每天，人们都会发现一周前——甚至一天前——还好好的朋友或邻居就死掉了。人们惊恐而绝望。

        在流行病刚开始几天就被逮捕的市长自己也得了病，他对这场疾病压根儿未采取任何措施。费城的5份日报：《快讯》（）、《费城问询报》、《每周快报》、《大众纪事报》和《北美》上从未登载过任何一则该市长关于此次危机的言论。整个市政府什么都没做。费城卫生局长克鲁森不再对他们心存期冀。必须有人去做点了。

        刘易斯感受到了压力，感受到了四周死亡的威胁。“埃克塞特城市”号船员的死亡似乎已过去很久了，但那时他已或多或少感到了一些压力。9月初，在出现流感症状的费城海军中，5%的人被流感夺去了性命，于是压力更为紧迫了。从那时起，刘易斯和助手基本上不出实验室、不回家了。寻找流感杆菌的任务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成了他真正的工作。

        刘易斯从未如此强烈地依恋实验室。他已开始用肺炎球菌做实验；他也开始探究滤过性病毒引起流感的可能性；他继续观察流感杆菌，并与其他人研制出了一种疫苗，还想制造一种免疫血清。这些事都是同时进行的，因为他缺少一样东西：时间。没人有足够的时间。

        如果说刘易斯在科学上存在软肋的话，那就是他太容易接受他所尊敬的人的指引了。有一次他希望得到弗莱克斯纳更多的指导，但弗莱克斯纳婉拒他说：“我更愿意让你来安排……我没有针对你的时间作过计划，更愿意将领导权交给你。”刘易斯尊敬弗莱克斯纳，也很敬重菲佛。

        刘易斯埋首于大量病例中，寻找菲佛的流感杆菌——用药签从病人身上、从解剖的肺中取样。他并不单单只是在寻找，或出于无奈去寻找，也不总是在寻找。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越来越多的迹象使他相信这种细菌确能致病。迫于时间压力，他放弃了对滤过性病毒引发流感可能性的研究。

        然而，刘易斯热爱这项工作。尽管他憎恶病毒，但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他相信自己为此而生。他喜欢在成排的玻璃器皿间工作到深夜，监测上百个烧瓶和培养皿中细菌的生长，用交错方式进行多个实验，还喜欢像个交响乐指挥家那样去协调那些实验。他甚至还喜欢意想不到的结果，即使那会让他推翻一切。

        刘易斯对工作唯一不满的是，身为机构领导，为了获得捐助，他不得不和费城的一些大家族搞好关系，参加他们举办的宴会，扮演着他们的科学家宠臣的角色。实验室才是他永远的归属，现在他每天都窝在那里。他觉得自己在和费城那些大家族打交道上已浪费了太多光阴。

        其实，费城的那些家族理应获得更多的礼遇。他们将主持大局。

        作家莫利（Copher Morley）曾经说过，费城处于“比德尔和德雷克斯勒两个家族的汇合处”。这差不多就是1918年费城的写照。

        在美国的大城市中，费城堪称是最“美国化”的。与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底特律、水牛城等同级别城市相比，这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比例最高，移民的比例最低。费城仍由最古老、最富有的家族控制着慈善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包括地方红十字会在内——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国防委员会，这再寻常不过了。但现在，由于市政府形同虚设，这些家族把主持宾州国防委员会视为己任，这就非比寻常了。

        战前，国防委员会曾是威尔逊制订计划控制经济的渠道，用它来整合全国工厂、运输业、劳动力、自然资源的信息。但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国防委员会，而且通常又受威尔逊的政敌所控。于是，当战争一爆发，威尔逊就建立了新的联邦机构，将委员会打入冷宫，它也就失去了权力。然而，宾州国防委员会虽没什么官方权力，对一切事务却保持了特别的影响力，范围从铁路时刻表到该州各大公司的利润和工资——即便该机构的运作者还是威尔逊的政敌。它能拥有现在的权力，完全要归功于乔治·沃顿·佩珀（Gee on Pepper）的领导。

        没有人比佩珀具有更显赫的血统。佩珀的曾曾祖父曾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州国民军队的领袖，妻子是富兰克林的后代，叔叔威廉的雕像就静坐在费城市区的自由图书馆正门台阶旁。威廉曾与韦尔奇密切合作，对医学教育进行了改革，并且将弗莱克斯纳引进宾夕法尼亚大学。佩珀本身也很有能力。作为全国最大的6家公司的董事会律师，他倒并不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但他知道如何将一切掌控于手。几个月前，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三一学院颁发了三个荣誉学位，其中一个就是颁发给他的，这也表明了他所取得的成就。荣誉学位的另外两名得主是金融巨头摩根（J. P. Man）和即将担任最高法院审判长的塔夫脱。

        宾州国防委员会费城办公室由法官J·威利斯·马丁（J. illis Martin）管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Elizabeth）组织了全国第一个园艺俱乐部，是绿化改造费城利顿豪斯广场的主要负责人。她还领导国防委员会的妇女部以及紧急援助中心——这个城市最重要的民间社会机构。

        几乎所有的社会机构都由女性管理。这些女性富有智慧和能力，行事干练，出身中上流社会，却被除慈善之外的所有事务拒之门外。市长建立了一个妇女社会委员会以应对突发事件，其中包括佩珀的妻子和约翰·沃纳梅克（Jootesbury）夫人，其丈夫是费城首屈一指的银行家、德雷克斯勒商号的负责人；还有市民俱乐部的部长爱德华·比德尔（Edward Biddle）夫人，她的丈夫是第一美国银行创立者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的后裔。对其死对头安德鲁·杰克逊而言，美国银行代表了这个国家罪恶的金钱势力。这些女性对瓦雷集团不屑一顾，她们之前进行合作只是为了表现战时的团结。由于市府官员对流感什么都不管，她们便辞去了职务，实际上也就是解散了委员会。伊丽莎白在给市长的信中写道：“您的委员会没什么实际目标……因此我不想再同它有什么瓜葛了。”

        现在，佩珀、马丁家族以及他们的同僚已经接替了费城市政府的部分责任。10月7日，他们将几十家私营团体的领导召集到位于沃尔纳特街1428号的紧急援助中心总部，该总部由妇女们管理，佩珀从旁辅助。为了出售战争债券，她们几乎已经发动了整个城市，深入到每个街区，寻找每个居民区的所有女性，“无论她是何种国籍，都可以是合格的领导者”——如爱尔兰居住区的爱尔兰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居民区的非洲裔美国妇女，诸如此类。

        他们打算通过紧急援助组织来分配从医护到食物的一切东西，打算为这场混乱和恐慌注入组织与领导思想。费城的红十字会与别处不同，它愿为这个更大规模的紧急援助组织出一份力。于是，该组织与红十字会协力呼吁护士们的加入，他们宣传说：“仅是费城的单日死亡数就比整个驻法美军的单日死亡人数要多。”

        宾州国防委员会已汇总了一份本州医生的完整名单，包括那些还没有实际经验的人。马丁的特别委员会急切地向名单上的每位医生求助。委员会有的是钱，并且还能拿到更多的钱来支付医生的报酬。它在麦桥百货公司里设立了一排24小时电话，电话费则由百货公司捐助；报纸和布告鼓励人们拨打24小时热线“菲尔贝特100”咨询信息和转诊介绍。它把已关闭的公立学校食堂变成救济难民的流动厨房，为成千上万病得不能煮饭的人准备食物。为了节省时间，它将整个城市划成7个区域，按照地理位置来指派医生，这意味着这些医生不能给自己的病人看病了。

        与此同时，它也向愿来服务的志愿者敞开大门。有近500人愿意提供私家车作救护车，或给医生当司机——他们可以拿到比其他车辆优先通行的绿色旗子。此外，自由公债运动的组织者援助了400辆车。数千人向紧急援助总部打电话，表示愿意做些需要做的事情。

        克鲁森没有参加这些私营团体10月7日的集会，在此之前他的行动总是慢一拍，现在他有所改变了。也许是那些生命的逝去最终令他动容，也许是其他人来主持大局使他按捺不住了。不过，他似乎突然对瓦雷集团、战争债券、官僚政治抑或权力之争都失去了兴趣，而只想中止这场疾病。

        克鲁森将支配所有护士（整个城市约有数百人）的权力让了出来。虽然有悖于城市宪章，他还是扣押了100 000美元紧急资金和另外25 000美元战争紧急资金，用于支援急救医院以及雇用医生，付给他们高于公共卫生部两倍的薪水。他将这些医生派往费城南部各个警察局，那是最难触及的地方。他还给陆军和海军发电报，要求在流感减轻之前不要征召费城医生入伍，还要求允许那些已被征召但尚未报到的医生留在费城，因为“上周的死亡率创下了本市历史新高”

        美国公共卫生部在费城没什么势力，也无所作为。布卢在这场灾难中为这座城市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是致电海军公共卫生部部长，请他们“大力支持”克鲁森的请求，那些死亡人数远比布卢的话更有说服力。军队同意了，让费城留着自己的医生。

        克鲁森还清理了街道，费城南部的街道散发着腐物和粪便的恶臭。肮脏的街道本身就与疾病相关，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都将之视若公理。最现代的公共卫生专家——普罗维登斯的蔡平和纽约的比格斯等——却坚决抵制这种观念。但是，《大众纪事报》于10月10日在头版刊发了安德斯博士的言论：“肮脏的街道和残留的垃圾成了细菌充斥和疾病滋生的温床，, Oct. 10, 1918.">然后随着狂风而四散——这就是造成此次骇人的流感的最大原因。”, Oct. 10, 1918.">之前他曾警告过人们，自由公债游行会将流感病毒传播开来，但被新闻界忽视了。

        于是，克鲁森安排了卡车和人手，每天派人喷水，派清道夫打扫。这是瓦雷集团白拿了好多钱却从未做过的事情。克鲁森、急救部门和天主教教堂集结起来，还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开始清理尸体。

        尸体堆在殡仪馆，占据了每一寸空地，并向住宅蔓延；医院太平间里的尸体放满了走廊；市停尸房里的尸体则已经漫到街道上去了。很多尸体被退回家，搁在走廊上、储藏室中、角落里甚至床上。孩子们从大人们身边悄悄溜过去，盯着那些尸体，去碰碰他们；有的妻子躺在死去的丈夫身边，不愿与他分离。秋老虎尚未离去，这些冰冷的尸体时刻提醒着人们死亡的存在，让人们感到惊骇或悲恸。亡魂久久不散，恐惧压抑着整个城市，人人自危。最终，费城得尽其所能去赶上尸体出现的速度。

        克鲁森派警察清理每家每户放置超过一天的尸体，将它们堆放在巡逻车上。但警察们的工作跟不上死亡的速度，他们被远远抛在了后面。警察带着可怕的外科手术口罩，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但这种口罩对病毒不起任何作用，到10月中旬，已有33名警察病死，之后还有更多罹难者。克鲁森在第二十街和坎布里奇大街处的冷藏厂开设了一个“编外停尸房”，后来又设立了5个这样的停尸房，他还向军队的尸体防腐人员求助。佩珀和马丁则说服生产有轨电车的布里尔公司做了数千个简易箱子当棺材，他们聚集起防腐学校的学生和从150公里以外赶来的殡仪人员。铁路运来了更多的棺材，由持枪人员看守。

        接下来就是挖掘墓地。由死者家属拿起铁铲挖土，汗水、泪水夹着尘土顺着脸颊流淌，因为掘墓者已经罢工。费城官方年报中记录着：“由于尸体已经腐烂，承办殡仪事务的已找不到愿意搬运尸体的人。”, 40, Py Archives.">安娜·拉文的姑妈去世时，“尸体运到墓地，爸爸带着我和一个也得了流感的男孩，他裹着毯子——我爸爸抱着他——到墓地为死者作祷告……家人不得不亲自挖掘坟墓，这实在太糟糕了”。

        佩珀和马丁每天支付给愿意处理尸体的人10美元，但这还不够，尸体堆积如山呢！神学院的学生自愿帮忙挖掘坟墓，但仍跟不上速度。城市和大主教辖区的人员转而借助于施工设备，用蒸汽铲挖掘壕沟当做集体坟墓。殡仪工多诺霍说：“他们把蒸汽铲运入圣十字公墓后开始挖掘……然后他们把棺材一具具运进来，按照义务就在壕沟旁作祷告，再把棺材排列起来，一个挨着一个放进去，这就是他们为每家料理后事的过程。”, Feb. 28, 1997。">

        那些曾让一个个家庭泣不成声的尸体，那些在太平间堆叠成患的尸体，终于入土为安。

        数周前刚刚就任的大主教多尔蒂（Denis Dougy）——后来他成了那个大主教辖区的第一位红衣主教——派牧师到各个街区去帮助搬运尸体，他们加入到了警察和其他一些也在做这些事情的勇敢的人当中。

        他们有时用卡车收集尸体，“死人太多了，有关人员告诉人们找个木箱装上尸体，放在前门廊上”, Feb. 27, 1997。">。费雷尔（ Ferrell）回忆道：“一辆敞篷卡车穿越小区，沿路收集那些尸体。车上已经无处可放，一点空间都不剩了。”

        有时，他们还用四轮马车来收集尸体。埃普（Selma Epp）的兄弟丹尼尔（Daniel）死了，“尸体被放在这些马拉的车上，我的姑妈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马车过来，丹尼尔就放在那上面。每个人都已虚弱得无法抗议，那车上没有一副棺材，死去的人就用麻袋布裹着，车上一个摞着一个，然后马拉着车就把他们带走了”, Feb. 28, 1997。">。

        看见那些载着尸体的卡车和马车（裹着布的尸体胡乱压在其他尸体上，胳膊、腿伸在外面，运往墓地后成堆地埋在壕沟里），或是听见哀悼者的恸哭及对死者的召唤，无论谁都会不由自主想起另一场瘟疫——那场中世纪的瘟疫。

        通过初步的努力，整个城市似乎开始注入新的力量，能够有力地、勇敢地应对，领导部门及各种机构似乎也都已就位了。

        但是，流行病并没有减弱，至少就流感的状况而言，街道清洁工作没有收到任何成效。验尸官——瓦雷集团的人——责怪由于政府禁售酒精饮料而使死亡率逐渐增长，他声称酒精是对付流感的最好的处理手段。

        几乎每家都有人生病，人们开始回避和他人谈话，万不得已时就别过头去，相互隔离。电信局加剧了人们之间的隔离。由于有1800名员工不能工作，电信局只准许人们拨打急救电话，接线员随机听取电话，把那些拨打日常电话的线路切断。隔离加剧了恐怖感。克利福德·亚当斯回忆道：“他们禁止人们交流、上教堂，还关闭了学校……关闭了所有的酒吧……死寂一片。”

        很可能有50万——或者更多的——费城人得了病，但无法得到更准确的统计。尽管新颁法规要求报告病例，但医生们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根本没时间给所有病人看病，护士也一样，所以根本无法进行统计了。

        人们需要帮助。尽管急救部门、国防委员会和红十字会竭尽所能，但人们还是无法得到帮助。

        《费城问询报》用大字标题写道：“科学的护理能够控制流感。”, Oct. 16, 1918.">

        然而，没有护士。

        在某个派遣护士组织的日志中有一段未加标记的话：“接到的求助电话：2955个，没能提供服务的电话：2758个”。注意：接到的求助电话是2955个，没能提供服务的电话是2758个！这份报告还指出，那些数字——93%未得到帮助，7%得到了帮助——还是保守的说法，因为“‘接到的电话’……并不代表需要护士的数量，许多电话都是需要几个护士到同一个地方去，还有两个电话分别需要50名护士”。

        人们迫切需要护士。对55名没有住院的流感患者的研究显示，他们没有一人看过医生或得到过护士的照顾，其中10人死掉了。

        现在看起来就像流行病爆发前那里不曾有过社交生活一样，这场疾病将城里每个人的活动都公之于众。

        大主教派修女去医院（包括犹太医院）服务，并允许她们打破清规，可以在修道院外过夜，也可以打破沉默誓言，但她们并未能缓解人们的迫切需要。

        此时，早些时候一腔热诚前来帮忙的志愿者纷纷退出了。那些工作不是太令人厌恶，就是太辛苦；或者这些志愿者本身也生了病，还可能他们也被吓倒了。每天报纸上都登载需要新的志愿者的信息，迫切地请求志愿者的帮助。

        仅仅10月10日一天，费城就有759人死于流感。在流感爆发前，所有因素——包括疾病、事故、自杀、谋杀等——造成的死亡数也不过485人。

        恐惧开始在城市各个社区蔓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土崩瓦解，人们开始急躁，甚至愤怒起来。在这场大灾难面前，人们不再仅仅指指点点或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是开始极端地自私自利。成千上万的病人变成严重拖累费城的累赘，整个城市陷入混乱和恐惧之中。

        恳求志愿者帮助的呼声变得越来越让人痛心，也越来越尖锐。各份报纸在大字标题“急救部门需要业余护士”以及夹在流行病剪贴簿上的两份不明报纸，Oct. 6, 1918，费城医师协会图书馆。">下印着马丁夫人的请求：“在这场艰难的危机之中，急救部门召唤所有……家中没有病人需要看护、自身身体状况良好的人……请在星期天早上来沃尔纳特街1428号报到，越早越好。办事处全天开放，招募的人将被登记造册并立即投入急救工作。”

        克鲁森公告道：“志愿加入急救工作是费城每个身体状况良好、能够放下自己工作的女性的职责。”

        但现在还有谁听他的话呢？

        马丁夫人号召所有“拥有一双手并愿意工作”的人加入。

        来者无几。

        10月13日，儿童卫生局公开请求乡邻接纳——至少暂时接纳——那些父母垂死或已双亡的儿童，但回应者几乎为零。

        伊丽莎白·马丁恳求道：“我们现在只是需要更多志愿者的帮忙……我们已经不再照料流感的普通病患了……这些人几乎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费城每一个有能力的女性，无论是否有过护理经验，难道就不能来帮帮我们吗？”, Oct. 14, 1918.">

        应者依旧寥寥。

        现在不仅需要医疗护理，还有普通的照料。有些家庭所有成员都得了病，没人能给他们做饭。克鲁森公开求助：“费城每个有空的健康女性都能为打败流感出力。”

        但在那时，整个城市已经听够了求助，人们现在都为自己而活。人们不再相信，不再信任。没有了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土崩瓦解了。

        专业人员还在继续工作。费城医院的一位女医生说，如果留下来她一定会死，于是就逃走了。但这种情况只是少数。医生死了，其他人还在继续。护士死了，其他人还在工作。费城医院有从维萨来的20名学生护士，已经死了2名，但其他人“一直工作得非常勤勉……他们说他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

        别的专业人员也在工作。警察们的表现十分英勇，而在流行病到来之前，他们看起来总像是一支效忠于瓦雷集团的私人军队。当海军打击其驻地旁的卖淫行为时，警察无所事事。然而，当警察局接到需要4名志愿者帮助“从床上搬运尸体，并把它们放入棺材，抬上运输车”, 40，费城城市档案。">的命令，并且得知许多尸体已经腐烂的情况时，仍有118名警员前来响应。

        但是，市民一般已经停止了支援，许多妇女已经向急救医院报告要求换班，她们再也没有回来，有些人在换班的过程中就消失了。10月16日，费城最大一家医院的护士长对顾问委员会说：“病房内的志愿者毫无用处……他们都很害怕，有很多人报名当志愿者，可是拒绝做任何与病人有关的事。”

        即使在志愿者不用和病人接触的地方——比如厨房——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马丁夫人的口气最终变得痛苦而轻蔑：“数百名妇女作壁上观……她们还梦想自己是仁慈天使，而且虚幻地臆想自己具有伟大的牺牲精神。现在似乎什么都不能唤醒她们。她们都知道，有些家庭里的所有人都得了病，因为没人为他们做饭，孩子们几乎快要饿死了。死亡率这么高，她们还是踌躇不前。”

        在急救医院做志愿者的苏珊娜·特纳（Susanna turner）留了下来，每天都去医院工作，她记得：“人们内心的恐惧使他们畏首畏尾……他们害怕出门，害怕做任何事……你只是天天苟活，做必须做的事，根本不考虑未来……如果你向邻居求助，他们不会帮你，因为他们不想冒险。如果他们家还没有人生病，他们绝不想把病带进来……人们不像平时那样有善心，会在别人生病的时候施以援手，那时他们只顾着自己。那真是一个被恐惧击垮的年代。”, Feb. 27, 1997。">

        那时的专业人员才是英雄。医生、护士，还有医学院学生、学生护士，他们面临着大批人的死亡，但毫不退缩。还有其他一些人。艾拉·托马斯（Ira thomas）是费城运动队的棒球接球手。在克劳德“要么工作，要么战斗”的命令下，棒球赛季被缩短了，因为运动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工作。托马斯的妻子身高近两米，大骨架，很健壮，他们没有孩子。托马斯日复一日地用自己的车把病人送到医院去，而妻子则为急救医院工作。, Feb. 27, 1997。">当然还有别人和他们一样，但为数不多。

        “帮助别人？”苏珊娜·特纳说，“他们不会冒这个险，因为他们被吓坏了，所以拒绝做这些事。他们确实被吓坏了，目睹这么多的死亡，他们害怕自己的亲属也会死掉，而他们的确也难逃一死。”没人还能买到东西。货店、煤店、食品店都关了门，“因为来购物的人要么生了病，要么很害怕，他们也有理由害怕。”

        仅在10月16日所在的那一周，费城就有4597人死于流感或肺炎，流感还间接杀死了更多人。那是流感期间最为惨烈的一周，但当时没人意识到这点。克鲁森说过太多次“高峰期已经过去了”，新闻界也太多次谈过流感已经被打败。

        尽管巨大的宣传活动告诉工人胜利就依靠他们的生产，但连战争产业部门也大量缺员。安娜·拉文说：“我们不工作，不能工作，没有人来干活。”连那些没生病而“留下来的人也吓坏了”。

        鲍德温机车厂、米德维尔钢厂和太阳造船厂每家都有数千名员工，但20%—40%的工人都旷工了。几乎每个大老板手下都有相当多的人不能工作，宾夕法尼亚约3800名铁路工人脱离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铁路局沿线设立了自己的急救医院。大西洋中部地区的整个运输系统都被撼动了，全国大部分工业生产陷入危险的境地。

        费城正在崩溃。孤儿已经成了一大难题。那些曾尝试但未能解决食物分发并运送病人去医院等问题的社会公益服务机构，现在又开始考虑孤儿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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