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米可拉在临终前把哈尼娅托付给我的时候，我才十六岁，而她差不多比我小一岁，也是刚刚褪掉了童年的稚气。

        我几乎是强制性地把她从爷爷的病床前拖走，一起去了教堂。教堂的门开着，圣母像的前面燃着两只蜡烛。微弱的烛光映亮了圣坛周围的黑暗。我们互相依靠着跪了下来。遭受丧亲之痛，哭到疲倦，彻夜无眠的她把可怜的小脑袋靠在我的胳膊上，我们就一直这样静静地待着。夜深了，在连接教堂的大厅里，丹斯老钟上布谷鸟在嘶哑地叫着报时，已经午夜两点了。到处都是一片寂静，只是哈尼娅悲哀的叹息，以及有时远处刮来的风卷起雪花拍打在教堂窗棂上的声音打破了这种宁静。我一句安慰的话也不敢说，只是把她拉近我，作为监护人，或者兄长。此刻我不能祷告，因为很多的感想和感受撞击着我的大脑和心灵，各种画面扫过眼前。但是渐渐地，我从这种思想的旋涡中脱离出来，一个念头和感受呈现在面前，那就是，这个靠在我臂弯紧闭着双眼的苍白脸庞、这个无助可怜的小东西现在已经成为我最亲爱的妹妹了，为了她，我可以交出一生，只要她要求，我会向整个世界宣战。

        这时，我的弟弟卡泽欧出现了，在我俩的后面跪下，旁边挨着路德维克神父和一些仆人。跟每天的习惯一样，我们开始晚祷：路德维克神父大声地念着祈祷词，我们重复他说的话，或者是回答祷文。圣母用她昏暗的脸庞亲切地看着我们，脸颊上留着两条刀痕。她好像已经融入到了我们家人的忧虑和情感之中，同我们一起欢乐或者体味不幸，保佑着我们这些膜拜在她脚下的人。

        在祷告期间，当路德维克神父开始悼念死者的时候，我们会重复“永远安息”，并且把这个词和米可拉的名字连起来。这时候，哈尼娅又一次大哭起来，我心中暗暗发誓，一定会完成死者给予我的重托，即便它会让我付出最大的代价。

        这只是一个热血青年的誓言，他也许还不知道将要作出多大的牺牲，承担多大的责任，但是他不能没有这种灵魂上的高尚冲动和情感传递。

        晚祷之后，我们就分开去休息了。在哈尼娅将来要住的房间（不是衣柜间）里，我把教导哈尼娅的职责交给了老管家温格鲁西亚，她整晚都会跟这个孩子待在一起。动情地亲了亲这个孤儿，我走到商行，在那儿，我、卡泽欧和路德维克神父都有一个被当作临时住处的房间。我脱掉衣服躺在床上。尽管还在为了挚爱的米可拉而感到悲伤，但是我为自己成为监护人的角色而感到骄傲和高兴。在我的眼中，这意味着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将会成为一个柔弱无助孩子的依靠。我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你不会错的，这个忠诚的老兵，”我想，“把孙女的未来托付到你年轻的主人和继承人手中吧，这样你会得到安息的。”

        事实上，我正在平静地接手哈尼娅将来的生活。那时候，我还没有考虑到哈尼娅会适时地长大，而我到时需要给她找个好人家。我想着她会一直待在我身边，像妹妹一般备受重视和关爱，也许会遇到伤心事，但是日子过得平淡。按照传统的习俗，长子将会得到比其他年幼的家庭成员五倍多的财产。对于年幼的儿子和女儿来说，他们也都遵从这一习俗，从不违背。尽管我们的家族没有法律意识上的“长子继承权”，但由于我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会得到大部分的财产，所以，即便还是个学生，我也会把这财产视为己有。父亲是当地最富有的业主之一。同显贵家的财富相比，我们家并不起眼，这是事实，但是同多数需要节衣缩食度日的旧贵族来说，我们可以像这样一辈子过着平静富足的生活。将来，我会变得相当富有的，所以我冷静地迎接自己以及哈尼娅的将来，我知道，无论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只要她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会得到我的庇护和支持。

        抱着这些念头，我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就开始履行监护人的责任。可是我当时是用了多么荒唐和孩子气的方法啊！以致现在每每想起的时候，内心都抑制不住地燃起温情。

        当卡泽欧和我一起吃早餐的时候，我们在餐桌前看到路德维克神父、家庭教师德叶维斯夫人，还有我的两个妹妹，这两个孩子像往常一样坐在高藤椅上晃着脚丫，快乐地说着话。

        我带着不同寻常的严肃坐在父亲的扶手椅上，用主人般的眼神瞥了一下桌面，然后转向侍从，用一种尖锐和命令的口吻说：

        “给潘娜·哈尼娅拿个盘子过来。”

        我刻意地咬重“潘娜”这个词。这种事之前从没发生过。哈尼娅通常是在衣柜间吃饭，即便我父母希望她能同我们坐在一起，但老米可拉从不允许。“那样子有什么好？应该让她对主人表示尊重。她还需要点什么？”而现在，我提出了一个新的习惯。善良的路德维克神父笑了，用吸鼻烟的动作和丝质手帕掩盖了他的笑容。潘妮·德叶维斯夫人做了个鬼脸，因为即便她有颗善良的心，但作为法国一个古老贵族的后人，她还是有着根深蒂固的贵族情结。侍从弗兰尼克张大了嘴用惊讶的神情盯着我看。

        “给潘娜·哈尼娅拿个盘子过来！你没听到吗？”我又一次说道。

        “遵命，我尊贵的主人。”弗兰尼克回答，他突然被我的语气吓到了。

        今天，我承认我这个尊贵的主人因为他的一声尊称，使我不能抑制住地满意微笑，这是一生中第一次有人这么称呼我。但是，“尊贵”不允许我这个主人轻易微笑。

        这时候，盘子准备好了。门立刻被打开了，我看到哈尼娅走了进来，穿着女仆人和管家为她晚上穿而准备的黑色的长袍。她面容苍白，眼角挂着泪痕，金色的长发顺着裙子垂下来，发尾绕着黑色的缎带。

        我站起身，赶忙把这孩子领到餐桌前。我的这番努力和隆重似乎使她感到局促不安，给她带来了困惑和苦恼。但是，我那时候并不理解的是，在一个安静、孤单、杳无人迹的角落待着要比在朋友们的大声喧闹的场合要好得多，即便这些都是真挚的朋友。所以，我在用自己的监护权折磨着哈尼娅，还认为自己在很完美地履行职责。哈尼娅一直沉默，只是时不时地回答我询问她吃什么、喝什么的问题。

        “不要了，感谢少东家的照顾。”

        我被那句“感谢少东家的照顾”刺痛了，因为哈尼娅之前很信任我，总是叫我的小名潘尼奇（少东家）。但自从昨天，仅仅由于我所扮演的位置，就改变了我和她之间的关系，这一切使哈尼娅变得更加胆怯和顺从了。

        早餐一结束，我就把她拉到一边。

        “哈尼娅，记住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妹妹。永远不要对我说‘感谢少东家的照顾’。”

        “我不会这样说了，感谢……我不会再说了，潘尼奇。”

        我处在一个奇怪的位置上。我和她一起穿过房间，却不知该说些什么。按说我应该安慰她，但是那样的话，我就得提起米可拉和他的去世，这样只会让哈尼娅掉眼泪，让她又一次地遭受痛苦。所以我断掉这个念头，和她一起在房间尽头的矮沙发上坐下，这个孩子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开始抚摸她金色的头发。

        她真的像依偎哥哥一样依偎着我，也许是心中燃起了甜蜜的信任感，她又掉眼泪了。她哭得很厉害，我尽可能地安慰着她。

        “你又在哭了，哈尼娅，”我说，“祖父在天堂看着你呢，我们应该——”

        我也说不下去了，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儿。

        “潘尼奇，我可以去看看祖父吗？”她呜咽着说。

        我知道棺材已经到了，他们正在把米可拉的尸体放进去。我希望一切安排妥当后才让哈尼娅看到，所以就自己过去了。

        在路上，我遇见了被拜托等着我的潘妮·德叶维斯，因为我想跟她说几句话。在发出开始举行葬礼的最后命令，并在米可拉遗体前祷告之后，我朝这个法国女人转过身，在经过简短的介绍之后，我询问她是否能够在服丧期之后抽时间教哈尼娅学习法语和音乐。

        “亨瑞克先生，”潘妮·德叶维斯说，她突然变得很生气，因为我正在滔滔不绝地给她安排所有的事情，“我很愿意这么做，因为我也非常喜欢那个姑娘，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安排是否得到过你父母的同意，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承认你现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要在家里给这个女孩的名分。不要太过火了，亨瑞克先生。”

        “她是由我来照管的，”我骄傲地说，“我要对她负责任。”

        “但是我不受你的照管，因此，你得允许我在你父母回来之后才能答复。”

        这个法国女人的拒绝惹恼了我，但是我在路德维克神父那里却成功了。这个善良的牧师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教哈尼娅了，他在帮助哈尼娅得到长远教育的同时，还夸奖了我的热心肠。

        “我知道，”他说，“虽然你还年轻，仍然是个孩子，但是你在很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对你的表扬，要记住永远保持一颗火热的心。”

        我知道牧师对我感到很满意。我所扮演的主人角色并不让他生气，反而高兴。老牧师知道我有很多孩子气的行为，但动机是真诚的，所以他为我感到骄傲，为我没有忘记他的教诲而感到欣慰。另外，老牧师非常地爱我。对于我来说，在成年的过程中能说服他的那种喜悦感，要和孩童时期对他的惧怕一样多。对于我来说，他有个弱点，所以会接受我的建议。哈尼娅也是他最爱的人，他非常高兴能够尽自己微薄之力改善她的生活。所以，我的建议并没有遭到完全的反对。

        潘妮·德叶维斯夫人真的是很善良，即使她对我的所作所为有些生气，但是见到哈尼娅时还是很温柔。的确，这个孤儿没有理由抱怨大家缺乏爱心。我们的仆人开始对她另眼相待了，不是当作同事一样地看待，而是把她当成一位小姐。一个家族长子的意愿，即便他还是个孩子，也是非常受到大家尊重的。这是父亲所强制要求的。对于长子的意愿，可以有向老主人和夫人申诉的权利，但是没有人敢于在不经过允许的情况下违背这个意愿。另外，像小时候那样称呼长子为“潘尼奇”（少东家）也是不合规矩的。仆人们和家族里的年幼成员被教育说要对潘尼奇尊敬，这种尊敬将会伴随他的一生。“家族的传统就是靠这种规矩来支撑的。”父亲说。事实上，出于对家族规矩的尊重，长子会比其他孩子继承更多的财产，即便没有写进法律，这一点也是从老辈那保持下来的。这是一个家族的传统，世代相传。仆人们已经习惯把我当成他们将来的主人，就算是老米可拉，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抗拒这种感觉，即便所有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被允许的，比如在没人的时候直呼我的名字。

        母亲在家里有一间药房，她自己去给患者看病。在霍乱时期，她整晚地同医生一起穿梭在村庄中，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但是，为她忧心的父亲并没有因此阻止她，而是反复地说“这是责任，是责任”。另外，即便是严厉的父亲也会向大家提供援助。他不止一次地减免劳工的欠款，尽管内心冲动，但他很容易宽恕过错。他经常帮助村民偿还债务，为新人筹办举办婚礼，当孩子们的教父。他告诉我们要尊重农民，对待老佃户也敬重有加，会经常接纳他们的建议。很难说清农民们和我的整个家族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但后来他们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说起这些事情，首先是为了确切地向大家展示我们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其次是为了说明我在把哈尼娅变成一位小姐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但由于这个孩子太胆怯了，而且在米可拉过分的“尊卑思想”的熏陶中长大，所以我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她自身，而这种消极抵抗将会很容易地和她的命运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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