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在太康诗坛上不失为最有才华的诗人之一，只是他太看重辞藻的绮靡华丽，在诗中大量使用骈偶句，诗歌语言因雕炼太过，有些地方难免拙涩冗累，南朝人就已有“缀辞尤繁”之叹，唐宋以后招致更多的讥评，其中清沈德潜的批评较有代表性：“士衡诗亦推大家，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降自梁、陈，专攻队仗，边幅复狭，令阅者白日欲卧，未必非士衡为之滥觞也。”（《古诗源》卷七）沈氏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只是有些话说过了头。应该说陆机绝非毫无灵气的诗人，对社会、人生和自然的感受都相当敏锐，对诗歌的创作心理和艺术技巧，既有独到的体会也有深刻的认识，但他有意造排偶句使语言失去灵动，而拟古之作又抑制了他的艺术个性，好像他的诗情诗境诗句都是在模拟甚至蹈袭前人（参见清贺贻孙《诗筏》）。

        此诗属乐府《相和歌·清调曲》，原辞为曹操所作，陆机此篇是模拟曹操的《苦寒行》，但二者在艺术风貌上却大异其趣。从这首诗中我们能看到陆机诗歌艺术的某些基本特征。首先，此诗虽是模拟乐府民歌，但它尽可能不用口语、俗语和常用语，而大量选用书面词汇，因而诗歌语言越来越华丽典雅；同时还将虚词剔出诗外，尽可能以实词代替它，这样诗歌意象越来越密集。其次，曹操诗歌中的散行单句在这里变成了大量的偶句，譬如“俯入”与“仰陟”、“凝冰”与“积雪”、“阴云”与“悲风”、“不睹”与“但闻”、“猛虎”与“玄猿”等等。不过，这些偶句在整体上对偶，在字与字之间却不过分拘泥，因而此诗的骈偶句并不很呆板滞涩，尽管少了曹操同题诗那份疏宕之气。最后，此诗运用了赋铺陈排比的手法，描写“苦寒”可谓穷形尽相，“凝冰”加上“积雪”，“阴云”又伴“悲风”，饮“坚冰”而餐“零露”，“俯入”之所见，“仰陟”之所闻，无一而非“苦寒”。这种罗列铺叙的结果的确给人以“繁缛”的艺术感受，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

        潘陆二人在当世就齐名并称，锺嵘在《诗品》中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二人下笔喜欢逞才敷藻，孙绰称潘岳诗文“烂若披锦”（《世说新语·文学篇》），《晋书·陆机传》称陆机诗歌“辞藻宏丽”，所以前人论潘陆有“江海”之喻。如果说二人有什么差异的话，潘岳则稍显“浅净”，而陆机更要“深芜”。潘陆诗歌在南朝锺嵘《诗品》中列为上品，到唐以后地位就逐渐下降，清沈德潜甚至很不客气地说“潘陆诗如剪彩为花，绝少生韵”（《古诗源》卷七），话虽说得有些尖刻，但并非全无道理，潘陆的诗歌辞藻艳丽者多，而生气贯注者少。

        诗人人格的卑微导致诗歌格调的卑弱，从整体上看，太康诗人既没有建安诗人那种建功立业的慷慨豪情，也没有正始诗人那种追求理想人格的勇气，人的觉醒在建安和正始诗人那儿表现为对人生价值的肯定，对人生的意义的追寻，在太康诗人这里却变成了对人生的苟且，对名誉与财富的占有和贪婪。在西晋诗歌中难得见到壮阔的现实生活，也难得体验到崇高的人生境界，即使那些叹老伤逝的诗篇，也缺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历史深度，更没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壮烈情怀，此时诗人写得最多也写得最好的是儿女之间的绮丽情思，是悼亡伤逝的个人悲叹，“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诗品·晋司空张华》），锺嵘当年给张华的诗评，其实也准确地道出了西晋诗歌的创作倾向。

        太康诗歌在艺术上的主要特征是繁缛绮丽，这基本上是南朝人的共同看法，锺嵘对西晋诗人的评论几乎都要用到“华美”“华艳”“繁富”或“绮靡”等字眼，说陆机诗“才高辞赡，举体华美”，潘岳诗“烂若舒锦”，张协诗“词采葱篟”，张华诗“其体华艳”“务为妍冶”，张载诗“繁富可嘉”。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总论西晋诗风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同为梁人的沈约也以“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品其诗。繁缛绮丽在艺术上主要表现为：辞藻的华丽、句式的排偶和描写的繁复。

        他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缘情”强调诗歌必须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感，不只是美刺讽谏政治教化的工具；“绮靡”是指诗歌应当辞藻华丽优美动人。锺嵘认为陆机诗歌“其源出于陈思”，曹植是使汉乐府由质变丽的关键诗人，陆机更在曹植的基础上踵事增华，比起曹植来他的诗歌更加“辞藻宏丽”，诗语句式也更趋于骈偶。如《苦寒行》：

        陆机（261—303）和陆云（262—303）兄弟，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为吴国名将之后，吴亡九年后一到洛阳便名动京城，陆机的才华犹为世所重。他是创作上的多面手，诗、文、赋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其诗在锺嵘《诗品》中列为上品，文、赋也多为世人所称道，其中《文赋》更是文学批评史上的杰作。

        陆机诗歌另一个致命弱点是缺乏力度，诗情没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诗风也缺乏刚健遒劲的笔力，因而他的诗歌读后“未能感人”（《古诗源》卷七）。清陈祚明认为这是由于陆诗“造情既浅，抒响不高”，他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原因说：“夫破亡之余，辞家远宦，若以流离为感，则悲有千条；倘怀甄录之欣，亦幸逢一旦。哀乐两柄，易得淋漓，乃敷旨浅庸，性情不出……大较衷情本浅，乏于激昂者矣。”（《采菽堂古诗选》卷十）

        元康以后朝政日非，诸王以及各政治势力之间争权日趋激烈，士人们为了自己“身名俱泰”，不得不在权臣中寻找自己的靠山和保护伞，而随着各派政治势力的起伏消长，他们又得见风使舵以改变依附的对象。如当贾谧“权侔人主”的时候，文人们“莫不尽礼事之”，还将他肉麻地吹捧为当世的贾谊，在他周围形成了重要的文人集团“二十四友”，攀附者中几乎包括当时文坛上所有第一流的作家：潘岳、陆机、陆云、欧阳建、石崇、挚虞，甚至还有左思、刘琨。这些人巴结贾谧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飞黄腾达。《晋书·潘岳传》载：“岳性轻躁，趋势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趋势利”而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潘岳和石崇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二十四友”这一文学集团也可以说是西晋文坛的缩影。诸王之间争权并无政治上的是非，文人们投靠谁也没有什么道德标准，完全是根据个人利益来依违取舍，如陆机原本身预“二十四友”之列，贾谧失势又帮助赵王伦诛贾谧而赐爵关中侯，很快他又参与赵王伦篡位，赵王伦被诛后又转身投靠成都王颖，作为颖的都督攻打长沙王乂，这种朝秦暮楚的行为除了诱于官爵利禄外，实在找不出任何道义上的理由。《晋书·陆机传》在肯定“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的同时，又说“然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

        统一了全国的司马氏集团虽然造就过短暂的繁荣与平静，但并没有在全国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也未能在士人中确立自己的道德权威。司马炎看到魏因宗室孤弱而失去政权，便派同姓诸侯领重兵镇守要地，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诸王的内乱埋下了祸根。司马炎死后的宫廷争权导致诸王之间的混战，酿成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东汉末年内迁的少数民族首领趁势纷纷拥兵自立，内乱外患加速了西晋政权的崩溃。司马氏集团提倡“名教”，可当朝权臣的种种丑行又践踏了名教本身，司马氏祖孙欺君篡位更是对名教准则的嘲弄。尽管统治者用杀戮恐吓压制了反对派和批评者，用威逼利诱笼络收买了许多士人，尽管司马炎名正言顺地取得了政权，并且事实上已经统辖了四境，开国后还不断显示“宽弘”“仁恕”，可靠武力和阴谋登上皇位的统治者不可能树立起自己的道德形象。这时基本上不存在政治上的反对派，嵇康被杀后向秀到洛阳就范，吴亡后陆机兄弟入洛称臣，几乎所有士人都接受晋王朝这一已成的事实，但整个社会没有昂扬向上的活力，朝野士人也缺乏刚直不阿的正气，反而到处弥漫着苟且、贪婪和奢侈之风。礼法之士司马氏的爪牙何曾生活之奢华令人咋舌，石崇敛财斗富更是人所共知，王戎、和峤等人嗜财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士人们生活上以玉食锦衣相夸，以奢侈豪华为荣，在政治上却毫无操守可言，立身处世以保家自全为其准则，连史家也感叹朝臣“无忠蹇之操”。石崇所谓“士当身名俱泰”（《晋书·石崇传》）道出了一代士人的心声。

        潘岳的诗歌今存十余首，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述志抒怀的诗歌，如《河阳县作诗二首》《在怀县作诗二首》，这类作品写自己政治上的志向、追求和欲望，以及志向不能实现或欲望不得满足的痛苦与愤怒，当然也是他在诗艺上的精心结撰之作，很能体现潘诗“辞藻绝艳”的艺术特征。第二类是交游、赠答酬唱诗，如《金谷集作诗》《金谷会诗》《于贾谧坐讲〈汉书〉诗》《鲁公诗》等，此类诗除极少数诗作外，从诗情到诗艺都不足称，有些篇章甚至是逢迎拍马之作，流露了诗人庸俗的市侩气。第三类是他表现夫妻恩爱的诗歌，这一类诗最为人传颂，尤其是他的《悼亡诗》三首，如：

        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省中牟县）人。岳少年即以才华颖异被乡邑“号为神童”，弱冠一走上仕途便入贾充府中为掾，由于“才名冠世，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很长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后历任河阳令、长安令、著作郎、散骑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史载潘岳“妙有姿容”（《世说新语·容止》），为人“性轻躁，趋世利”（《晋书·潘岳传》），曾与石崇等人谄事权贵贾谧，每候贾谧车出便望尘而拜。晋惠帝时赵王伦辅政，岳被赵王伦的亲信孙秀害死。

        晋立国后十六年灭吴（280），结束了近六十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可晋王朝并没有呈现出任何威加海内的盛世气象，统治者既没有什么远略宏图，士人也没有任何理想抱负。这个时代没有激情也没有冲动，此时的士人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政无所谓准的，士无所谓操行。

        文学史上许多朝代的优秀作家好像赴宴似的，常常在某个历史阶段成群结队地涌来接着又不约而同地离去，如建安邺下诗人、南朝“元嘉三雄”、唐代“开元天宝诗人诸公”，还有我们正要阐述的太康诗人群体。西晋享国五十余年，文学创作以太康这十年最为繁荣，诗人群体也以这十年最为强盛，锺嵘《诗品序》中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中兴也。” 因此，人们以太康诗歌作为西晋诗歌的代表，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还专列有“太康体”。太康诗歌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诗人普遍追求语言的华丽，形式的对偶，描写的繁缛，只有极少数诗人能独拔于时流。

        此二诗抒写诗人初离故乡的凄切心情和赴洛途中的孤独感受，“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通过“伫立”“顾影”“抚枕”“振衣”这一连串的动作，写出了他满腹愁绪和一腔哀怨，抒情写意细腻而又含蓄。语言虽不像《苦寒行》那么刻炼，但仍然装点了许多华美工稳的偶句，如“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山泽纷纡余，林薄沓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

        这二首悼亡诗感情悲切而又真挚，“望庐思其人”几句细致地抒写了妻子死后物是人非引起的哀痛，“怅恍如或存”几句微妙地通过幻觉表现了自己对妻子的怀念，“岁寒无与同”数句更真切地表现了“悲君亦自悲”的感伤，“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道出了他对亡妻“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悼亡诗》以清丽之语抒深挚之情，以曲折之笔写凄苦之境，千载之下读来仍令人凄然悲凉。

        陆机和潘岳的诗歌体现了太康一代诗人的审美趣味，是太康一代诗风的典型代表，时人和后人都将他们并称为“潘陆”。

        他的《赴洛道中作二首》更是人们广为传诵的作品：

        这种时代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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