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卡来卡尔斯时相隔四年，离他死的那天相隔四十二天，我去了法兰克福，去了他在法兰克福的住处，他就是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八年。那是二月的一个雨雪天，还刮着风。我是早上坐飞机从伊斯坦布尔去的法兰克福，这座城市，比卡给我寄了十六年的明信片上的还要无趣。除了从身边疾驰而过的黑色轿车、像个幽灵似的时有时无的有轨电车、手拿雨伞快步前行的家庭主妇们之外，街上空荡荡的。天是那么的阴，是那么的暗，虽然是中午，可街上的路灯都亮着，发出黄色的光。

        位于市中心的火车站周围，人行道上满是烤肉店、旅行社、卖冷饮和性用品的商店，我很高兴这儿也有这些让大都市充满活力的东西。住进旅馆后，我和一个爱好文学的土耳其裔德国青年通了电话，是他在我的请求之下邀请我来德国在“人民之家”发表演讲的。和他通完电话之后，我就去了车站的一家意大利咖啡馆，和塔尔库特·厄尔钦见了面。我是在伊斯坦布尔从卡的妹妹那儿拿到他的电话号码的。塔尔库特·厄尔钦大概六十岁左右，心肠很好却略显疲惫，他是法兰克福最熟悉卡的人了。在卡死后警方的调查过程中，他给警方提供了线索，他还打电话回伊斯坦布尔和卡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并帮着把卡的尸体运回了土耳其。卡曾经说过从卡尔斯回来四年后他才完成了诗集，那段日子，我一直在想诗集的草稿是不是在他德国的家中，我问过他的父亲和妹妹他都留下了些什么东西。那时，他们没有心情去德国，于是他们请我代为收拾卡的遗物。

        塔尔库特·厄尔钦是60年代初来法兰克福的第一批移民，在土耳其人协会和慈善机构从事了多年的教师和顾问工作。他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出生在德国，他很自豪把他们都送进了大学，他还给我看了他们的照片。在法兰克福的土耳其人当中，他很受大家尊敬，可就在他的身上，我也看到了生活在德国的第一代土耳其人身上和政治流亡者身上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孤独和挫败感。

        塔尔库特·厄尔钦先给我看了看卡被杀时带在身边的小旅行袋，这是警察让他签了字之后交给他的。我立刻打开旅行袋，贪婪地翻了起来。里面有卡十八年前在尼尚坦石买的睡衣、一件绿色的毛衣、刮胡刀、牙刷、一双袜子、干净的内衣，还有我从伊斯坦布尔给他寄来的文学杂志，不过没有他那本绿色的小本子。

        在前面，车站拥挤的人群中，有两个上了年纪的土耳其人正在有说有笑地拖着地。我们一边看着他们，一边喝着咖啡。这时，塔尔库特·厄尔钦对我说：“奥尔罕先生，您的朋友卡先生很孤独。在法兰克福，包括我在内，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不过，他还是答应把他知道的都告诉我。

        我们从车站背后那些已有百年历史的厂房和废弃的军营中间穿过，来到了贫民街（卡在这儿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八年）附近的一栋楼。这幢公寓楼面朝儿童公园和一个小广场。不过，我们没找到女房东给我们开大门和卡的房间。在卡寄给我的信里和我们为数不多的电话通话中（卡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土耳其正是休息时间，所以不喜欢打电话回国），他给我讲过这个无人照管的小公园，还有旁边的杂货店和前面卖酒和报纸的商店那昏暗的橱窗。当我们在雨雪中等着来人给我们打开这扇已经掉了漆的大门时，我看着这个小公园、杂货店和商店的橱窗，仿佛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回忆。在炎热的夏夜，卡总是和意大利、南斯拉夫的工人们一起，坐在公园里秋千旁的长凳上喝啤酒，而现在长凳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雪。

        在卡的最后这几年里，他每天早上都去市图书馆。我们沿着他每天的路线朝车站广场走去。卡喜欢走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之中，我们也像他一样，走进车站大楼，穿过地下市场，从凯瑟斯特拉斯大街上的性用品商店、卖旅行用品的商店、糕饼店和药店的门前走过，沿着电车的路线，我们一直走到了警察总局广场。一路上，塔尔库特·厄尔钦和烤肉店、果蔬店里的土耳其人、库尔德人打着招呼，他告诉我说，卡每天早上都会定点经过这儿到市图书馆去，而这些人每天都会对他说“早上好，教授”。他给我指了指广场旁边的一家大商场——卡夫霍夫，因为我曾向他打听过这家商场。我告诉他，卡在卡尔斯穿的那件短大衣就是在这儿买的。他提议要带我进去看看，不过我拒绝了。

        卡每天早上都去的法兰克福市图书馆是一栋很现代的建筑，不过看上去没有什么个性。经常来这儿的人都是些家庭主妇、消磨时间的老人、无业游民、一两个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一边做作业一边嬉笑的学生，当然了，还有这种地方的常客：超胖的人、残疾人、疯子和智障。有个流着口水在看图画书的年轻人抬起头来冲我伸出了舌头。塔尔库特·厄尔钦在书堆里感觉很压抑，把他安排到楼下的咖啡厅坐下以后，我来到放英文诗的书架跟前，开始在书封底上的借书卡片里找起我朋友的名字：奥登，勃朗宁，科勒里德格……每当我看到卡的签名，想起这个在图书馆里耗费生命的朋友时，我的眼圈便禁不住湿润了。

        我马上结束了这次让我无限感伤的调查活动，和我的向导一起沿着来时的路线静静地往回走。凯瑟斯特拉斯大街上有一个叫“世界性中心”的商店，我们在它的门前朝左拐去，往下走了一条街，来到了慕尼黑大街。在这儿，我看到了土耳其果蔬商店、烤肉店和一个空荡荡的理发店。我早就知道他要给我看什么了，我的心怦怦地跳着，可眼睛却在注视着果蔬店里的橙子和韭葱、单腿的乞丐、照在艾登旅馆橱窗上的车灯和夜幕下闪闪发光的“K”字形粉红色霓虹灯。

        “就是这儿，”塔尔库特·厄尔钦说，“他们就是在这儿发现卡的尸体的，对，就是这儿。”

        我呆呆地望着潮湿的人行道。这时，两个孩子从果蔬店里推推搡搡地冲了出来，其中一个踩在卡身中三枪之后倒下的地方，从我们面前走了过去。前面不远处停着一辆卡车，红色的车灯映在沥青路面上。卡就是在这块地上痛苦地挣扎了几分钟以后，在救护车还没有赶来时就死去的。我抬起头，看了看卡死去时看到的这片天空：在底层是土耳其转烤肉店、旅行社、理发店和啤酒屋的这些灰暗的老楼房和路灯电线之间，只能看到一片狭窄的天空。卡是晚上将近十二点时被杀的。塔尔库特·厄尔钦告诉我说，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人了，就算有一两个，也是妓女在这儿来回溜达。实际上妓女们都在上面的凯瑟斯特拉斯大街接客，只不过在热闹的夜晚、周末和开展览会的时候，妓女们也会到这儿来。他见我左顾右盼，就像是在找残留的痕迹时，便说道：“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德国警察和土耳其警察不一样，他们做事很认真的。”

        不过，当我开始在附近的那些商店进进出出的时候，他很热心地给我提供了帮助。理发店的女孩们认识塔尔库特·厄尔钦，她们和他打着招呼。案发的时候，她们当然不在店里，实际上她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回事。“土耳其人只让女孩学理发，”从店里出来后他对我说，“法兰克福有好几百个土耳其女理发师。”

        果蔬店里的几个库尔德人则对凶杀案和警方的调查知道的多一些，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并不是特别欢迎我们。“节日烤肉店”里有个好心的服务员手拿一块脏抹布正在擦塑料桌布，案发当晚他拿着同一块抹布一直工作到十二点，他听到了枪声，等了一会儿之后他才冲出去，成了卡活着时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从烤肉店出来之后，我进了第一个地下通道快步走到了一幢大楼的后院。在塔尔库特·厄尔钦的指引下，我们下了两层楼，穿过一扇门，来到了一个车库般大小、看起来曾做过储藏室的地方。这个地下世界还挺吓人的，从楼底一直通到街对面的人行道。从当中间的地毯和聚集在一起做晚祷告的五六十个人可以看出，他们把这儿当清真寺来用。周围则和伊斯坦布尔的地下通道一样，是一些脏兮兮、黑黢黢的小店，其中我看到了一个连橱窗都不亮的首饰店、一个侏儒果蔬商和他旁边忙碌的屠夫，还有就是一个卖香肠的杂货店，它的伙计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咖啡馆里的电视机。顶头处，有一个卖土耳其果汁、土耳其面条和罐头以及宗教报纸的小摊和一个比清真寺还要拥挤的咖啡馆。一群疲惫的男人聚集在烟雾弥漫的咖啡馆里看着电视里放的土耳其电影，偶尔会有一两个人出来，径直朝门口塑料桶上的水龙头走去，他们这是要去净身。“节日和周五做礼拜的时候，这儿能有两千人，”塔尔库特先生说，“从楼梯那儿到后院都挤满了人。”为了不白来一趟，我在书报摊上买了本《公报》杂志。

        随后我们在清真寺正上方的一家老式慕尼黑风格的啤酒屋里坐了下来。“这个清真寺里的人都是苏莱曼的追随者，”塔尔库特·厄尔钦指着下面说道，“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但他们不参与恐怖活动。和民族主义者、杰玛莱亭·卡普朗的追随者们不一样，他们从不和土耳其政府发生矛盾。”不过，肯定是我眼中的疑惑以及乱翻杂志的动作让他心生不安，于是他把自己知道的、从警察和媒体那儿了解到的有关卡被杀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四十二天前，也就是新年第一个星期六的十一点半，卡参加完一个“诗歌之夜”活动从汉堡回来。六个小时的火车旅途之后，他出了车站的南门，但他并没有直接回自己贫民街附近的住处，而是来到了相反方向的凯瑟斯特拉斯大街。他足足花了二十五分钟才从单身男人、游客和醉鬼丛中，从还在营业的性用品商店和招揽客人的妓女堆里挤了出来。半个小时后他在“世界性中心”门口朝右拐，在慕尼黑人大街上刚到马路对面时就被打死了。他很可能是想在回家前到前面隔两家商店的那家名叫“美丽的安塔利亚”的水果店去买桔子。这是附近惟一一家营业到半夜的水果店，它的伙计还记得卡经常在夜里到这儿来买桔子。

        警察没能找到目击者。“节日烤肉店”的伙计听到了枪声，不过因为电视和客人的喧闹声，他没能听清开了几枪。清真寺上面的这家啤酒馆的玻璃上全是蒸汽，很难看清外面。卡要去的那家水果店的伙计说他什么也不知道，这让警察们很是怀疑，他们盯了这小子一个晚上，不过却一无所获。案发时，下面一条街上有个妓女正抽着烟等客人，她看到一个人朝凯瑟斯特拉斯大街跑去。这家伙个子不高，穿着黑色外套，皮肤很黑，长得像个土耳其人。不过她也没能更详细地描述这人的面貌。卡倒在人行道上之后，碰巧有一个德国人去了阳台，是他叫的救护车，不过他也没看到凶手。第一颗子弹从卡的后脑射进，从他的左眼射出。另外两颗子弹则打烂了卡心脏和肺周围的血管，穿过了他的前胸和后背，他那件灰色大衣上满是血。

        “子弹是从后面射过来的，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是在后面跟踪他的人干的。”一位上了年纪、有点啰嗦的警探曾这样说过。也许在汉堡他就开始跟踪卡了。警察也想过其他的可能：情场纠葛或是土耳其人之间的政治报复……卡和火车站周围的地下世界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些店员看了卡的照片，告诉警察说卡偶尔会去性用品商店和那些放色情电影的小影院。既没有人提供线索，也没有来自媒体或其他方面的任何压力，所以过了段时间警察也就停止了调查。

        那个上了年纪、一直在咳嗽的警探看上去不像是在调查命案，倒更像是要让人们忘掉这个案子。他约见了一些认识卡的人，可讯问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他自己在说。从这个和蔼可亲、对土耳其人抱有好感的警探这儿，塔尔库特·厄尔钦得知，在去卡尔斯之前的八年里，卡有过两个女人，一个是土耳其人，一个是德国人。我认真地记下了她们的电话号码。从卡尔斯回来后的四年里，卡没有和任何女人有过联系。

        我们冒着雪，静静地走回卡的住处，找到了身材魁梧、很可爱但有点爱发牢骚的女房东。这栋老楼的顶层阴凉而且满是尘土味，房东一边开门，一边愤愤地说房子就要租出去了，如果我们不把里面这些脏东西拿走的话，她就要把它们给扔掉了。打开门以后，房东就走了。卡在这个昏暗、低矮的小房间里住了八年。我一进去就闻到了卡身上的那股味道（我从小就非常熟悉这味道），顿时我便泪满眼眶。这分明就是他母亲亲手给他织的毛衣的味道、他书包的味道、他家中自己房间里的味道，过去我还一直以为这是我不知道的、也没想起来问的某种土耳其香皂的味道呢。

        刚来德国的几年，卡在集市里扛过包，给人搬过家，给土耳其人教过英语，还干过漆匠之类的活儿。在申请成为“政治流亡者”，开始领“难民补贴”之后，卡就和“土耳其人之家”（他就是在这儿找到那些活儿的）的共产主义分子疏远开来了。这些遭流放的土耳其共产主义分子觉得卡太内向，而且还有点中产阶级的味道。最后的十二年里，卡的另外一个收入来源就是在图书馆、文化馆和土耳其人协会里给大家朗诵他写的诗。只有土耳其人才来听他朗诵诗（人数偶尔也能超过二十人），如果一个月能有三次这样的机会，他就能挣上五百马克，再加上四百马克的难民补贴，这样他就能撑到月底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少。椅子和烟灰缸都是破破烂烂的，电炉也生了锈。起初，对于房东的责备我很气愤，还打算把卡所有的东西统统塞到旧箱子和袋子里带走，包括他的枕头（上面还残留着他头发的味道）、腰带和领带（我印象里他高中时就开始用了）、“巴利”牌的鞋（他曾在给我的信上说过，尽管鞋尖已经被脚趾顶烂了，可他还是把它当作拖鞋在家里穿）、牙刷和漱口杯、三百五十多本书、旧电视机和他从未对我提起过的录像机、已经穿破了的夹克衫和衬衣，以及他从土耳其带来而且已经穿了十八年的睡衣。不过我在写字桌上并没有找到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急了，我可是为了它才来法兰克福的。

        在从法兰克福写给我的最后几封信里，卡曾高兴地提到过，花了四年的时间他终于完成了一部新的诗集。诗集的名字叫“雪”，里面大部分的诗都是他在卡尔斯灵感爆发时写在绿皮本子上的。从卡尔斯回来后，他发现这些诗中间竟然存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深层次”的联系。在法兰克福的四年他都用来修改这些诗了，这是个非常艰辛、折磨人的工作。因为在卡尔斯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会想到一些诗句，仿佛是有人伏在他的耳边轻声告诉他的一样，而在法兰克福时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因此，卡试图找出诗集中的逻辑，并且按照这种逻辑来进行修改。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他告诉我，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他要到德国的一些城市通过朗诵来检验他的诗，等一切妥当之后他会把诗集打印出来，给我寄一本，给伊斯坦布尔的出版商寄一本。在信中他还问我，我能不能在书的封底上写上一两句话，给出版商、我们共同的好友法希尔寄去？

        卡的书桌正对着窗外那些被茫茫白雪和夜色吞噬的房顶。作为诗人，卡的书桌整齐得出人意料。桌上铺着一层绿色的呢子布，右边摆着笔记本，里面记录着卡对自己在卡尔斯的生活和在卡尔斯写的诗的评论，左边放着他正在读的书和杂志，两边还对称地放着一部电话和一盏铜制的台灯。我紧张地朝抽屉里看去，朝着书和杂志堆里看去，朝着卡收集的剪报（和很多土耳其人一样，卡也喜欢收集剪报）里看去，朝着衣柜里、床上、浴室和厨房的小柜里，甚至是冰箱和小衣袋里看去，总之屋里头所有能放下一本书的角落我都看了。我不相信这本诗集就会这么不见了。塔尔库特·厄尔钦一边抽着烟一边欣赏着法兰克福的雪景，而我则把刚才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如果不在汉堡之行他带在身边的手提包里，那他肯定把它放在了家里。如果诗集没有全部完成的话，卡是不会把其中任何一首诗打印出来的，他认为这是不吉利的，可他在信中说诗集已经完成了呀。

        两个小时后，我还没找到卡的绿皮诗本，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告诉自己这个诗本，至少他的诗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只不过因为着急我没有发现罢了。房东敲门时，我把桌子上、抽屉里能找到的所有本子，上面有卡的笔迹的纸张统统装进了手里的塑料袋里，此外，我把随意摆在录像机旁边的色情带子（这证明卡的家里从来就没有客人来过）也装进了上面印有“卡夫霍夫”字样的购物袋里。我想找件卡的东西留作纪念，就像游人在出远门之前要把生活中某件普普通通的东西带在身边一样。可我又和过去一样不知道选什么好了。最后桌子上的烟灰缸、烟盒、用来拆信封的小刀、床头的钟、已经烂成一条一条的破坎肩（在冬夜他总是把这件坎肩穿在睡衣外边，所以上面至今还残留着他身上的味道）、卡和他妹妹在多尔玛巴赫切的码头上拍的照片，就连他的脏袜子、从未用过的手帕、厨房里的叉子甚至于我从垃圾筐里拣出的烟盒，我统统把它们都塞到了袋子里。上一次，我们在伊斯坦布尔见面时，卡曾问过我要写什么样的小说，我就把《无辜者博物馆》中的故事情节讲给了他听，这些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其他人。

        离开向导回到房间后，我马上翻起卡的东西来。可是为了摆脱卡给我带来的巨大悲痛，我刚刚还暗下决心今晚要忘掉他呢！我先看了看那些色情录像带，旅馆的房间里没有录像机，可从带子上面卡亲手写的批注可以看出，他特别喜欢一个名叫“美琳达”的美国艳星。

        我开始看卡的笔记本了，这里面记载了他对自己在卡尔斯写的诗的评论。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在卡尔斯的爱情和可怕的经历呢？我从卡的抽屉里找到一个档案袋，里面有将近四十封情书，从这些情书里我找到了答案。这些信都是写给伊珂的，可一封也没有寄出去，所有信的开头都是“亲爱的，我考虑了很久要不要把这些写下来告诉你”。在这些信中，卡都提到了自己记忆中的卡尔斯，提到了和伊珂做爱时的另外一些让人痛心、催人泪下的细节，提到了他在法兰克福平凡、普通的生活（在给我的信里，他也曾提到过在范·贝特曼公园看到的一条瘸腿的狗，以及犹太人博物馆里让人难过的锌制桌子）。这些信没有一封有折痕，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卡连把它们塞进信封的决心都没有。

        在其中的一封信里，卡写道“只要你一句话，我就会回到你那儿去”，在另一封信里，他说他再也不回卡尔斯了，因为他不希望伊珂对他的误会更深；他在一封信里提到他忘了一首诗，而另一封信在读者看来就像是给伊珂的一封回信。在信里，卡写道“太遗憾了，你连我的信也误解了”。我确信这当中没有伊珂写给卡的信，因为我把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倒出来，摊在旅馆房间的地上和床上仔细地找过。几周后当我在卡尔斯碰到伊珂的时候我问过她，她也说她没给卡写过信。写这些信的时候，卡就已经知道自己不会把这些信给寄出去的，可他为什么做得像是在给伊珂写回信呢？

        也许，我们已经触及到小说的关键了。我们能否理解别人的爱和痛？对于比我们生活得更痛苦、贫穷和忧伤的人，我们能理解多少？如果理解只是把自己摆在他人的位置上的话，那么世界上的有钱人和当权者能不能理解数以万计在生活边缘挣扎的可怜人呢？对于诗人朋友所忍受的煎熬，小说家奥尔罕又能看到多少呢？

        带着迷失和遗憾，我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在痛苦中度过了一生。如果我不是如此爱你的话，我也不会让你如此生气，也就不会失去平衡（我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找到这种平衡）而回到了我最开始的地方，我感觉自己遍体鳞伤，我的心里现在仍有那种迷失和被人遗弃的感觉。有时，我觉得自己的遗憾不仅仅是你，而是整个世界。

        我看着这些，可我看懂了吗？

        我从房间的迷你吧里拿出威士忌喝了起来。喝尽兴了之后，我在深夜出了旅馆，朝凯瑟斯特拉斯大街走去。我要调查一下“美琳达”是何许人。

        她的眼睛很大，带点橄榄绿，眼神很忧郁，略微有点斜视。她的皮肤很白，腿很修长，嘴唇就像宫廷诗人们比喻的那样，像樱桃一样小巧但很有肉感。她很有名，在“世界性中心”通宵营业的录像带租售处，二十分钟里我就找到了六盘她的带子。后来，我把这些带子带回伊斯坦布尔了。看了这些电影，我觉得美琳达有些地方已经沁入了卡的心里。拜倒在裙下的男人不管多丑，多粗鲁，当他们兴奋地呻吟时，她那苍白的脸上就会流露出只有母亲才会有的那种真正的怜悯。她穿着衣服的时候（一个事业心很强的职业女性，一个抱怨丈夫阳痿的主妇，一个放荡的女招待）和她赤身裸体的时候一样让人着迷。后来当我去卡尔斯的时候，我才明白，她的大眼睛、结实的身体和举止都很像伊珂。

        卡把他生命的最后四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这种带子上。我知道这样说会激怒一些人，他们幻想着能在卡的身上看到一个完美、伟大的诗人的影子。为了找到美琳达其他的录像带，我在那些孤独的男人中走来走去。突然间我有个想法：孤苦男人们惟一的共同点就是躲在角落里带着负罪感看色情电影。我在纽约四十二号大街的电影院里，在法兰克福的凯瑟斯特拉斯大街上或是贝伊奥卢后面巷子里的电影院里看到的，都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孤苦的男人在带着羞愧、贫苦和迷失感欣赏电影时，电影间隙在电影院破旧的大厅里躲避别人的目光时，他们是如此地相似，这足以推翻那些民族论和人类学的理论。我手里提着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着美琳达主演的录像带），走出了“世界性中心”，冒着鹅毛大雪回到了旅馆。

        我在大厅的吧台又喝了两杯威士忌，为了让酒劲上来，我走到窗边欣赏着窗外的雪。我想，要是回房间之前就能醉倒的话，今晚就不会再想美琳达或是卡的笔记本了。可一进房间，我不由自主地又随手抓起了一本笔记本，连衣服都没脱就倒在床上看了起来。翻了三四页以后，我看到了这样的一片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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