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晓风与李宪平早就商定下的一个会，即召集先后两批右派分子集中训话的会，拖了一个多月才定下来。其实会的内容简单得很，无非是严明厂规厂纪，向这些人重申要虚心接受监督，老老实实改造思想，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重新做人。另一个内容是规定学习制度，每月搞一次思想总结，明确石国栋为召集学习的负责人。依李宪平的意思，有他和邹晓风参加就足可以了，现成的话都在嘴边堆着，用不着准备什么，随便抓个时间就行了。但邹晓风坚持要让谷玉森参加，又偏偏赶上前一阵上边的会多，等三个人都能凑一起了，时间也过去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三位领导分别找这些人谈过话，利用重新分配工作的机会也开过几次小会。现仍留在材料场等待重新分配已不到一半人。

        李宪平起初并不同意让谷玉森参加这个会。他对邹晓风说，让老谷去准把水趟混了，我找这帮人可不是当壮工使的，是指着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改变咱厂技术落后面貌的。回头这位大爷去了，拍桌子吓唬猫的一通重锤，把气都给我泄了，我指望谁？所以他一开始就极力反对让老谷参加。

        邹晓风却不这么看，他说有个唱红脸的没什么不好，说对付这些知识分子不能全唱白脸也不能全是红脸。最后他见说不服李宪平才道出了心里话，说正因为谷玉森总好趟混水才拉他进来，不但要让他参加这个会，今后还要让他牵头把这些人学习管起来。说他是管人事的副书记，不让他管让谁管。

        李宪平总算明白了邹晓风的用意，笑着骂了他一声“滑头”，同意了。他知道，邹晓风对付谷玉森这号人比他强得多。

        开会的时间定在了周未的下午，参加会的人提前一个小时下班到材料场办公室集合。之所以选在这里开会，是因参加会的还有将近一半的人在这劳动，二是地点安静，五十来号人挤在这里又紧凑。参加会的除了厂里的三位领导，还有材料场的主任郭子儒，自然就把布置会场的事交给了郭胖子。

        郭胖子对这个会很重视，早早就安排人布置会场，将外间的东西全部滕净，又从食堂搬来的长橙一排排摆好；并用自己的办公桌和一张三屉桌接成了一个主席台，上面还铺了一块台布，洗净了三个杯子放好了茶叶，放在了主席台上；他另准备了一些杯子则放在两边的窗台上，是给来开会的学生们用的。一切他都想得非常周到，本来他还想挂个会标的，只是因为厂领导都说不好这是个什么会，会标才没有挂。

        参加会的人陆续到齐了，来开会的人虽还有相当一部份彼此不太熟悉，但都认识郭子儒，材料场几乎是所有人到厂后的第一站。来的人都主动与这位胖主任点头打招呼，郭子儒也热情地招呼大家，他指着屋里两边窗台上的杯子说，喝水自己到，杯子全是干净的，到了这儿就是回了娘家一样，别客气。他是这些人的第一位领导，几乎能叫上所有人的名字。比较陌生的是石国栋与何小波，这两位只在材料场干了半天就去了制材车间。

        石国栋一来就扎在里边的角落里，掏出一张过期的报纸埋下了头。这里他的熟人不多，况且年龄也比别人大，过去的身份又与人不同，这使他总有些不自在的感觉。何小波来了一声不吭坐在了他的身边，他的头上还挂着不少锯沫。坐在他身后面的霍希古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表示友好地小声告诉他：“掸掸你头上的锯沫，快成白毛女了。”何小波只是回身点了一下头，转过身晃动了一下脑袋便一动不动了，不少锯沫仍挂在上面。

        来开会的人员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达进士。首先是他的岁数与众人不同，属他年岁最大，一脸的苍桑，其次是他那副老学究的打扮，地道的中式衣裤，千层底的布鞋，老式的眼镜。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谁照他一眼他都会冲谁点头一笑，笑得那么真诚，与皮笑肉不笑的干笑绝对的不同。来开会的有人知道他是厂里土生土长的右派分子，是全曙光厂唯一的一个被戴上帽子的人。但大多数的人不知道他是谁，只能猜，而且一猜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谁会对右派分子如此谦恭呢？不是右派分子也比右派分子强不了多少。

        达进士来的较早，来了就找了一个靠墙根的地方坐了。本来，让不让他与这些人一起参加学习，厂领导的意见并不统一，后来是谷玉森一锤定音，说右派分子没有什么区别嘛，说让他与这些外面来的右派一起学习，还可以起一个相互监督的作用嘛！又是两个嘛，决定了要达进士“插班学习”。

        来之前，谷玉森还与他谈了一次话，说老达你与他们不同啊，你毕竟是厂里的老人嘛，领导还是对你比较了解的，和他们一起学习，一是要通过学习加强自己的思想认识，二是希望通过你，让领导更便于掌握这些人的思想动态。这也是领导给你一个向组织靠拢的机会，希望你不要辜负了组织上对你的信任。达进士虽知自己不是干这种事的料，但领导的信任还是令他深受感动。

        范建国因到锉锯房送了一趟锯条来晚了，他来时后边的条橙上早坐满了人，他正在迟疑，就听郭子儒一声，“大个儿”被招手让到了头一排。他刚坐下，就听后面有个细声细气地人嘟嚷了一句，“哟！咱们这里边怎么还有篮球运动员呀？”范建国猛地一回头，发现坐在身后竟是早有耳闻的那两位姑娘，俏皮地一笑小声说道：“让你们说对了一半，本人在校队里是绝对的主力。早就听说来了两位多才多艺的女生，今日才得幸会。哪个学院的？”史丽云作了自我介绍，又问过范建国的情况，两人竟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小声交谈起来，直到坐在一旁始终没有吱声的王玉蓉捅了捅她的腰，她才抬起了头。

        厂长李宪平进了屋，被郭子儒让到了前面，屋里立即静了下来，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似的。李宪平依然是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许是屋里人多有些闷热，他进屋就解开了风纪扣。他坐在那里以审视的目光向面对他的那几十张年轻人的脸飞快地扫了一遍，以清脆的声调说道：“大家不要这样拘谨，没开会前可以放松一下，照开你们的小会。待会儿开会了，再注意听会不迟。”此言一出，屋内的紧张气氛也随之一扫而光。

        郭子儒清了清嗓子，拍了两下巴掌说道：“大家静一下。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李厂长，可能有的人已了解了一些情况。咱们的李厂长虽然年岁不大，但却是位老革命，不仅打过日本鬼子，参加过解放战争，立过战功，而且还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争英雄，为革命流过血，负过伤！”他刚介绍到这，下面就有人带头鼓起了掌，开始只是少数人在鼓，但很快就变成了热烈的掌声，五十来个人弄出了上百人的响动，弄得李宪平竟有些不自在了。

        邹晓风与谷玉森晚到了五分钟，本来三个人是一齐出的办公室，走到半路，邹晓风想起忘带了一份学习材料又回去取，谷玉森也跟着拍脑门，说忘了带个本子也调了头。搞不清他是真忘了本子，还是想和邹晓风保持一致，反正有一点是清楚的，他和李宪平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彼此都没什么话。

        邹晓风发现郭子儒在下面挤了个位子坐下了，连连招手把他让在了前边，说咱们不能三缺一呀，没你老郭这台戏就没法唱了。郭子儒谦恭地点着头笑着，只好挨着李宪平坐下了。他小声告诉李宪平，他已清点过人数，到会的算上达进士正好是五十人，一个不少。李宪平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

        主持会的是谷玉森，他操着一口略带河北乡音的普通话来了一段开场白，无非是强调这个会的重要性，而后郑重地宣布，“下面就请厂党支部邹晓风书记讲话，希望大家注意听，细心领会其精神，会后要学习讨论。”能听得出来，为避免“同志”一词的出现，他还是动了心思的。

        邹晓风为了开好这个会是精心作了准备的，他不仅搜集了一些有关处理、改造右派分子的文件，还搜集到几篇有关这方面的报导文章，其中有篇陶铸同志对右派分子进行前途教育的讲话是人民日报新近发表的，这篇报道他一气看了几遍，读后很受启发，他自己准备的讲话稿就以这篇文章为基调。他在讲话中引用到篇文章时讲道：

        “几天前，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有关陶铸同志对右派分子进行前途教育的讲话，在座的有些人大该已看到了。我想大家应该都读过陶铸同志的松树的风格这篇文章，他是我党威望很高的一位领导同志，现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他的这个讲话，就是在广东省政协举办的有民主党派负责人、政协委员、知识界人士共一千八百多人参加的传达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的报告会上讲的。这其中就有五百多右派分子参加了这个会议。”

        讲到这时，他注意到下面引发了一阵窃窃私语之声，他有意停顿了一下，会场立即又静了下来，几十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向了前方，那是一张张专注的神情，饱含渴望的目光，仿佛坐在前面的人手里握着能改变他们命运的神器。邹晓风想到他们当中可能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到这篇报道，也许看到了，仍希望从他的嘴里听到一些新的东西。他有意使自己的语速慢下来，继续讲到：

        “在这个会上，陶铸同志在分析了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形势后指出，尽管我们必须把主要精力转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来，以便在我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放松对国内外阶级斗争的警惕性。谈到右派分子目前的表现，陶铸国志认为可以分为三类情况，一种是口服心服的，一种是口服心还不大服的，一种是口也不服的。他说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是少数，第二种是多数。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对右派分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改造，以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他们能彻底认识错误，重新做人，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说到这，邹晓风转过身看了看李宪平，谷玉森，以商讨的口吻说，“我看陶铸同志这个估计也适合我们厂的具体情况，你们看是不是这个情况？”坐在他两边的二人都咐合地点了点头，谷玉森还对他小声耳语了几句。

        邹晓风继续讲道：“陶铸同志在会上指出，右派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当然，这最主要的还是决定于右派分子本人的努力。他说，这种改造应从两个方面去进行，一方面是用事实去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到工厂，农村去参观，使他们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看到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干劲，看到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重大成就。事实胜于雄辩，只要他们真正相信事实，尊重事实，思想就会有所改变。”

        说到这，他的目光离开了讲话稿，语气也变得生动起来说，“我看在坐的各位应该是幸运的，你们现在就处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劳动，生活在工厂，能亲身体验到工人阶级在大跃进中冲天的干劲。将来有机会，农村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农民兄弟在放卫星呀！一颗颗高产卫星上了天，我们广大的农村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时，表情变得有些激动的李宪平插话说，“邹书记说你们是幸运的，我完全赞同他这个观点。在农业大跃进的推动下，工业战线势必也要有一个更大的跃进，在曙光木材厂你们只要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会重新找到你们自己的位置，找到自身的价值！在这里你们能找到用武之地，成为我们这个小厂技术革新的生力军！当然，这里有个前题，那就是要彻底与自己的过去绝裂，改造思想，重新做人。”说完，他向邹晓风歉意地点了一下头。

        邹晓风继续讲道：“陶铸同志还讲到了另一面，那就是我们除了继续要严格划清和右派分子的思想界线外，还要注意主动和右派分子接触，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启发他们，开导他们。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生活上确实有困难的，也应给予必要的帮助。对于那些真正认识了错误，并且在实际行动中表现进步的右派分子，也要根据分别对待的精神，给予鼓励，争取把他们彻底改造过来。”

        讲到这，李宪平插话说：“我讲一下，目前工作岗位仍在材料场的，还是过渡性的，很快我们就会根据大家的表现和专长，重新分配到比较适合你们特点的地方。如果现在确有人体力不适合目前的工作，可以提出来，生活上确有困难的，也可以提，找我，找邹书记，谷书记都可以。”

        李宪平之所以频频插话，也是因为心里满意。邹晓风定的调子正合他的心意。今天他听了这个讲话为之一震，心里更有了底。不管怎么说，陶铸的这个讲话应是自“反右”以来，对右派分子最为温和的一个讲话。尤其是这个精神来自于党内高层领导，更使他增添了自信。他事先并没看到这份报纸，厂里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分到支部，看到有用的，邹晓风不是自己收起来，就是推荐给广播员陈爱兰，结果不少报纸被开了“天窗”。他估计是邹晓风有意将份报纸保存了起来，想给他一个意外。

        邹晓风的讲话一完，李宪平带头鼓起了掌，引发了一阵较为暴裂的掌声。从到会的大多数人脸上的表情看，显然是受到了鼓舞，对自己的前途又看到了一丝曙光。那心情尤如刚刚莫名其妙挨了顿暴打，被搞得不知所措的孩子终于从大人的脸上看到了微笑一样。

        范建国鼓掌时十分用力，但动作不大，他坐在头排，块头又大，就坐在领导的眼皮子底下。坐在那里，他自知不能挺胸抬头，于是缩头抱肩，作出一副夹紧尾巴的样来。夹起尾巴做人是要学的，过去他不耻于学习这种雕虫小技，最早在他的脑海中深深扎根的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名言。他为这句话激动过，是发自内心的激动。于是他挺胸抬头的走路，坦坦荡荡地做事。解放后，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他就从没想到过要学会保护自己，或者说他已完全淡忘了他自幼就具有的这一本能。他就是解放前受苦大众的一员啊，共产党解放的正是他这号的受苦人，如今解放了，当家做主人了，他就挺起胸抬起了头，不想却跌了大跟头。前不久，他从报上看到一位大诗人写的“知识分子四字经”的真言，里边就有“立场站稳，尾巴夹紧”的字样。他觉得这很可能是大诗人发自内心的感悟，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真经。于是，他开始试着学习夹紧尾巴的本领。邹书记的讲话没点他的名，连不点名的敲打也没有，这大出他的意料之外，本来他已作好了挨批的心理准备。

        范建国虽然并没有从这个讲话中听到他所希望的东西，但还是从中受到了鼓舞，自他被打入另类之后，如此和风细雨的讲话第一次与他这类人相关；更何况这声音发自身居高位的领导之口，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他和大多数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一样，天天盼望上面有新精神，能一下子改变自己的命运，比如检讨深刻的是不是可以不再戴帽子，或已划为右派的再来一次重新审定，并且是由上级机关审定。他觉得自己的问题如不是本单位领导说了算，他至少可以保住党籍，那是他的政治生命！

        接下来李宪平也讲了话，但他不想喧宾夺主，他觉得邹晓风的讲话已经道出了他想说的话，效果也超出了他的预期。所以他的讲话除了重复邹晓风刚才的讲话精神，便是谈全国大跃进的形势，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谈向技术革命进军。说到最后时，他讲话的语气已近乎谈心，说人怎么能不犯错误呢？用列宁的话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一种是死人，另一种是刚出生的小孩。说我像你们这么大年龄的时候，就常常自以为是，与班长呕气，和排长顶嘴，总觉得真理在自己一边。

        不知为什么，面对这帮二十郎当岁的大学生，受到处罚的右派分子，他总会想到解放战争中被缴了械的俘虏兵，想到死在朝鲜战场上的“大鼻涕”，觉得只要你能跟他们讲清道理，施行宽大政策，这些人就会掉转枪口，成为自己队伍中的一员。更何况这些人当中很多还是个孩子，不过是说错了话而已。如今又受到邹晓风讲话的鼓舞，他心情一激动，将原本绷住的弦早就松了劲，他的话越说越亲切，已有些兄长与小弟弟谈心的味道。直到邹晓风在下面碰了碰他的腿，他才绷起脸又将话头拉了回来，说了几句官话。

        谷玉森对李宪平的讲话很不满意，所以鼓掌时，他只是轻轻比划了两下就放下了手。在他看来，李宪平对待右派分子的亲热劲远比对他亲切十倍，照此下去，这样的会不如不开。他始终认为，知识分子全是蹬上鼻子就上脸的人，不能施以好脸色，更何况是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本来，他是准备有感而发的，会上他是要点一两人的名借以敲山震虎的。是邹晓风的讲话内容打乱了他的计划，已准备好的发言稿是不能用了。陶铸的这个讲话他事先也不知道，上边的风向是否会发生变化，他一时难以把握。他是善于把握风向的，他觉得搞政治工作的人就应时时刻刻把握好风向，否则是相当危险的。

        他觉得自己既不能与邹晓风他们唱反调，又不能完全与他们唱一个调子。此时唱反调不仅会为自己树敌，而且不合时宜。万一将来风向发生逆转，他还要落下笑柄，显得他政策水平太低。但与他们唱一个调子他又于心不甘，尤其是李宪平的表现更使他反感，他决心要反击一下，有些话已令他如埂在喉，不吐不快。他很快就定准了自己的调子，并且是巧妙地借别人的词唱自己的调，他有这方面的特长。

        谷玉森说，“陶铸同志对当前右派分子表现的分析是客观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辩证法的。当前的右派分子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口服心服的，二是口服，心还不太服的，三是口不服，心更不服的。第一种和第三种是少数，第二种是大多数。为什么说这个分析客观，是符合马列主义辩证法呢？道理很简单，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大多数立场尚未转变的右派分子只能采取口是心非的立场，这就是口服心不服。真正能转变反动立场，向真理投降，口服心也服的，和那些公然表示不服，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叫板的自然也是少数。我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讲到这，他停顿了一下，含笑环顾左右像是在寻找答案，又像是寻找支持。令他失望的是邹晓风低头看着刚才的讲话稿，并没有抬头，李宪平则仰头望着屋顶，只有郭子儒冲着他的目光微微点了点头。

        接着，他又自问自答地说道：“我们厂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我看也不外乎要分成三种类型，口服心也服的是一种，口服心不大服的是第二种，另一种就是死硬的顽固分子，口不服心更不服的。我厂这三种类型哪一类人多呢？我看也不外乎是两头尖，中间大的一个枣核形。”说到这，他用双手比划成一个枣核的形状，脸上挂着几分冷意的微笑说道：“是不是这种状况呢？答案我们各自心都清楚。”

        会场突然变得死静死静的，连喘气声几乎都听不到了，台下那一张张脸也都失去了刚才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含有张惶的凝重。谷玉森自然查觉到会场气氛的变化，这正是他所希望的效果。怎么能够对右派分子满脸堆笑，嘻嘻哈哈呢？他搞不清李宪平是怎么想的，政治水平为什么如此低下！会场气氛的变化使他深受鼓舞，谷玉森突然提高了声调，拉着长音说道：

        “对待第一种类型的人呢？我们当然是欢迎的！这毫无疑问。对第二种类型的，就是那些口服心还不大服的右派分子，我们可以耐心等待，并促其转化，我们的党有这种自信力，相信最终能够促其转变，会让他们交械投降！至于对待第三种类型的右派分子，那些口不服，心更不服的，我们的对策是毫不含乎的，坚决迎接挑战！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这些人只能自取其果，落一个遗臭万年的下场！去年反右斗争时的情景我们总不会忘吧？……”

        李宪平终于将目光移开了屋顶，扭过头向谷玉森瞥了一眼，但谷玉森的讲话正处于十分投入的阶段，不断地作着各种手势以增强讲话效果，根本无暇顾及别人的神情。邹晓风依然是垂着头看着他那早已用过的讲稿，脸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他碰了一下邹晓风，那怕是与他交换一下眼神也好，但对方竟没有任何反应。李宪平知道，他有这种雷打不动的本事。

        “也可能有人并不同意我这个分析，有人会说，没见厂里的这些右派分子表示不服的呀？”谷玉森说到这里又有意停顿了一下，接着便是一个语气的转换，提高了嗓门说道：“但是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次在除四害，剿灭麻雀的这一重大问题上，就有人说怪话嘛！发表奇谈怪论，说什么麻雀也吃害虫，灭掉了麻雀就是什么破坏了生态平衡。好大的帽子哟！我说你就这么高明啊？是不是要借此为自己喊冤呀？同是一个人，啊，竟然在除四害中与人大打出手！我要说你很嚣张啊！据说他已经对自己的错误有了一此认识，我今天就不点你的名啦，再给你一次机会。”

        谷玉森说到这时，扭过身冲李宪平这边看了一眼，他神情似乎是说，没点范建国的名就是给你李宪平很大面子了，因为这是李宪平一手处理过的事。

        “你们这些人当中有没有表现好的呢？当然有。表现恶劣的要说，表现好也要表扬，否则就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辨证法。如现在已分配到装配车间的史丽云同学就应该表扬，她不仅工作时间积极劳动，下班后仍留下来帮助搞板报，经常搞到很晚才能回家。我想这个情况大家都能看到嘛。据了解，她在材料场时就是这样的，表现可以说是一贯的。”谷玉森说到这，转身向郭子儒含笑问道，“是不是这个情况呀？啊，郭主任！”

        郭子儒不知是刚才走了神，还是一时没反映过来，直到谷玉森又重复了一遍，他才满脸堆笑地连连点头说，“谷书记说的对，是这样的。”他本想说大多数人也表现不错的，但这念头一冒头就被他压了下去。这种场合哪有他多嘴的资格！

        尽管谷玉森讲话的末尾露出了笑脸，语气也缓和了许多，但掌声还是稀稀拉拉的，与前两位领导讲话结束后的掌声形成明显的对比。石国栋注意到，坐在他身边的何小波根本没有鼓掌，连用手比划一下都没有。

        石国栋知道，快轮到自己亮相了。会前，邹晓风找他谈过一次话，让他把厂里四十几号右派分子的日常学习统一管起来，学习情况和个别人的表现要及时向领导汇报。石国栋想推辞的，因为这一“任命”令他尴尬，在这帮学生右派中，他的身份已经使他很不自在了，再当上个“右派头儿”更令他难受。但邹晓风的态度又使他不好推辞，这位开始并没被他看进眼里的基层支部书记说，“我们信任你。你过去也是为革命做出过一些贡献的人，解放后又担任了多年的领导工作，这点担子对你算不了什么。犯了错误不要紧，认识了，改了就好嘛！”这近乎同志之间的谈话，毫不掩饰的信任，还能让他说什么呢！再说他也不想给现在的领导留下一个不识抬举的印象。

        会上，邹晓风宣布了两条决定：全厂的右派分子每周集中学习两次，时间是周三与周六的晚上，学习的时间暂定一个小时，地点安排在食堂的大厅内；如与全厂的会议发生冲突，学习日期顺延。另一个决定就是宣布石国栋为学习的召集人，负责按时召集学习，向上汇报学习情况，学习内容主要以报纸为主。最后他还请石国栋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了一下。

        当邹晓风刚说完，“请老石站起来，和大家认识一下。”范建国就带头鼓起了掌。只是响应的人不多，掌声“噼噼叭叭”的，搞不清是人们不欢迎，觉得这种事不适宜鼓掌，还是看到台上的领导们没什么表示才没响应。范建国之所以带头鼓掌，是憋了一肚子的气，想借机发泄一番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做给谷玉森看的，让对方瞧瞧，他对予这种点名不点名的警告是如此的漫不经心。他觉得，他面前的这位副书记针对他的讲话内容缺乏丝毫的客观性，更谈不上公平。为什么对他的技改成果只字不谈呢？难道那也是他对抗思想改造的表现？再者，让他口服心服什么？他是被高太尉之流的所长诱入“白虎节堂”的林冲！凭什么让他服呀？为图一时的痛快，他将刚刚学会的那点夹紧尾巴的功能又忘了一个干干净净。

        厂领导分别讲过话后并没宣布散会，邹晓风冲石国栋说，今天还有时间，每周两次的学习就从今天开始吧，回头老石掌握一下时间，说完招手将石国栋叫到面前又叮嘱了几句，留下了几张报纸当学习材料。

        送走了厂领导，郭子儒叮嘱过石国栋，学习完帮他锁好门也走了。

        领导们一走，屋里便如同开了锅，三五成群，七嘴八舌议论开了。中心议题自然离不开邹晓风谈到的陶铸的有关讲话精神，人们的心里像猜迷一样作着各种判断，但还是心里想的人多，口上说出来的人少。

        面部表情总透着那么生动的霍希古一字一板地说：“依我看，五百多号右派分子能和省政协委员，民主党派的头头脑脑坐在一起开会的本身就非同寻常，好事，肯定是好事！至少说明右派跟地、富、反、坏还不一样。”他的话一出口，跟着附和的人不少。霍希古是个思想活跃，好说好动的人，就是现在定成了右派，他的毛病也没改多少。来的这批学生中与他同一学校的不少。

        范建国没跟着发表议论，他的情绪还在受着谷玉森讲话的影响，坐在那里发呆，想着心事。直到史丽云捅了捅他的后背，他才转过身，露出几许微笑对她揶揄道：“恭喜你啦，受到了领导的表扬。今后你就是我的学习榜样。”

        “讽刺谁呢？”史丽云脸色一变大眼一瞪，用极小的声量说，“我要不是总好写好画的，还到不了这儿呢！”刹那间，说不尽的懊悔全密布在了脸上。

        范建国飞快地双手一揖，小声说道：“啊，对不起，得罪，得罪！”

        史丽云被哄得抿嘴一笑，满脸的懊悔瞬间又被童贞一般的笑颜所取代，她充满好奇地向前探了探身子，小声问道：“你来的早一定知道，刚才谷书记说的那个跟人动手打架的人是谁呀？胆儿够大的！还敢打人？”

        范建国绷起脸，故意瞪大了眼睛，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尖。

        “真的？”史丽云小声惊叹了一声。

        范建国又深深地点了点头。

        史丽云掩起嘴“哧哧”笑了起来。坐在她身边一直没有吱声的王玉蓉也忍不住扭过身低下头笑了。刚才他们之间的对话她听得清清楚楚。

        范建国的情绪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是史丽云优雅的一举一动以及她那水波盈盈的笑容感染了他。宽大不合身的工作服穿在她身上，仿佛丝毫也掩饰不住她那娇小柔美的身段。坐在她身旁的王玉容则显得文质彬彬，坐在那里很少说话，笑也是偷着笑。她身上的工作服非常合体，显然是已被她重新改造过。范建国看得出来，这是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姑娘。他突然注意到史丽云正在打量着他，眼神里含着微笑，他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

        石国栋似乎还没进入自己的角度，在领导走后的几分钟的时间里还没说过一句话，埋头坐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翻看着手里的报纸，引得他的四周围上了一圈的人，都伸着脖子，探着头地想从他手上的报纸中看到什么，霍希古硬是从他手里撤下一张人民日报看了起来。直到后面有人叫：“石组长，是不是给大家念念！”石国栋这才直起了身子。

        “往后大家就叫我老石，千万别叫什么组长，我跟大家也是一样的。”石国栋说这番话时，脸上挂着一丝苦笑。也许正是他那副无奈的表情，使屋里的人全静了下来。石国栋接着说：“今天咱们学习到六点，还有不到四十分钟的样子，我就把有关陶铸同志讲话的这篇报道从头到尾读一下，人民日报六月十二日的文章。”石国栋就坐在原来的位子上，清了清嗓子读了起来。屋里所有的人都静下来听，生怕漏掉了一句话。只有霍希古一人被自己手中的报纸吸引住了，始终没有抬头。坐在他身旁的何小波瞥了一眼，方知他是被一篇“对电影‘董存瑞’的扮演者的错误言行的批判”文章吸引住了，他伸着脖子看了几行也不由的分了神。

        已经变得寡言少语，对任何事物都失去兴趣的何小波之所以为这篇文章分了神，实是因为他的命运发生变化也是与电影相关，而且正是这部“董存瑞”。无论是五七年初的“百花齐放”还是后来的帮党整风，以至再后来的反右，何小波都应算个“观潮派”，找不到他的什么言论，更没有什么过激的倾向性言论。一个年轻人，之所以能在如此火热的环境里始终保持着难得的冷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受了家庭的影响。他们的父母全是非常本份的人，为人谨小慎微，与世无争。他与自己的长辈一样，对政治一点兴趣没有，只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令他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反右斗争将要胜利收网时，他也被网了进去。他的罪名是“污蔑革命影片董存瑞没有意思。”

        实际情况是整风运动的初期，学院里与他一个系的一位团委书记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批评有些同学不参加团委组织的活动，并举例说有的人把发给的电影票都做废了，还说国产片没意思。这位团委书记举例时点到他的名字，并善意地告诉他，那次组织观看的“董存瑞”是一部很感人的影片，建议他抽时间补上这一课。凭心而论，这张大字报的措辞相当温和，丝毫看不出敌意。何小波看到这张大字报后也没太在意，但他真的接受了对方的建议，自己在一个星期天买票看了董存瑞这部电影，并真的深受感动。尘埃落定之后，他才知晓，自己之所以在劫难逃，是因上面下达的右派指标过多所至。

        如今何小波突然发现，导致自己的命运发生巨变的董存瑞扮演者也出了问题，一下子将他弄蒙了。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看着看着，他似乎又明白了，自被打成右派后他还从没这么明白过，他断定，董存瑞的扮演者和他一样是被冤枉了。令他惊奇的是怎么净是这般的巧事！

        也就一刻钟，石国栋读完了有关陶铸讲话的报道。他喘了口气说：“还有些时间，我再找一篇适合咱们的学习的读一下。”石国栋不想组织大家讨论刚才读的那篇报道，上面也没这么具体安排。他知道自己面对的大都是嘴上无毛的孩子，他不想给大家一个乱放炮的机会，要是真跳出一个心不服，嘴也不服的放一通炮，上面回头问起他如何作答？他是怕了，真的有些怕了。落井下石的事他是办不出的，但保不齐这里边有个急于立功的，到时候他是既保不住别人，也保不住自己。所以他想随便再找一篇文章读一下，挨到钟点为止。

        “老石，这里有篇文章不错，要不要读一下？”霍希古举着手里的人民日报叫道。

        “读读吧，是不错！”随声附和的是何小波，他显得很是激动。

        何小波的举动着实令石国栋吃惊不小，这些日子来，他与何小波的接触最多，他很少能听他说什么，你跟他说话，他除了哼，哈，就是摆手，点头，用极简单的动作表示。他不明白，是什么文章会如此令何小波感兴趣呢？石国栋不由问道：“是什么文章啊？你先读一下题目。”

        霍希古双手捧过报纸，朗朗读道：“文章的题目是《一个青年演员的歧路》，副题是‘对电影董存瑞’的扮演者的错误言行的批判。”

        他的话音刚落，下面便是一片附和声，这个说，“不错，读读这篇，咱们也受受教育。”那个说，“全是针对青年人的，我看适合咱们学习。”……

        石国栋知道，大家的热情，十之八九是青年人的好奇心起了作用。老实说，他也感到奇怪，董存瑞这部电影刚一上映就引起了轰动，为什么刚上映了一年多就无有声息了？原来是扮演者出了问题。但这种场合是否适宜学习这样的文章，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他的迟疑，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这时有人大声说道：“石组长，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能有什么问题？给大家读读吧！”听得出来，那口气里含有轻蔑他的意思。说这话的是宋辉，和范建国一批来的大学生。

        石国栋无奈地笑了笑说：“那就请拿报纸的那位同学念一下吧。”

        屋里又重新静了下来。霍希古似乎受到了气氛的鼓舞，他读报时的语气如同是广播员在读一篇重要的社论。留着小平头的霍希古有一张表情生动的脸，一看他那张脸便知是个性格外向，好说好动的人。在他的那张脸上难以找到忧愁，更看不出倒霉相，他心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没心，没肺”。霍希古在建工学院是数一数二的高材生，他不仅学习好，而且多才多艺，能玩好几种乐器，学院里每次有文艺活动都少不了他的节目。他的外语很好，考大学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外语学院，想当外交家的，但因他出身资本家，成份高，只能进了建工学院。整风时，他没给任何人写过大字报，用他的话说是懒得动这种脑筋。但往往在看大字报时，他一旦觉得上面的观点正确，就会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同意其观点。整风期间，他的名字总共这么在大字报上出现过五六次，最后是大字报的原作者有两位被打成了右派，他也跟着“粘光”成了右派。他自封为“签名右派。”

        阴阳顿挫，霍希古将那篇批判文章朗读得声情并貌，仿佛文章的作者就是他自己。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

        “1956年的春天，电影董存瑞刚放映的时候，张良同志在几篇文章和几次讲话里都说，他的演出还有许多缺点，影片得到观众的喜爱，主要是由于董存瑞同志的高贵品质和英雄行为本身太感人了；如果说他自己还能多少表现了一点优秀的青年共产党员的思想感情，那就是由于自己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不断地向董存瑞学习的结果。应该说，对于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政治上和业务上都还十分幼稚的青年演员来说，这个估价是合乎实际的。但是，可惜得很，他的话并不完全是出自真心，实际上他是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在报刊上陆续刊载许多表扬鼓励的文章，各学校团体争相邀请讲演联欢，许多青年不断地来信赞扬以后，他更冲昏头脑，俨然以名演员自居，甚至把自己和董存瑞相提并论，仿佛自己也就是一个英雄人物了，于是，他开始目空一切起来。但是，骄傲使人落后。一年多来，张良一方面钻进　　　　　　　　　　　了个人名利的小圈子，追求享受；另一方面又以名演员，专家自封，对党的文艺事业和周围事物不满，并且开始不相信党和不听党的话。这样，在去年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他的许多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就暴露出来了。”

        文章读到例举批判对象的一些具体表现时，屋里开始出现窃窃私语的议论声。霍希古也似乎受到了影响，放慢了读报的节奏，但语气依然非常投入，已渐渐流露出故意做作的样来：

        “……在电影董存瑞上演以后，许多青年给张良写信来，其中有鼓励的，也有过份的颂扬。那些日子，张良的头脑完全昏了，整天沉湎在那些大量的‘赞美诗’里，并且每信必回。经常废寝忘食。有时，当个别青年同志对他每天能收到这样多的来信表示羡慕时，张良却总是炫耀地说：‘这还算多，比前两天少多了！’看，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语里，包藏着多少得意和傲慢呀！”

        读到这里，霍希古停顿下来，夸张性地长嘘了一口气说：“做人真难呀！每信必回也不对？”

        这一来，屋里立即乱了营，纷纷附和他的意见，连一直没吱声的王玉蓉也尖着嗓子叫：“人家出了名不摆架子，废寝忘食地给影迷一一写回信有什么不对的？”她旁边的史丽云没说话，却对王玉蓉投过了赞许的目光。

        石国栋一见乱了营，站起身用劲拍了拍巴掌才使大家静了下来，他显得有些激动地说：“我们大家都是在大学里受过多年教育的，怎么能一点纪律也不讲啊？等读完了，有什么不同意见你再说不迟。没读完嘛，我想绝不会就为一点点小事批他，这是人民日报啊！”说到这，他的语气变得相当诚恳了又说，“有句话我本不想说，但为了大家好，我还是要说，咱们可要注意吸取自身的教训啊！自己还没弄明白的事先不要急于发表意见，好不好？”

        他的话音一落，屋里立刻变得死静死静的了，石国栋知道自己的话刺到了屋里所有人的痛处。他为自己的话有些后悔，更后悔不该读这样的文章，他太了解这些看似大人，实则是孩子的学生了，他们的情绪太易引起冲动，一旦冲动起来就不顾后果，忘掉头上还有一顶“帽子”，就如同任起性来不管不顾的孙猴子，只要当时能痛快就行。

        霍希古显得有些歉意地说：“老石说得对，请大家耐心听我读完。”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读道：

        “……正是由于这种严重的骄傲自满，使得张良在思想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甚至在个别问题上和党背道而驰，完全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去了。当人民日报报道了沙蒙、郭维反党集团后，张良颇为不服，说：‘目前报纸上报道右派分子的消息，骂得太多了。如沙蒙、郭维的问题，标题上是牛鬼蛇神，但内容不多，看不明白他们有什么样纲领，计划、言行。’看来张良似乎很讲道理，但是对那些想推翻党、挖掉社会主义、以便让资本主义复辟的右派分子，难道说他个牛鬼蛇神还太重了吗？为什么张良对右派分子如此情重谊深？原来他认为‘官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危害比帝国主义还严重！’

        “他说：‘如果领导上没有官僚主义，就不可能产生右派分子。据我了解，长影领导就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因此，即便没有郭维，沙蒙的煽动，别人也会去请愿的。至于郭维、沙蒙，作为党员，向党请愿，也未尝不可。’由此可以看出，张良的尾巴实在翘得太高了，以至使他失掉了重心，站立不稳，去同情右派的进攻，滚向资产阶级那边去了。

        “虽然，张良同志还没有完全落到像刘绍棠一样成为右派分子，但是已经到危险的边缘了。他的狂妄无知，稍有成绩便居功骄傲，自以为了不起，以至和党逐渐疏远起来等等方面，到是十分和刘绍棠相似的。……”

        霍希古将文章读完，长嘘了一口气说：“老石，读完了。”他站起身，双手恭恭敬敬将报纸递给了石国栋，那样子极像新闻纪录片中外国大使向国家元首递交国书，引得人们一阵发笑。他自己却始终是一本正经的表情。

        石国栋被搞得哭笑不得，同是落难之人，心境却大为不同，他面对的就是这么一帮看似没心没肺的青年人；但争论起什么都能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大道理一套一套的，可往往做起事来又像什么都不懂的孩子，该哭的时候笑，该笑的时候又哭。当这样的孩子王实出于无奈，同时也使他感到责任重大。他知道，不管自己愿不愿意，一个无形的担子已压在了他的肩上。

        又有人开始议论刚读过的文章，管不住自己嘴巴的又在为张良叫屈，但形式已不像刚才那么露骨，这个说，张良的话也听不出什么啊？那个说，官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危害比帝国主义还严重，也没什么错吧？斯大林不是还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吗？也有人为郭维叫屈，说人家导演的董存瑞是部好电影啊！他导的智取华山这部片子也不错呀，在捷克电影节上还得了奖。但更多的人则是为张良鸣不平，他毕竟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

        何小波脸上挂着苦笑嘟嚷了一声：“人家到底是名人，万幸没打上右派。”因为晚看了一场电影，被打成了右派，这是让他怎么也想不通的一个残酷的事实。为这个，他的母亲大病了一场，病好后变得更加寡言少语，如同一根带气的木头。他是这个家的独生子，父母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那打击对他的父母可想而知。他的父亲虽是继父，但对他如同亲生的一样。

        性急的想回家的开始嘟嚷，说到底讨论不讨论啊？要不讨论就散会。

        石国栋抽出一张写着名字的单子说：“还有一点时间，就不讨论了。我看是不是照着领导给我的这张名单点一下名，大家也好认识一下。”他清楚，早散会不行，组织讨论更不行，这样的文章一议论起来准跑题，到时他不说不行，说重了又伤人，他不能再给他们乱放炮的机会了。

        范建国利用点名的时间，写了一张约史丽云星期天上午九点到北海公园后门见面的纸条，上面写着“很想约你随便聊聊”后面就是地点和时间，而后动作极隐蔽地塞到对方手里。他注意观察到，史丽云接纸条的动作非常配合，接过纸条脸就红了。史丽云扭头想观察一下王玉蓉的动静，结果两人正好四目相对，对方抿嘴一笑，她的脸立刻发起烧来。

        不知为什么，在与史丽云初次相识的短短接触中，彼此只是几句窃窃私语，范建国便有一种知心故友重逢的感觉，而且那感觉是那样的强烈。那甜美的感觉竟很快便将他心中不快扫荡得干干净净，谷玉森给他带来的烦恼早被他抛在了脑后。他仿佛有一肚子话要对人倾述，却久久地知音难觅，史丽云的出现，无疑是天上落下了一个林妹妹，他自然会欣喜若狂。

        范建国高兴地走了神，石国栋点到他时，连叫了两声他仍然不知，直到史丽云捅了捅他的后背告诉他，他才傻乎乎地站起身来脆脆地喊了一声，“到”

        引得满屋人轰堂大笑。因为刚才点到谁时，人家不是坐在原处答应一声，就是摆摆手示意一下，没一个像他那样郑重其事。

        当点到达进士时，他也学着范建国刚才的样子站了起来，哈着腰向左右点了点头笑容可掬地说：“达进士就是在下，在厂里当会计。本人所犯的错误和大家是一样的，具体内容在这里就不介绍了。惭愧得很，本人只上了两年的高中，与在座的各位大学士相比，真是惭愧得很！往后在学习当中还望各位多多赐教！”说完又冲左右一一点了一下头才坐下。

        他在作自我介绍时没人发笑，大家全都十分专注地看着他，如同是在欣赏一件文物。等他坐下了，大家的笑声才起，才觉得他是如此的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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