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清澈的琴音所打动。尤其白衣女子在刀枪环伺下泰然抚琴，超凡脱俗，清高傲世，仿佛一枝凌寒独自开的梅花，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终生无法忘记。二十多年后，他才得知那支琴曲名叫《流水》，与另一支名曲《高山》同为春秋战国名士伯牙所作。而所谓“高山流水”，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寓意“知己”也。

        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南宋与蒙古联军攻破蔡州。金国哀宗皇帝不甘心作为亡国之君留名后世，便学习北宋灭亡前宋徽宗禅位给其子宋钦宗的法子，匆忙将皇位传给东面总帅完颜承麟。

        即位礼毕，宋军已占领南城，金哀宗自杀殉国，一百多名将士投水而死。

        背负延续女真国脉使命的完颜承麟虽以勇猛著称，最终还是未能突出重围，为乱军所杀，距其登上皇位还不到半天，是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至此，金国灭亡，共立国一百二十年。如元人郝经所叹：“一百余年作天子，与国俱亡在今日。”

        金亡后，其残余势力聚集在秦、巩、兰、会一带，继续奉金为正朔，据地自守。其中兰、会一带由金国名将郭斌驻防，秦、巩则由巩昌总帅汪世显据守。为了彻底扫平两支有威胁的武装力量，蒙古大汗窝阔台派次子阔端率军进剿。阔端麾下骁将按竺迩经过血战后，终于将郭斌围困在其家乡会州。

        郭斌长相奇特，嘴尖而下唇阔大，双眼暴突而细小，外号“郭虾蟆”。

        他出身于保甲射手之家，身怀百步穿杨绝技，射术无双，是天下最著名的神箭手，因屡立军功，由一名普通射手成长为金国统兵大将，镇守一方。西夏曾攻破会州，俘虏了郭斌及其兄长郭禄大，因久仰二人威名，千方百计想予以招降。兄弟二人不肯屈服，相机逃跑。途中，郭禄大不幸被杀，郭斌独自逃归金地，声名愈著。金国灭亡后，郭斌依然矢志不渝，多次拒绝蒙古招纳，誓要守卫住最后一座城池。

        然而蒙古大军兵锋正健，锐不可当，面对如此强敌，失败不可避免。

        郭斌突围不成，知道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便持剑将妻儿老小赶入一间屋子，在屋子前后堆满柴薪，亲自点火。他自己则率领将士在大火前引弓射击，三百支箭百发百中。射完最后一支箭后，郭斌将弓和剑都抛入火中，自己也投身进了熊熊大火，情状极其惨烈。

        这时候，忽有一名侍女手抱婴儿从火屋中冲了出来。面对众多杀气腾腾的蒙古兵士，她并不惊恐害怕，只是流露出深切的哀戚，嘤嘤泣道：“郭将军尽忠于国，竟忍心烧死自己的孩子。这是郭将军的儿子，希望见怜收留他。”

        说完将婴儿交给了一名浑身血迹的蒙古军士，自己又重新奔入火屋中赴死。

        彼时蒙古铁骑席卷亚欧大陆，纵横天下无敌手，号称“黄祸”，又被欧洲人称为上帝的“罚罪之鞭”，每每攻下城池，多采取屠城之策，虽老幼妇孺不能避免。这些蒙古兵士个个凶悍残忍，杀人不眨眼，然而当他们的目光落在那名哇哇大哭的婴儿身上时，心中不由自主地起了一阵悸动——他们也许可怜这嗷嗷待哺的婴孩的无辜，也许感怀郭斌宁死不屈的坚定意志，但更震撼的还是那名侍女敢于亲手将孩子托付给敌人的勇气。蒙古军先锋元帅按竺迩听说事情经过后，亦生恻隐之心，下令好好抚养郭斌的遗孤。

        早在会州失守前，金巩昌府便宜总帅汪世显曾派人联络郭斌，约定互相结盟、割据自守。被郭斌拒绝后，汪世显便干脆投降了蒙古。

        汪世显先祖是吐蕃大族包氏部将。其本人以军功起家，由千夫长逐渐累官至一方统帅。由于其镇守西北多年，号称“秦巩之豪”，势力强大，具备左右西北局势的实力。他并不像郭斌那样对金国忠心耿耿，甚至早在金国灭亡之前便有心投宋，一直派使者暗中到四川，通过四川地方官员与南宋朝廷联络。当时四川实权人物为制置使赵彦呐及总领四川财赋安癸仲，二人亦努力为汪氏上书。

        对于南宋而言，这本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若得汪世显倾心归附，不但斩断了金国右臂，且将极大地巩固大宋西北边防。但因为有李全的前车之鉴，朝中重臣如宰相郑清之等人群起反对，宋理宗经过反复思虑后，最终拒绝了汪氏的内附请求。

        尽管结果不遂人愿，汪世显还是与南宋四川官员保持着良好关系，在金国灭亡后，依然积极与南宋通好，然内附一事终究难成。当蒙古大军兵临巩昌城下时，汪氏必须要作出抉择，思虑后叹道：“宗祀已矣，吾何爱一死，千万人之命悬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禄，死其分也，余者奚罪？与其自经于沟渎，故殉一时之节，孰若屈己，纾斯人之祸。”于是举城向蒙古皇子阔端投降。

        与南宋置之不理的冷漠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刚刚兴起的蒙古极为看重汪世显的归附，任命他仍然为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并赐予大量珍宝。

        由于汪世显及其家族在陇右极具影响力，且熟悉四川山川地形，其投降蒙古的重大战略意义不久即显露出来——

        当时蒙古已经灭掉西夏和金国，要完成天下混一，除了西征之外，就只剩下偏安于东南的南宋王朝。南宋生于忧患之中，在金人金戈铁马的追杀中立国，从宋高宗开始，就奠定了屈辱求和的基调，“苟安”成为国策。虽偶有对金开战之举，但均只皇帝或权臣转移国内矛盾的政治需要，当政者从来没真正有过恢复中原、还我河山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历次北伐无一例外均以惨败告终。自宋孝宗之后，南宋朝政日益腐败，统治者只知醉生梦死，得过且过。到蒙古崛起时，南宋在位皇帝为来自民间的宋理宗赵昀，多年来碌碌无为，正忙着提倡扶植程朱道学，根本看不到强邻的威胁和亡国的危机。而执掌朝政的权相史弥远则恣意专权，大力打击异己，朝政一片昏暗。又试图趁金国疲于应付蒙古铁骑之时落井下石，以雪百年之前的“靖康之耻”，甚至不惜与蒙古结盟，虽然成功灭金，却也再次上演了引狼入室的悲剧。

        端平元年（1234年）初，南宋与蒙古联军攻陷蔡州城，金国灭亡。

        同年五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召开忽里勒台大会，除了决定派遣诸王长子西征外，还宣布要对南宋“躬行天讨”。是年秋，蒙军分兵三路大举南侵，宋、蒙战争全面爆发。

        然与之前无往而不利不同的是，蒙古军南下攻宋相当不顺利。南宋虽积弱已久，君臣习于苟安，爱国志士横受压抑，宋军孱弱，力不足以御侮，却有横贯东西的天然屏障——千里淮河和大江。蒙古军以骑兵见长，不习水战，难以涉渡天险。起初对金国用兵时，蒙古军亦曾为黄河所阻，“盘旋积岁，竟不能过黄河，以遂其不夺不厌之志”。后来还是有人暗中指点，告知“河之尾有路，可以转入”，蒙古军遂有先灭西夏，而绕至河尾假道西夏西境攻金之策略。而最终蒙古灭金，仍是假道宋境，“逾积石，践蜀境”，避开了黄河天堑，此迂回战略即为著名的“斡腹之计”。鉴于蒙古军在攻宋正面战场上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窝阔台决定还是采用斡腹的老办法，即避开淮河、大江，出奇兵绕道西南，从侧翼进攻南宋，巴蜀则被选为进击的突破口。宋蒙开战后不久，四川即沦为两军交战的主战场。

        四川又称“天府之国”，分为成都府、利州、潼川府、夔州四路，总称四川路，此即“四川”得名的由来。它位于长江上游，对中原成俯视冲决之势，地位极为重要。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起初只是关中之国，然其攻灭巴、蜀后，即对楚国等其他六国形成居高临下之势，中原局面顿时为之一变，关中之国最终冲出了函谷关，一统天下。入宋以后，四川更是成为朝廷的财赋重地，号称“西门”和“后户”，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南宋初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南宋让出陕西地界，割商州、秦州大半予金，宋仅存上津、丰阳、天水三邑及陇西成纪等地，又弃和尚原、方山原，以大散关与金为界。如此，金人得“商秦之半”，直接导致大散关以内的西蜀地区与金境接壤，四川遂跃升为边郡，成为布防重地。南宋在大散关南侧沿东西向选择了三处天然绝险之地作为关隘，驻兵设防。这三处关隘是武休关、仙人关和七方关。三关之外，又有五州，即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和天水军。三关和五州堪称四川盆地的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名士高稼长期在巴蜀担任地方官，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称巴蜀“系天下始终”，而“蜀以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

        蜀口地势险峻，有险可恃，易守难攻。南宋初年，名将吴玠、吴璘兄弟守卫四川，便是充分利用了地理优势，屡败强敌。当时金军兵锋极锐，一举越过长江天险，追得宋高宗赵构逃亡海上，势不可挡，大有横扫天下之意，唯独在进击四川时，为吴氏兄弟所败，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铩羽而归。金军统帅金兀术亦中箭负伤，仅以身免。吴玠将所取得的战果归功于和尚原的险要地形，道：“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是所以保蜀也。”吴璘也称：“当且依山为屯，控其要害，迟其情见力疲，渐图进据。”

        三关五州之北，则是秦巩之地。倘若南宋朝廷接纳了汪世显的归附，那么其统辖下的二十四城则成为三关五州的外围防线，防卫形势比吴氏兄弟镇蜀时更有优势。然而南宋朝廷内忧外患，苟延残喘，执政者自己都丧失了信心，亦没有眼光和胸襟来接纳汪世显，最终将其拒之门外，导致他转投蒙古人的怀抱。

        蒙古军以斡腹之计兵出西南，尽管避开了水战，但所面临的困难仍然不少——四川多崇山峻岭，不利于骑兵驰骋，加之地形复杂，自古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对于不熟悉道路的蒙古军而言，几乎是寸步难行。而汪世显非但坐拥秦巩之地，且熟悉蜀口山川地形，足以充当蒙古军入川的向导和先锋。蒙古人一眼便看出汪氏的巨大价值，对其主动投降大喜过望，不惜赐予高官厚禄，倾力笼络。

        当时，蒙古大汗窝阔台立第三子曲出为太子，命其经略江淮，在正面战场吸引宋军主力。封次子阔端为西夏王，驻河西，主持入川军政事务。阔端与长兄贵由、弟弟曲出同为第二皇后乃马真所生，地位尊贵，这次作为侧翼“斡腹奇兵”主帅统兵征蜀，显是被父汗寄予厚望。他不像别的蒙古王子那般勇悍好斗，有着罕见的和善脾气，为人亦颇有气度，曾任用大批西夏故臣和儒生作为谋士，著名者如西夏右丞相高良惠之子高智耀等。

        阔端受命攻蜀，但他亦早听闻蜀门天险难以攻克，正苦无良策时，汪世显举城投降，其所辖秦巩之地正是入蜀的孔道，不由得令他大喜过望。他敏锐地意识到汪世显正是入蜀的最佳引路人，为进一步笼络人心，按蒙古习俗当场收汪氏为家臣，表示已视其为心腹，并欲娶汪世显幼妹汪红蓼为妃子，以联姻来结成更加稳固的联盟。不料汪红蓼虽是弱质女流，却是个刚烈性子，不肯趋炎附势，以已与人有婚约为由，断然拒绝了蒙古皇子的垂青。

        联姻虽不成，但丝毫没有改变汪世显效忠蒙古人的决心，他很快以先锋的身份，率领其部汪家军投入了蒙古军进攻四川的战争。由于汪氏长年与蜀中通商，对四川边备部署及入蜀山川道路了如指掌，极大增强了蒙古军入蜀作战的能力。为了尽快占领蜀境，蒙古军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皇子阔端亲自率领，由汪世显引路，从正面进攻蜀口；另一路为侧翼部队，由宗王穆直率领，绕小道迂回南下，直接奔袭四川军政中心成都府。两路大军事先约期，要在成都府会师。此为“斡腹”之计的又一次运用。

        四川宋军统帅是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曹友闻，为大宋开国名将曹彬十二世孙。他原是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因武艺高强、熟知边事，才改授武职。其人文武双全，是一员虎将，外号“万人敌”，自镇蜀以来，曾多次以少胜多，力退强敌。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还专门为他制作了一面旌旗，上面绣着“遍身胆”三个大字，以配其外号。

        曹友闻得知汪世显降蒙、并引五十万蒙古大军攻蜀后，大惊失色，对其弟曹友万道：“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众寡不敌，岂容浪战！只当乘高据险，出奇匿伏以待之。”因他手下只有三万兵力，故集中兵力扼守仙人关。

        而蒙古阔端一军出大散关，直攻武休关，击败宋都统李显忠部，旋即进入兴元境内，预备攻占大安军。大安地势平旷，无险可守，为南下通道。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担心大安失守，急令曹友闻赶去支援大安，以保住蜀口。曹友闻认为仙人关才是蜀口之要害，即使蒙古军突破大安，但因仙人关屯有宋兵，依然有后顾之忧，必然要在入蜀后先行攻打仙人关，到时宋兵以逸待劳，必可取胜。

        赵彦呐或许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有他的顾虑——他曾全力为汪世显保荐，请求朝廷准其归附，然汪氏非但投降了蒙古，还成了敌方的引路人。那么他为汪世显作保这件事必会授人话柄，将受到朝中御史的交相弹劾，罢官还是轻的，说不定还会落个抄家编管的命运。要想扭转局面，只有全力以赴将蒙古军拒之关外，尽快杀了汪世显，因而死活不肯听曹友闻的建议，一天中派出七名使者手持小红牌，催促出兵。

        曹友闻不敢违抗上司命令，只得勉强移师大安。因敌众我寡，而大安一境唯阳平关鸡冠山一堡可守，其余地势一马平川，正是蒙古骑兵所长、宋军步兵所短，难以正面对敌。曹友闻决意以奇兵取胜——先派遣弟弟曹友万、曹友谅引兵驻守鸡冠隘，在上面多张旗帜，挖掘战壕，准备坚守；自己则带领一万精兵连夜渡过嘉陵江北上，埋伏在山谷中，预备等蒙古军攻打入蜀咽喉之地阳平关时，前后夹击蒙古军，以为犄角之势。两军约定以鼓声烽火为号。

        蒙古军前哨到达阳平关时，看到城门洞开，空无一人，炊烟不出，鸡犬不声，似是空城，便争相纵马入内。关内宋伏兵四起，将前哨尽数斩杀。不久，万余蒙古骑兵赶至。宋守将曹友万考虑到军中缺水缺粮，只有五日储备，遂主动引兵出战。战斗十分激烈，从上午到下午，持续了一整天。到日暮时分，蒙古军终于暂时退去。曹友万身被数创，退守鸡冠隘，令人举锋火向兄长曹友闻报警。蒙古主帅阔端率主力大军旋即赶至，在城堡四周挖掘了数道堑壕，将曹友万军重重围困在阳平关内。

        而先锋汪世显则率另一军攻打大安军治所三泉。

        曹友闻闻警后即令诸军连夜束装起程，急趋阳平关。大军行二十里后，天降暴雨，道路泥泞，行进异常困难，部将均建议等到次日天明后再走。

        曹友闻考虑到阳平关只存有五日军粮，而今已过八日，一旦曹友万军难以支撑，城池被蒙古军攻破，后果将不堪设想，遂强令部队继续前进。

        拂晓时分，宋军接近蒙古军营地。曹友闻令兵分三路直插营地，与蒙古军接战。蒙古军因大雨而钻入毡帐内休息，猝不及防，被杀甚众。

        鸡冠隘中曹友万见援兵到来，亦挥军出击。蒙古军主帅阔端见受到夹击，仓促之间一时难以对敌，正要召集人马撤退时，汪世显率军自大安赶来相会。两支蒙古军合兵，士气登时大振。阔端将骑兵分作百十队，轮番向宋军驰击。两军均殊死奋战，喋血十余里。当时已是深秋，临近冬季，宋军均身穿绵衣，而不是铁甲，被大雨淋湿后极其笨重，不利于战斗。

        到天亮时，宋军渐渐失利。蒙古集结大军，以铁骑四面围绕，将曹友闻军包围在中间。

        诸将劝曹友闻单骑突围，道：“我军虽没，然杀敌亦过半，将军何不突围而出，以图后举？将军身在，敌决不敢入蜀。”曹友闻叹道：“武休关出奇兵，前日既已失机；沔州坚守，今天又被掣肘。以此误蜀，蜀必亡，吾与蜀俱亡矣！”坚决不肯单骑逃走。

        矢石如雨，宋军伤亡惨重。曹友闻中了一箭，遂下马步战，浴血鏖战至夜晚，与诸将皆战死。曹友万率五百人突出重围，返回鸡冠隘。因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拒发援兵，城中乏粮，曹友万只得率残部出城，终突围不成，一军尽没。

        阳平关一战，曹友闻所率宋四川边防精锐全军覆没，通向蜀中内郡的蜀口为蒙古军所控制，四川门户洞开。但蒙古军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数万，关下尸骸山积。蒙古人打扫战场时，发现了曹友闻的尸体及“遍身胆”旌旗，这才知道宋军主帅已经阵亡，均额手相庆。

        蒙古军先锋汪世显与曹友闻本是旧识，听闻老友战死，叹道：“真男儿汉也。”下令予以厚葬，并设盛礼祭奠。

        这时候，一名素颜布衣女子手抱婴孩来到阳平关，自称是宋人，名叫薛迎梅，是曹友闻将军旧识，冒死赶来敌营，只为见故人最后一面。

        蒙古人惊异她瘦弱疲累身躯下的冷静和勇气，遂将她带至曹友闻灵前。

        薛迎梅从容祭拜过后，将婴儿放在一旁，自己则取下背上的古琴，盘膝坐下，当众抚起琴来。

        琴声叮咚，仿若幽涧清泉，一滴一朵浪花，一点一圈涟漪，清清冷冷，与世无争。渐渐地，旋律流畅起来，滴泉汇成了潺潺溪流，绵延不断，欢快地流淌，奔向远方。每一点波动的粼光，每一朵激起的浪花，每一滴滚动的水珠，都显示着奔跃向前的灵动与美丽。一路上，又有更多的溪流加入了东流的行列。音律愈发雄浑，水流越来越大，越来越急，起伏奔腾中，波澜翻涌，惊涛拍岸，气势惊人。正以为狂风骤雨即将来临之时，节奏陡然转缓，原来百川到海，汇成了一片汪洋，浩瀚中终归宁静。

        蒙古军中无人识得音律，但却个个悄然肃立，静静聆听着琴曲——只觉得这支曲子由静而动，由缓而疾，由婉转曲折而澎湃汹涌，由涓涓淙淙到浩浩荡荡，迭宕起伏，变化无穷，闻之如临自然情境，心旷神怡，妙不可言。

        汪世显次子汪德臣时年十五岁，作为质子跟随在军中。他为清澈的琴音所打动。尤其白衣女子在刀枪环伺下泰然抚琴，超凡脱俗，清高傲世，仿佛一枝凌寒独自开的梅花，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终生无法忘记。二十多年后，直至其长子汪惟正迎娶耶律楚材孙女耶律昼锦当日，汪德臣才意外得知薛迎梅在曹友闻灵前所弹奏的琴曲名叫《流水》，与另一支名曲《高山》同为春秋战国名士伯牙所作。而所谓“高山流水”，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寓意“知己”也。

        琴音泠泠，琴心昭昭。恍然不觉中，乐声越来越低，几不可闻。到最后一个合音时，薛迎梅纤指拂过，琴弦竟然断了一根。她愣了一愣，便抚住胸口，将一大口鲜血喷了出来，血染衣裙。汪德臣站得离她最近，忙上前扶住她，问道：“娘子可还好？”

        薛迎梅面如金纸，虚弱之极，只紧紧抓住汪德臣的手腕，勉力朝一旁望去——那襁褓中的婴孩正张大眼睛，好奇地打量四周，浑然不知与母亲同处险境——她虽然没有开口说话，亦没有与汪德臣有过目光交汇，他却登时明白了她的心意。不知怎的，他心口一热，想也不想，慨然道：

        “娘子放心，你若是就此不治，我便替你抚养这孩子。”

        薛迎梅道：“多……谢……”她还是没有转头看汪德臣一眼，只是不舍地望着孩子，目光逐渐迷离起来。

        汪德臣问道：“孩子是男是女，叫什么名字？”薛迎梅道：“曹……曹……”不及说出孩子的名字，手蓦然一松，倒地气绝。

        那婴孩似有所感应，“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汪世显走过来主动抱起了婴孩，轻轻地叹了口气。那一刻，汪德臣清楚地感受到了父亲发自内心深处的难过和哀伤，他自己心头也不由得惘然起来——如若几年前南宋朝廷接纳了汪氏的内附，那么他现下便是大宋子民，又将是怎样的一番际遇？命运当真是百转千回，叵测难料。即使是当世豪杰人物如他父亲汪世显者，也被时代的旋涡所吞噬，全然不能自主漂流的方向。

        薛迎梅吐血而亡后，蒙古人不知其来历，只得将她与曹友闻葬在一处。曹氏遗孤则由汪德臣收养。他因还要继续随军攻蜀，无暇顾及，便先派人将孩子送回巩昌，请姑姑汪红蓼代为照顾。

        歼灭曹友闻一军后，蒙古军乘胜追击，又攻占了军事重镇利州。为保卫南宋四川军政中心所在地成都府，宋将王连以重兵守卫剑阁，扼守蜀道。

        剑阁所在的剑门关居于大剑山中断处，地势极为险峻——峻岭横空，峰峦直入云霄，倚天似剑；危崖高耸，壁立千仞，横亘绵延，从东北向西南蜿蜒伸展，长达百余里，如天垒城郭；峭壁中断，两崖对峙，一线中通，有隘路如门，故称“剑门”。唐代大诗人李白有《剑阁赋》详细描述剑阁地貌道：“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上则松风萧飒瑟飓，有巴猿兮相哀。旁则飞湍走壑，洒石喷阁，汹涌而惊雷。”又在《蜀道难》中称“剑阁峥嵘而崔嵬”，“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剑门自古为雄关险隘，又称“天下第一关”，享有“剑门天下险”之誉。因其为四川之北大门，是由旱路出入蜀中的必经之道，号称“蜀北之屏障，两川之咽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蜀汉大将姜维以三万精兵守剑门，拒魏军十万大军于关外，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然宋军新失主帅，惊魂未定，即使有剑门天险，还是未能抵挡住如狼似虎的蒙军。蒙古大将郝和尚拔都率领十二名敢死队员以夜色为掩护，自悬崖爬入关内，一举攻破剑门天险。所谓“车不得方轨，马不得成列”的蜀门险道，在蒙古骑兵面前，“昔人所谓天狱，所谓天险，所谓大、小漫天寨，肆行如履平地”。如此，成都府北面最后一道防线失守，成都平原完全暴露在蒙古铁骑之下。

        另一路蒙古军由宗王穆直率领，往西走阴平道迂回南下，先后经过宕州、阶州，进入文州境内。文州“山川险厄，控庸蜀，拒吐蕃”，是南宋防御蒙古南下的重要军事据点，南宋文州知州刘锐、通判赵汝屏等官员率军民进行了拼死抵抗。穆直见文州一时难以攻下，便留下先锋按竺迩继续攻城，自己则率军溯白龙江而上，出岷山之外，再沿岷江而下，经石泉军南下，终于按期在成都附近与皇子阔端率领的蒙军主力会师。

        成都是南宋四川军政中心所在地，城市商业异常繁华。由于经济繁荣，一直是南宋朝廷财赋的重要供应区域。因南宋四川军政最高长官赵彦呐早在曹友闻率部与蒙古军血战厮杀时便已逃往夔州，且将戍守军队尽数调走，以保卫他自己，成都城中士卒不满七百人，其中四百名是盾牌手，另外三百名是府衙差役。如此，成都作为四川最重要的中心城市，根本就没有抗敌防御的能力。

        蒙古军先试探派出了三百名骑兵，打着武休关宋将李显忠一部的旗号，来到成都城外的驷马桥。由于太平日久，成都百姓不识兵革，忽听闻有小股军队到来，误以为是前线溃败下来的部队，四川制置副使兼成都知府丁黼还特意立旗榜招纳安抚溃兵，这些假冒成宋兵的蒙古骑兵遂堂而皇之地从大东门进入成都。

        在随后的两天内，蒙古兵频繁往来于城内，没有人发觉真相。直到第二天晚上，一名蒙古骑兵漏了行踪和口风，被人擒杀，成都百姓才知道敌人已经入城。大梦初醒的成都军民随即与伪装败露的入侵者展开激烈的巷战。几十万全副武装、装备精良的蒙古大军，对决的是一座没有任何防备和防卫的城池，结果可想而知。蒙古骑兵蜂涌入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南宋四川军政中心。成都知府丁黼在巷战中战死，成为宋、蒙开战以来战死的第一位地方高级长官。

        蒙古军主帅阔端入坐成都府衙，命卜者占卜吉凶，以此来决定成都百姓的命运。卜者预言道：“民心不归，成都是四绝死地，若住，不过二世。不若，血洗而去。”

        刚好此时传来阔端亲弟曲出死于征宋军中的消息，于是阔端大书“火杀”二字，丧心病狂地屠杀了城中所有居民，并纵火焚毁了成都城。

        随后，阔端留下大将塔海、汪世显等军向川西、川东抄掠，自己则率领主力北归。而被蒙古军反复围攻的文州在坚守七十五日后，终因援军不至、城内水源被断而失守。蒙古人进行了疯狂的屠城，南宋军民死者多达五万余。屠杀并未就此而止。留在四川的蒙古军扫荡了整个四川腹地，大肆烧杀掳掠，破坏惨烈，四川“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川西之人死丧十之七八，仅成都一城遭蒙古军疯狂屠杀者就多达数十万人之众。

        汪世显等军还预备攻打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所在的夔州，以此打开川东长江门户，但因缺乏水军，终不能成事，只得大肆掠杀一番后退兵而去。而对宋军战败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赵彦呐只被削职贬黜，不久死于贬所。

        自北宋初年以来，四川近三百年未经战火，不识干戈滋味。即使在北宋灭亡、南宋初建时，金军多次大举进攻四川，均未能攻破蜀口防线，故蜀中始终得以保全，民物富庶，对南宋王朝维持半壁江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北方游牧民族占据四川的先例。

        然此次蒙古军在汪世显的引导下一举破蜀，长驱直入，导致四川大半沦丧，使得南宋半壁江山又残破了一半，对宋、蒙双方均具有重大意义。

        当时另一路负责经略江淮战场的蒙古军已遭失败，连主帅曲出也死在了攻打襄阳的军中，年仅二十七岁。曲出是大汗窝阔台最宠爱的儿子，已经被立为皇太子，是大汗的继位者，他的意外之死，对蒙古是个不小的打击。然其兄阔端却在西南战场取得了辉煌胜利，不仅攻占了蜀道天险，且开始窥测中原的门户，正如汪世显所言：“吾已撤彼之藩篱，行寝其堂奥矣。”这无疑是蒙古征服南宋计划中的重大突破。蒙古人将此战与之前的灭夏、灭金相提并论，足见其重要性。

        而对南宋而言，四川半壁沦陷，对其构成了致命威胁。蜀中本是膏腴之地，供应南宋三分之一以上的财赋和军粮，自被蒙古军攻破后，陷于连绵战火中，从此再也没有能力支援南宋其他战场，且急需朝廷抽调大量军队、物资来增援，以阻止蒙古军顺长江东下。如此，南宋财力、物力愈发捉襟见肘，不堪重负。

        蒙古军突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蜀门，顺利入蜀，汪世显的作用十分突出。宋人均认为是汪氏引贼而来，视其为罪魁祸首。而蒙古一方也深知这一点，大汗窝阔台召汪世显入觐，当面夸其军功卓著，赐金虎符，恩宠备至。蒙古惯例，“除万户者未有不赐金虎符者”。汪氏由是取得了万户总管兼领军民的特权，从此跻身汉地世侯之列，愈发死心塌地为蒙古人效力。

        此后数年间，蒙古军连续不断出兵抄掠，所过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所过之处尽成焦土，蜀中残破不堪。直到余玠出任南宋四川制置使，励精图治，充分利用四川多山的地形，创建了以合州钓鱼城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这才扭转了蒙古军肆意横行四川的局面。

        从建成之日起，钓鱼城便以“巴蜀要津”的地位而声名鹊起，成为独立支撑四川战局甚至影响天下格局的擎天一柱。直到南宋王朝灭亡后，它依旧独树一帜，巍然屹立，是蒙古人心中可怕的劲敌。在中国城池历史上，它是唯一一座从来没有被武力攻克过的要塞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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