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你抛弃我是因为我的过失，我立刻会对这冒犯加以阐说：叫我做瘸子，我马上两脚都蹙，对你的理由绝不做任何反驳。为了替你的反复无常找借口，爱呵，凭你怎样侮辱我，总比不上我侮辱自己来得厉害；既看透你心肠，我就要绞杀交情，假装路人避开你；你那可爱的名字，那么香，将永不挂在我的舌头，生怕我，太亵渎了，会把它委屈；万一还会把我们的旧欢泄漏。

        一个人的生命中，总有些小小的偶然事件，因为时间或者情绪的巧合，被赋予了象征性的价值。哈丽雅特在什鲁斯伯里学宴上的出现，就是属于这一类型。除了一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小荒唐、小失衡之外，这件事已证明了自身的重要意义；让她看到了那个曾经的渴望，那渴望曾被千千万万其他不相干的想法遮掩模糊了，但现在却确凿无疑地突现出来，像一座立在山上的塔。她耳边响起了两句话：一句是校长的：“你的工作才真正有价值。”另一句是对永恒缺憾的忧伤感叹：“我，也曾经是位学者。”

        “时间是，”铜头像说，“时间曾是，时间已经过去。”菲利浦·伯依斯②死了。那像幽灵一样，在惊魂午夜反复浮现的、关于他死亡的噩梦终于渐渐消去了。凭着茫然的直觉，她投身于那些她必须要做的事中，又很快回到那不安宁的稳定里。现在想要头脑和耳目完全平静而清晰，是不是有点晚了？那么，那个注定要把她和苦涩的过去拴在一起的东西，那力量强大的束缚究竟是什么？彼得·温西又如何呢？

        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们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从他们在威尔福康姆一起调查那件可怕的案子后，哈丽雅特感觉事态迅速地发展到不可纵容的地步，她必须做些什么来缓和一下。她制定了一个长期的计划。至少，现在，她作为一位作家，与日俱增的名望和收入让这个计划变得可行。她选了一个女性朋友陪伴着她，做她的秘书，一起离开了英格兰，悠闲地周游了欧洲，一会儿住在这里，一会儿又去了那里，就像生活在幻觉中一样。这趟旅行对她的经济状况来说也颇有帮助。她收集了整整两本小说的素材——关于马德里和卡卡颂@迥异而迷人的风景，以及关于希特勒时期柏林的一系列侦探传奇小故事，还有许多关于旅行的随笔；这收入除去开销还绰绰有余。出行之前，她要求温西不要给她写信。他以出人意料的温顺，遵守了这个禁令。

        “我明白。很好。我会安静地走开固。如果你想找我的话，我还坚定不移地站在老地方。”

        她偶尔能在英文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仅此而已。第二年的六月初，她回家了，感觉在这么长的间歇后，想再把两人的关系友善冷静地靠拢有一定的难度。此时此刻，他可能会跟她一样，感觉平静而释然。她一回到伦敦，就搬去了梅克伦堡广场的新公寓，安顿下来就着手写关于卡卡颂的小说。

        就在她回来不久之后，有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给了她一个审视自己的机会。在一个风趣的年轻女作家，以及她的律师丈夫的陪同下，哈丽雅特去了爱斯特——部分是为了好玩，部分是因为她的一部短篇小说需要去当地采风。这篇小说的大致情节是：在王室围场，当所有人的目光被竞赛的最后关头吸引的时候，一个不幸的人突然捧死了。细细地观察这神圣的管辖区，哈丽雅特发现，当地的衣着风俗包括一对瘦削迷人的裁剪精致的肩，众所周知的鹦鹉形的佣影，一顶灰白色的高顶大礼帽，礼帽的后檐儿明显地斜下去。一群夏帽如巨浪翻滚，那顶大礼帽就像一朵名贵的兰花有些怪异地挤在一群玫瑰花中。从聚会洋溢的情绪中，哈丽雅特得出一个结论：戴夏帽的姑娘们总是被那些外来人迷住，高顶大礼帽们则更关注欢乐和热闹。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相当抢眼。

        “太好了，”哈丽雅特想，“这部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她在异样宁静的情绪里，满心欢喜地回家了。三天之后，她参加一个文人午餐聚会，席间她翻阅着早报，然后她看到“哈丽雅特·范内小姐，著名的女侦探作家”这样的字样，这时一个电话打断了她。电话那边是熟悉的声音，带着一种探究的不确定和沙哑：

        “哈丽雅特·范内小姐？……是你吗？哈丽雅特。我看见你回来了。你哪天能跟我一起共进晚餐呀？”

        她的备选回答有好几个；在它们中间，能让人既压抑又难堪的是：“请问，您是谁？”可哈丽雅特毫无准备，脱口而出就是这样虚弱无力的回答：

        “哦，谢谢你，彼得。但我不知道我是否……”

        “什么？”那声音暗含一丝调侃，“难道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考希格鲁人来为止，你每天晚上都已经有安排了吗？”

        “当然不是了。”哈丽雅特说，她一点儿也不想摆出忘乎所以又疲于应酬的名流架子。

        “那么告诉我你哪天有空。”

        “我今天就有空。”哈丽雅特说，这样的急促或许会让他被动。

        “好极了，”他说，“我也有空。你换了电话号码？”心里想着他或许今晚已经有约了，我们要享受一下空闲的甜头。哦，

        “是的，我搬进了一处新公寓。”

        “我能给你打电话吗？或者我们七点在费拉拉饭店碰面？”

        “费拉拉饭店？”

        “是的，七点不会太早吧？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场演出。那么，晚上见了，谢谢你。”

        她还没来得及反对，他就挂了电话。费拉拉饭店真不是她想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太时髦，也太引人注意了。的确有很多人喜欢那家饭店，但那里太昂贵了，昂贵到能把大部分人都挡在门外，最起码现在是这样。这就意味着如果去那里，你肯定会被注意到。如果一个人刻意想和另外一个人断绝关系，那么把自己和他放到费拉拉饭店那种地方公开露面大概不是什么好的方法。

        真是奇怪，这居然是她和彼得·温西第一次在伦敦西部共进晚餐。在接受审讯后的第一年里，她不想在任何地方露面，即便她后来已经完全可以体面地出门了。那些日子里，他带她去索霍一带更安静、更舒适的餐厅。或者，更经常的，他驾车带她出去郊游，懒散又无拘无束地去马路边的小饭店，那里的厨子都很本分、可靠。她那时候情绪低落，甚至打不起精神来拒绝短途郊游。尽管对于彼得淡定从容的欢乐，她常常抱以苦闷的言辞，但这些郊游还是让她从独自胡思乱想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坚定不移和耐心对她来说既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感动和惊异。

        他在费拉拉饭店见到了她，还是那熟悉、短促地斜嘴一笑，然后就开始机智风趣地交谈，只不过比她记忆中更加礼貌和绅士。他很认真地听了她在国外旅行的故事，似乎十分感兴趣。跟她猜想的一样，他对欧洲各地都很熟悉。他也讲述了一些自己亲身经历的有趣故事，评价了一番现代德国的生活条件。他对国际政治如此了如指掌，这可让她十分诧异，因为她从前以为他对公众事务没有什么兴趣。她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和他激烈地争论起渥太华会议，他似乎对这个会议不抱什么希望。后来，在他们喝咖啡的时候，他表达了关于裁军的刚愎自用的意见，而她则急切地要加以反驳，这时的哈丽雅特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和他碰面的初衷了。在剧院里，她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自己，她应该当机立断地说一些话；但交谈的气氛实在太愉快了，很难插入一个新话题。

        演出结束后，他帮她叫了一辆出租车，问她要了地址，然后告诉出租车司机。接着在获准后，坐到她的旁边，和她一起去看看她住的地方。这应该是开口说的时候了！但他正在滔滔不绝地谈论伦敦的杰拉尔德亚风格的建筑。他们到了吉尔福特街的时候，他抢在她之前说(在一段停顿之后，就在她下定决心，正要开口的时候)：

        “让我来吧，哈丽雅特，你的答案还是没有变化？”

        “没有，彼得。对不起，但我实在不能说别的什么。”

        “没关系，不要担心。我会尽量不去烦你，但如果你能够偶尔和我见个面，就像今天晚上一样，我会非常高兴的。”

        “我觉得这对你不太公平。”

        “如果这是唯一的原因，那我对此应该最有发言权。”然后，他又习惯性地自嘲，“老习惯可不好改。我不能向你保证我都能改得了。只要你准许，我还会继续向你求婚，不过我会间隔一段时间的，在——比如你的生日、篝火节和国王登基纪念日。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把它当成一个单纯的仪式就行，你不需要太在意。”

        “彼得，这样下去太愚蠢了。”

        “哦，对了！当然愚人节也算一个。”

        “要是全部忘记的话会更好的——我希望你都忘记了。”

        “我的记忆力最不受控制了。它总是记得那些不该记的，忘记那些该记的事。但它暂时还没有完全罢工。”

        出租车停了，司机很好奇地盯着他们。温西搀着她下了车，认真地等着她开房门，看到她总是打不开弹簧锁，便帮她把锁打开，并为她开了门，然后说了声再见就离开了。

        她一边上着石台阶，一边想，只要这样的情况还继续下去，她的旅行就毫无意义。她又回到了那张优柔寡断、黯然神伤的网中。而他，似乎有了一些改变，但绝对跟以前一样不好应付。

        他遵守了他的诺言，几乎不来烦她。他离开城里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致力于侦破案件。其中的一些案子逐渐披露在报纸专栏里，另外一些则被小心翼翼地隐匿了。他离开这个国家长达六个月，只是说有事要处理，没有给别的解释。一个夏天，他被卷入了一件十分古怪的案子，为此他在广告代理公司找了份差事。他发现办公室生活其实很有趣，但最后的结局却很奇怪也很痛苦。那是一天晚上，他去一个事先约好的晚餐，但很明显无论是用餐还是谈话，他都显得那么不对劲、不自然。后来他才坦白说，自己的头像要裂开般的疼，还发烧，十分痛苦，最后被送回家去休养。别人对她千叮万嘱，在他安然无恙回到自己的住处、并由本特接管照料之前，千万不要离开他。彼得渐渐缓过来了：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在一个棘手案件即将结束时经常发生的正常反应，很快就会好。一两天之后，病人康复了，道了歉，又向她定了一次新的约会。由此可见，他那极其旺盛的精力又回来了。

        哈丽雅特对他的迁就只此一次。他也再没有贸然侵犯过梅克伦堡广场的小小隐居地。有那么两三次，她出于礼貌邀请他进来，但他总是找些借口搪塞。她知道，他决心离开她那里，至少能把自己从尴尬的场面里解救出来。很显而易见，他并没有那种愚蠢的念头——想用冷淡的方式抬高自己的身价。那种感觉倒仿佛是他在尽量为什么事情作出补偿。他平均每三个月就会重新求婚一次，用一种平淡到双方都不可能情绪激动的方法。四月一号，他从巴黎发来这个提问，只用了一个拉丁文句子，“Num？”这个词的意思人人都知道——“等待着你的回绝。”哈丽雅特翻遍了语法书，想找一个“婉转的回绝”，然后回复了。还是很简短的，“愿你安好”。

        再回想一下她的牛津之行，哈丽雅特觉察到这对她产生的影响让人无法平静。曾几何时，她开始把温西当成一个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人，就像大家觉得军火工厂里理所当然有火药一样。但她发现，甚至仅仅听到他的名字也能激起她内心爆炸似的反应——她原来能够如此激动或愤怒，就在赞美或贬斥从别人嘴唇里流露出的同时——这唤醒了她对于火药的认识：无论火药是多么的无辜，从漫长的历史来看，火药终究还是火药。

        她起居室的壁炉台上有一张纸条，上面是彼得又小又难以辨认的字迹。内容是说，总探长帕克有事找他，这位总侦探长正为北英格兰的一件谋杀案犯愁呢。所以他必须很遗憾地取消他们那个星期的约会。他问她可不可以帮忙用掉那些票，不然的话他也没有时间处理。

        最后一句小心谨慎的话让哈丽雅特抿了抿嘴唇。就在他们因为那场闹剧而相识的第一年里，他大胆送了她一件圣诞礼物，后来她把礼物送回去，并捎带了一番尖刻的指责，完全不顾他的情面。所以他一直都很小心，再不送可能会被她当成物质给予的礼物。如果某一天，他的存在突然被抹去了，也没有任何现实的物品能让她想起他来。现在，她拿起这几张票，非常犹豫。她可以送给人，或者可以请一个朋友和自己一块儿去。最后，她决定还是不要坐在剧院里，听班柯的鬼魂和人争论隔壁座位的所属权问题。她把票放在一个信封里，把它们送给那对带她去爱斯特的夫妇。然后撕碎纸条，将碎片扔进了废纸篓。把“班柯”扔掉之后，她的呼吸又自由起来，转而去对付接下来的烦心事。

        这件烦心事是为她三本书的再版作修订。重新读自己的作品总是件很郁闷的事；当她完成这桩烦心事后，已经筋疲力尽，而且对自己十分不满。那些书其实还不错；作为习作来说，甚至可以说是出色极了。但似乎总是少了点什么；现在她读起来，它们是她所写的，但却很有保留，仿佛决意要把她的观点和个性剔除出去似的。她很不情愿地想着书中的两个人物关于婚姻生活的那段聪明却肤浅的谈话。如果当时她不怕会把自己暴露出来的话，她应该能写得更好，好得多。阻碍她的是一种身处其中的感觉，一种距离过近的感觉，这种感觉被现实压制、羞辱了一番。如果她能够成功地让自己脱离开来，那么她就能够获得自信，更好地控制他物。这是一种巨大的财富——在一个学者的有限能力里——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恩赐：一只眼睛，直直地刺向目标，却不会因个人的尘埃和电波黯淡了神采或分散了精力。“个人的，是吗？”哈丽雅特一边自言自语地喃喃着，一边把她的新体会与牛皮纸上的文字附和在一起。你并不孤独，在你依然孤单的时候，哦，上帝，有你我便甘愿寂寥无声！她为自己摆脱了那两张戏剧票而感到异常欣慰。

        然而，当温西终于从他的北方之旅回来的时候，她带着一种傲然好斗的情绪见了他。他邀请她共进晚餐，这次是在自负者俱乐部——一个很不寻常的地方。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晚上，他们订了一个单独的包间。她跟他提到了自己的牛津之行，并乘机列举了一串大有前途的学者的名字，她们本因学业而卓然出众，却被婚姻毁了。他和善地表示同意，说这种事情的确会发生，目前为止已经实在太多了。他还举例说一个非常出色的画家，在一个很有社会野心的妻子的鞭策下，变成了一个专门炮制学院肖像的精巧机器。

        “当然，”他不动声色地说，“有时候那位伴侣只不过是嫉妒或者是自私。但有一半的情况都是纯粹的愚蠢。这也不是他们的本意，甚至极少有人有什么明确的本意，只是从这个年末混到下一个年末。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不管他们怎么想，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这是他或她的伴侣的性格所施与的压力而造成的悲剧。”

        “是啊，再好的计划都没有保障。当然，从来都没有。你可能会说你不会干涉另外一个人的思想，但你肯定干涉过——哪怕仅仅是你的存在，这已经是在干涉了。说起来，问题在于你很难做到‘不存在’。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嗯，我想，有些人觉得他们应该在生活和工作之间建立联系。如果他们这样想，那也很好。但其他人呢？”

        “讨厌，是不是？”他说，话语中那瞬间闪现的狡黠让她不快，“你觉得他们应该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都斩断？那可不容易。一个人总要对付卖肉的、卖面包的、洗衣店的或者其他什么人吧。又或者，那些聪明人应该安安稳稳地坐着，等着爱他们的人来伺候他们？”

        “他们倒是经常这样做。”

        “的确。”他一边说，一边召唤侍者来帮哈丽雅特把餐布捡起来，这已经是第五次了。“为什么天才们总当不了好丈夫？而且，对于那些偏偏既有理智又有情感的倒霉鬼，你拿他们怎么办呢？”

        “对不起，我的东西总是往下掉，这丝绸太滑了。嗯，这是个理论上的问题，不是吗？我相信他们必须得从中选一个。”

        “没有妥协？”

        “我不相信妥协能行得通。”

        “大概我有生之年都见不到一个英格兰人会用妥协来玷污他们的血统。”

        “呵，我不是纯粹的英格兰人，有一些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血脉藏在身体某处。”

        “这恰恰证明你是英格兰人。没有其他任何种族的人会以混血为荣。我自己就是个很不幸的英格兰人，因为我有十六分之一的法国血统，其他常见国家的血统也多少有点。所以，妥协这个词已溶进我的血脉了。不管怎样，你会把我分类成一个有情感的人呢，还是一个有理智的人？”

        “没有人，”哈丽雅特说，“能否认你的智慧。”

        “谁否认了？你可以对我的情感视而不见，但如果你否认它的存在，那我还不如死了。”

        “你现在像个正在争辩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智者—总是一语双关。”

        “这是你说的。你必须得放弃点什么，如果你真愿意做恺撒的牺牲品。”

        “恺撒的？”

        “没心没肺的野兽。你的餐巾是不是又掉了？”

        “不是——这次掉下去的是我的包。就在你的左脚旁边。”

        “哦！”他环顾了一下四周，侍者们都不见踪影。“好Ⅱ巴，”他动也没动，继续说，“大脑指挥我的心，让我的心等着。但考虑到——”

        “别自寻烦恼了，”哈丽雅特说，“完全无所谓。”

        “根据事实，我有两根肋骨断了，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去帮你捡。我怕我要是弯下腰就再也起不来了。”

        “我的天哪！”哈丽雅特说，“我就觉得你看上去好像举止僵硬。你到底为什么没有早告诉我，非要逞强坐在这里，故意害我误解你。”

        “我一看上去就是什么都干不了的样子啊。”他很痛苦地说。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以一种极不艺术的方式——从墙上摔下来的。我当时很匆忙，墙的另一边有一个长得很丑的家伙，还带着枪。要命的不是那堵墙，而是墙下面那个独轮车。肋骨断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那个石膏。石膏打得那么紧，而且奇痒难忍。”

        “你真是倒霉，我都替你难过。那个带枪的家伙后来怎么样了？”

        “哈，我怕他这辈子再也不会有什么麻烦了。”

        “如果当时走运的不是你，而是他的话，我估计你现在也不会再有烦心事了。”

        “可能吧。这样的话，我再也不用惹你烦心了。如果当时我的头脑能听心的指挥，让我接受这个结果，我也很乐意。但当时我的头脑全部集中在工作上，我以极快的速度跑掉了，好活下来完成工作。”

        “嗯，我很为你庆幸，彼得。”

        “是吗？这岂不是证明了哪怕是最有力量的聪明人，也很难彻头彻尾地没心没肺？让我想想。今天不是个向你求婚的好日子。尽管我身上有好几码的石膏绷带，也不能就这样把今天算成一个特殊的日子。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去大厅喝杯咖啡吧？这把椅子已经越来越硬，简直像那辆独轮车一样硬，这两个东西都让我不舒服。”

        他小心翼翼地站起来。侍者来了，捡起了哈丽雅特的包，还有几封信。那是她正准备离开家的时候，邮差给她的。她没读，顺手就塞在包的外兜里了。温西带着他的客人走进了大厅，领她入座，然后欠下身子，对角落里的一张矮睡椅做了个鬼脸。

        “很难熬，是不是？”

        “躺下来就好多了。实在对不起，在你面前露出这副没用的样子。当然，我这是故意的，故意引起你的注意，故意唤醒你的同情心；但我怕这小伎俩一眼就会被识破。你想要咖啡加烈酒还是加白兰地？两杯陈年白兰地，杰姆斯。”

        “好的，尊敬的勋爵。夫人，这是在餐厅的桌子下面发现的。”

        “又是你掉下来的东西？”她接过那张卡片的时候，温西问道；然后就看到她的脸涨红了，并且很不快地皱起眉头。“什么呀？”

        “没什么。”哈丽雅特说，把那些字迹潦草的卡片塞进包里。

        他看着她。

        “你经常收到这样的东西吗？”

        “哪样的东西？”

        “匿名怪信。”

        “现在不是很经常。我在牛津时收到过一次。以前每次邮差来，都要捎来一封。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我只后悔没在来之前看一眼。这实在太糟糕了，这卡片在你常来的俱乐部里掉了，侍者还读到了。”

        “你这个粗心的小魔头，是不是啊？我可以看一眼吗？”

        “不，彼得，求你别看。”

        “给我。”

        她把那卡片给他了，眼皮都没好意思抬。“问问你那位显赫的男朋友，他是否愿意在他的汤里加点砒霜。你到底要怎样才能让他放过你呢？”卡片上竟然如此挑衅地提问。

        “上帝啊，真是浑蛋！”他很愤怒地说，“这就是我给你带来的麻烦。我应该想到的，除了这个还能因为什么呢。但你什么也没说，那么就让我来说吧。”

        “这没什么，事情就是这样，我们都没有办法阻止。”

        “我也许应该考虑一下，不应该把你牵扯到危险中。天知道你是多么努力地要摆脱我。实际上，我想你已经用过了所有可能的办法来把我赶走，除了这一个。”

        “好吧，我知道你会讨厌这个的。我不想伤害你。”

        “不想伤害我？”

        她突然意识到，这句话对他来说，一定极为荒谬。

        “我的意思是，彼得，我知道我对你说过所有我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话，但我也有我的限度。”她突然被愤怒击中了，“我的上帝，你真的这样想？你难道觉得我什么卑鄙的事都干得出来？”

        “你只不过是用正当的方式告诉我，我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会让你的生活不舒服。这完全正当。”

        “我会吗？难道你希望我告诉你，你在为了我的声誉而让步，可与此同时，我连让步的资本都没有？难道你希望我告诉你，你把我从惊慌失措里救出来——这点我必须谢谢你——然后又把我推到阴险狡诈的名声里去？难道你希望我告诉你，我的名声像一团烂泥，但你却还像对待百合花一样对待我？我可做不来这样的伪君子。”

        “我明白。事实是，我的存在只是让你的生活多了点磨难。你没直接说出来，只是因为你很宽容。”

        “你为什么非要看到这一部分的事实呢？”

        “因为，”他一边说，一边划亮一根火柴，把火苗凑近到卡片的一角，“我和那些持枪歹徒搏斗都泰然自若，对于别的一些麻烦就更要面对了。”他把燃烧的纸片扔在托盘里，然后把灰都挤到一起，这时，她又想起她在袖子里发现的纸条。“虽然你没有告诉我，但你不用因此责怪自己；我自己发现了。我现在承认失败，跟你说再见了。可以吗？”

        白兰地上来了。哈丽雅特盯着自己的手，盯着她的手指交缠在一起。彼得看了她一会儿，然后平静地说：

        “用不着如此严肃。咖啡都要凉了。不管怎样，你知道，我总还是拿‘不是你，而是命运征服了我’这句话来自我安慰。我应该时刻都能显出百分之百的自尊和自信，这是最重要的。”

        “彼得，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到了这里。今天到这儿来的目的，本是想告诉你放弃吧。但我现在却糊涂了。我——我——”她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说了一句很令人震惊的话，“如果你因为持枪歹徒或者写匿名信的人就从我生命里消失的话，我还不如去死！”

        他突然站了起来，快乐的高呼也突然变成痛苦不堪的呻吟。

        “天哪！这些石膏绷带！……哈丽雅特，你知道绞肠子的感觉吧？把你的手给我，我们会一直吵到吵不动为止。别！千万别这样。你不能在这个俱乐部里哭，从来没有人在这里哭过。如果你非要让我这么丢脸，俱乐部委员会的人大概要找我麻烦。他们以后可能连女厕所都会一起关了。”

        “彼得，对不起。”

        “还有，别在我的咖啡里放糖。”

        后来，那天晚上，她使劲地搀扶着他，一边诅咒，一边艰难地把他从低矮的睡椅上扶起来。在爱和石膏绷带的痛苦中，他要尽可能找一个舒服的折中。这时，她却在思考，如果命运必定要征服他们之中的一个，那个人肯定不会是彼得·温西。他深知摔跤场上的伎俩——要借用对手的力量打败他。她很清楚地知道，当他说：“我该离开吗？”时，如果她以坚决又温和的口吻回答：“我觉得这样的确好些，对不起。”那么，整件事就可以有个如愿以偿的结局了。

        “我真希望，”她和一个一同去过欧洲的朋友说，“他能够态度强硬一些。”

        “其实他已经是了，”这位朋友是个头脑很清晰的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问题是，你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我知道了结一件事的感觉很糟糕，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尽全力帮你做你不愿做的事，更何况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至于那些匿名信，对我来说，简直太荒唐了，完全不值一提。”

        朋友说得轻而易举，她快乐，忙碌的一生里没有那么多善感柔弱的片段。

        “彼得说我应该找一个秘书，处理这些匿名信的事。”

        “呵，”朋友说，。这是个可行之策。但我想，既然这是他的建议，你肯定会找出什么巧妙的借口，不予采纳。”

        “我可没有那么坏。”哈丽雅特说。后来她果真找了一个秘书。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她没有再就“情感”和“理智”的矛盾话题做更深一步的研究。这种交谈虽说是人性的交流，却很危险。在交谈里，他的智慧总是更活跃，自控力也更胜一筹，总是能不动声色地把她逼到角落里。她只有通过极端无理的胡乱狡辩才能逃脱他的控制。

        她开始胆怯，这些冲动的情绪会不会真把她变成一个不可理喻的人。

        在此期间，她没有听到关于什鲁斯伯里学院的任何新闻。不过在秋季学期的某一天，伦敦某个很低级的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本科女流的破旧衣服”的文章。文章宣称，有人在什鲁斯伯里四方院里拿学生礼袍生火，然后“女头头”下令要开始严抓纪律规范。当然了，关于女人的事，永远都是新闻。哈丽雅特写了一封很尖刻的信给那家报纸，告诉他们“大学生”或者“女学生”都是比“本科女流”更加得当的措辞。并且，对于巴林博士的恰当称呼应该是“督学”，而不是什么“女头头”。这封信的唯一后果是招致来了一封题为“大学生女士”的信，并在信里又用到了“甜心大学女生”。

        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温西——他碰巧就在身边，自然被当成了发泄的靶子——她说这粗俗的语言代表了男人对于女人智慧和成就的通常态度。他回答说，他也很为这粗俗的行为而恶心，但这些报纸更离谱的是，在大标题中对外国的国王直呼其受洗时所取的名，连个头衔都不挂。

        大约在复活节学期快结束时的最后三个星期，学院的事务又牵住了哈丽雅特的注意力，不过这次更加私隐，也更加让人焦虑。

        二月哭泣着、咆哮着，流离伤感地奔进了三月。这时，她收到了一封来自院长的信。

        我写这封信是想问你，是否愿意来牛津一趟，参加校长主持的新图书馆楼的开幕典礼。日期定在下个星期四。你知道，这一向是官方开幕典礼的日子。我们本打算这学期一开始就安排人进去住宿了。但由于和承建者在合同上的一些争执，以及设计师不幸染疾，此事就拖延了下来，最后只能勉强赶上时间。事实上，一楼的内部装修还没有完成。我们实在无法向欧卡珀勋爵开口，让他再改一个时间，他是个多忙的人啊。况且，归根到底，最主要的是图书馆，而不是学校老师的住宿问题。不过这些可敬又可怜的老师们，真是非常需要有个地方安身。

        我们尤其渴望——我在这里代表我自己，也代表巴林博士——你能够前来，如果你能够在百忙中挤出时间的话(你肯定有许多邀约要处理)。这里发生了一件让人极不愉快的事情，如果你能给点意见，那实在太好了。我并不是想要混淆侦探小说家和警察的概念，但我知道你曾经参与过一次真正的调查，我相信比起我们来，你一定对分析人类行为要在行得多。

        不要担心，我们还不会全部被人在睡梦中谋杀！就某些方面来说，我怀疑这件事是不是比一件“漂亮干净的谋杀案”更不易处理，我们现在成为了恶作剧和匿名诽谤信的双重受害者，你可以想象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多么不堪忍受。这些匿名信来得有些日子了，不过最开始没有人太在意。我想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收到过这种不明不白的匿名信；不过，一部分讨厌的东西并不是邮寄来的，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止一个外面的人从传达室塞东西进来，又或者这个人甚至就住在学校里面。但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件事：学校财物也被毫无廉耻地毁坏了。刚刚发生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我们一定得处理，绝不能坐视不理。可怜的利德盖特小姐的《英文的韵律》——你知道编写那本书的工程有多么浩大——被彻底毁坏了，简直糟蹋殆尽，连一些重要的手写稿都完全被毁了。这样一来，利德盖特小姐必须要把它们从头再做一遍。可怜的人，她几乎要哭了。更令人震惊的是，现在看来，整件事应该是学院内部的人干的。我们怀疑有些学生可能对教研室的人心怀不满——但能干出这种事绝非仅仅是出于不满——一定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

        我们不可以找警方——如果你看到这些信就会了解，越少人知道越好，你也会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想你应该注意到，有一家三流报纸登了一篇关于去年十一月四方院起火的文章。我们一直都没有追查到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我们原本很自然地以为，那只是个很愚蠢的玩笑；但现在我们开始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整件勾当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有可能抽点时间给我们，用你的经验来给我们指点迷津，我们将感激不尽。一定要想办法抓到这个人——对这种害人的行径绝对不能姑息。但这里有一百五十名学生，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到处都是敞开的门。要是把追查工作推给某一个人，这实在是太棘手、太为难了。

        这封信大概非常颠三倒四吧，可也只能这样了。我的脑子里都是开幕典礼的事在晃来晃去，还有一大堆入学的卷子和学术论文在我身边飞舞，就仿佛瓦隆布罗萨漫天飞舞的树叶。

        这件事太绝了！完全能给学术女性最致命的一击——不仅仅是指牛津，而是各个地方的学术女性。尽管任何集体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家长们显然不会把单纯的孩子送到一个精神病人兴风作浪的地方，何况这个病人是谁还没人知道。即便这个诬陷中伤行为不会导致什么公然的灾难(你永远都不知道处于被陷害之中，人们会怎么做)，但在大庭广众之下清理家丑，对什鲁斯伯里来说也绝对不是件好事。因为，尽管十分之九的尘土可能漫无目的、到处飞扬，但还剩下十分之一很可能——就跟时常发生的一样——是从真相的根部挖出来的，而且一直和真相粘在一起。

        除了她自己以外，还有谁会更清楚这事呢？她表情冷漠地对着院长的信笑了笑。“用你的经验来给我们指点迷津。”是啊，真是不假。这句子当然写得非常无辜，完全没有存疑，但它会摩擦到她那块刻意想逃避的旧伤。马丁小姐本人绝对不是要刻意写一封羞辱信给一个曾被宣判为谋杀犯的人的。毋庸置疑，她也绝不应该向臭名远扬的范内小姐征求意见，让她来帮忙对付那些和绞刑架以及捆绑绳有关的事。这只是一个例子，证明了饱读诗书、大门不出的女人是多么不食人间烟火，多么不懂人情世故。如果院长知道，哈丽雅特是最不应该被牵扯进这件事的人(如果对她还心存怜悯的话)，应该会为自己写这封信而后悔吧；甚至，她不应该把哈丽雅特牵扯进牛津，以及什鲁斯伯里学院——

        以及什鲁斯伯里学院——特别是，学宴。这才是重点。哈丽雅特在袖子里发现的那封信就是在什鲁斯伯里学院的学宴上被放进去的。不仅如此，她在四方院里还捡到了一幅画。这——信、画或者两个一起——仅仅是她和这个世界纠缠不清的纠葛的一部分吗？或者这和后来学院发生的一系列怪事是相关的？什鲁斯伯里好像不太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连续出两个疯子。但如果这两件混账事都是同一个疯子干的，那么她的这件私事对学院也很重要，无论如何，她最起码也必须把她知道的事说出来。当个人的感情要服从于公众的需要时，当然会有些痛楚。这件事也算其中之一Ⅱ巴。

        她很勉强地拿起话筒，给牛津打了一个电话。在她等待电话接通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件事。院长在信中并没有对那些匿名信做进一步的说明，只是说她们认为有些学生对教研室的成员很反感，而且那个肇事者应该是校内人士。所以很自然地就能联想到，这也许是大学生们捣乱的恶行。不过，院长此时还完全不知道哈丽雅特这边发生的事。歪曲的和受约束的想法会很容易就折返过来伤了自己。“酸腐的老处女”、“非正常的生活”、“半疯的老姑娘”、“食欲和其他欲望双重压抑”、“不健康的氛围”——这样的词一股脑儿冒出来。这就是在山坡之塔里的生活情景吗？这会不会就像是《寻欢之风》里阿塔莉娅夫人的塔——那失败，堕落以及疯癫的最终归宿？“若君唯有睁只眼闭只眼，便能浑身坦荡”——但从生理常识来讲，人有可能只有一只眼睛吗？“你要拿那些情感和理智都被诅咒的人怎么办呢？”对于这些人来说，一定得有立体的视野；不过这对谁来说是不必要的呢？(这是一个很蹩脚的文字游戏，但却是有意义的。)呵，然后，关于选择一条生活之路呢？难道一个人终究要寻找一种妥协的方式，只不过为了保持心智健全？那么这人注定永远要和这场可悲的内心冲突结缘了，并且血液里翻滚的都是令人费解的噪声和衣服——而且，她郁郁寡欢地苦思冥想，仿佛是一枚成色不足的铸币，或是一个效率衰退、每况愈下的政府—这是战争常见的后果。

        就在这时，牛津那边的电话通了，院长的声音里满是激动。哈丽雅特先是澄清了一下，她并没有在现实中侦破案件的能力。接着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和同情。然后，她问了一个对于她来说最为关键的问题。

        “那些信是用什么写的？”

        “这就是困难之处。那些信都是由报纸上剪下来的字凑起来贴上的。所以，根本就没有笔迹可以分辨。”

        问题似乎就解决了：写匿名信的人不是两个，而只有一个。那么，接下来：

        “那些信是写得很淫秽，还是很侮辱人，或者是威胁？”

        “三种都有。里面提到的都是利德盖特小姐闻所未闻的人物——她知道最糟糕的人物是复兴时期戏剧里面的——而且从公开丑闻到绞刑，无所不威胁。”

        那么，这塔就是阿塔莉娅夫人之塔。

        “除了教研室的人外，还有别人收到过这样的信吗？”

        “这很难说，因为一般人遇事不愿意到处声张。但我相信，有一两个学生也收到了匿名信。”

        “而且，这些信有时候是跟别的邮件一起来的，有时候是送到传达室的？”

        “是啊。而且现在这些信开始从院墙上放进来，最近还有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所以，这样看起来，干这件事的人一定在学院内部。”

        “第一封信是什么时候收到的呢？”

        “我明确知道的第一封信是第一学期时德·范恩小姐收到的。这是她在这里的第一个学期，她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哪个对她有个人意见的人干的。但没过多久，其他几个人也收到了这样的信。于是我们认定，这事没那么简单。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们倾向于从一年级新生开始查起。”

        哈丽雅特心想，绝不可能是一年级新生干的。不过嘴上她还是说：

        “倒不一定是这样。有些原本正常的人，突然受了什么刺激后也会改变。棘手之处在于，这个人可能平日里行为举止很正常，所以任何人都有嫌疑。”

        “这倒是真的。我甚至怀疑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人中的一个呢。这简直太可怕了。是啊，我知道——老处女那一类。一想到这个就觉得很可怕，你每分每秒都有可能和这样一个人亲亲热热地坐在一起。你觉得这个可悲的家伙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有时候，我会被噩梦惊醒，然后就开始怀疑我有没有梦游到处跑，像个疯子一样对人乱喷口水。我的天哪！一想到下个星期我就很紧张！可怜的欧卡珀勋爵要来参加图书馆的开幕典礼，说不定毒蛇就要向他吐信了！万一这个人也给他送点东西可怎么办啊！”

        “这样吧，”哈丽雅特说，“我想我下个星期会到场。虽然有很好的理由证明我并不合适处理这件事，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去。等见到你后，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这实在太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提点建议的。我想你大概愿意参考一下所有收到的匿名信吧。是？很好。这所有的破纸片可都要用心呵护。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保护指纹图谱的那种钳子来处理这些破纸片？”

        哈丽雅特不知道指纹图谱是不是就要享受这样大动干戈的服务，但她建议院长原则上应该采取预防措施。打完电话之后，院长反复感谢的声音还从电话线那边传来回音，她拿着话筒，呆坐了一会儿。有没有一些时刻，她在思考对于这件事的建议？有吧，但她并不愿意讨论匿名信的事，更不愿意讨论学术之塔里的生活。她坚定地挂上了话筒，把电话机推远了。

        第二天她醒来时，又是一副焕然一新的面貌。她曾经说过，个人情绪不能牵扯进社会事业中，也不应该。如果温西对什鲁斯伯里学院的事务有帮助的话，她会请他帮忙的。不管她个人愿意不愿意这样做，不管她是不是又得听他那句“我告诉过你啊”，她会把她那颗骄傲之心掖在口袋里，问他怎样处理这件事最合适。她泡了一个澡，换了衣服，被自己那种对于真相的坦然信仰而激发得意气飞扬。她来到起居室，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还沉浸在自我庆贺的情绪里。当她吃完吐司和果酱的时候，秘书来了，并带了早上的邮件。里面有一封彼得写的急信，是头一天晚上从维多利亚发来的。

        又被仓促地拽到国外去了。先是巴黎，然后是罗马，然后天知道会是哪里。如果你想找我的话——这不太可能——可以通过大使馆；或者你可以寄信到我皮卡迪利大街的地址，邮局会把信转发给我的。无论如何，四月一号我会再联络你。

        “后面的机会却是光秃秃的。”她总不能拿牛津大学里麻烦却无关紧要的匿名信事件去骚扰大使们吧，况且这个人现在正十万火急地在全欧洲调查要紧的事呢。这个任务一定很紧急，因为那封信的笔迹马虎潦草，看起来仿佛是在出租车里抓紧最后的时间胡乱写出来的。哈丽雅特好奇地想，会不会是鲁里坦尼亚。的国王被人枪杀了，或者会不会是欧洲大陆的神偷之王又办了一件大案，又或者会不会和要用死光圆来毁灭人类文明的国际阴谋有关——这些情节经常在她的脑子里出现。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现在必须自己一个人着手工作了，也只能在彻底的精神孤立无援中自寻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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