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你已没法去利奥波德维尔了。斯坦利维尔、科基拉维尔、伊丽莎白维尔也都不行。林林总总的征服者（及其夫人）的大名都从地图上被抹掉了。这么看起来，你甚至连刚果都去不了了，现在它叫扎伊尔。我们重复着这些词语，仿佛在记住一个假身份：我住在扎伊尔的金沙萨。我们以前常去的那些地方突然间都变得不熟悉了——城市、村落，甚至河流莫不如此。伊丽莎白姨妈实在是担心坏了，虽然我们一直在给她打气。她怕的是她和阿纳托尔也会被指定一个新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是欧式的，“殖民化的”。说实话，要是真发生这样的事，我也不会觉得多吃惊。蒙博托的敕令远达穷乡僻壤。隔壁那对老夫妻似乎也和她同样害怕：他们总是会忘，老是会说“利奥波德维尔”，说完又赶紧用手捂住嘴巴，好像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话给说漏了嘴似的。

        到了晚上，我们就玩互相问答的游戏，找出地图上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尽量难倒对方：查尔斯维尔？班宁维尔？乔库蓬达！班顿杜！男孩子们答对的次数比我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显摆。阿纳托尔一道题都没错过，因为他的头脑很敏捷，而且我想这些本土名字他都能猜出个大概。对我而言，它们当然就很陌生了。等男孩子们睡着后，我便坐到桌边，就着煤油灯摇曳的火光，慢慢地琢磨新地图。那感觉就像父亲跑到这儿来找到我，塞给我一篇经文似的。我们正在重新训练自己的舌头，以便适应蒙博托宏伟的

        但它名正在何处？我一直在问阿纳托尔。金沙萨的主干道叫作“六月三十日大道”，是为了纪念那个伟大的独立日，一个靠成千上万颗扔进碗里、逆流运来的鹅卵石小心翼翼买来的日子。那有多名正言顺呢？至于那场选举最终的结局如何，又是另一回事了，我没有在任何公共场所看到任何纪念，根本就没有。

        他指了指我们家和邻居家之间的那条烂泥小路，路上有一条沟渠，跨过它的时候，我们都得提起裙子，踮着脚踩在布满污物的油桶上，才能到达主干道。“这儿还有条大道需要一个名字，贝埃内，就在这儿竖块路牌吧。”真聪明。他还真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我要不要真这么做呢。

        我们家的房子很扎实，地面是混凝土的，屋顶铺的是马口铁。我们这样的居住条件，在美国会被叫作贫民窟，但在这儿，就算是城市郊外相对奢华的小宅了。至少城里的大多数房子在屋顶的材质方面都远远不如我们。我们家的屋顶之下，共有六口人：阿纳托尔和我，我们的男孩子们帕斯卡、帕特里斯，婴儿马丁·路德，以及伊丽莎白姨妈。她女儿克里斯蒂安偶尔也会过来。我们从亚特兰大回来后，就把伊丽莎白从比柯基接到了这儿来。比柯基的状况堪忧。倒不是说这儿就不怎么堪忧，但有她做伴，还是很不错的。我原以为自己已经学会了许多事，够神通广大的了，但伊丽莎白还是让我受益匪浅。她能做到很多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她这么称呼我，我是她的白人女儿。但她根本就没比阿纳托尔大几岁，长相也与他酷似，除了宽肩膀和细腰肢。（她的体形有点相反。）她像阿纳托尔一样总是很有耐心，在我们家只有一间屋子的房子里一刻不停地忙前忙后，哼唱林加拉语小调。她的左手总是抓着外层缠腰布，不让布料散开，以示稳重，而闲着的右手却灵活得很，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比不上她。她姐姐，也就是阿纳托尔母亲的事，只要是她记得的，她都一股脑儿地说给了我听。而我呢，就像个小孩子，缠着她一遍遍地讲。我渴望任何形式的家庭温暖。要是一年之中能收到两次母亲和艾达的消息，就算上上大吉了。这不是她们的错。我知道她们已经寄了无数个包裹过来，可是都堆在了市区宏伟而凋敝的邮政大楼里的某个地方。我猜这些未寄达的包裹已经足够让邮政部长给自己盖第二或第三栋房子了。

        奇迹降临。复活节期间，我们还真收到了一个包裹。男孩子们嚷嚷着，在我们自设的“”里跑来跑去，挥舞着他们珍贵的玛氏巧克力。（我听到帕斯卡向朋友吹嘘，说这巧克力是在火星上生产的。）我也很想显摆显摆自己的战利品：五本英文书啊！还有衣服、阿司匹林、抗生素、护手霜、厚厚的棉尿布、给我们听收音机用的电池，以及长长的信。我将脸埋在衣服里嗅着母亲的气味。但当然啦，这些衣服是某个与我们不沾亲不带故的美国孩子的。母亲在给非洲救济组织当义工。可以说，我们是她最上心的一个项目。

        每个包裹里都会有一样来自艾达的怪东西，类似于秘密信息，我是这么觉得的。这次是一份老早以前的《星期六晚邮报》，是她在母亲的壁橱底部找到的。我翻了翻，心里琢磨着艾达是想让我读读介绍吉米·斯图尔特如何走上星途的文章，还是想让我知道，只要使用菲尔克的产品，电视机的毛病就会烟消云散？后来，我弄明白了，是一篇名为《非洲是否将变身为共产主义？》的文章。艾达仍旧拥有锐利的嘲讽眼光。文章通篇都在谈论美国应该好好管束一下桀骜不驯的刚果，随文附上的两张图片让我心跳骤停。一张图片上，年轻的约瑟夫·蒙博托可怜巴巴地望着读者，图示说他的地位岌岌可危。他边上的另一幅图片中则站着满面笑容、长相更为机灵的帕特里斯·卢蒙巴，图示警告道：“他会卷土重来！”报纸的日期是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那时卢蒙巴已经故去一个月，尸体就埋在夏巴的一处鸡舍之下，而王座已是蒙博托的囊中物了。我能想象得出佐治亚州的家庭主妇们一看到“共产主义”这个字眼定会浑身激灵，飞快地把刊登了这个长着尖下巴的黑魔鬼卢蒙巴的那一页翻过去。但我那时对事态进展同样一无所知，而且我当时就在布隆古，就在卢蒙巴被捕的那座村子。我姐姐嫁的那个男人说不定还协助把这个死刑犯运到了夏巴，尽管蕾切尔永远都不会知道是否果真如此。在这个故事里，我们都很无知，但并非真正无辜。

        艾达在页末写了句“还记得‘魔鬼一号’和‘.I.流氓’，我们隐秘的秘密吗？”她说现在有传闻说要开始调查了，国会将调研美国过去在刚果犯下的恶行以及“中情局、卢蒙巴之死，及将蒙博托推上权力宝座的军事政变之间一切可能有的关联”。没开玩笑吧？艾达说没人信这话，这儿却没人对此有所怀疑。历史仿佛成了一面镜子，再怎么颠来倒去地照，反正我们每个人看见的都是自己早已知道的事情。如今，每个人都假装想澄清真相：他们会召开听证会；蒙博托则会做一场秀，把所有欧式的地名改成本土名称，以清除曾被外国掌控的痕迹。会有什么变化呢？他会继续脚不沾地地同美国人做生意，而美国人也仍然会控制着我们所有的钴矿和钻石矿。作为回报，每一笔国外资金援助都会直接进入蒙博托的腰包。我们在报纸上读到过，他在布鲁塞尔近郊给自己建了座货真价实的城堡，有尖塔与护城河。我猜，他在巴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别墅住腻了，这座城堡能让他换换口味。当我打开门往外望去，便看见一千来间用木板和纸板搭成的小房子，歪斜之态千奇百怪，漂浮于无边无际的尘埃之海上。我们周围甚至没有一家可堪运转的医院，或一条去往金沙萨城外的可通行的公路。再想想那带尖塔和护城河的城堡！他怎么可以这样？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能像鲸鱼那样张开大口，干脆利落地一口吞下这样的厚颜无耻之徒呢？这就是我这些天向上帝提出的问题。“谁派他治理、安定全世界呢？你若明理，就当听我的话：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约伯记》第三十四章十三节，感谢不尽。

        蒙博托发布的最新消息是，他要将两名美国拳击手，穆罕默德·阿里及乔治·福尔曼，带往金沙萨的体育馆。消息是我们今天下午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我只是一只耳朵在听，因为我们家的厨房里正在发生一系列很有意思的事。我把马丁放到了垫子上让他打个盹，开始煮尿布，而这时伊丽莎白正把碗里薄如纸片的洋葱混合着霹雳椒捣碎。把它们倒进捣成糊状的番茄泥，放在火上熬，就能做出一种稀淡的红色调味汁，当作木薯的酱料。这就是刚果烹饪的不二法门：把两种叶子搁在一起揉搓出汁，给第二天吃的毫无营养的半透明木薯块上色、添味。炉子要等煮好尿布后才能空出来，放上煮的罐子，然后轮到洗衣锅——锅里放的是孩子的衬衫、我们家的三条床单和两条毛巾。在金沙萨，我们有一座“城市厨房”，炉子就安在房子里，但只是个小小的气罐炉。用噼啪乱响的木柴做饭做了这么多年后，我发现这种炉子烧得极慢，让人发疯。城里许多人都用木柴生火做饭，所以一到晚上，他们就得偷偷摸摸地互相扒拉对方房子的木料，像白蚁一样。

        这天应该是阿纳托尔的发薪日，学校里都在谈论，传言政府可能会开始偿付从公立学校窃走的整整一年工资。我们认为这种“补助”是在假意做出一种善意姿态，以此先发制人，阻止大学生在全国范围内罢课。但还是有些学生走上了街头，而到目前为止，蒙博托的善意还是通过警棍来表达的。我一直都很担心阿纳托尔，虽然我知道，他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有惊人的自制力。

        我和伊丽莎白都知道根本不会有什么，但我们仍然很享受那种乐趣，想着如何把它花在明天的集市上。“来一公斤新鲜鳝鱼，再来两打鸡蛋！”我一说这个，她就取笑我。我对蛋白质的渴求使我变得一根筋，她就说我得了式饥渴症。

        “最好来十公斤大米和两块肥皂。”她说，我们也确实很需要那些东西，但想到一笔意外之财只能让房子里堆上更多白色的淀粉，我就心生绝望。

        “白色的东西都不要。”我宣布道。

        “那就来棕色肥皂。”她说，“哦！再来点好看的！”她又热情洋溢地补充了一句，我们俩都被这番白日梦弄得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见过的最后一卷卫生纸，不管什么颜色，还是从亚特兰大带回来的。

        “至少来点吧，伊丽莎白。”我发起了牢骚，“新鲜的青豆，，就是我们以前在农村里吃的那种。”

        帕斯卡最好的朋友艾莱维是个精力充沛的姑娘，这时来我们家串门，就坐在桌边伊丽莎白的对面，但她今天异乎寻常的安静。

        “你觉得呢？”伊丽莎白用手中刀子钝的那头戳了戳她，“和恩甘巴夫人说说，她需要一块崭新的，要带点颜色的。告诉她，她穿着那身抹布去集市，会让她的儿子难为情死的。”

        艾莱维揉捏着校服的短袖边，显然没心思谈论什么时尚。她那黝黑的皮肤灰蒙蒙的，肩部凹下去了一大块。我在我的儿子们身上见过这症状，是钩虫病。我把煮好的尿布拿到外面，用一小片肥皂仔细地洗了洗手，插入了下午的蒸煮队列，烧水给艾莱维泡了杯茶。

        突然，她毫无表情地说她不上学了。

        “啊，艾莱维，别不上学。”我说。小姑娘很聪明，当然，聪明什么也保障不了。

        伊丽莎白只是问她：“为什么？”

        “晚上和妈妈一起干活。”她的声音毫无起伏。这话的意思是，去当妓女。

        “你才多大？”我生气地质问道，“十一？十岁？这是犯罪，艾莱维，你还是个孩子！法律会保护你，不让你去干这种事的。太可怕了，你根本就不懂。你会被吓到，受到伤害，会生大病。”

        伊丽莎白沮丧地看了看我。“，别吓她了。她们真的需要钱。”

        这当然是实话。当然，也没有法律保护孩子不去卖淫。伊丽莎白的女儿克里斯蒂安，我猜有十七岁了吧，我怀疑她晚上有时候也会去城里干这营生，虽然这话是问不出口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穷得不能再穷时，伊丽莎白的皮夹子里总会有那么点现钱。我但愿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瞪着艾莱维，我儿子的小伙伴，膝盖瘦得只剩薄薄的一层皮，两条辫子往外杵着，好似手柄，然而她要去当妓女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她的孩子气会让她更值钱，至少还能值上一段时间。我真想大喊大叫。我把木薯罐子猛地搁到炉子上，水泼得到处都是。

        我是靠着怒火在这儿生存下来的。我当然会这样。我成长的时候，对握有权力的白人领袖坚信不疑——上帝，总统，我不在乎他是谁，但他会让正义君临天下！然而，这儿的人却从不曾有一丝一毫的理由支撑这类幻想。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方圆几英里内唯一一个尚未放弃希望的人。除了阿纳托尔，他表达怒火的方式更富成效。

        艾莱维宣布完之后，我们一声不吭地坐了一会儿。收音机里告诉我们，两位美国拳击手将因前来参赛而各得五百万美元，那可是我们国库里的钱。为这场比赛提供高等级的安保措施，营造节日气氛，又要花掉差不多同样的钱。“全世界都会尊重扎伊尔这个名字。”广播结束之际，蒙博托在简短的录音采访中宣布。

        “尊重！”我真的没忍住，往地上啐了口唾沫。比起两千万美元的不当开销，这行为让伊丽莎白更受惊吓。

        “你知道体育场底下是什么吗？”我问。

        “不知道。”伊丽莎白说得很坚决，但我清楚她肯定知道。是几百名政治犯，戴着镣铐。那是蒙博托最最臭名昭著的地牢，我们都清楚，阿纳托尔每天都有可能被送到那儿去。就因为他教的内容，因为他信仰真正的独立，因为他忠诚于秘密的卢蒙巴联合党，他随时会被某个塞饱了钱的告密者送入地牢。

        “囚犯也许会在拳击比赛的时候弄出很大噪音。”艾莱维说。

        “那么扎伊尔可连最基本的体面都保不住了。”我说。

        “。”伊丽莎白耸了耸肩，“帕斯卡和帕特里斯一定会很兴奋。，想想吧，那是啊！他是个英雄！马路上的小男孩们都会为他欢呼的。”

        “没错。”我说，“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观看这场盛事，两个黑人愚蠢地互殴，就为了各得五百万美元。斗殴结束后他们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人，根本不会知道在该死的扎伊尔，除了该死的军队，整整两年没有一个公职人员拿到过一分钱的工资。”

        女人用林加拉语骂人会令人极其反感，伊丽莎白却对我极尽包容。“斯坦利维尔。”这是她下的命令，想改换话题。

        “基桑加尼。”我回答的时候毫无激情。艾莱维跑出去和帕斯卡玩了，她可不想陷在这种乏味的练习里。

        “阿尔伯特国家公园呢？”

        “马伊科公园。”

        我们俩谁都不知道也不关心我说得是否正确。

        我渐渐认识到，伊丽莎白突然变换话题向来都是出于一个好理由——通常是为了某人的安全考虑，很可能就是我的。我也在集市上观察过她，我很清楚，没有哪个课堂曾教会了我这么多。刚果人都有第六感，我称之为社会感。这是一种第一眼就能知人知面也知心、考量各种交易可能性的洞察力。这种能力犹如呼吸般必须。生存乃是持续的协商，因为你得偷偷摸摸地换取政府假装提供、实际上不曾提供的各种服务。在这个由其领袖设定了绝对腐败标准的国度里，我该如何描述此处生活的复杂性呢？在金沙萨，你甚至连个信箱都没法拥有；你刚租好一个信箱，邮政部长就会把你的信箱卖给出价更高的人，而那人一出门就会把你的信扔到马路上。邮政部长会合情合理地争辩说，舍此他也别无他法，他得养家糊口——每周他的工资袋都空空如也，上面还印着一则声明，说这是紧急经济措施。同样的争辩也会出现在电话接线员口中，只有当你明确告知他你把装了贿金的留在了金沙萨的某个地方之后，他才会为你打通拨往国外的电话。处理签证和护照的办事员也是如此。对外面的人来说，这儿一片混乱，其实不然，这就是协商，无限有序，无穷无尽。

        身为金沙萨的一名白人妇女，我对这里的人而言意味着各种可能性。但哪怕是一名黑人妇女，只要拿着和我一样的手包、穿着和我一样的皮鞋走在马路上，也会有人接近。我永远都无法适应这种情况。上星期，一个年轻人走上前，直截了当地问我要三千扎伊尔币，又一次让我大跌眼镜。

        “，他不是真的问你要三千扎伊尔币。”伊丽莎白平静地说道，当时我们已经把话题转换到有多么多么想吃菠萝。他是在打开一扇交易的大门，她这么解释道。他有东西要出售，也许是内幕消息、黑市商品，或未经认证（因而价格也更便宜）的长途电话接线员的名字。这种事她已跟我解释过不下十几次，但只有当我亲眼见识到，我才恍然大悟。在金沙萨，任何人想要东西，无论是一次肾结石手术还是一张邮票，都得为之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刚果人早已习惯这一套，还衍生出了上千种捷径。他们通过研究彼此的穿着和性格来归纳对方的期望，讨价还价的流程早在说话之前就已开始筹备。如果你对这种微妙的交谈一无所知，那一旦开标，比如“夫人，我想问你要三千扎伊尔币”，你就会被惊得目瞪口呆。我听说过外国访客抱怨刚果人贪婪、天真、效率低下。可见，他们什么都不懂。刚果人是生存方面的行家里手，其洞察力更是敏锐得难以置信，那些不够敏锐的老早就夭折了。适者生存。

        我想，很久以前，我其实就从阿纳托尔那里了解到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了，在他解释为什么要翻译父亲的布道词那会儿。那根本不是什么充分无遗的传教热情，而只是向可能入教的会众打开交易的平台。那一天，我对阿纳托尔的智慧有了十倍的认识。如今回首往事，我也得对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重新做一番理解。每天缠着我们要钱要食物的孩子并非蠢笨的叫花子。他们早已习惯把多余的物品拿出来分发的观念，所以根本摸不透我们为什么会只顾自己。提议娶我姐姐的酋长当然不是指望父亲真会交出他那只牢骚满腹的白蚁！我认为塔塔·恩杜是在温和地暗示，在这几近饥荒的时刻，我们已成为他的村子的负担。当地人容留这种负担的办法是重组家庭。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想法毫不靠谱，那还是另寻高就为好。塔塔·恩杜下起命令来当然是颐指气使的，甚至还要求村民在教堂投票，以羞辱我的父亲。但在事关生死的场合，我现在才发现，他却有着难以理解的礼貌。

        扎伊尔人如此高的天分和外交手腕只能消耗在基本的生存上，而钻石和钴矿中的财富却每天都在从我们的脚下溜走，这着实令人悲从中来。“这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我提醒儿子，直到这句话融入了他们的睡眠之中，“这只是一个穷人的国家。”

        晚上当然没看见工资的影子，更别提什么补助金了。但阿纳托尔回家的时候却因全体罢课而兴奋不已，晚餐时他一直用平静的语调说着这件事，仍像往常那样，用的是代号和假名。任何对这类信息的知情都会危及孩子们。但我相信今晚，就算是珍珠港事件也会绕开他们，毕竟他们在如此专心致志、狼吞虎咽地大嚼木薯呢。为了能多吃一会儿，我用左手掐下一小块一小块，再用右手喂马丁。他每咽下一口，我都能感受到他有多想吃。

        “最近我要抽一天时间，”我宣布，“带上我的弓箭，从宅邸的栅栏溜进去。”蒙博托在金沙萨的宅邸坐落在一座公园之中，几匹斑马和一头可怜的大象就待在公园里扒草吃。

        帕斯卡一听就来了劲儿。“哦，妈妈！我们去把那头大象杀了吧！”

        帕特里斯清醒地提醒我们，他认为弓箭是射不穿大象皮的。

        帕斯卡才不管呢。“你见过它吗？妈妈的箭会把它射翻的，啪！库发

        伊丽莎白则思虑周详地问：“？”

        我们能吃的就是木薯、木薯、木薯。无论是带番茄皮的粉色木薯，还是带水芹叶的绿色木薯，终究还是木薯。如果能弄到大米或大豆，就不但能解馋，还可以平衡我们的氨基酸，否则，我们的肌肉组织就会消化自身——这个过程还有个独特的名字，叫夸希奥科。当我们刚刚搬到基兰加的时候，我记得自己还以为当地的孩子肯定吃得太多了，因为他们的肚子全都胀鼓鼓的，往外凸着。现在，我知道那是因为他们的腹肌太弱，没法让肝脏和肠子待在原来的位置。我在帕特里斯身上看到了这种苗头。在金沙萨，任何食物要到达我们手上，都必得从内陆乘着破烂的卡车穿越根本无法通行的路面，所以即便你能找到吃的，那价格也贵得离谱。有时候，阿纳托尔会提起我们很久以前的一次谈话，当时我想解释清楚在我们家那里是怎么种庄稼的，如何在远离消耗食物的人群的地方，耕种成片成片的田野。如今我理解了他为什么不安。这个主意很糟糕，至少对非洲来说是如此。这座城市是外国人所谓的“效率”错植于这片土壤上的产物。这是个很糟糕的主意。住在这里，没人会怀疑这一点。这里是饥饿、传染病、绝望的聚集区，却伪装成了一片机遇之地。

        我们甚至没法自己种庄稼。我的确尝试过，就在我们家后门的金属门框旁边，晾衣绳的下方。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帮我清出了一小块地，最后终于产出了几束苍白的、脏兮兮的芹菜和豆子，却在一夜之间就被邻居家的山羊啃了个精光。那户人家的孩子看上去太饿了。（那山羊也是。）我无法为这样的赠予感到遗憾。

        至少，我们还有余地，我们还可以离开。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我们可以去亚特兰大再做尝试。为了阿纳托尔能在这儿教书、组织当地人进行一些活动，我们留在了这儿，靠清汤寡水的工资度日，但我们仍然拥有邻居们无法理解的优势。我带儿子去美国打了疫苗，这种疫苗在扎伊尔无论什么地方连个影儿都见不着。我看着他们全都活着来到这世上，而且谁都没有因天花或肺结核夭折。我们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然而在这里，最让人难以承受的是窗外的风景。城市是一座尘土色的阴郁家园，让我患上了想念内陆生活的思乡病。在比柯基和基兰加，至少我们总能从树上摘到点东西。没有哪一天，我们没见过花朵。时疫有时候会将村子毁灭，但它们总会终结，不会传播得太远。

        我有时会好好地笑话一番以前的自己。记得我和姐妹们曾神经过敏地列出我们能指望的家底：橙子，面粉，甚至鸡蛋！即使在传生涯最低潮的时期，照基兰加的标准，我们仍富有得不可思议。难怪我们不小心搁置在门廊上的任何一件家什都会在晚上找到一个新家。难怪当我们抽出口袋内衬表明自己有多穷时，邻居的女人们都会在我们家门口紧锁眉头。镇上的人甚至连口袋都没有。他们看着我们时的感受，就好比我此刻站在蒙博托童话般的宫殿门口对他怒目而视，而他则耸耸肩，把双手深深地埋进被他夺来的亮闪闪的矿脉之中。

        “我记得你说过，刚果人不信独享财富那一套，他们相信自己的东西用不完就应该分享出去。”有一次，我对阿纳托尔这样说，想要来场辩论。

        但他只是哈哈笑了起来。“你想说谁，蒙博托吗？他现在甚至都不算是非洲人。”

        “好吧，那他是什么？”

        “他就是个供白人摆布、人尽可夫的女人。”

        阿纳托尔是这么解释的：如同故事里的公主，刚果生来富有，却招来嫉羡，引得各地的男人纷纷垂涎，都想在她身上予取予求。美国现在成了扎伊尔经济的老公，却不怎么讲道理。又是大肆剥削，又是装作高人一等，还美其名曰要使她免受本性里的道德沦丧之累。

        “哦，我完全了解那是种什么样的婚姻。”我说，“我从小就亲眼见识了这么一桩。”

        但我到现在才恍然明白，母亲最后将我们家的每一件物品搬到屋外，是作为告别基兰加的礼物。有这样的妻子，也有那样的妻子。我们中间只有身为异教徒的母亲才懂得何为救赎。

        我们其他人大概都是后来才明白的。上帝让我们活得够长，就是为了让我们惩罚自己。一月十七日，卢蒙巴与露丝·梅之死，那天仍旧是令我们家黯然神伤的日子。阿纳托尔和我无语凝望着远方，望着自己内心的悔恨，如今这悔恨再也不会与我们分开了。一月的晚上，我常被噩梦惊扰，我伸展开身体悬在水面上方，试图保持平衡。当我回望岸边，那儿的一排鸡蛋却倏忽成了饥饿孩童的脸蛋。然后我又坠入忧郁的绝望，不得不将一座在我手中崩塌的山脉移走。我惊醒的时候已然浑身湿透，发现阿纳托尔的身子就在自己身边，这才如释重负。但即使是他的忠诚也无法卸去我肩头的重荷。“神啊，求你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怜恤我。”在半梦半醒间，在我彻底清醒，进入这没有父亲、也无法指望慈悲的世界之前，我念起了祷词。

        阿纳托尔说，反复做梦是得过恶性疟疾者的通病。当我紧张或悲伤时，我也会成为的猎物，浑身瘙痒难耐。那是一种微小的寄生虫，会爬入你的毛孔，时不时地发作一番。非洲有成千上万种方式融入你的皮肤之中。

        我们在金沙萨的生活其实包含着很多慈悲，比大多数人所能指望的更多。我还不必去干掉蒙博托的大象。曾有一段时期，我甚至还带回家过一份丰厚的薪水。当时我帮美国人干活挣工资，自我安慰说，如此一来我至少可以在城里自己住的那个小角落里向小贩们散点美元。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外国的资金援助无论如何也送不到他们手上。

        恩甘巴夫人，英语教师，是我的新身份。结果我发现，这身份就像本笃会的修女服那样让我很恼火。我在美国人聚居区里的一所特别学校教书，那些美国人是来这儿建造英加－夏巴输电线工程的。出资建造英加－夏巴输电线工程，是美国赠予刚果的一份结婚大礼。这条庞大的输电线路穿越一千一百英里的丛林，将利奥波德维尔南边的水电大坝同南方偏远的夏巴矿区连接了起来。项目引入了普渡大学的工程师、得克萨斯州的一帮粗人及其家小。他们全都住在利奥波德维尔郊外一座名为“小美国”的怪异小城里。每天清晨我都要乘巴士去那儿，给这些从事该宏伟工程的人家里毫无诗意的孩子们上课，教他们语法和文学。他们面色苍白，背井离乡，抱怨在这里看不到某些听上去有点可怕的电视节目，那些节目名称里都有之类的词儿。说不定，他们离开刚果的时候，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曾真真切切地被邪恶、条子、丛林里蛇患肆虐的危险包围过。这片聚居区犹如监狱，路面和房子整齐划一，最外边围着带刺铁丝网。孩子们也像囚犯似的，只要找到任何尖锐的东西，就会打打闹闹。他们取笑我的着装，叫我“秋葵夫人”。我可怜他们，蔑视他们，默默地希望他们能坐第一班船回家。我时常受到警告，因为校监认为我“态度”有问题。但他只能容忍我，因为找不到人代替。到第二个学期结束时，我就辞职了。

        那地方让我毛骨悚然。我会在“”尽头的街角乘上巴士，赶在晨曦初露之前在路上颠簸着打半个小时的盹儿，然后睁开眼睛，进入另一个世界。聚居区内有一排排闪亮的金属房屋和几十家烈酒吧，在拂晓时分金光闪耀，散发着新鲜呕吐物和碎玻璃的光晕。巴士会嘶嘶响着刚好停在大门内，进行怪异的交接仪式：我们这些老师和女佣下车之后，巴士就会载上疲态尽显、蓬头垢面的妓女。刚果女孩，染着漂白的橘色头发，蹦着一两个粗俗的英语字眼，昂贵的美国胸罩的吊带从紧绷的衬衫里滑落至肩头。我想象得出她们回到家后，叠好这身制服，裹上缠腰布，再去集市赶集的情形。就在我们全都站在那儿，彼此眨巴着眼睛，找不着北的时候，聚居区的卡车呼啸着从我们身边驶入丛林，车上载着显然（从妓女可以推断）一刻都没合过眼的男人们。

        这一年间，我看着这些粗俗的外国人铺好几千英里的临时路面，以供运载电缆、机床或钣金。这条路沿途的村民们却仍旧过着没有电、机床或钣金的日子。顺便说一句，夏巴省瀑布轰鸣，要自己发电简直绰绰有余。但如果电力源自首都，矿井就可由蒙博托亲手点亮。只要民众有一丝反叛的迹象，他就能拉闸断电。毕竟，加丹加省就曾想分离出去。我在那儿上班的时候，我们都相信，就这项奇异的工程而言，这也算是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离职后，我们了解到了更多情况，足够让我去诅咒自己对英加－夏巴项目做出的那份微薄贡献。它并不仅仅是一项走入歧途的工程。它包藏着祸心。输电线压根儿就没打算架起来过。由于没法维护、检修这横亘于黑暗之心的设施，工程师们只能眼看着这头巨兽刚刚架好了前端，尾巴就崩塌殆尽。整个工程最终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与森林里的树被切叶蚁采集一空如出一辙：螺母，螺栓，任何一种可用于苫盖屋顶的材料都渐渐融入了丛林之中。任何人都能预测到这个失败。但恰恰由于向刚果贷款了十多亿美元架设输电线，世界进出口银行便得到了取之不尽的债权。我们得从现在起就用钴矿和钻石来偿还，直至时间尽头，或至少到蒙博托任期结束。这是个热门游戏，不知会先等到哪个。由于现在背上了几十亿的外债，我们独立的任何希望都被戴上手铐铐入了债务监狱里。如今，黑市倒是要比合法经济市场健康得多。我见过人们把扎伊尔币用作修补墙面裂缝的材料。外国人非法盗矿贩矿的手段不可谓不彻底，我们的邻居法属刚果虽不见一处钻石矿，却也成了世界第五大钻石出口国。

        若说还有什么没被送出这个国家，那就得到国王的餐具室里看看了。就算我姐姐蕾切尔和威廉·莎士比亚先生合力创造一个放纵奢侈的专制君主，也无力超越蒙博托。他正在建造一座宫殿，仿照的是他的朋友伊朗国王在其国内的原型。宫殿就建在他的祖籍戈巴多莱。他们说那里四周有高墙护卫，他弄来了肥肥的孔雀在庭院里昂首阔步，还在刻有摩尔式纹样的银盘上啄谷粒吃。点亮宫殿的汽油发电机发出恐怖的咆哮声，日日夜夜从不停歇，将附近地区的猴子全都吓跑了。空调系统必须全天候开启，这样才能避免丛林的酷热损毁他宫殿里枝形吊灯上的金叶装饰。

        我都能想象到。宫殿的高墙外，戈巴多莱的女人们蹲坐在各家的院子里，把木薯搁在捡来的车轱辘里烧煮。如果你问她们独立是什么意思，她们会立刻怒容满面，挥棍子把你赶走。还嫌不够烦人哪，她们会说。各个镇子都有了新名字，记都记不住，现在还得互称公民了。

        在金沙萨市区，许多酒吧都有电视机，每天晚上七点，蒙博托都会头戴豹皮帽，在屏幕上闪烁不歇，为的是将我们国家联合起来。“有多少父亲？”他在电视节目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问，而他那录像里的观众就会回答：“一个！”

        “有多少部族？有多少党派？”他继续提问，“有多少主人？”

        每一次，那些忠心耿耿的声音都会尖叫：“穆库！一个！”

        图像跳跃闪烁，公民们或是喝啤酒，或是各忙各的。蒙博托说的是自己部族的语言，大多数人根本就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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