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乡北上的国民党第11战区先头部队40军和新8军，原是冯玉祥的旧部，官兵以河北人居多。这次北上打头阵，一方面是蒋介石利用西北军官兵还乡的心理，给他们一些地盘，笼络他们为其卖命。另一方面，蒋介石排挤、歧视非嫡系部队，在进攻解放区时，让这些部队在前面拼命，消耗其实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对此，西北军将领心里是很明白的，兵马未动，内部矛盾就已经暴露出来。

        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河北盐山人，出身贫寒，早年投入冯玉祥部下当兵，逐步升至师长。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发动反蒋战争失败，高树勋不愿投靠蒋介石，避居天津，与爱国将领吉鸿昌关系密切。抗战爆发后，他到张家口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任军长，同盟军失败后，转至宋哲元部下。当日军侵略华北时，他坚持抗战，率部转入河南。当石友三等将领策划投降日军当汉奸时，他立场坚定，诱杀石友三。高树勋坚持五年敌后抗战，1942年带部队撤到大后方，不但没有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反而被架空，夺去了军权。这使高树勋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开始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

        在高树勋的总部，有位中共地下党员王定南。王是河南内乡人，1944年在宝丰组织抗日游击队时遭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围剿。王被押送后方途中经过高树勋驻地，高在审问中感觉此人有学问，可能是共产党，设法将王保释出来，留在总部当参议。1945年8月，抗战即将胜利，高树勋感觉自己这支非嫡系部队早晚会被蒋介石搞掉，急需寻找出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委托王定南秘密前往太行解放区，找彭德怀联系。

        王定南带着高树勋的密信，经许昌来到新乡。盘踞在此的孙殿英是个狡猾的军阀、汉奸。他明投蒋介石，暗地里却与共产党也有联系，玩“狡兔三窟”的把戏。孙殿英与高树勋私交不错，听说王定南要去太行，就把在他部队中工作的八路军代表朱穆之介绍给王定南。朱穆之听说王定南是高树勋派来与八路军取得联系的，就与王一起上路，陪他进入太行解放区。

        一路辗转跋涉，王定南、朱穆之到达涉县赤岸村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时，正值上党战役打得热火朝天。在前线指挥的刘邓听说高树勋那边有人来，非常重视，请王定南到黎城见面。王定南向刘邓首长转交了高树勋给彭德怀的亲笔信，并详细汇报了高树勋部队的情况。刘伯承给高树勋写了一封回信，表明欢迎他的态度，希望他为人民作出贡献。邓小平要王定南立即返回新乡，并派两位同志与王定南同去。王定南此行为高树勋和我军建立了正式的联系，对后来的邯郸起义创造了条件。

        王定南回到新乡，已是9月底。11战区部队已经接到北进的命令，整装待发。高树勋听了王定南的汇报，十分高兴。此时，他考虑的问题是部队如何能顺利通过解放区，到石家庄接收。他知道安阳至高邑三百里平汉线和沿线几十座城市都在八路军控制之下，孙连仲要打通平汉路，谈何容易！现在王定南已与八路军取得联系，不如甩开马法五部，以新8军单独北上。于是，他想派王定南再去见刘邓，商量“借道”北上。高树勋给刘伯承写信表示：“当此日寇已投降之时，全国正需真正之团结，以建立现代之民主国家。如仍以法西斯来统治，必将走向灭亡之路。弟部奉命挺进石家庄，请兄通告贵方沿途驻军勿生误会为盼。”

        10月1日，王定南将这封信转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后，我方意见不一。可以看出，高树勋的态度只是不想与我军冲突，并含有保存本部实力的意图。至于脱离国民党，投向革命，当时还谈不到。刘邓请示中央，中央军委10月10日复电指出：“争取某些势力暂时中立是必要的，但高树勋部过早的北进，深入石家庄、平津，反与我不利。不管高的主观愿望如何，在事实上将成为接引与掩护蒋军北上，且可能成为冀中、冀东、平津一带伪军伪警的团结中心，增加我之困难。”“因此，与高商谈应以一切办法推迟其北进，而不宜予以北进之方便。如反蒋在行动上有所表现时，我可予以适当之援助。”（《邯郸起义史实综述》，见任佩瑜主编：《邯郸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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