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中俄关系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一九二三年到二七年，是苏联和国民革命派之间的一个事实上的同盟时期。后者是由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同床异梦的合作者组成的，他们的目的是要用革命来推翻当时的中国政府，实现中国的独立，摆脱外国帝国主义。这项振奋人心的事业以右翼国民党的胜利，成立南京政府，同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中俄关系破裂而告终。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是俄国孤立于中国和南京完全绝缘于俄国影响时期。这一时期到一九三三年底莫斯科恢复与南京的外交关系而宣告结束。第三个时期以南京莫斯科温吞水的修好开始，由于南京不断同中共进行激烈内战而弄得很尴尬，后来到一九三七年初戏剧性地结束，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了部分和解，为中俄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但我在红军的时候，对共产党的情歌，国民党仍充耳不听，这个新的时期以后在恰当场合再谈。

        上面提到的中俄关系三阶段也确切地反映了共产国际近年来性质的变化，以及它从一个国际煽动组织转变为苏联国家政策的一个工具的几个过渡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这种变化的国内和国际上的极为复杂原因的辩证关系，要在本书加以详述是不可能的，但是考察一下这些变化对中国革命基本发生了什么影响，又受到中国革命什么影响，却很适宜。

        凡是对这个问题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国革命在一九二七年遇到的危机与俄国内部和共产国际内部所发生的危机正好发生巧合，后者表现为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争夺世界革命力量的理论控制权和实际控制权的斗争。要是斯大林没有等到一九二四年才提出他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是这个问题在这以前就有了定论而且他又能够支配共产国际，那就很有可能，对中国的“干涉”就根本不会发生。不过无论如何，现在再进行这样的推测是毫无意义的事了。斯大林在进行他的斗争时，在中国的路线早已决定了。

        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对中国国民革命在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文化上给予积极合作的工作，主要是在季诺维也夫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当时是共产国际主席，并且这工作也受到托洛茨基的很大影响。在这以前，斯大林派还没有彻底击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理论。但是从一九二六年初开始，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事务和政策主要由斯大林负责，他从此加紧了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这一点是没有不同看法的。

        因此，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六年，接着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发生灾难期间给予中国共产党策略路线和“指示”的时候，是由斯大林领导的。在这些瞬息万变的几个月里，当中国共产党人头上的灾祸象强劲的台风一样袭来的时候，斯大林的路线遭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所领导的反对派的不断攻击。季诺维也夫在当共产国际主席时，充分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但是现在他却激烈反对斯大林执行同一路线。特别是在蒋介石第一次“叛变”，一九二六年在广州进行一次未遂政变后，季诺维也夫预言必然会发生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会与帝国主义妥协，出卖群众。

        在蒋介石第二次政变成功之前至少一年，季诺维也夫就开始要求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他现在认为国民党不能完成革命的两项主要目标，即反帝——推翻外国在中国的统治——和反封建——推翻地主豪绅在中国农村的统治。托洛茨基也这样早就开始鼓吹成立苏维埃和一支独立的中国红军。总的来说，反对派预言如果斯大林的路线继续下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在这一阶段的希望顶多就是这个——就会失败。当然，这个预言是说中了。

        但是有充分理由相信，要是把反对派的反对意见作为在中国及早采取激进政策的基础，后来发生的悲剧可能会更加严重。托洛茨基在理论上的批评，一如既往，颇为精辟，他的意见同实际情况的特点也不无联系。但是象经常的那样，联系却并不很多。他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发言都收在《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中，这本书肯定是本立论松懈的著作，尽是漫不经心地不顾当时实际情况的客观限制的地方。这清楚地说明，共产国际的政策固然造成了灾祸，他所能够提出的办法也只会更早得多造成一个更加全面的灾祸。

        斯大林在大失败以后为自己辩护时，嘲笑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国际的策略路线是招致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一论点，认为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事实上，凡是研究这一整个时期情况的公正的人，很难能逃避这样的结论：托洛茨基派过于夸大了共产国际错误的重要性，同时又低估了客观形势的极其不利因素。他们对于利用共产国际的错误来作为攻击斯大林的新炮弹，显然比对中国的当前命运更感到有兴趣。反正，他们的攻击并没有成功。整个来说，党仍不信斯大林是无能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加上在此以前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共产党政权的遭到摧毁，以及共产国际在东方各国的希望遭到普遍破灭，党已对在国外进行冒险发生厌倦，倾向于转而进行国内建设。斯大林胜利了。托洛茨基遭到了流放——而且，如果我们竟然相信莫斯科审判时提出的证据的话，干起破坏铁路的事来。

        斯大林取得了胜利，通过了五年计划，对拖拉机产生了狂热，共产国际在这以后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是，暂时搁置了积极促进当前世界革命的计划，苏联的革命热情集中用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攻势上。共产国际不再成为支配力量，而是变成了苏联的一个机关，逐渐变成了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平凡单调劳动进行美化宣传的广告社。它的主要任务已从用暴力，或者用积极干涉来制造革命，改变为用榜样来促进革命。由于“世界革命根据地”苏联需要和平，共产国际便成了在全世界进行和平宣传的有力机构。

        这里毋庸进一步赘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论争。

        重要的是，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他的政策支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未来活动。一九二七年以后，有一段时期，这种活动几乎等于零。俄国在中国的机构封闭了，俄国共产党人不是被杀就是被驱逐出中国。俄国来的财政、军事、政治援助陷于停顿。中国共产党陷入了大混乱，有一个时期，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但是苏维埃运动和中国红军却在纯粹中国人自己的领导下自发开始，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得到俄国的什么赞同，一直到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才给予出生后的认可。

        自此以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了。不错，有些机构偷偷地恢复了；还派了代表到少数几个大城市中去找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学生继续在俄国留学，然后秘密回来搞革命工作；而且还有一点点钱送进来。但是俄国完全没有办法同中国红色区域发生任何直接的有形联系，因为中国红色区域没有海口，完全受到敌军的重重包围。在过去，中国曾经有过好几百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现在却只剩下两、三个，常常几乎与整个社会隔绝，很少有能冒险逗留几个月以上的。以前曾经有好几百万元钱输送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手中。现在流到共产党手中的一次只有一、二千元涓涓细流。以前整个苏联都支持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现在援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个共产国际已不能动用“世界革命根据地”的庞大资源，只能象一个可怜的继子那样走一步看一步，如果行为稍有不当，就很可能给正式取消继承权。

        在这十年之中，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给予中共的实际财政援助，看来是少得惊人。当牛兰夫妇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被捕，后在南京作为共产国际远东首席代理人而判刑时，警方的完整证据表明，对整个东方（不仅仅中国）的总支出最多不超过每月一万五千美元。这与大量流入中国进行基督教宣传（这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宣传），或者进行亲日宣传和纳粹法西斯宣传的款项相比，可谓微乎其微。这同美国在一九三三年给予南京的五千万美元小麦贷款相比，也是少得可怜。据外国军事武官的报告，后一笔贷款的收入对蒋介石反共内战有决定性的价值。

        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卖了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弹药给南京，以便摧毁中国苏区，当然没有卖任何东西给共产党。美国军队出借许多军官为中国训练空军，结果炸毁了红色中国的许多城镇，意大利和德国军事教官实际上亲自领导了几次破坏性最大的轰炸，象他们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样。纳粹德国派最能干的将领冯·西克特将军去援助蒋介石，并派一大批普鲁士军官改进南京的围剿技术。鉴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再说什么俄国撑中共，我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了。相反，很明显，蒋介石在近十年内却得到了外国给他而不肯给共产党的重要援助的支撑。

        也许可以断言，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军事情报专家都无法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打仗时所得到的外国物质援助比中国近代史上任何一支军队都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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