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涪陵城东的山上发生了火灾。一连数周，天气十分炎热——酷热难当，烟雾弥漫，太阳明晃晃地照耀着大地，气温达到了三十多度。校园后面未铺设混凝土的公路上，尘土蔽日，空气中弥漫着腾腾热气。每个人都对我说，今年的春雨太稀少了。随后就有人说，两头望发生了火灾。

        在这一带，这座山海拔最高。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从山顶上可以看见涪陵和丰都两个地方。那上面既有森林，也有农舍。大火燃起来的时候，很难控制。没有人知道这场火灾是如何引发的。长江上吹过来的风炎热而干燥，吹着火星飘过了山坡。

        火灾发生的那天晚上，他们从学校挑选了五十个志愿者前去扑火，第二天早上又叫了两百个人。从阳台上，我看着第二队人马在学校的校前广场集合起来。全都是男生，穿着军训服。等着出发的时候，他们兴奋地嬉笑着、交谈着。公共汽车带着他们离去了，校园里又安静了下来。

        那天，太阳像个火热的圆盘挂在天上，浓烟从山上飘了下来。站在阳台上，我闻到了一阵烟味。我班上的好多男生都没有来上课。那一天，我一直在想，他们在两头望干得怎么样了。女生们心不在焉，课上得不太给力。

        稍后，我在卧室里学习，看见乌江西面的天空中布满了乌云。突然起了一阵风，把我桌子上的纸片给吹跑了。我关上窗子，从晾衣绳上取下衣物。接着，我穿过房间，把所有门窗都关了个严严实实。暴风雨就要来了，城市的另一面黑云压顶。顶着狂风，我好不容易才关上了客厅的几扇窗户。

        我关掉电灯，给手电筒装上了新电池。我又来到在阳台上用玻璃封装的厨房，大雨就在这时候下了起来。大大的雨点斜着倾泻下来，风更大了，狂怒地扯弯了树枝。坝子的对面，教学楼的窗子被狂风吹打得哗啦作响，学生们发出一阵尖叫声。每当暴风雨来临，学生们总会兴奋地大喊大叫，有时候都忘记了把窗子关上。春季，满地都是暴风雨吹落的碎玻璃。

        江东的街上，人们急匆匆地行走着，我听到了更多玻璃掉到地上破碎的哗啦声。在插旗山的西翼，突然闪起一道蓝光，接着传来一阵爆炸声。紧接着，涪陵城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

        我站在阳台上观看着这一场暴风雨。黑云滚滚而至，低垂在几座大山之上，雨下得更大了。天空一片漆黑，突然闪过一道森森白光，仿佛有人在翻滚的黑云上划亮了一根巨大的火柴。一道闪电照亮了白山坪的山顶。刹那间，那一座大山从长江中拔地而起，高高耸立着，在闪电中岿然不动，但紧接着又消失不见，只听见隆隆的雷声滚过天际。很快，一道迷雾笼罩在两江之上。最后，长江被遮盖得无影无踪，而乌江只剩下一条平铺的灰色带子，不知道蜿蜒消失在了哪里的地平线上。

        半个小时后，暴风雨停了下来。山峦看起来更加翠绿，空气中的烟尘被清洗得一干二净。整个晚上，雨都下得比较小。第二天，我的学生从山上回来，我才知道，那一场暴风雨扑灭了山火，使它没有蔓延开去。不过，学生们走了这么一趟之后，打乱了原有的计划。跟他们离校奔赴火场的时候一样，他们回来的时候仍然兴奋不已。

        两个星期之后，学校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田径运动会，地点就在插旗山脚下新修建的体育场上。中国的学校多数都要在春季举行运动会，但我们学校那一年的运动会尤其盛大，一是因为新的体育场地刚刚落成，二是因为一个半月之后，香港将要回归。

        那一学期，什么事情都跟香港有关，这跟上一个秋期所有事情都跟长征有关是一个道理。学校举办了一场跟香港经济有关的知识竞赛活动，党员佩戴了香港徽标，以区别于其他学生。图书馆门口摆放了“欢迎香港回归”的大幅标语，人们每天都要更换上面的日期，以显示这个被殖民统治的地区还有多少时间就要回归她的祖国。有时候，我会问我的学生还剩下多少天，他们基本上都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为了准备这次运动会，他们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参赛的运动员们在食堂边上的老运动场上进行训练，将要参加开幕式游行活动的所有人都进行了操练。男生们操练怎样走正步，女生们操练大型的团体操。周日晚上的班会上，他们一起高唱着跟香港有关的歌曲。

        运动会的开幕式是在一阵瓢泼大雨中举行的。跟香港回归有关的彩旗低垂着，显得有些丧气，五颜六色的氦气球拒绝升空。不过，开幕盛典照常进行着：学生们——人数超过了一千——在泥泞的跑道上噼啪乱踢，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在瓢泼的大雨中表演着团体操。观众几乎全都走光了。躲在看台中央挑檐下的领导们观看着齐步行进的学生队伍，冷得直打哆嗦。接下来那个星期，我上课的时候，班上不时会响起一阵阵咳嗽和喷嚏声。

        正式比赛推迟了两天。随后，天气好转，终于一帆风顺地举行了运动会。学校停了课，学生们以系为单位围坐在体育场四周的看台上。这是一场非常正规的比赛。参加四百米项目的女生们在跑到终点线的时候，一个个全都倒在地上，以至于在比赛开始之前，选手们都要叫上几个朋友，以备赛跑结束时扶着她们离开。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幕十分感人，那仿佛是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在给家人写下临别留言。参赛的女生会给她的朋友们发出明确的指令，比赛一结束，她会倒进她们的臂弯里，被抬着走出体育场的大门，一边呼哧喘气，一边大呼小叫——要从右边下台，这是川剧里一种令我有些好奇的做法。男生们进行比赛的时候，这样的情形要少一些，但还是有四分之一的选手在跑到终点线时倒地。他的朋友们会把他抬到所在系科各自设立的服务台前，会有人给他们端来热茶，递上宏声香烟。五分钟之后，他们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按照计划，我需要参加1500米、5000米和4×100米接力跑。各系的教职员工都组建了代表队，退休教职工则参加一些专门的比赛项目，他们也跑得很猛，但不会倒在终点线上。因为我在涪陵的长跑比赛中获了奖，他们便要我参加学生组的长跑比赛。这样的场面——一个外教和学生娃娃们并肩奔跑——足以让观众们狂呼不已。他们在终点线区域挤成一堆，只剩下两条跑道的位置，我自己的学生在非终点直道上站了一排。由于我经常去一家小面馆吃午饭，老板黄小强也带了他的儿子来到校园，为我加油助威。

        其余选手非常兴奋，因为他们就要和一个老外一比高下。一开始，他们就飞快地奔跑着，观众的欢呼声不绝于耳。不过，从一开始我就明白，这些观众跟我1月份参加长跑比赛时的观众迥然不同，我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既有英语，也有汉语。当我从后面逐渐赶上的时候，英语系的学生们发出一阵阵欢呼。我轻而易举就赢了两场比赛。跑完1500米的时候，我的学生围到终点线来跟我打招呼，我感到自己是英语系的一员，而非一个外国人。接力跑同样如此，但跑的距离太短，我的优势发挥不出来，我跑的是第二棒，差距并不明显。张书记是我们的领队，他在最后的直道奔跑中超过了中文系，英语系全体学生疯狂地欢呼起来。然后，我们四个人以插旗山为背景拍了几张照片，张书记点了一支烟，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然而，在5000米长跑的过程中，当我跑过的时候，观众席上的体育系学生对我奚落起来，他们高喊着“哈——罗——！”“洋鬼子！”受到我的学生责怪之后，他们暂时收了声，但我还是听到他们在戏谑性地大喊大叫。作为回应，我低下头，艰难地跑完了最后的赛程。其实，没有必要那么做——我已经胜局在握，再说，我也有点儿感冒了。不过，我还是有些情不自禁。在这场比赛中，这是我唯一应对嘲弄的方式。

        回到家，我才发现自己在发高烧，体温升到了38.8度。我这才醒悟过来，我有多蠢，竟然硬着头皮跑完了5000米。再说，参加这样的赛事，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我太好胜，当地人则更好胜。不管情况有什么样的改善，毫无疑问我仍旧在对抗每一个人。我感觉，观看比赛比我亲身赛跑更为享受。从此，我再没参加过任何比赛。

        那一学期，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我发过好几次高烧，但主要还是因为环境污染患上了鼻炎，我只好不停地使用抗生素。这段时间真是奇怪得很，尽管我的身体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对于生活在涪陵却觉得前所未有的满足。我对这座城市越来越适应，我还开始和那些根本不讲英语的人们交起了朋友。我在中国的日子越来越有起色，因此我寻思着，第二年各方面肯定会更好。

        就连我和廖老师上中文课时的紧张感也明显地减少了。仿佛是我们之间那一场鸦片战争使我们把彼此看得更加清楚，尽管偶尔还存在观点交锋，但表达这些观点时的坦诚显得比观点本身更加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我了解了她的立场——她对外国人，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绝对充满了怀疑，但她也还算坦诚，足以把这种怀疑开诚布公。跟英语系的干部们比起来，我越来越倾向于把这种坦诚当成一种可喜的变化，因为那些干部们笑容可掬，对我温和有加，但却一刻也没有放松过警惕。廖老师至少对我表示出了足够的尊重，愿意时不时地表露一下她的观点，而我也感觉到她对我有了同样的看法——这个外国人常常对中国充满了大不敬，但他至少还愿意说出来。我们的鸦片战争结束了，输赢难辨；或者说，它悄悄地溜走了，我也越来越喜欢上中文课了。

        可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某一部分开始变得越来越单薄，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的。我明白，在涪陵这个小地方的生活给了我很多压力，我需要暂时地抛开这些压力。亚当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那个学期难耐的时光中，我们勉力继续支撑着。学期计划在6月30日午夜香港回归后结束，之后我们便可以自由旅行，学习中文了。

        在头一个学期，我已经领教了香港回归的重要意义。当时，我让三年级的一个班写一篇作文，描述他们生活中最快乐的一天。多数学生的回应在我的意料之中——他们描述了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天的情景。多恩来自丰都乡下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他写道：

        那一天，我起得很早。吃过早饭，我快步来到邮电局。我急于想看到我考大学的分数。邮递员看到我来了，就对我高喊道：“恭喜恭喜！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我从他的手里接过通知书。我把它举过头顶，不由自主地高喊道：“我终于成功了！”那一刻，我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是我寒窗苦读十五年修来的正果。十五年啊，我一直在努力学习。身为农民的儿子，我想的就是要离开农村。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比城里人更加努力才行。我没有辜负我的父母和亲戚对我的殷切期望。这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我可以进入大学学习知识了。1994年8月31日，我永远也不会把你忘记。你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类似的回应可能占到了四分之三，这样的文章读起来令人非常舒坦：我从中看到的，是教育如何给我学生的生活带来变化，而我也是这个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小分子。不过也有令我觉得不给力的，其中两个学生写道，他们最快乐的日子还没有到来，那就是香港回归中国的日子。其中一个学生的英文名字叫做皮斯，他这样写道：

        我敢肯定，1997年7月1日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在那个日子里，所有中国人都会欢呼雀跃，兴高采烈。因为1997年7月1日那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那一天，香港就要回归中国，这代表着中国统一大业中的一个伟大成就。我们知道，香港回归祖国，中国对其恢复行使主权，是我们的坚定立场，不容协商。当然，那是我最高兴的日子。

        那一学期，随着时间流逝，学校的政治课和一系列活动使香港回归变成了学生生活中的个人事件，这令我非常惊异。当然，从表面来看，我授课的主题跟中国的政治无关。但无可避免的是，我们会偶尔往那个方向漂移一下。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凯特·肖邦的短篇小说《德西雷的儿子》，这引发我们进行了一番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我们讨论了美国黑人的处境，以及跨种族通婚等问题。学生们问我，对于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有没有什么偏见和成见。我告诉他们，目前的成见主要针对美籍华裔中的书呆子。不过，我也告诉他们，在19世纪，很多西方人觉得中国羸弱无力。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学生问道。

        “哦，我猜是因为鸦片战争的原因吧，”我回答道。

        “什么意思？”

        “鸦片战争期间发生的那些事，你们是知道的，”我回答道，“那时，中国的国力并不强盛，外国军队可以轻松地击垮中国的军队。这样一来，很多外国人就觉得中国人很羸弱。当然，这样的观点后来有所改变。不过，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偏见十分普遍。”

        我说完之后，教室里一片沉默，学生们低下了头。当你犯了某种忌讳的时候，通常就是这个样子——教室里突然鸦雀无声，你只能看见四十五个满头黑发的圆脑袋，因为学生们全都低下了头。早在一个星期之前，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一次。我们当时也针对种族主义进行了一场讨论，我很委婉地告诉学生，我觉得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哪儿都有，就连中国也存在。

        “在我们中国，没有种族歧视或种族偏见，”温迪立马接过话头。看得出来，我的那句话冒犯了她。她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也是最爱国的学生之一。

        “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我说道，“我们进涪陵城的时候，为什么老有人冲着我和亚当大喊大叫呢？”

        “他们是在表示友好，”温迪说道，“他们想跟你们说说话，但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也不想那么粗鲁。”

        “有时候，还有小孩子朝我们乱扔东西，”我回答道，“那可不是什么友好吧。”

        “他们还只是孩子啊！”

        “可他们的父母光顾着哈哈大笑，根本不阻拦他们，”我说道，“我并不是说这事有多么严重，我只不过认为种族主义和针对外国人的不好的行为不只是美国才有的问题。在中国，这些问题同样是需要改善的。”

        学生们垂下脑袋，教室里出现了令人不快的安静场面。我这才意识到，我们不应该谈论这样的问题。于是，我很快把话题扯回到了《德西雷的儿子》和美国的种族主义上来。作为一名外籍教师，你得学会在学生们垂下脑袋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反应。此时，你多半也意识到了，中国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抨击的。不过，一个星期之后，我还是非常吃惊，我只是提到了鸦片战争，却碰到了同一根敏感的神经。

        考虑到那学期先前的情况，我尤其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在学到《瑞普·范·温克尔》的时候，无论涉及中国近期历史的任何问题，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敏感。我给他们布置了作业，要他们以中国的瑞普·范·温克尔为题，表演一个短剧，每一个小组都需要自编自演一个小故事，历史时期各不相同。一个小组描述了一个中国人，从1930年入睡，直到1950年方才醒来；另一个小组的人物从1948年一直睡到了1968年，等等。把这七个小组的作业放在一起，就算囊括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我尤其好奇地想看看，分配到“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小组会怎样描述那一段痛苦的历史。

        在他们表演的短剧中，扮演瑞普的学生名叫奥穆尔，这个学生表情严肃，蓄着短发，戴一副深度眼镜。只见他醒了过来，一脸不解的样子，几个穿着红卫兵服装的学生立马给他戴上了一顶纸糊的帽子。他们还在他的脖子上套了一个“走资派”的牌子，并把他的双手反剪到背后。他们极其粗野地让他当着全班学生的面下跪在地。几个红卫兵聚在一起，批斗过程开始了。

        “为什么你不当红卫兵？”其中一个女生对着他喝问道。

        “什么是红卫兵？”奥穆尔大惑不解地反问道。

        “你知道什么是红卫兵！为什么你当了走资派？”

        “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什么是走资派？我是瑞普·范·温克尔，我是给国民党当兵的，我可是忠心耿耿的军人啊。”

        “你说啥子呢？”

        “我是给国民党蒋介石当兵的，我一直对党国忠心耿耿。我家里很穷——”

        “反革命！反革命！”

        “我是瑞普·范·温克尔，我是——”

        “闭嘴！”那女生大吼道，“现在让你尝尝坐飞机的厉害！”

        两个学生强迫他全身站直，然后把他的双手往身后用力拉拽。其他学生一边来回走动，一边用勺子敲着铁质饭盒，一边大喊大叫。我坐在教室的后面观看，满心指望着傅主任不要碰巧从教室外边走过，并探进脑袋来一看究竟。我可不想给他解释，我们是如何从“瑞普·范·温克尔”发展到这一步的。

        最奇怪的是，全班学生对此喜爱不已——到此为止，这个短剧最受大家的追捧，全班学生欢呼雀跃，高声叫喊着。我根本没有料到这一点。我本以为，学生们会表演得圆滑一些，以避开那一段不太光辉的历史，因为据我所知，好多学生的父母都在“文革”中吃过苦头。我在观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似乎没有人感到沮丧，这部短剧跟《仲夏夜之梦》或者其他任何喜剧一样，令人捧腹不已。这跟中国作家鲁迅的话十分相似：“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不过，我的学生们的记性并不都是一味的坏。尽管他们会拿“文革”开玩笑，但他们对鸦片战争的敏感却异乎寻常。我知道，他们之所以如此敏感，我的外国人身份是原因之一。不过，他们眼里也有一定程度的时光倒转，跟他们父辈所经历的磨难相比，19世纪中叶的历史事件显得更为迫近、更无定论。中国的历史课本不大强调“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激进行为被邓小平的一句断言处理得滴水不漏，他说主席是七分正确三分错误。好像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数字，而且都有护身本领，可以把过去的事情简而化之。有时候，为了看看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会很淡然地提到，毛泽东是六点七分正确。听到这话的人无一例外都会立马纠正我的说法。这使得“文化大革命”显得极为遥远，不过是一堆统计数据而已：毛泽东一生的平均正确值。

        相反，鸦片战争就没有这么简单，而且在学生头脑里的分量要沉重得多。一年到头，他们都在重温那一段历史带来的耻辱，而香港回归就是一种救赎，会对他们的生活形成实实在在的影响。相比之下，1989年的学潮显得最为遥远，因为就我的学生而言，这些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他们被迫接受枯燥乏味的军事训练，这便是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后果。尽管如此，我在四川教的有些学生还是非常具有爱国精神，他们会把香港回归看成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校园内的时光倒转就是这个样子。不过，随着我在涪陵城内待的时间越多，我开始逐渐认识到，对于被称作“老百姓”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任何事情都可能大相径庭。每个星期，我会去南门山公园两三次，跟那位四十七岁的摄影师柯贤龙闲聊一阵。我对他的了解越多，就越对他的政治观点感到惊讶。他从来没有上过学，但他的有些想法非常有趣。有时候，他会谈起加强民主，增加其他党派的问题，这样的观点是我在校园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又一次，我提到了香港这个话题，但他显得漠然置之——那跟他毫不沾边。

        “香港要不是在英国手里管辖了这么多年，”他说道，“不会像今天这么富裕。如果还是在中国人手里管辖，肯定会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都会影响它的发展。它也会像其他东西那样，毁在我们的手里。”

        在涪陵，我从未听到过有人把话题扯得这么远。我告诉他，我的学生肯定谁也不会同意他这样的观点。

        “他们的看法当然跟我不同啦！”他带着讥讽的口吻说道，“他们知道个啥？他们还太嫩！他们还不了解这个社会的现实，他们还没有经验。”

        “但就是我认识的年龄较大的老师也不会有你这样的观点啊。”

        “当然不会！他们每周都要上政治课——只能是共产党说什么就信什么了。我们老百姓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在大学里面要学习的那些玩意儿，我们又不用学。”

        我明白了，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他的长处正是得益于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没有人教他怎么想问题，这样他就可以自由而清晰地思考了。

        明白这个道理，无法让一个教师感到鼓舞。我越多想，就越对我的学生们受到的教育充满悲观情绪。在这样的地方从事教学工作，我开始日渐觉得矛盾重重。尤其令我烦恼的，是从秋期以来，我和三年级学生之间的关系几无改进。他们一如既往地心怀顺从和尊敬，对文学课的热情超乎寻常。我对诗歌满怀信心，不过，这样的信心自有它的限度。我相信，我不仅仅要教授文学课，还应该培养起对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使我们之间能够坦诚地交流看法。我发现，尽管一开始存在着语言和文化这两个巨大的障碍，我和我的中文辅导老师之间正在形成这样的关系，而这一变化让人永生难忘，因为它让参与其中的人都付出了巨大的耐心和努。当然，最大的付出是真诚，哪怕有时候这样的坦诚也夹杂着种种不快。

        然而，我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距离这样的转变还差得很远。每当我提及中国人的排外情绪，他们莫不生出重重防备之心。我据此认为，在他们的身份认同中，大街上随意骚扰老外的中国人身份大过于外国老师面前的学生身份。并且，仍旧有许多场合，学生们会很不爽地低下他们的脑袋。这样的情形，我越来越不喜欢——全班学生个个都把脑袋埋了下去。只要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就会意识到，我正在教授的不是四十五个具有四十五种想法的个体。我是在教授一个群体，这样的时刻便是他们整个群体想法一致的时刻。这样的群体跟一堆围观的群众没有什么区别，哪怕他们在那里一言不发，被动消极。站在全班学生面前，我这个外国人常常感到十分孤立。

        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开始让我觉得烦恼不已。我越来越觉得，我在涪陵受到了监视，尽管一时很难说清这个监视点位于何处。我给家人的书信总会有篡改的痕迹，我有时候收到的信件也有打开过的迹象。那年春天，我的父母给我邮寄了一份《纽约时报》的旅游版，因为里面有我撰写的一篇文章。可在邮寄途中，我的那篇文章被人小心翼翼地挖掉了。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我那篇文章讲的是密西西比河的事情，唯一提到中国是我在文章结尾处的作者简介里，说我居住在涪陵。那之后不久，我用电脑软盘给父母亲寄去了一封长信。等他们收到软盘打开阅读的时候，其中一部分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X”。那是唯一有些敏感的部分，讲了我遇到的一件小事，说我受到了三个醉酒大学生的骚扰。其他则纹丝未动。出于好奇，我的父亲带着软盘去密苏里大学找到了一位计算机专家，他说这样的改动只能是人为篡改的结果。计算机软盘出错不可能形成那样的替换结果。

        这些小插曲对我的骚扰并没有多严重，最主要的是，它们显得十分可悲。对一篇讲述密西西比河故事的文章也实行新闻审查，用意何在？谁有时间来阅读涪陵这样的地方居住的外籍教师寄出的信件？这样的精力难道不应该用来干点更有意义的事情吗？

        大学里的生活中也出现了监控迹象。1月份，成都附近一所大学的志愿者因为和出租车司机发生口角被带到了当地的公安局。志愿者明显理亏，因此后来被遣送回了美国。不过，在接受询问的过程中他得知，公安局把他在课堂上说过的有争议的话语全都记录在案。他说过的话全都摆在那里——关于资本主义的言论、关于毛泽东的言论，所有带有种种敏感性质的言论。他一直对中国在政治方面的种种限制行为不满，我则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踩过线。我还觉得，我自己关于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和鸦片战争的言论，以及我在班上说过的种种事情，可能都在涪陵的公安局有一份档案。

        有些学生的职责就是把我上课的材料进行上报。他们极有可能是一些成绩最好的学生，也有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学生。然而，他们还是把我说过的话记录在案了。每当上课的时候，我很难不想起这些事儿来。

        上课的时候，最难做的事情是进行辩论，因为学生们的观点总是一致地相同。你只能想出像罗宾汉这样的外来事物，因为在这样的案例中，他们无法依赖他们曾经学到的那些东西。或多或少，这有点像是在哄他们，哄他们得出自己的观点来。秋季学期的时候，我用罗宾汉非常奏效，在春季学期，亚当用这个方法组织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

        他上的文化课里，有一个单元要讲到人口问题。一天晚上，我们正坐在我公寓的阳台上喝着本地啤酒，我们想出了要讨论的主题。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绝不容许进行公开讨论的——没有人敢于公然违反——但我们可以自由讨论美国的政策啊。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的题目：美国是否也应该制定法律，一对夫妻限生一个孩子？

        亚当在四个班上都进行了同样的教学，每一个班基本上都是平分秋色。其中的套路是这样的——赞成制定这项政策的通常是学生党员和掌权的学生，反对的一方则是那些靠边站的学生们。如果是在美国的课堂上，他们是不会被当做“边缘”群体的，但在涪陵的课堂上，他们被凸显出来——这都是些比较文静的学生，跟班上的政治组织多少有些脱节。

        每一个班上，大家讨论到最后，都会在无意中演变成针对中国的辩论，而这正是我和亚当所想要看到的结果。在最后一个班的讨论活动中，随着争论演变得越来越激烈，其中一个叫做瑞贝卡的学生站了起来。

        瑞贝卡是一个大三学生，但他选的这个英文名字却不咋地。他蓄着小平头，眼神倦怠。看得出来，他很有文化，但也很懒惰，考试经常不及格。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跟其他学生交流过。在辩论的过程中，他的立场是反对美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很快，他就阐明了他的观点。

        “跟我们中国相比，”他清晰明了地说道，“美国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权利，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他们非常关注人的权利。美国人绝不会支持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政策妨碍了他们的自由。”

        说完，他就坐下了。教室里弥漫着一阵怒气冲冲的交头接耳。那一刻，跟他们无数次尴尬地埋着头的情形极为相似。不过，有学生随即反驳了瑞贝卡的观点，这样的时刻很快就过去了。辩论接近尾声的时候，再也没有人进行过类似的评论。

        第二天，我上完文学课，瑞贝卡跟着我来到了走廊上。他问我，可不可以借他一本杂志看看，我于是让他跟我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存放着“美中友好志愿者”送来的一大摞过期的《新闻周刊》。

        我们走到楼梯上的时候，瑞贝卡又说话了。“我猜你一定注意到了，中国人的自由不及美国人，”他说道。我们周围全是学生，他们大多能说英语。亚当跟我讲起过昨天的课堂辩论。我想，这个年轻人头脑里此刻想到的一定还是那回事儿吧。

        “去办公室吧，”我说道，“办公室有很多杂志。”

        我让办公室的门半掩着。走廊上非常吵闹，人们很难听到我们的说话声。我想过，瑞贝卡的名声早已传了出去。如果把门关上，肯定会让人起疑。可他似乎一点也不担心——他坐下来，直视着我。

        “我总在想，中国有很多问题，”他说道，“中国没有足够的自由。我觉得你们美国的自由更多一些。”

        那是我第一次听一个学生说起这样的话来，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想，我应该同意你的看法，”我缓慢地说道。

        他的英语不太好，得一边说话，一边想词。停了一下，他又说道：“我很羡慕你们美国人的自由。”

        “但有些人觉得美国人的自由太多了，”我说道，“因此，美国才有那么多的犯罪现象。人们可以自由地拥有枪支，他们可以自由地拥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

        “我觉得，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说道，“多数美国人过得非常好，经济发展得也很好。因为有很大的自由嘛。”

        “我认为你们班上的学生多半不会同意你的观点。”

        “对！”他几乎是在大喊大叫了，“他们跟我不同。可他们却说我跟他们不是同类，有时候，他们还说我是‘新人’。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哦，”我说道，“我想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觉得你也应该注意点。”

        “有时候，我也害怕，”他说道，“我总担心我有想法却说不出来。”走廊上的学生逐渐少了起来，吵闹声也小了下来，我心里面想的是：你为什么还要如此地高谈阔论？不过，他很明显是鼓了好久的劲才要跟我进行这一场对话。他毫无顾忌地直视着我，语气平缓地继续交谈着。

        “我不喜欢这所学校，”他说道，“我不喜欢各种各样的纪律，我不赞成其他学生的观点，我不喜欢中国的各种规章制度。”

        “今后也许会有所改观吧，”我说道，“我想，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小小的变化。”

        “在中国什么变化都太慢了，”他说道，“我好想生活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可以拥有你们那样的自由。”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我没有说出来。“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变化很快，”我说道，“几年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已经大变样了。一周前，我读过这样的文章。”

        “你喜欢在中国的生活吗？”他问道。

        “是的，”我回答道，“不过，我可能不会有你们遇到的那些问题。有时候，我也讨厌这样的制度，但那对我的影响不大。别的很多事情我还是很喜欢的。”

        “如果我是你的话，”他说道，“我绝不会喜欢这个地方。我会待在美国。”

        他就说了这么多。他站起身来，点头道过再见，就走了出去。出去的时候，他替我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把他刚才说过的话想了一下。他是唯一近似异己分子的学生。我回想起来，在我来到涪陵之前，我曾经想象过他们都是什么样子。我一直以为，他们应该是些有头有脸的角色——有魅力、有知识、有远见、有勇气。1989年的时候，也许真就是那么回事；在大点的城市，现在也许仍然还像那么回事；但在涪陵，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我最好的几个学生——索迪、琳达、阿姆斯特朗、奥莫尔，也就是有魅力、有知识、有远见、有勇气的那些人——很早就被吸收入了党。如果你有能力，你就可以玩转各种制度；入党对职业发展十分有利。不管怎么说，学生们好像全都觉得，以他们受到教育的几种有限的方式体现出爱国精神，总归是件好事情。我想象中的异己分子在涪陵没有现实土壤。

        只有一个瑞贝卡——他是唯一的一个，可他是个失败者。他的学习成绩不好，社交能力也不强。他没有几个朋友。他还取了个女生的名字。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他游离开，而他那些酸溜溜的想法无疑使他离党的路线越来越远。如果中国的将来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也很难想象会有瑞贝卡这样的人物崭露头角。或者说，就因为这样的原因，会从我的其他学生中间崭露头角。我再一次意识到，大的变化一定会首先发生在北京、上海。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们才会投射到涪陵这样的地方来，就像以往无数次的情形那样。

        之后，瑞贝卡再也没有公开地谈论过这个话题。不过，有好几次，我借给他杂志的时候，他依然向我表示了感谢。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给他的分数打高了一些。一方面，我佩服他的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我为他感到遗憾。

        6月中旬，鼻窦炎扩展到我的右耳，损伤了耳膜。这事来得很快——下午的时候，我先是感到耳朵里的压力在增加，到吃晚饭的时候，我感到十分疼痛，很快就疼痛难忍了。我整个脑袋的右半部因此悸痛不已，但我除了等着陡增的压力压破耳膜，别无他法。

        我根本睡不着觉，疼痛还使我无法集中精力进行阅读。镇痛剂一点用也没有。后来，我只得坐在沙发上，看起电视来。有一档音乐节目，正在播放综合性歌舞表演，我于是看了一会。接下来，几个上着浓妆的小孩子跳起舞蹈，翻起了筋斗。电视上总会播放这样的节目——中国人十分喜欢孩子。大白天，无论何时，你总能找到这个频道，一大群小孩子面带笑容，在舞台上上蹿下跳。

        又过了一阵，就只剩下一个台了。为了迎接香港回归，放了一部跟鸦片战争有关的电影。我的耳痛越来越厉害。忍受着剧痛，却又有意地加重了疼痛。我一边看着电影，一边拿笔记下其中的对白：“这些外国人真是贪得无厌”；“这些条约不仅带有歧视性，而且不平等”；“但是，这些外国人居心不良”；“外国人为了私利才来侵略我们”；“外国人欲壑难填”；“实话讲，我们可以吓唬吓唬那些外国人”；“为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傲慢？”

        其中的外国人是英国佬，电影演到最后，他们劫掠了颐和园。在一场拍卖会上，一个相貌丑陋的红脸膛英国佬扬起手中的卷轴，叫道：“这一幅是最古老的中国画，”他开价一英镑，但没有人应价。拍卖会后，他们放火烧毁了颐和园。

        电影演到午夜一点才结束，就什么节目也没有了。我走出公寓，到校园里转悠了一阵子。跟观看鸦片战争有关的电影节目相比，散步更能转移疼痛。外面的气温非常适宜，十分安静，星星在白山坪的顶上闪烁着。我知道，那还不是我在中国生活体验的最高点。不过，那一晚的夜色令人愉悦，走一趟很值。

        一个小时后，我终于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耳膜破了，枕头上满是血迹。不过，我的头再也不疼了，我才得以长途旅行返回位于成都的“美中友好志愿者”总部——先是坐了三个小时的快船，接着坐了四个小时的汽车。我去看了医疗官，医疗官对我的耳朵做了一番清洗。然后，我休息了五天，时不时到成都人民公园的茶馆去坐一坐。身体有所恢复之后，我回到了涪陵准备期末工作。后果是，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除了连续不断的嗡嗡声，我的右耳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有一阵子，这样的嗡嗡声十分讨厌，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样的嗡嗡声总比连续不断的喇叭声好多了。如果你一定要在什么地方半聋不哑的话，最好选在涪陵。

        6月30日这天，学校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取消了所有的课程。倒计时牌被移到了路边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学生宿舍的楼上飘着彩色的旗帜。教学楼的楼道上装饰了彩灯和灯笼。

        我的课程已经结束。亚当早就离校了。两天之后，等批改完了试卷，我也要离开学校。

        四点钟，全体学生列队进入自己的教室，等着收看电视节目。特别节目将会转播至次日凌晨两点，学生们要连续不断地收看十个小时的电视节目。他们显得十分兴奋，教学楼里充满了欢笑声。

        九点钟，涪陵城的上空响起了焰火声，学生们一窝蜂地叫嚷着挤到了走廊里来观看。乌江的水面映出五颜六色的颜色，峡谷里回响着啪啪的礼炮声。涪陵所有的东西都被点亮了——商店、公寓楼的窗户、长长的沿江路——依山而建的整座城市看上去就像在熊熊燃烧似的。

        校园里有几帮小孩子正在闲逛，每当遇到节假日，他们总会这么做，其中几个男孩子跑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我正在批改试卷，领头的小孩子名叫王雪松，他今年八岁，住在我的对面。我在涪陵稍微值得记忆的交谈之一，是有一次我问王雪松，中国的敌人有哪些。

        “英国，”他迅即回答道。

        “为什么？”

        “因为鸦片战争嘛，他们从我们中国手里窃取了香港。”

        我问他，除了英国，中国还有没有别的敌人，他立马又回答道。

        “日本，因为他们搞了南京大屠杀。”

        “还有没有别的呢？”

        “葡萄牙。”

        我问他为什么，这一次，他想了一下。

        “因为他们窃取了广州。”

        我没有在意他那错误的答案，因为我猜想他其实是想说澳门。我又问了他一个问题。

        “中国的朋友有哪些呢？”

        他皱起眉头，歪着脑袋。“不知道，”他只好耸耸肩，这样回答道。

        就在香港回归之夜，王雪松连同其他几个小孩在我的办公室里上蹿下跳，唧唧喳喳地打闹着。我先把放在一边的几枚外国邮票给了他们，接着就谈起了香港。我告诉他们，我在英国住过两年，这似乎让他们敬仰不已——我终于捱过了这一关。

        十一点半，我教的几个一年级新生来到办公室找我聊天。他们现在已经成了我最喜欢的学生——一年级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羞得要命，可他们热情高涨，我们的课堂总是充满了生气。跟他们在一起，没有跟三年级学生在一起那么感到隔阂，或许是因为他们尚处于一年级，水平较低，而我对他们的期望值也还不高。当三年级的学生们学到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他们学得很好，我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好像老是无法接受给他们上课的老师是个老外这一简单的事实。

        我给这些一年级学生取了英文名字，这尤其激起了他们的兴趣。有些学生的名字是根据我的朋友或家人的姓氏来取的。我让他们进行小组练习的时候，常常把亲戚朋友们放在了一块儿。我的妹妹安吉拉可能会和我的祖母多利亚一起配合学习，而我另一个妹妹艾米可能会跟她自己的孩子——康诺尔、海蒂——一起合作。其他的名字也是我喜欢的：帕克、安菲尼、米兰达、拉托亚、爱丽儿、麦克·D、奥菲利亚，MCA。这样一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多样化的小组——跟涪陵的其他标准分班模式大相径庭，他们的做法使学生们所具有的背景和想法极为相近。无可避免的是，叫做拉托亚和奥菲利亚的学生对什么东西都会有迥然相异的观点，或者说那至少是我的奇思妙想，因为多样化正是美国的特质，而我一直十分怀念这样的特质。尤其奇怪的是，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每个人都是同一种族。整整一年之内，我没有看到过一个黑人。可在我教的一年级的班上，我至少有两个学生：拉托亚和安菲尼，两个差得要命的学生。多数情况下，我喜欢一开始上课就点名，把那些既新奇又熟悉的名字叫上一遍。

        今天晚上，他们全都精疲力竭了——他们仿佛是一群群孩子得到了许可，可以熬到深夜。在极其兴奋的状态下，他们只坚持到晚饭时分，就一个个显得疲惫不堪了。爱丽儿的眼里充满了倦意，她告诉我，她试着回过宿舍，可大门给上了锁。香港回归之前，谁也不许睡觉。

        午夜前十分钟，我走进了其中的一间电视室。灯全都关了，大约一百个学生观看着一个小小的屏幕。我搜寻着瑞贝卡，看见他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电视机发出的光线映照到他的眼镜上，发出了蓝色的反光。

        数日以来，香港大雨滂沱。但庆典仪式照常进行，一如我们观看的电视屏幕一角那个倒计时时钟稳步地跳动着。当江泽民主席出场的时候，学生们发出了欢呼声。他们一看见中国的国旗就鼓起掌来。他们嘲笑着查尔斯王子，嘲笑着从台上走过的穿苏格兰裙的英国旗手。午夜钟声敲响，中国的红旗升起、国歌奏响的时候，学生们尖声叫喊着，教学楼也响起了庆贺回归的电铃声。

        午夜之后，转播了几个讲话，江泽民承诺，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和人权不会发生任何变化。香港仍旧下着大雨。我听了几分钟就离开了。回到公寓的路上，我抄近路穿过了门球场，几对学生情侣们正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庆贺。他们趁着夜色，躲在树荫里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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