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有龄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变化：巡抚常大淳调湖北，云南巡抚黄宗汉改调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通称“藩司”、老百姓尊称为“藩台”的旗人椿寿署理。

        黄宗汉字寿臣，福建晋江人。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这一榜人才济济，科运甚隆，那年——咸丰二年，当到巡抚的就有广东叶名琛、江西张芾，当到二品大员的有何桂清、吕贤基、彭蕴章、罗惇衍，还有杭州的许乃钊，与他老兄许乃普，都当到内阁学士。

        这黄宗汉据说是个很能干的人，但是关于他的操守与治家，批评极坏。到任以后，传说他向椿寿索贿四万两银子，椿寿没有买他的账，于是多事了。

        其时漕运正在改变办法。因为海禁已开，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杨的起事，所以江苏的苏、松、太各属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椿寿既为藩司，又署理巡抚，责无旁贷，当然要亲自料理这件公事。

        漕运的漕，原来就是以舟运谷的意思。多少年来都是河运，先是黄河，后来是运河，而运河又有多少次的变迁兴作，直到康熙年间，治河名臣靳辅、于成龙先后开“中河”，历时千余年的运河，才算大功告成。

        这条南起杭州，北抵京师，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全长两千多里的水道，为大清朝带来了一百五十年的盛运。不幸的是，黄河的情况越来越坏，有些地方河底积淤，高过人家屋脊，全靠两面堤防约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而运河受黄河的累，在嘉庆末年，几乎也成了“绝症”。于是道光初年有海运之议。

        在嘉庆末年时有齐彦槐其人，著有一篇《海运南僧议》，条分缕析，断言“一举而众善备”，但地方大吏不愿轻易更张。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抚调江苏，锐意革新，消除盐、漕两事的积弊，齐彦槐的建议才有一个实验的机会。

        这次实验由陶澍亲自主持，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他亲自雇好专门运载关东豆麦的“沙船”1一千艘，名为“三不像”的海船几十艘，分两次运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到天津，结果获得极大的成功，省时省费，米质受损极微。承运的船商，运漕而北，回程运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现在平白多一笔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还“赏给顶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欢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这样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复河运。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这条运河的漕船来剥削老百姓，他们不愿意革新！

        漕运的弊端与征粮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粮的权责属于州县，这七品的正印官，特称为“大老爷”，在任两件大事：刑名、钱谷。延请“绍兴师爷”至少亦得两名：“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县大老爷的成名发财，都靠这两个人。

        钱谷师爷的本事不在算盘上，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几种人。第一种是书办，世代相传，每人手里有一本底册，哪家有多少田？该纳粮多少？都记载在这本册子上，为不传之秘。

        第二种是“特殊人物”，他们所纳的粮，都有专门名称，做过官的绅士人家的是“衿米”，举人、秀才、监生是“料米”，这两种米不能多收，该多少就多少，否则便有麻烦。再有一种名为“讼米”，专好无事生非打官司的讼棍所纳的粮，也要当心。总而言之一句话，刁恶霸道，不易对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须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安静二字。

        有人占便宜，当然有人吃亏，各种剥削耗费，加上县大老爷自己的好处，统统都出在良善小民头上，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额的一半以上，该纳一石米的，起码要纳一石五斗。于是有所谓“包户”，他们或者与官吏有勾结，或者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比自己到粮柜上去缴纳，便宜得多。

        第三种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额定数字过万，实际仅六千余艘，分驻运河各地，一地称为一帮，这就是游侠组织“青帮”之帮的出典。

        帮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称为帮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实际上的头目，连护漕的千总、把总都得听他的指挥。州县衙门开仓征粮，粮户缴纳，漕船开到，验收装船，名为“受兑”。一面征粮，一面受兑，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顺利不过的事，但是这一来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样来了。

        他们的第一个花样是“看米色”。由于漕船过淮安时，漕运总督要“盘粮”点数，到通州起岸入仓时，仓场侍郎要验看米质，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负责。因此，他们在受兑时，验看米色，原是份所当为。但米色好坏，仅凭目视，并无标准，这样就可以挑剔了，一廒一廒看过去，不是说米色太杂，就是不够干燥，不肯受兑。

        以一般的情况而言，开仓十日，所有的仓廒就都装满了，此时如不疏运上船，则后来的粮户，无仓可以贮米，势必停征。粮户也就要等待，一天两天还不要紧，老百姓无非发发牢骚而已，日子一久，废时失业，还要贴上盘缠，自然非吵不可，这叫做“闹漕”，是件极严重的事，地方官往往会得到极严厉的处分。倘或是个刮地皮的贪官，这一闹漕说不定就会激起民变，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祸。

        因此，钱谷师爷便要指挥书办出来与“看米色”的旗丁讲斤头，倘或讲不下来，而督运的委员怕误了限期，催令启程，那些帮丁就不问兑足不兑足，只管自己开船。这时的州县可就苦了，必须设法自运漕米，一路赶上去补足，称为“随帮交兑”。

        幸而取得妥协，漕米兑竣，应该出给名为“通关”的收据，这时尖丁出面了，先议“私费”，就是他个人的“好处”，私费议妥，再议“通帮公费”，是全帮的好处。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费、通帮公费，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来支付。

        这以后，就该帮丁受勒索了，首先是“过淮”投文过堂，照例有各种陋规。一帮船总要花到五六百两到一千两银子。这一关一过，沿路过闸过坝，处处要送红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几两银子。最后到了通州，花样更多，要投四个衙门的文，有人专门代办，每船十三两银子，十两铺排四个衙门，三两是代办者的酬劳。等漕米上岸入仓，伸手要钱的人数不清，总要花到三五十两。所以帮丁勒索州县，无非悖入悖出。

        帮丁的苦楚犹不止此，一路还要受人的欺侮。在运河里，遇到运铜运铅的船，以及木排，千万要当心，那是在运河里蛮不讲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们可以逃散，帮丁则非倾家荡产来赔不可。因为如此，帮丁便格外团结，以求自保。“青帮”之起因如此，所以，他们的“海底”2名为“通漕”，并不是世俗所称的“通草”。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积习已深，惯于更张的南漕海运，终于咸丰元年旧事重提。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地。

        这个人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湖北人，极能干，而且善于结交，所以公卿延誉，负一时物望。他颇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绩。陶澍改盐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旧，陆建瀛在淮南继陶未竟之功。漕运也是如此，他得到户部尚书孙瑞珍的支持，准备恢复海运。

        适逢其会的是，运河出了问题，在徐州附近的丰县以北决口，“全河北趋，由沛县之华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阳等湖，挟清水外泛，运河闸、坝、纤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拨巨款抢救，一方面也加强了改用海运的决心。

        海运之议，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浙江巡抚常大淳会同筹划。结果决定咸丰二年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的漕米，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但其间又有反复，未成定议。

        就在这段期间中，椿寿由湖南布政使调浙江。当朝命初下时，黄宗汉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称“臬司”，等椿寿到任时，他已经调差了。第二年，洪军由广西而湖南，湖北吃紧，清文宗把善于“捕盗”的常大淳，调为湖北巡抚。浙江巡抚由藩司椿寿署理。

        椿寿的运气太坏。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县，自五月以后，雨量稀少，旱荒已成，于是对他发生两大不利：第一是钱粮征收不起；第二是河浅不利于舟行，影响漕运。

        江苏的海运非常顺利，四府一州的漕粮，糙米三十二万多石，白米二万七千余石，于三月间出海北上，安然运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间还未启运，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浙江正闹旱灾的五月间，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抚有个小小的调整，云南巡抚张亮基调湖南，遗缺由甘肃布政使黄宗汉接充。他不愿意去云南，经过一番活动，很快地改调浙江。不过一年的工夫，重回杭州时，已非昔比。

        署理巡抚椿寿交卸以后，仍旧干他的藩司。据说黄宗汉在第一天接见椿寿时，就作了个暗示：椿寿的“纱帽”在他手里，如果想保全，赶快送四万两银子的“红包”过去。黄宗汉敢于做此勒索，就因为椿寿在漕运上已经迟延，如果上司肯替他说话，可以在天灾上找理由，有处分，亦属轻微。否则，耽延了“天庾正供”，将获严谴。

        椿寿没有理会他，于是黄宗汉想了个极狠毒的手法来“整”人。他认为本年漕粮启运太迟，到达通州交仓，粮船不能依照限期“回空”，这样便要影响下一年的漕运。就在这个言之成理的说法上来整椿寿。

        心里已有成算，表面丝毫不露，把椿寿请到抚院来谈公事，问起漕运的情形。

        一提到这上面，椿寿自己先就紧张，“回大人的话，”他说，“今年浙江的漕运，无论如何要耽处分了！”

        “谁耽处分啊？”黄宗汉故意这样问。

        “自然是司里。”藩、臬两司向巡抚回话，照例自称“司里”。

        “这也不是耽处分的事。”黄宗汉用这句话先做一个伏笔，却又立即撇开不谈，“贵司倒先说说看，究竟因何迟误？”

        “自然是因为天旱水浅，河道干淤。已经奏报过的。”

        “天旱是五月以后的事。请问，照定例，本省漕船，每年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过淮’，什么时候‘回空’？”

        一连三问，把椿寿堵得哑口无言。照定例，江西和浙江的漕船，限在二月底以前尽数开行。年深日久，定例有变，但至迟亦不会过四月。现在秋风已起，漕船开行的还不过一半，这该怎么说呢？

        他迟迟不答，黄宗汉也不开口，是逼着他非说不可。椿寿无奈，只好这样答道：“大人也在浙江待过，漕帮的积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漕丁有种种花样，譬如说陈漕带私货啰。”

        椿寿的话未完，抚台便一个钉子碰了过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各省漕丁都是一样的。”

        “今年略微不同，因为奉旨筹议南漕海运，漕帮不免观望，这也是延误的原因之一。”

        “观望什么？”黄宗汉大声问道，“议办海运是来年新漕之事，跟今年何干？”

        振振有词一问，椿寿语塞，既然来年有此改变之议，漕丁自不免有所瞻顾，以致鼓不起劲来，但身为藩司，署理抚院，这些地方正该督催，否则便是失职，所以椿寿无词可解。

        “现在怎么办呢？”黄宗汉又忧形于色地说，“事情总要办通才行啊！”

        “是，是！”椿寿赶紧答道，“司里尽力去催，总在这个把月里，一定可以全数启运。”

        “个把月？”黄宗汉皱着眉说，“说老实话，这上面我还不大弄得清楚。反正本年漕运，自前任常中丞调任以后，都由老兄一手经理。以后该如何办理，等我商量了再说。”

        他这段话有两层用意：第一是说目前还不甚了解漕运的情况，等了解了又当别论，留下翻覆的余地；第二是“一手经理”四个字，指明了全部责任。椿寿原是“上三旗”的公子哥儿，这几年在外面历练了一番，纨绔的积习固已大减，而人心的险巇，却无深知，哪里去理会得黄宗汉的深意？还只当抚台语气缓和，事无大碍，所以连声应诺，辞出抚院，赶紧召集手下，商议如何设法把未走的船，能够早日开行，只要一出浙江省境，责任就轻得多了。

        于是椿寿即刻召集督粮道和其他经办漕运的官员，一面宣达了抚台的意思，一面力竭声嘶地要大家“各秉天良”，务必在最短期间内，设法让漕船全数开出。

        别处都还好办，麻烦的是湖属八帮，浙江湖州府是东南膏腴之区，额定漕粮三十八万八千余石，关系重大，偏偏这八帮的漕船，一艘都动弹不得。椿寿看看情势严重，不得不亲自到湖州去督催。

        湖州运漕，有条运河的支流，往东沿太湖南岸，入江苏省境平望的大运河。这条支流不到一百里长，但所经的双林、南浔两镇，为膏腴中的膏腴。南浔的殷富，号称“四狮八象”，海内闻名，听得藩台驾到，照例以捐班道台的身份，尽地主之谊，他们饮食起居的讲究，虽不比盐商、河工的穷奢极侈，但已远非一般富贵之家可比。

        身处名匠经营的园林，坐对水陆并陈的盛馔，开宴照例开戏，南浔富家都有自己的戏班，砌末、行头，无不精美，这时集合精英，奏演名曲，而椿寿索然寡欢，却又不得不勉强敷衍，因而这样豪华享受的场合，在他反觉得受罪，耳中听着的《夜雨闻铃》，心里想的却是怎得下他三天三夜的大雨，运河水满，让搁浅的漕船，得以趁一帆西风，往东而去？

        想着漕船，椿寿无论如何坐不住了，托词“身子不爽”，向主人再三道歉告辞，回到行辕。

        行辕里已经有许多人在等着。这些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漕帮中的“领运千总”，名义上算是押运的武官，照原来的传统，多由武举人中选拔；一类是临时委派的押运官，大多为候补州县，走路子钻上这个差使，多少弄几文“调剂调剂”；再一类就是各帮中真正的头脑——“尖丁”。

        “尖丁”的身份是小兵，这还是明朝“卫所”演变下来的制度。小兵与二品大员的藩台，身份相差不知几许，照平日来说，连见椿寿的面都难，但此刻也顾不得这些官派了！要设法能让漕船开动，非找尖丁来谈，才商议得出切实的办法，所以椿寿吩咐，一体传见。

        行辕借在一家富户的两进屋子，时已入夜，轩敞的大厅上，点起明晃晃的火油灯，照出椿寿的满面愁容！他居中坐在红木炕床上，两旁梨花木的“太师椅”上，坐的是候补州县身份的押运官，千总和尖丁便只有站的份儿了。

        在鸦雀无声的沉重的气氛中，椿寿扯开嘶哑的嗓子说道：“今年的漕粮，到底还运得出去，运不出去？”

        这一问大家面面相觑，都要看一看对方的脸色。最有资格答话的是尖丁，但以身份关系，还轮不到他们开口。

        “我在抚台面前，拍了胸脯的，一个月当中，一定全数开船。现在看了实在情形，我觉得我的话说得过分了。今天一定先要定个宗旨出来，船能动是动的办法，不能动是不能动的办法。这样子一天一天等下去，非把脑袋等掉了不可。”

        这是提出了要砍脑袋的警告，在座的人无不悚然！坐在左首太师椅上的一名候补州县，便欠身说道：“总得仰仗大人主持全局，属下便赔上性命，也得把漕船开出去。漕粮关乎国家正用，今年天旱水浅，纵然耽迟，还有可说，倘或不走，那就是耽错了。”

        “耽迟不耽错”这一说，凡是坐在太师椅上的，无不齐声附和。这些候补州县，没有一个不闹穷，有些在省城住了十几年，始终没有补上一个缺，穷得只剩下一叠当票，好不容易才派上这一个押运的差使，指望着漕船一动，便好先支一笔公费安家。至于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通州，他们不必担心，迟延的处分落不到他们头上。

        倘说漕船不走，他们便回不得省城。因为船不走，便无所谓押运，不仅万事全休，而且比不得这个差使还要坏——不得这个差使，不必借了盘缠来到差，现在两手空空回杭州，债主那里如何交代？

        椿寿当然明白他们的用心，而且也知道这些人无足轻重，既出不了什么力，也担不了什么责任，所以不理他们的话，望着站在他们身后的“领运千总”说：“你们有什么主意，说出来商量。”

        “领运千总”的想法，与那些候补州县差不多，只是他们不能胡乱做主，凡事要听尖丁的招呼，因而有个年纪大些的便这样回答：“请大人做主！”

        “如果我说不走呢？”

        大家都不响，没有一个人赞成他的主意，只是不敢驳回。但这样不做声，也就很明显地表示出反对的意思了。

        在座的一个实缺同知，此时忍不住开口：“跟大人回话，还是让他们推出一两个人来，看看有何话说？”

        “他们”是指尖丁，椿寿点点头，对那些尖丁说：“我看也非你们有句话不可。”

        “是！”有个“有头有脸”的尖丁答应一声，请个安说，“请大人先休息。我们商量出一个宗旨，再跟大人回禀。”

        “好，好，你们商量。”

        椿寿坐在炕床上咕噜噜吸水烟，八帮的尖丁便退到廊下去悄悄商议，好久尚无结论，因为各帮的情况不同，看法各异，牵涉的因素很多。今年的漕运，吃力不讨好是公认的看法，但走与不走，却有相反的主张：一派认为赔累已不可免，不如不走，还省些事；一派则以在漕船上带着许多私货，不走则还要赔一笔，“公私交困”，简直要倾家荡产了。

        谈来谈去，莫衷一是，椿寿已经派人来催了，只好听凭上面去决定走与不走。不过总算也有了一点协议，那就是：走也好，不走也好，各帮的赔累，只能一次，不能两次。

        “如果不走，本年的漕粮便要变价缴纳，户部定章是每石二两银子，现在市价多少？”椿寿问。

        “这要看米的成色。”被推定去回话的那个尖丁答道，“总在七钱到八钱这个数目之间。”

        “船上的漕粮有多少？”

        “一共二十七万六千石。”

        “那么，”椿寿问道，“就算每石赔一两二钱银子，共该多少？”

        那尖丁的心算极快，略略迟疑了一下，便报出确数：“共该三十三万一千二百两银子。”

        “如果漕船不走，奏请变价缴银，上头一定会准的。不过，”椿寿面色凝重地问，“这三十三万两银子，该谁来赔？”

        “大人晓得的，湖属八帮是‘疲帮’，力量实在够不上。总要请大人格外体恤，留漕丁一条命。”

        “哼！”椿寿冷笑，“你们要命，难道我的命就可以不要？”

        这是双方讨价还价，有意做作。漕帮有“屯田”，有“公费”，遇到这种情形，便得从公众的产业和收入中，提出款子来赔，赔累的成数，并无定章，但以上压下，首先要看帮的好坏，公产多的“旺帮”便赔得多，负债累累的“疲帮”便赔得少。说也奇怪，越是富庶的地区，漕帮越疲，第一疲帮是江苏松江府属各帮，湖州府属八帮的境况也不见得好，这是因为越富庶的地区，剥削越多的缘故。

        这赔累的差额，除了漕帮以外，主要的便得由藩司从征收漕粮的各种陋规和浮收中，提成分赔。所以处理这件棘手的案子，实际上只是藩台衙门和湖属八帮间的事。椿寿软哄硬逼，总算把分赔的成数谈好了。

        然而这也不过是万不得已的退路。眼光总是朝前看的，能够把漕船开出去，交了差，也免了赔累，何乐不为？所以椿寿又回过头来问：“照你们看，漕船到底能不能动呢？能动还是照开的好。”

        这一句话自然大受欢迎，在座的候补州县，一看事有转机，无不精神复振，纷纷颂赞椿寿的明智。

        唯有那名代表漕帮说话的尖丁，大摇其头。不过他首先声明，他自己有点意见，并不代表漕帮，不知该说不该说。

        “说，说！集思广益，说出来商量。”

        照那尖丁个人的看法，漕船要能开行，首先得要疏浚河床，同时在各支流加闸，提高运河中的水位。然后另雇民船分载漕米，减轻漕船的载重，这样双管齐下，才有“动”的可能。

        “那就这样办啊！有何不可呢？”有个押运官兴奋地说。

        那尖丁苦笑了一下，没有做声。椿寿却明白他的意思，以讥嘲的口吻答道：“老兄说得容易！可知道这一来要多少钱？”

        “与其赔累，何不把赔累的钱，花在疏浚河床和雇用民船上？不但交了差，而且治理了运河，也是大人的劳绩。”

        这两句话说动了椿寿的心，点着头沉吟，“这倒也是一说。”他自语似的问，“就不知道要多少日子？”

        疏浚的计划，施工的日程，要多少工、多少料，都要仔细计算，才能知道确数，在这样人多口杂的场合中，是不可能得到结果的，所以椿寿叫大家散一散，另外找了些实际能负责，能办事的人来重作商量。

        这个少数人的集议，首先要谈的就是工料的来源。这实在也只有一个字——钱。漕帮中被推派出来说话的那名尖丁，以久历江湖的经验，预感到此举不妥，但人微言轻，无法扭转椿寿的“如意算盘”，便很干脆地答应了所派的经费，而且保证漕帮一定全力支持这件事。不过他也很郑重地声明，漕帮出了这笔钱，漕船不管如何非走不可。如果再出了什么花样，漕帮不能负责。

        于是疏浚河道的计划，很快地便见诸实际行动。这件事地方官原来也有责任，只是湖州府和运河所经的乌程、归安、德清三县，要办这件事唯有派工派料。公文往返，以及召集绅士磋商，需要好久才能动工，未免缓不济急。

        为了与天争时，自己拿钱出来征雇民工是最切实的办法。等这一切安排好了，预计八月底以前，漕船一定可以开行。这样，椿寿才算松了一口气，动身回省。

        走的那天，秋风秋雨，一般行旅闷损不乐的天气，在椿寿却大为高兴，心里在想：这雨最好落大些，连下几天，前溪水涨，起漕的时间还好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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