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川陕西渡嘉陵

        3月的川北，风寒水冷。水深流急的嘉陵江，更显得凛冽和寂寞。但在这初春的寒夜里，川北苍溪城南和间中之间的塔子山下渡口边的灌木林和草丛里，却激荡着千万颗火热的心。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们，正整装待发，一次又一次地检查自己的武器弹药。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渡江的命令，谁也不理会江对岸的枪声。

        正当红军指战员们等待着号令时，忽然一瘦一胖两个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虽然黑暗中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但从身影，许多人已认出了这是方面军军委主席张国焘和总指挥徐向前。他们亲临一线，最后一次检查渡江的准备工作，对广大指战员无疑是莫大的鼓舞。

        大家记得，在一个多月紧张的渡江准备中，最重要的准备是造船。指战员们在山里群众的支援下，终于按期把70只船和3座竹便桥制造成功。造船期间，张国焘和徐向前曾几次亲临工地检查，鼓舞了士气，加快了进度。船造好了，指战员们十几人抬一只船，过山梁时用圆木滚送，终于把所有的船只运到了30多里外的渡口，创造了山地行船的奇迹。夜9时许，江上弥漫起一片轻雾。这正是渡江的好时机。前线指挥部发出了命令：“急袭渡江！”于是，各渡点的红军战士登上了木船、竹筏，向对岸急驶。

        不久，敌人透过薄雾发现了红军的动向，随即射来了密集的炮火，枪林弹雨直向木船和竹筏泻来。有的船被打着了，火光映红了江面。红军在塔子山的炮兵开始还击，机枪、步枪的火力也一起压向对岸。

        当冲在前面的船只离对岸约20多米时，战士们争先恐后地跳下船来，涉水冲上对岸拼杀。登上岸的部队没有地方隐蔽，暴露在敌人碉堡群的火网下，无法前进。就在这时，从另一地点登岸的两个连的部队，从敌侧迂回插入敌阵，两面夹攻，才占领了滩头阵地。

        随后，竹筏浮桥架起来了，部队源源不断冲过江去，向敌人侧后勇猛穿插。在塔子山渡江的同时，红四方面军另两个师的兵力，分别在苍溪上游50里和塔子山下游40里的地方，也投入了渡江战斗。敌人在红军数路大军猛攻下，全线迅速崩溃。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于第二天（3月29日）随大部队渡过了嘉陵江。他们走在红军战士架设的竹桥上，看着湍急的江水，很是激动，西渡嘉陵江终于成功了。但是，当他们想到就要撤离奋斗了两年多的川陕苏区时，每个人的心中不免又生出几分惆怅……

        徐向前清楚地记得，他与曾中生等一批红军将领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战，创立了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的鄂豫皖苏区，创建了红四方面军。1931年3月，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与军委主席的身份，带领陈昌浩、沈泽民等来到鄂豫皖苏区。他们一来，就推行左倾路线，搞肃反扩大化，打击和杀害了一大批原来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仅徐本人受到了排挤和打击，他的妻子也被张国焘等人杀害了。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受到了削弱，最后未能战胜蒋介石的第四次大规模进攻，不得不作开发川陕新苏区的千里之行。……

        陈昌浩此时感到非常惋惜。在长达10个月的艰苦战斗中，红四方面军以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粉碎了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取得了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建立了23个县和1个市的苏维埃政权，开辟和巩固了42000多平方公里、400万人口的川陕苏区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也由入川时的4个师、15000余人，发展到4个军、8万余人。现在撤离川陕苏区，今后就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川陕边人民支持了，怎么能不惋惜呢？

        此时的张国焘，心情是复杂的。早在去年（1934年）10月，当他获悉一方面军丢掉中央苏区，突围西行的消息后，曾对苏维埃运动能否在中国胜利产生过怀疑，并预感到红四方面军如果老呆在川陕苏区；也可能要吃与红一方面军同样的苦果。当时他就想过离开川陕、另图更张的问题。今年（1935年）1月下旬，正当红四方面军发起广（元）昭（化）战役时，突然接到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电报，告诉他们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准备北渡长江，要红四方面军密切配合，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这一电报，坚定了他撤离川陕苏区的决心。策应红一方面军行动，一方面表示他尊重中央意见，另一方面也是自身需要，实现他去年就想离开川陕的目的。但是，红一、四方面军汇合，对他张国焘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他自己感到难以捉摸了……

        渡过嘉陵江以后，红四方面军又攻战剑门关，鏖战江油，横扫嘉陵江和涪江之间的剑阁、昭化（今广元）、梓潼等10余座城镇，歼灭敌人12个多团，胜利结束了嘉陵江战役。

        随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区，就地休整补充，发动群众，筹粮扩红。

        蒋介石为防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实行各个击破，调动了几十个团的兵力，企图以江油、中坝为中心，与红四方面军决战，防止红四方面军南下或西进。

        红四方面军为了迎接红一方面军北上，实现胜利会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决定西向岷江地区进发，占领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理县、汶川等地。

        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开始了为时17个月的艰苦长征，并于5月下旬到达了川西北地区。

        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召开了迎接中央红军的会议。决定派出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的第八十八师及二十五、二十七师一部，西出懋功（今小金），扫清敌人，并动员部队作好两军会师的思想和物质准备，迎接兄弟部队和党中央、军委首长。

        党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突破大渡河，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6月12日到达懋功地区的达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6月16日晚，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指战员们充满了胜利信心。

        

众领袖雨中相会

        驻在茂县的张国焘得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屯兵理县的徐向前，要他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向中央写一份报告。徐向前接到指示极为兴奋，连夜向党中央写报告，介绍敌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部署情况，请示两军会合后的作战方针，热烈欢迎艰苦转战、百战百胜的中央红军，同时找了两幅川西北地区的地图，火速派人去懋功送给中央。

        两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将半个多月来筹集的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往会师地点。仅红三十一军一批就送给红一方面军衣服500套，草鞋1400双，毛袜500双，毛毯100条，鞋170双，袜底200双。堆积如山的慰问品，使破衣烂衫、饥寒交迫的中央红军大感温暖，加深了两个方面军官兵之间的感情，增强了兄弟部队的团结。

        不久，张国焘接到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联名发自达维的来电，要他赶快到懋功见面，共商会师后的作战方针。

        张国焘阅罢电文，心情很不平静。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老战友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有的长达10多年，想不到会在这荒僻的西陲相会，心情当然激动。但是，就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召开联欢会的6月16日，中央和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提出了两军会合后的总方针：占领川陕甘3省，建立3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兵力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第二天，张国焘虽复电中央，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认为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地形与敌情均极不利，因而他主张两军去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远征军占领新疆，觅机东向陕西发展，当前为解决给养困难，暂可南下先取岷江以西的天全、芦山、雅安地区。张国焘预计，自己的这一计划可能与中央的方针发生冲突，因而又感到不快。但不管怎样，只有会面问题才能解决。

        张国焘以这种复杂的心情，简单收拾了一下，带着参谋长黄超，挑选了10余名强健的卫士，骑着马出发了。茂县总部由徐向前、陈昌浩留守。一路上，张国焘一行无心领略沿途的藏族风光，马不卸鞍，人不歇脚，连续走了3天多，急急赶往懋功……

        懋功的抚边镇，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屋墙上用石灰水刷出了“欢庆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的大幅标语；有的房前还挂着红旗；村与村之间还装上了电话，以便随时保持联系。镇中央的草地上搭起了一个讲台，讲台四周用松柏枝扎起了一个绿边，缀上了一些鲜花，形成了欢迎张国焘到来的喜庆气氛。

        1935年6月25日下午，当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得知张国焘已快到抚边时，都非常高兴。张国焘是中共的元老，红四方面军的统帅，欢迎仪式显然应该隆重一些、才能表达对他的敬意。毛泽东、朱德、洛甫、博古等决定离开抚边到3里多远的地方去迎接，连过雪山受了风寒、正在生病的周恩来也一道去了。他们希望通过远出迎接，表示对张国焘的友好，以利于今后更好地合作，共同开创新局面。

        当中央和军委领导人一行，来到距抚边3里多路的一个小山村时，天空突然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随行人员只好在路边撑起了油布帐篷，让领导人暂时避雨。

        一会儿，他们就听到由远及近的马蹄声。洛甫探头一看，急忙说：“来啦，来啦！”毛泽东等人急忙从暗褐色的帐篷里走出来，四五十人列队恭候。

        张国焘骑着白色骏马飞驰而来，泥浆四溅、差一点溅到毛泽东等人身上。

        “国焘兄！”毛泽东抢先问候。张国焘翻身下马，立即拱手答礼：“诸位仁兄久等了，这么大的雨，实在对不起！”说着，张国焘立即上前拥抱毛泽东。

        这时，在场欢迎的人群欢呼起来。张国焘接着又与周恩来、朱德、洛甫、博古等人相互问候。然后边谈边走，气氛活跃。当他们快回到抚边镇时，雨也渐渐地停了，天边洒下几缕阳光。

        当毛泽东、张国焘一行来到镇中欢迎会场时，数千红军指战员立刻欢呼起来。毛泽东、张国焘和其他领导人并肩走上主席台，不断向欢呼的红军指战员招手致意。毛泽东首先致欢迎词。他介绍了中央红军突围西征半年多来的战况，讲到了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的热情支援。他说：“我谨代表中央红军全体同志，衷心感谢四方面军，感谢张国焘同志。今后，一、四方面军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团结前进！”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接着，张国焘致答辞：“我们今天在这里胜利大会师，是两军广大干部战士英勇西征的结果，我们欢庆我们的成功！我代表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向艰苦奋斗的一方面军表示深切的慰问！……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胜利一定属于一、四方面军！”台下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欢迎会后，在抚边镇尾的喇嘛庙里举行了聚餐。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同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李特等人，相互敬酒，相互祝愿。杯盏频传，喜笑连声。

        在这轻松的气氛中，张国焘心中关心的，却是年初召开的遵义会议和今后的战略方针。

        

两河口共商大计

        第二天上午，在两河口的一所两进院落的喇嘛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共商大计。

        会议由洛甫主持。他首先肯定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提高了全体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和胜利信心。接着他分析了会师地区松潘等县，地形上不利于作战，物资给养上非常困难，红军主力长久停留在这一地区，不利于建立苏区根据地。随后，他又分析了敌情，认为蒋介石就是企图封锁我们在这一地区内，然后困死我们。最后他说：“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目前的战略方针，朝有利于野战军和四方面军的发展来考虑。下面，请总政委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然后大家讨论。”

        张国焘听了洛甫这段有准备的开场白，大感惊讶。以往一直以为洛甫是个书生，只能讲点马列主义，不懂军事。今天居然也分析起军事形势，谈起战略方针来了。真是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看了。但他心里有点不快，因为洛甫旁敲侧击他讲了这一地区不宜建立新苏区的问题，显然是针对日前他给中央电报里提出的暂可南下的计划的。心里虽然不快，但他还想听听周恩来怎么说。

        周恩来发言简洁明快，他讲了3个问题。关于战略方针，他认为新苏区必须具备以下三点，第一地区要大，便于作战；第二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第三经济优越，能解决红军给养。岷江两岸的松潘、理番、懋功地区，不利于建立根据地，没有发展前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谈到战略行动，周恩来要求立即开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向松北转移，行动要迅速；要高度机动，让敌人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的行动，不要被敌人牵制；要坚决统一意志，统一指挥，即使遇到困难，也要统一意志来克服。

        关于战争指挥问题，他强调指挥权要集中在军委；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要实现战略计划，须有政治的保证，需要政治工作的加强。周恩来最后说：“我就讲这些意见，供大家研究，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周恩来报告结束后，大家开始讨论。

        张国焘对洛甫说：“我讲讲。”洛甫点头道：“现在请国焘同志发言，大家注意听。”

        张国焘操着一口江西话，他先向与会者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以来，到同中央红军会师这段时间内的征战情况。接着他提出了3个行动计划，即“川甘康计划”、“北进宁夏计划”、“西进兰（州）新（疆）计划”，详细论述了这3个计划的优缺点，明确表示他倾向于“川甘康计划”。就是以两军会师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他主张目前应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敌，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

        随后，毛泽东作了发言。他说：“在中央苏区时，就听说四方面军有个川陕甘计划。现在中央的计划和那个计划差不多，不同的是两军会合力量大了，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性更大了。”接着他分析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好处，要求“在四方面军作些解释，因为他们现在想打成都”。他还指出，我们战争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我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迅速地打破胡敌向前，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

        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依次发言，都表示同意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博古说，创建川陕甘根据地，首先是甘南，能够影响全国。南下、西进好比是“麻雀钻阴沟”。这句话立即引起了张国焘的极大反感。朱德强调两大主力“统一指挥，一致行动，更有利于打击敌人”。

        由于周恩来的战略方针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张国焘的主张便陷于孤立，只得被迫同意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

        洛甫作了总结性发言后，会议作出了决议：“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政治部作训令（博古）；政治局写一决定（洛甫）。”（即28日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

        张国焘在会上虽然没有明显反对中央的决策，但心里还是反对北上的。

        理由是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又有胡宗南20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因而，他思想上还是认为南下是正确的。

        为了做通张国焘的思想工作，会后毛泽东先后动员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博古找张谈话，争取他回心转意，没有达到目的。毛泽东又亲自出马，与张国焘通宵达旦地交谈。但张国焘一个劲地绕圈子，脸上看不出春夏秋冬。

        对这样的“牛皮糖”，毛泽东深感急也没有用，只能慢慢来，细细磨。

        

张国焘拉拉扯扯

        张国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他提出的“川甘康计划”未能被中央接受，心中很是不快。他认为，红四方面军实力是红一方面军的几倍，应该在战略方针和战略行动上起决定作用。但是，现在中央和一方面军的人占多数，他张国焘要想在中央说了算，需要争取和拉拢中央和一方面军的一些人支持他。为此，他整整想了一夜对策，随后，开展了一系列幕后活动。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突然接到张国焘的邀请，请他们二位吃饭。聂、彭应邀前往，张国焘热情迎候。他对聂荣臻、彭德怀说：“你们太辛苦，很疲劳，今天略备小酌，以示慰劳。一、三军团是一方面军的主力，西征以来立了大功喽！林彪与尚昆今天因执行军务，不在这里，不然也会请他们一道来聊聊。”聂荣臻、彭德怀谨慎地表示了感谢。

        张国焘准备了丰盛的菜肴，请来了秘书长黄超作陪。张国焘给每人各斟上一杯酒，然后端起酒杯，笑容满面他说：“请！二位西征大将请！薄酒一杯，不成敬意，算是洗尘。”聂荣臻呷了一口酒，微笑着答道：“张主席大客气了，感谢你的一片盛情！”“没有什么，大家随便喝喝，聊聊，”张国焘漫不经心地摆摆手，示意聂、彭吃菜。

        停了一会，张国焘又说道：“年初，中央在遵义召集的会议，你们二位都参加了的，我们是接到中央电报才知道的。来电说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常委，看来后来便是毛泽东主事了。”聂荣臻和彭德怀点了点头，互相看了一眼。

        一会，张国焘似乎是不在乎地随口问道：“西征以来，你们遇到了很大困难，损失不小，不知现在还有多少兵力？”这个问题，张国焘曾经问过周恩来，现在他是想通过聂、彭证实一下周恩来讲的是否属实。聂、彭又互相看了一眼，心中有了点底。聂荣臻随即说道：“突围以来，蒋介石用主要兵力对付我们，半年以来减员不少，在贵州和云南扎西进行了两次整编，至于兵力多寡，总司令部有个数字，周恩来同志最清楚。”张国焘“啊”了一声，显然对聂荣臻的回答不满意。

        彭德怀为了缓和一下气氛，赞扬了红四方面军人强马壮，装备很好，并对红四方面军赠送了他们许多慰问品，向张主席表示感谢！

        张国焘嘿嘿笑道：“兄弟部队嘛，这叫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他见彭德怀夸奖四方面军，感谢他张国焘，兴致一下上来了。他乘兴说：“你们部队有减员，不要紧，我拨两个团给你们补充。以后有困难，就来找我。”他抛出了诱饵，聂、彭却未置可否。

        在饭后回营的路上，聂荣臻边走边问彭德怀：“老彭，你说张国焘今天为什么请我们吃饭？”“看得起我们瞬！”彭德怀笑笑说。

        聂荣臻摇摇头：“这里面有文章哩。”彭德怀说：“老聂，人家拨兵给你，你还不要？”“你要我也要。”聂荣臻爽朗地笑道，但他更多的却是思索。

        后来，张国焘为了进一步拉拢彭德怀，曾派干将黄超带着几斤牛肉、几升大米和二三百块银元来到彭的驻地慰问，并反复询问会理会议的情形，探询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彭德怀的警惕。当黄超进而问彭德怀对当前战略方针有何高见，并大赞张主席欲北伐必先南征的主张时，彭德怀已完全明白，黄超是来当说客的，从此便不再理他。

        至于林彪和聂荣臻，张国焘后来又让陈昌浩去做工作。

        聂荣臻态度明朗：“遵义会议我已经有过态度，会理会议我也已有过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都拥护！”陈昌浩讨了个没趣。

        张国焘还利用陈昌浩和洛甫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的关系，劝说洛甫支持张国焘。洛甫不为所动，还反过来做陈昌浩的工作，使张国焘大失所望。

        此后发生的红一、四方面军的不团结以致“分道扬镳”，都与张国焘的权力欲和这种拉拉扯扯的作风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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