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作战，“战略骑兵”名不虚传

        电影《从奴隶到将军》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罗炳辉，红军长征时担任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素以人少精悍、宜于机动而著称，被誉为“战略骑兵”，长征中时常担负独立作战任务。

        1935年3月26日，罗炳辉军团长和何长工政委接到总司令朱德的电报，命令他们留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的“追剿军”，并在枫香坝一带积极佯攻，故作声势，掩护红军主力突破乌江天险。于是，红九军团开始单独行动，大张旗鼓地筹办粮食、担架，接连派出小股别动队骚扰敌人，摆出一副“主力”的架势，故意露出要往湘西北去同红二军团会合的种种“迹象”，使敌人上钧。

        几天后，主力红军乘敌人还未摸清追剿的主要方向，巧妙地南渡乌江，跳出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合围圈。这时，军委又急令红九军团昼夜兼程南移，务必于次日8时赶至沙土，尾随主力过江，届时由中央派出的联络员接应。

        罗炳辉率领部队马不停蹄，连夜向沙土急行军。

        贵州的气候、地形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崎岖的道路本来就不好走，夜间漆黑一团就更难走了。偏偏在行军途中又下起了雨，好不容易赶到沙土时，已经比指定的时间晚了6个小时。不见联络员的踪影，主力红军渡江时架起的浮桥也己拆除，而5倍于红九军团的敌军既在前面抢占了渡河点，又气势汹汹地从后面逼近过来，形势非常危急！

        身材魁梧的罗炳辉尽管身经百战，此刻也明显地感到肩上重担的压力。

        但一想到红九军团牵制了这么多敌人，给中央红军减轻了压力，心里又觉得欣慰。“干脆留在乌江北岸独立作战，继续牵制敌军，并寻机消灭一部分。”他的这一想法与何长工政委不谋而合，并得到了军团其他领导的赞同。

        一张军用地图平摊在地上。罗炳辉就地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下一步行动。

        “迎面阻敌是国民党中央军，背后追兵是贵州军。咱们是东绕再西转，让中央军捉摸不定，犹豫不决，然后集中力量，在这里伏击贵州军。”罗炳辉示意大家看地图，他的手指停在沙土以西，标有“老木孔”的地方。

        老木孔是金沙县的一个小镇，周围丘陵起伏，灌木丛生。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红九军团神不知鬼不觉地赶到这里，设下了埋伏圈。几个小时过去了，未见敌军的动静，有些战士沉不住气了，窃窃私语：“敌人要是不从这里过怎么办？”“罗军团长料事如神，不会让我们空等的。”一个当年跟随罗炳辉吉安起义的老战士自信他说。正说着，一个眼尖的战士朝北面嚷了起来：“说曹操曹操就到，这不来了。”战士们都睁大眼睛，注视着正懒洋洋地走来的贵州军。这是一支肩扛步枪、腰插大烟枪的“双枪兵”队伍，排着长龙，人数比打伏击的红九军团还多。“别着急，靠近了再打。”罗炳辉提醒他的部下。

        时值中午，“双枪兵”开始进入了伏击圈。他们浑身无精打采，看样子烟瘾上来了。只听罗炳辉一声令下，战士们的枪口迅即喷射出火舌，如猛虎下山一般向敌人冲去。敌人顿时乱作一团，纷纷扔下烟枪拿起步枪，以路边一个个小山包为依托进行顽抗。

        双方激战了3个多小时，处于僵持状态。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的红九军团，没有足够的预备队来发起新的更猛烈的进攻。罗炳辉紧锁眉头，忽然计上心来：“打蛇打七寸。”他把军团警卫营和刚成立不久的新兵营集中起来，迂回到敌人的背后，出其不意地向敌人的指挥机关猛打猛冲。贵州军措手不及，参谋长身负重伤，不得不率部仓皇逃窜。在嚎亮的冲锋号声中，红军战士们乘胜追击，一鼓作气追了5里多路。至黄昏时分，战斗胜利结束。红九军团以3个团的兵力打垮了贵州军5个团，俘敌1800多人，缴枪千余支，打了一个漂亮的转危为安之仗。

        消息传到军委总部，周恩来副主席高兴他说：“‘战略骑兵’名不虚传啊！”

        

故地重游，“云南将军”如鱼得水

        罗炳辉的家乡在云南省彝良县，那是夹在川南、黔西的一个汉彝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有“云南将军”之称的罗炳辉及其红九军团，在老木孔击溃敌军后，向黔西的瓢儿井进发。

        瓢儿井是产盐区，驻守在那里的有一支500多人的盐警大队。这天拂晓，盐警队的哨兵突然发现有支队伍大摇大摆地走来，穿着国民党军队的制服，领头的好像是个将军。还没来得及问话，只见那位“将军”很不高兴地嚷了起来：“没看见我来了吗？还不集合队伍迎接！”那哨兵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吓得连声说：“是！是！”领着这支队伍进入盐警大队的营区，嘴里还喊道：“快起来，将军来了，快迎接！”瘦得像猴似的盐警大队长，手脚倒很利索，第一个跑出屋来向“将军”报告。“快集合队伍吧。”将军不紧不慢他说。

        500多人的盐警大队排列在一起，许多人惊魂未定。盐警大队长似乎发现有点不对劲，伸手去拔腰上的驳壳枪。只听“砰”的一声，他的手上开了花，其余的盐警惊呆了，愣了一阵方才如梦初醒。

        原来，这支穿着国民党军服的队伍是罗炳辉派出的侦察小分队，领头的“将军”是军团侦察连的连长。就这样，红军只打了一枪，便缴获了500多支枪。

        红九军团在瓢儿并进行了休整，同时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劣绅，将谷物、盐巴等分给贫苦百姓。当地的苗族、彝族同胞，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官府的欺压，对汉族抱有较深的成见。红军初来乍到，这些少数民族武装戒心重重，有的受了坏人挑唆，还打些冷枪。罗炳辉和其他军团领导亲自出面去做少数民族首领的工作，送给他们几十支枪和部分弹药，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一些少数民族青年听说罗炳辉将军也是彝族娃子，纷纷要求跟着罗将军闹革命，出现了踊跃参军的局面。

        经过休整和补充的红九军团在罗炳辉率领下，穿行于追寻主力红军的路上。这时，接到中革军委电令，要求红九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在云南的作战行动，继续单独行动，以吸引“追剿军”向北；然后进入云南，在金沙江渡口会师。对这一带地形和敌情了如指掌的罗炳辉，带领部队在贵州西部同敌人绕圈子，在敌人迷惑不解之际，以日行百里的急行军直插黔滇交界的北盘江渡口。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不费一枪一弹和一船，通过天然桥梁——虎跳石，从容地跨过北盘江，进入了云南境内。

        踏上家乡的土地，罗炳辉感慨万千。他17岁那年，带着向残酷欺压百姓的地主恶霸报仇雪恨的决心，步行17天，来到省城昆明寻找当兵的门径。举目无亲的他一路碰壁，幸得一位好心人帮忙，才得以在一个炮兵营里当伙夫。

        为了当一名正式的士兵，他又当上了马夫，因为马未容易接近军官。一次野外演习，有匹驮炮弹的烈马受惊狂奔，罗炳辉奋不顾身冲上前去，死死拉住缰绢，被烈马拖地数十米也不放手，终于制服了烈马。得知此事的一位军官敬佩他的勇敢，便答应招新兵时补上他的名字。凭着刻苦学习，吃苦耐劳，作战有功，他从滇军最低一级的候补兵，一步一步地成长为少校营长。期间转战云南、广西、广东、江西等地，多次受伤，甚至曾被开了追悼会，又奇迹般地回到了部队。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改变穷人依然受穷、老父亲含冤入狱身亡和妻子被逼改嫁抵债的命运。1929年夏天，时任赣南吉安靖卫（保安）大队长的罗炳辉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同年冬天率部起义，历任红军团长、旅长、军长和军团长。

        “‘云南将军’回来了！”当红九军团进驻彝良县附近宣威、板桥一带时，乡亲们奔走相告。红军战士们在当地筹粮、筹款，招收新兵，侦察敌情等，都非常方便。他们也亲切地称呼罗炳辉是“云南将军”，把云南之行称作“到我们‘云南将军’的老家来了”。

        这时，中革军委电令红九军团进占昆明东北的东川一线，掩护主力红军渡过金沙江。罗炳辉率领这支“战略骑兵”迅即向东川挺进。据守东川的敌军1个团，听说“云南将军”带领红军回来了，马上派出代表来谈判，结果自愿放下武器投降。

        1935年5月9日，主力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金沙江。红九军团在完成掩护任务后，也在东川以西地区渡江成功。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多谋善断，“老九”令人刮目相看

        渡过金沙江的红九军团，挑起了主力红军后卫的重担。多谋善断的罗炳辉，导演了沉船、拆桥的好戏，并一路扩充部队，使这支列红军各军团排名之未的“老九”令人刮目相看。

        渡江不久，罗炳辉即派出1个加强连，抢在国民党军队的前一天，赶到江东岸的巧家县城，搜集所有船只，将它们带到西岸；如果带不了，就抽去船底木板，将其沉入江中，当场付给船主赔偿费。敌人的“追剿军”赶到金沙江畔时，只好望江兴叹。中央红军得以休整一番，继续北上。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为了掩护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在金沙江西岸打起了游击，并抓住战机吃掉了四川军阀刘文辉的两个营。然后穿越凉山彝族聚居区，沿着中央红军北上的路线，挺进到西昌。在那里，从国民党狱中解救出几个彝族大“头人”，被称为彝族将军的罗炳辉发挥了独特的优势，说服他们支持红军北上抗日。身着牛毛披衫的“头人”向他们的村落传过话去，结果彝族群众不仅没有阻拦红军，而且送上公鸡、山羊和哈达，热情为红军送行，有的干脆跟随队伍参加了红军。

        当中央红军在安顺场抢渡大渡河，接着飞夺沪定桥之后，红九军团接到了接替一军团坚守战略要点沪定桥的命令。

        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的沪定铁索桥，是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通道，也是红军跨越大渡河进退机动的生命线。敌军深知要追上红军，必须把沪定桥夺回来，因此不断增兵扑来。已经坚守一周的红九军团得到情报，一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进占安顺场，将在那里渡河，然后夹击我守桥部队。罗炳辉和其他军团领导为防万一，开始考虑拆桥。军委曾指示他们如果要破坏桥梁必须提前4个小时报告，然而军情紧迫，事不宜迟。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罗炳辉军团长、何长工政委的主持下，红九军团党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立即实施有限度的破桥行动，同时报告军委。

        为什么要有限度的破桥呢？因为拆桥容易建桥难，沪定桥是四川腹地通往康藏高原的咽喉，全破坏了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许多不便，引起不满。

        9根粗大的铁索横贯江面。铁索下波涛翻滚，惊险无比。何长工政委亲自带领守桥部队，将9根铁索每两根之间锯掉1根，保留了6根。这样，敌人每天至多只能走过一个营的兵力，不足以对红军形成威胁。罗炳辉则率领军团主力先行撤离沪定侨，直插天全河上游，追寻主力红军而去。

        事后，红九军团破桥的这一措施，受到了朱总司令等军委领导的称赞。

        刘伯承参谋长解释说，原先之所以规定破桥必须提前4个小时，是因为万一北上受阻，还有后路可退。现在红九军团的行动帮助军委下了决心，这是一个正确、果断的抉择。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后来见到罗炳辉、何长工时，都伸出大拇指夸奖说：“你们‘小老九’可真厉害呀！”

        

病中受命，凯歌声中晕倒在地

        当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从沪定桥赶至东北方向的紫石关附近时，主力红军在天全城遇到了敌人的堵截。为了扫清北上的障碍，红一军团将从南面发起攻击。军委电令红九军团不借一切代价，连夜迂回到天全城北面，以南北夹攻之势，攻克天全城。

        这份十万火急的电令，罗炳辉是在担架上接到的。他患重感冒，高烧几天不退，全身筋骨像散了架似的。“立即把连以上领导干部召来！”他从担架上跃起，对参谋长郭天民说。刚才还头昏脑胀、四肢无力的罗炳辉，这时仿佛精神了许多。

        在干部们陆续到来的间隙，罗炳辉又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侦察参谋马上带一个小分队去摸清行军路线；民运干事带几个人去寻找一个熟悉天全城的向导……

        “同志们，沪定桥我们是回不过去了，红九军团，不，整个红军只有北上这一条路。只有突破天全城，才有出路！”罗炳辉作了简短而又有力的动员，参加会议的干部们深切感受到此仗的关键意义，一直到出发急行军中，耳边仍回响着军团长斩钉截铁的结束语：“只许胜，不许败，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天全城地势北高南低，城北有天仙关这一险峻屏障。守城敌军并不知道一支红军队伍正在向天仙关逼近，因此主要防务部署在南面。披星戴月翻山越岭的九军团两个主力营，绕过敌军防守的关隘，在天全河上游水浅处徒涉过河，直插天仙关下。

        这时，红一军团已经在天全城南发起了攻击。罗炳辉及时下达了攻击命令。天仙关的敌军正在张望南面看热闹，没想到背后红军“从天而降”，惊慌失措，一个劲地请求支援。天全守敌顾此失彼，溃不成军。红九军团与红一军团在天全城胜利会师！

        顾不上说几句问候的话语，这两支红军部队乘胜追击，直到东方升起美丽的朝霞。

        天空传来轰呜声。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派出6架飞机，对天全城进行扫射、轰炸。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只好唱着挽歌返回。

        枪声、炮声和飞机的轰鸣声渐渐地平息，胜利的欢呼声响彻天全城。站在天仙关上的罗炳辉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忽然感到眼前发黑，体力不支，竟晕倒在地上。郭天民参谋长急呼：“卫生员！卫生员！”经过急救，重新躺在担架上的罗炳辉慢慢苏醒过来。“我们终于完成了军委交给的任务。”他喃喃自语道。“是的，军委要嘉奖我们呢！”郭天民参谋长接着告诉军团长：“先头部队已经和中央联系上了，何政委带领的一部分部队执行完破桥任务后也已经赶到那里了。”“军团长，您的电话。”正说着，一位参谋前来报告。电话是何长工政委打来的，他兴奋地向罗炳辉通报一个好消息：“周副主席亲自来我们军团慰问，他要我向你转达他的问候！”电话中还说，周恩来副主席又一次代表军委肯定和赞扬了红九军团在长征中多次单独执行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他为了犒劳我们这支“战略骑兵”，还特意做了鸡丝面条，好香啊！

        仍在天仙关清理战场的红九军团指战员，听了这一消息都倍受鼓舞，罗炳辉的病也一下子好了许多。“我们该向中央表示些什么呢？”他深知目前红军部队物资、钱粮都十分匮乏，但仍向军团党委建议：“是否从军团一路筹来的现款中拿出三万元，加上几十匹骡马和一批物品，送交给中央？”此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真是雪中送炭呐！”中央机关的同志接收这批钱款、骡马和物品时，赞不绝口。红九军团这种自觉顾全大局的精神一时传为佳话。

        

转战南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初夏时分。海拔4000多米的邛崃山脉主峰夹金山，却还飘着洁白的雪花。在终年积雪的山峰上，又出现了一支人流，鲜艳的红旗和红色的帽徽在皑皑白雪的衬托下，格外醒目，如同燃烧的火焰和火苗。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作为红一方面军的后卫，正尾随主力红军翻越此山。尽管他的身体并未完全康复，但他仍精神抖擞地行进在队伍中间，给部队以鼓舞。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地区胜利会师后不久，中革军委决定将军分成左、右两路大军：右路军以班佑为行进目标，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率领；左路军以阿坝为行进目标，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然后在川甘边界的巴西会合。红九军团划归左路军，改番号为红三十二军，因为左路军大部分由原红四方面军部队组成，红四方面军没有军团编制。

        罗炳辉和红九军团其他领导坚决服从军委的决定，然而，使他们迷惑不解的是，唯一的一部电台被调走了，电台密码和人员也被换掉了，从此便失去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系。更让他们感到焦急的是，部队到了阿坝以后却一直按兵不动，迟迟不到巴西去和右路军会师。后来才知道，张国焘仗着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搞起了分裂活动，另立“中央”。

        这时，在卓克基、马尔康和松岗一线整训待命的红三十二军，接到了张国焘放弃原来的北上计划，南下天全、芦山和名山一带的命令。罗炳辉、何长工等领导思虑再三，认为不能在大分裂后再来个小分裂，出于无奈，遂按照命令率部南下。

        不久，军政委何长工、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均被调离，罗炳辉留在红三十二军有孤掌难鸣之感。听说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正从湘西来到川康，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罗炳辉急切地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他率红三十二军从西康西北角的甘孜南下理化（理塘），接应红二、六军团的先头部队。

        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不久按照中央决定成立红二方面军。罗炳辉率领的红三十二军自划归红四方面军后，张国焘一心想解散它。贺龙对张国焘拉小圈子搞分裂的行为早有所闻，便建议将红三十二军归属红二方面军，得到了批准。罗炳辉听到这一消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到达陕北后，罗炳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久别重逢，格外激动。

        他对红三十二军无奈跟随张国煮南下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却表扬说：“你们是立了战功的！张国焘搞分裂，与你们无关；你们在大分裂后不搞小分裂是对的。现在有人说你们闲话，我们心里有数，你们别听它的就是啰！”毛泽东对这位“彝族将军”十分关怀。10年后，当他得知在华东前线任新四军副军长的罗炳辉身体不适时，亲自致函道：“你身体有病，望多休养。留得青山，是很要紧的。”不幸的是，1947年6月21日，积劳成疾的罗炳辉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年仅49岁。

        党中央在唁电中高度评价其光辉的一生：

        “炳辉同志早年加入滇军，参与北伐的革命战争。在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战争中，又于1929年冬领导江西吉安起义，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不懈。在抗日战争中，领导新四军第二师大战皖东敌后，创造皖东解放区，立功尤著。中共中央谨以悲痛的心情，哀悼他的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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