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长娇，是作为江西省工人代表，参加“二苏大”的。

        严格说，她一天也没有进过工厂做工。不过，她确实又是自小打工，这种“打工”的苦，相比那种“做工”的苦，有过之而无不及。

        1911年，她出生在赣县田村一户雇农的茅棚里。家里没有一寸土地，父母靠为地主铲茶山，做长工糊口。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口，黄长娇从小就抱养出去，给一户姓林的人家做童养媳。

        婆家也苦不堪言，13岁，让她到地主家打工。洗衣、做饭，干了3年，只糊了一张嘴，没有得到半分工钱。

        16岁的黄长娇长得高高大大，觉得继续给地主白干划不来，就跟着父亲回家。

        田村是个大镇，主产稻米，但河流较小，交通不便，粮食运出，食盐、日用品运入，全靠肩挑手提。农闲时，许多农民就出来挑担，用脚力换点盐钱，天长日久，镇子里就有了一帮专业挑夫。

        挑担虽苦，但一天能赚几毛钱，是作田收入的10倍。反正做什么都脱不了苦，人生就是吃苦的，黄长娇一咬牙，干起了挑夫。天下大苦，赚钱的事，再苦再累，也有人愿干，挑肩担的人愈来愈多，脚力钱下跌，市面物价却上涨。为了活命，她还是整日整月去挑。

        3年挑担，历尽坎坷，她吃尽苦头，也增长了不少见识。

        担重、肩痛、路远，过了一山又一山，无的山岭无边的苦难。那么长的路，挑夫们就爱说些下流话打发时间。一个妹子夹在众挑夫间，十分惹眼。她总是埋头疾走，有时整天一言不发。毕竟肩膀还嫩，有时跟不上阵。这时，就有一位姓赖的大哥，有意无意停下脚，在不远处等她。

        原来，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逃避乡村，隐蔽活动。挑夫中，也混有共产党员，赖大哥就是一个。长途跋涉中，他常找人聊天，困难时帮人一把，团结了不少人，建立了地下党组织。

        1928年，黄长娇加入了少年共产主义青年团，生活中有了信仰，不显山不露水，秘密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

        1929年，红军来到了赣县。共产党领导群众打士豪，分田地，她一家分到了土地，伸直了腰杆。

        红军天天开会，宣传革命道理。当时她19岁，3年的挑担生活，走南闯北，添了不少胆。地下党团组织公开身份，带领群众造反，她同男人一起，打士豪分田地。呼呼喊喊，劲头十足！没有文化，道理懂得不多。但黄长娇爱说，懂一点就到处去说，影响也不小。

        乡里人胆小，被长期的苦难浸得木呆呆，特别缺少敢出头、会宣传的妇女干部。很快，黄长娇调到江西省妇委工作。

        江西省妇女部长蔡畅，待人和蔼，平易近人，特别善于在实践中培养干部。

        黄长娇奉调不久，进步很快，入了党。介绍人是李富春、蔡畅。

        1933年3月间，黄长娇调到江西省总工会，担任了女工部长。这年冬天，她出席了全省职工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目的之一，就是筹备召开全国职工代表大会，黄长娇又当选为代表，出席了全国职工代表大会。翌年1月，她以江西省工人代表的身份，出席“二苏大”。“二苏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妇女委员不到10人，她则是其中之一。

        “二苏大”，是在沙洲坝新茶亭，新建的中央大礼堂召开，会后，黄长娇兼了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就留在工农检察委员会工作。

        检察委员会办公地，就设在沙洲坝的新茶亭，距离苏维埃中央的住地很近，工作、生活在一起。各部门人员，来来往往，日日与共和国的首脑们见面。不久，黄长娇熟识了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已失去对红军的指挥权，专职从事政府工作，对人态度特别和蔼。

        工农检察委员会的主席是项英，主要工作是检察、处理各地的案子。有一次，委员会里派黄长娇、朱招娣二人去于都县巡视。临行前一天，她去办事，又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便前来与她握手，听说黄长娇要去于都巡视，热情地招呼她到自己办公室坐一坐。得知她是第一次去于都，第一次巡视，便主动地介绍于都县的一些情况，详细地交待工作方法。

        “去以前，把要办的事记在一个本子上，分清主次前后，一样一样办好，办的过程中，遇到什么情况，存在什么问题，也要记在本子上，回来就能一样一样汇报，不至于遗漏什么。时间久了，本子上记的东西多了，也可以找到工作中的规律性……”说了许久，见黄长娇坐着发痴，他就问：“怎么样，小黄，有什么困难呀？”“我是穷苦出身，从小当挑夫，只认得扁担，不认得字。”黄长娇说：“我们田村，都是地主家的人才学文化。贫雇农民都不学文化。”“二苏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都是资深的老革命，绝大部分文化很高，有许多还到国外留学。真正一字不识，也许仅黄长娇一个。

        毛泽东笑了：“没有文化，就要学嘛！地主学文化是为了剥削，穷人学文化是为了革命，文化越高越好，要争取做个红色知识分子……”“红色知识分子？”黄长娇说，“我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还能学什么呢？”“不要紧，我们的工农干部，大部分都没有文化或者文化不高。只要有决心，有恒心，就能学得到文化。你就从写自己的名字开始吧！”说着，他从桌上拿过一张纸和一支毛笔，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地写给她看。“黄长娇”三个字就摆在了她面前。

        “这就是你的名字。”毛泽东把纸递给她。

        黄长娇左看右看，觉得很有意思，兴趣高涨，赶紧把纸张收起来，连说：

        “谢谢，谢谢，我今天回去，就开始学写字。不懂的字，我就来问你。”毛泽东很高兴，握着她的手说：“学文化，不要不好意思，学好文化，要做到两条：一要多问，二要不怕条件差。现在条件差点，将来就会好的……”揣着自己的名字，黄长娇很高兴，平生第一次对一张纸有了感情。不时掏出来看一看，看着看着，就拿根树枝在地上比划。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总得划得不直，不像。这时，旁边探出个人头来，是检察部的同事朱招娣。她看了一会儿，莫名其妙地说：“黄长娇，你老在地上，写你的名字干什么？”黄长娇一听，乐得跳起来：“啊，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一晃数月，黄长娇从于都回到瑞金，已是6月初夏。她连忙跑到毛泽东办公室，演示自己的识字成果。几个月来，她不但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且还会写“毛泽东”、“红色知识分子”、“苏维埃”、“工农检察部”、“中央人民政府”等。黄长娇还汇报了几个月中，奔走于赣县、兴国、于都等地农村，在于都检察一桩贪污案的情况。

        毛泽东仔细地听着，然后说：“你们经常做巡视工作，一要态度好，二要方法对头，多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什么事情都好办。你们到基层不光是去处理群众控告的案件，还可以顺便了解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各种法令执行情况。”谈完了话，毛泽东一直把黄长娇送出院子外面，院外一棵巨大的古樟，有几匹马低着头在吃草。毛泽东说：“你一个女同志经常下乡，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应该配一匹马，我来帮你说说。”说说也就是说说，配马的事，黄长娇没在意。

        过了不久，她与同事邓兴国结了婚。邓兴国是兴国人，也是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婚礼进行得既隆重又简单，在新茶亭的中央大礼堂搞了个茶话会，毛泽东、项英等许多中央政府的领导人，都来参加，说了些祝贺的话。

        那时结婚，没有什么度蜜月，第二天去下乡，没想到，管理处的人叫她去领马，毛泽东说话算数，果然拨了一匹马来给她。

        下乡回来，又是几月，人们行色匆匆，一副撤退的架势。

        前线形势不好，红军准备大转移了。项英征求黄长娇的去留意见，她立即要求随主力红军走，那时，大家都想随主力转移。

        红军一批一批出发了。

        因为黄长娇身体好，当过挑夫，善挑善走，正合适长征，上级决定让她随卫生部队行动，路上可挑可扛，帮医师帮护士都行，有什么干什么。出发头一天，她高兴地去检查身体，回来后，立即收拾好行装。第二天，分到各部门的同志陆续走光了，剩余她一人在地上画字，一边等人来通知，左等右等等不来人，正等得心急火燎时，有个同志小跑着赶来。

        黄长娇将木棍一扔，背上背包，迎了上去：“快走吧，我等半天了，队伍是不是早都出发了？”那人却说：“黄长娇，领导喊你不要去了。”“做什么不要我去？”黄长娇十分惊奇。

        “说是你怀了孕，已经3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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