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通过上海中共情报站，向中央苏区转来了复电：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转移行动应该首先趋于保存力量，并在新的条件下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泛的进攻，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接到共产国际复电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具体负责战略转移的筹划工作。政治由博古作主，军事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当时，这是党的最高机密。书记处决定，只把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传达到党政军机关的极少数最高负责人。并且宣布“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这是纪律，任何人不得违背。

        就这样，中央苏区和红军部队，仍在采取短促突击的战术，于苏区中心边缘全线防御，阻止敌人进攻；党政军机关表面看来工作正常，实际上，红军总部已在中央指示下，不露声色地进行着转移前的秘密准备工作……

        

两支“先遣队”东进西征

        7月的闽中地区，天气已经相当炎热。一支看上去相当疲劳但士气仍然非常高昂的红军部队，正在闽中的山川密林间向东急进。

        这支部队约有6000多人，战斗人员占三分之二，武器装备明显不足，步枪、手枪只有一千二三百支，少量的轻重机枪和五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大刀和梭镖。非战斗人员约2000人，挑着500多担宣传品、后勤物资、炊事用具等，行动相当迟缓，影响了东进的速度。

        这支部队就是红军的第七军团，对外称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们是7月6日晚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务的。连日来，他们过长汀，越连城，经永安，打下大田县城，在尤溪以东渡过闽江。现在，他们完全进入了属于白区的谷口附近。

        这时，中革军委忽然来电改变原定计划，令红七军团由谷口地区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中革军委的这次电令，使红七军团领导既感突然，又很为难。于是决定开会进行研究。

        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和军事顾问李德，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宣布由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曾洪易为中央代表，3人组成红七军团军委会；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军团参谋长粟裕。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交代的主要任务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并规定最后到达皖南，1个半月内赶到，以支援该地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

        为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中央已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160多万份抗日宣传品等。中央要求红七军团休整三四天后立即出动。

        红七军团领导并不知道，早在5月份中央“小型会议”上，博古就提出了以抗日名义，先后派出两个先遣队北上，作为红军主力突围的试探的计划。

        派出红七军团的直接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正如军团参谋长粟裕几十年后所说的：“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军团领导研究中革军委攻打福州的电令时，寻淮洲军团长担心力量不足，火力不强，对这样的部队状况能否打下福州这样的大城市没有把握。但他却没有实权，说话不算数。一向专横无忌的军团政委乐少华，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坚持攻打福州。

        红七军团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蒋介石的很大震惊，急调部队加强福州防御。红七军团在水口召开“八一”纪念大会时，对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尽管部队情绪高涨，但在8月2日从水口向福州进发时，遭到了敌机的袭击，造成了部分伤亡。8月7日晚对福州发起了攻击，由于对敌军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不够，又缺乏攻城手段，不善于攻坚作战，加上敌机对红军阵地的轮番轰炸，没有办法打进城去，红七军团领导只得决定撤出战斗，向闽东转移。

        当红七军团进到北石岭、桃园地区时，又与追赶红军的敌八十七师发生激战，形成对峙状态。敌军援兵赶来，红七军团只得再次撤出战斗。虽毙伤不少敌军，但红军也伤亡了几个师、团干部。

        这次攻打福州，给红七军团以后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红七军团刚过闽江时，声势很大，敌人弄不清具体实力。福州一战，暴露了红军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从此，敌军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红七军团，使其未能起到调动和改变敌军战略态势的目的。

        后来，红七军团转战闽东、闽北，挺进浙西，活动于皖赣边，于10月底到达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十军团，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军团下辖3个师。军团整编后的任务是：寻淮洲改任师长的第十九师仍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二十、二十一师仍留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这次红七军团的整编和组成红十军团，把擅长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重大失误，为后来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

        12月中旬，红十军团在皖南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补充第一旅激战。虽然双方兵力差不多，但由于红二十、二十一师不长于正规作战，致使战斗失败。“秋收起义”就参加革命的、年仅22岁的红军优秀指挥员寻淮洲在这次战斗中阵亡。红军愈加陷入被动。

        从12月下旬到1935年1月上旬，红十军团在皖南和皖浙赣边的十余县地区往返转移，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大都是消耗战，使先遣队处境日趋险恶。

        红十军团于1月中旬，转战到化婺德苏区与闽浙赣苏区之间的怀玉山。

        由于军团长刘畴西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犹豫迟疑，指挥失当，红军遂陷于敌军重重包围之中。最后被敌军分割围歼，各个击破。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最后弹尽粮绝，绝大部分英勇牺牲。只有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突出了重围，另一小部分向北突围进入皖南。方志敏、刘畴西先后被捕。

        就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攻击福州的那一天，另一支大约9000多人的红军部队，正从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这就是5月中央“小型会议”确定的被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的红六军团。

        红六军团连续突破敌人几道封锁线后，在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中央代表任弼时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是按照党中央、中革军委的电报指示实施转移的。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我们离开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苏区，并逐渐向北发展，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取得联系。任弼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王震为军团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政治部主任。

        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西征时，没有说明今后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而且要求红六军团把一切东西都带走。结果，红六军团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老虎钳等修理工具以及很笨重的电台发动机等，统统都带上了，成了一支大搬家的队伍。部队的机动能力全被这些家当缠住了，前卫部队走10里，辎重队掉一二里，后继部队也跟着掉队。行军既不灵便，打仗顾虑又多，降低了领导者寻找机会打仗的决心。后来进入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只得把带的东西逐渐扔掉。红六军团把这一情况电告了中央，但中央并未吸取经验教训。在不久中央红军西进转移时，来了一个更大的“搬家”，吃了更大的亏。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震撼了敌人。湘桂两省军阀急调4个师的兵力后追前堵，阻止红军实施在湘桂停留的计划。红六军团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迂回转移，忽东忽西，使敌军难于琢磨。军阀何键曾哀叹：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略”，“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百里，疲于奔命”。

        进入贵州后，部队作战更加困难。由于山路难行，地形不熟，贵州群众对红军不了解，甘溪一战，红六军团被截为3段，陷入了湘桂黔3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之中。除军团参谋长李达率十七师一部继续前进，与红三军（即红二军团）一部会合外，十七师余部、十八师和军直则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一带，陷入了险境。

        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指战员们赤着脚，在悬崖峭壁和山沟密林中行军，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历尽艰辛。在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后卫五十二团遭敌包围，浴血奋战三昼夜，损失惨重。

        一天下午，主力进至石阡至镇远的敌人封锁线时，又遇强敌。湘桂之敌企图南北夹击红六军团主力。军团首长派出特务连利用夜色坚决抵抗，主力则在当地老猎户引导下，深夜从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通过，鱼贯向东，天亮时才冲出了夹沟，转危为安。

        从此，红六军团战胜了湘桂黔敌军的围追堵截，终于在1934年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的木黄，和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随后召开了会师大会，实现了二、六军团的统一指挥。

        红六军团这次历时80多天的突围西征，跨越敌境5000多里，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现了二、六军团的会合，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起到了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进行侦察和探路的作用。

        

扩红军加紧生产

        1934年9月中旬的一天，干都县城北门外何屋的左厢房的卧室内，毛泽东斜倚在床上，背后垫着棉被。他脸色又黄又瘦，两眼凹陷，神情疲惫忧郁。

        这时，他正在看着一份报纸。

        突然，警卫员报告：“主席（毛泽东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故人们称他主席——作者注），有人来看你。”话音刚落，一个身材矮小、聪慧机敏的女青年已来到屋内。她就是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人称扩红标兵的刘英。

        “主席，身体好些吗？”刘英一进屋便关切地问候起来。

        “有得关系。疾病也和敌人一样，你强它就弱。你看，我不是战胜它了吗？”毛泽东一边热情地让刘英坐，一边叫警卫员把仅有的尚未完全成熟的两只柑子拿来切开，递给刘英半个，风趣地说：“只能吃半个。”刘英今天来看望毛主席，本来是为扩红的事来讨教的。一看毛主席十分憔悴、大病尚未痊愈的情景，想说的千言万语，一下又都咽了回去，自个儿思索起扩红的情景来：

        记得5月份，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局主任李维汉，任命她担任于都县扩红突击队长，要她3个月内扩充红军2200人。当时，她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只用了1个半月，就扩红3000名，提前完成任务，还超额了800人。

        6月下旬，她从于都返回瑞金时，正巧碰上邓小平。邓小平一见刘英，立即翘起大拇指说：“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嘛！”当时刘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邓小平忙解释说：“这是项英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他夸奖你扩红搞得好。于都县的扩红事迹，都登报了！”刘英回到少共中央局，看到6月21日的《红色中华》报头版头条，果然刊载了《于都县的破天荒——三个月计划一个半月完成》。不久，刘英还得到了一顶光荣帽（草帽）、一条手中、几本书的奖励。

        可是，9月10日前后，李维汉又派刘英去于都扩红，要求她在9月27日之前完成4500名的扩红任务，时间只有半个月。刘英心急火燎地骑马赶到于都，谁知情势已与4个月前大不相同了，几经动员，只有200多人参军。有些人为躲避扩红，钻进大山藏了起来，留在家里的都是老弱妇孺。刘英无奈，一方面写鸡毛信向李维汉告急，一方面想去找毛主席请教。

        “扩红情况怎么样？遇到困难了吧！”毛泽东看出了刘英的心思，主动地问。“主席，怎么办呢？许多人都跑进山了，扩红队员都没有信心了。”刘英似乎要哭的样子。

        “开个会嘛，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找来开会。”毛泽东帮她出主意。

        “来不及了，只有10天时间了，”刘英着急地说。“不，一定要开会。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先要打通思想。”毛泽东果断地指示着，同时叫来4个警卫员，叫他们骑马到各区去通知。

        会议如期召开。刘英先作了一番动员，参加会议的人们欢迎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带着病体深情地说：“既然要我讲，那我就讲五分钟吧。我讲话的内容，用两个字可以概括，这就是‘决心’。……”毛泽东的讲话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跟刘英到于都两次扩红一样，为适应战争需要和准备战略转移，根据中革军委每团兵力不得少于1500人，每师不得少于5000人的规定，中革军委和中央政府从党、政、军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做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的工作。中央苏区在“扩大铁的红军100万”的口号下，掀起了一股空前的扩大红军热潮。从6月到10月，苏区青壮年踊跃参军，大约动员了3万多人补充主力红军，为组建新的军团提供了兵员。以周昆为军团长的红八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红三十四师，还有少共国际师等部队，就是这一时期组建起来的新部队。

        在中央苏区急剧扩红的同时，中革军委还指示各兵工厂、被服厂等加紧生产，进行武器弹药和物资方面的准备。要求兴国官田兵工厂，在9月份以前加倍努力生产，达到野战军每支步枪不少于50发子弹、每个战斗员不少于两枚手榴弹的标准。总供给部则应大力筹集军需物资，到9月份必须筹备到全军每人一套棉衣和两双鞋子。同时要求每个指战员，另外自打两双草鞋，编一个斗笠，做一个干粮袋。总卫生部必须尽量多地购买治疗伤员的药物，以备需要。

        红军总部一局于10月8日，汇总统计了有关武器装备和生活供给方面的各项准备数据，向总部首长呈报：各种枪33244支（挺），枪弹1732130发，迫击炮38门，炮弹2473发，冬衣83000件，盐34862斤，药品177担，通讯材料可供给至11月24日，粮食每个指战员随身携带够10天食用，等等。

        据伍修权回忆，他当时曾陪同李德到兵工厂视察过，看过新造手榴弹的爆炸试验。好的手榴弹炸得很碎，杀伤力大，有的一崩两半，没有威力。兵工厂的机器，还有印刷厂印钞票的机器等，在突围转移的准备后期，都进行了拆卸、捆包，实际上作了近半年的准备。

        

“核心机密”

        金秋10月，赣南的于都，显现一派富足的景象：大多数庄稼已经收割完毕，青瓦屋顶上晾晒着豆秸和其他物产，地里只剩下晚稻、养麦和红薯。

        与金秋丰收图形成对照的是，在于都群众和红军中存在着一种不安的气氛。除了不同寻常的扩红外，红军征购了大批稻米和粮食，购买了许多盐巴和药品。

        干部们见面时，总是互相会意地问：“转移的时间就要到了，你走吗？”回答却时有不同，有的说“当然走”，有的则说“不知道”。这些消息的流传，更增添了市井的不安。很快，谁走谁留的消息传开了，有的带着箱包回到家中，告诉家人他要走了（但不知何时到哪里去）；不少伤员从医院回到了原部队。

        10月上旬的一天。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偷偷走进了毛泽东在于都的小院。他们一方面是来看望生病的红一军团的老领导毛泽东，另一方面想从他这儿探听一点信息。他们小心地问毛泽东：“我们将向何处去？”毛泽东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便用隐晦的话回答他们：“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他知道这些命令是军事机密，他守口如瓶，一直严格遵守着党中央规定的纪律。当他们还想探听诸如人员去留问题时，毛泽东便岔开了，顾左右而言他。

        聂荣臻元帅50年后回忆说，当时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堵住了他们的嘴。他不想让人猜疑他和将军们正在秘密策划着什么。他结束了谈话，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个新开的图书馆。

        当时的气氛就是这样。毛泽东被剥夺了所有重要的权力，政治局和军委总部研究重要问题，总是不通知他参加，把他摒弃在外。特别在转移的一项关键性准备工作上，即党中央、政府和军委人员的去留问题上，属于“核心机密”，完全由中央“三人团”掌握，分步实施：党中央、中央政府干部的去留名单，由张闻天、李维汉分管；军队干部名单由周恩来负责，由军委总部四局的叶剑英具体安排；最后由“三人团”审定。因而，当时毛泽东的去留还掌握在“三人团”手中，他自己都心中无数，就更难决定、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其他人员去留的命运了。

        据一些老革命家回忆，起初，博古、李德是把毛泽东列入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干部名单之列的。后来，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力争，要求让毛泽东参加转移。周恩来等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在党和红军中有很高威信，如果不让他参加，对战略转移行动是不利的。博古、李德见许多重要领导人提出异议，便从另一角度进行了思考：让毛泽东随军出发虽有一定危险，主要怕难以驾驭；但他在军内已无职无权，让他离开“共和国”便起不了多大作用。经反复权衡，博古等认为毛泽东参加转移利大于弊。

        后来，他们对项英解释说：“所以带他西征，就是要他脱离开中央苏区这个根基……”周恩来把让毛泽东转移的决定通知了他本人。后来红军开始行动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副官处领取供应物品时，发现随军“转移”的人员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经反映后，才把毛泽东和他的警卫班、马夫、挑夫、担架员等，一齐编入了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

        事过40多年后，伍修权回忆说：“如果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许就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这真是周恩来等人的历史功绩。

        当时对党和红军干部的去留是严格掌握的。按照博古、李德等人的指示，秘密准备时搞了登记表，对干部都进行审查，凡出身不好的，犯过错误的，起义过来的，不随队出发而留在苏区……。有的被视作犯过错误的红军指挥员，被编在劳改队里出发。由此可见，当时的走与留，无异关乎生与死，许多同志都坚决要求随军转移。而当时掌握走留大权的博古、李德等人，决定走留人员的标准，主要是看对他们左倾盲动主义的态度，凡是反对过他们，或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所谓“毛派”人员，都被毫不留情地留了下来。

        由于毛泽东本人差点被取消转移资格，无疑，他这个挂名的苏维埃主席，便无权过问下属的去留。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采访说，有人曾悄悄地让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高级干部的名单，他知道许多被称为“毛派”的人都留下了。像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还有在反“罗明路线”过程中受到打击的两个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和古柏，等等。毛泽东特别为瞿秋白向博古求过情，要求带上他转移，但是被拒绝了。

        吴黎平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谈到，在准备转移时，毛泽东曾召集政府各部的领导同志在一个山上开会（毛泽东称为青山会议），布置善后工作。

        他向大家说明了当时的战争形势、红军转移的原因，要求各政府机关做好撤离中央苏区前的组织工作。随后，他根据中央决定，宣读了随军的一些部长的名单。瞿秋白当时也出席此会，当听到没有他的名字时，当场向毛泽东要求随军转移。毛泽东当即回答会后再谈。在场的吴黎平曾小声问毛泽东：为什么不让秋白这样的老同志随军转移？毛泽东也小声告知吴黎平，他很同情秋白同志，曾向中央局反映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吴黎平只好转向洛甫，请他给中央局的同志求求情。洛甫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

        吴黎平无可奈何，便请瞿秋白到家中吃告别饭。秋白情绪特别激动，一个劲地喝闷酒，声调悲咽地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的摆布了。……我一生虽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他表示，我无论有何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后来，中央红军长征以后，1935年2月下旬，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关押4个月之后，被敌人带上刑场。他虽然身体虚弱，却镇定自若。当子弹将射向他的胸膛时，他屹立在那里，用俄语高唱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

        博古、李德等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把他们不喜欢的干部，以及支持过毛泽东的干部都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结果，留下来的干部中，绝大多数都不幸被俘牺牲了，幸免的不足十分之一。

        毛泽东的老战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年已61岁的何叔衡被留下以后，在福建长汀被包围的敌军士兵开枪打死。

        曾任总政副主任的贺昌留下以后，坚持带领部队与敌奋战。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当敌人向他冲去，大叫“捉活的”时，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袋，高喊“革命万岁”的口号，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仅29岁的生命。

        曾以秘密党员身份在“基督将军”冯玉祥部队工作过，后来在二十六路军任职，与董振堂等人一同举行宁都起义的刘伯坚，因与毛泽东的关系，注定成为留下来的人。后来，他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受审，被带上脚镣游街，于1935年3月21日就义，年仅40岁。牺牲前作了一首《带镣长街行》的诗：“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古柏留下以后，在一次带着一队二三十名游击队员，从广东转移到湘南时，遇到国民党的巡逻队而遭杀害。毛泽东在1937年得到消息时，曾写道：

        “我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以完成自由解放之目的。”

        

仓促突围

        转移决策早已作出，准备工作也已进行，但由于博古、李德对他们的阵地防御作战的恶果缺乏清醒认识，仍然持观望态度，因而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实行转移。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原湘鄂赣军区总指挥兼红十六军军长的孔荷宠，毕业后借下去巡视工作的机会，携带他事先绘制好的党中央机关在瑞金的标记地图，到兴国老营盘后，只身潜逃，投靠了国民党。

        蒋介石获得中共党、政、军机关驻地位置图后，如获至宝。他亲自在南昌接见了孔荷宠，大加赞赏，并决定派大批飞机，到瑞金轰炸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驻地。

        红军总部侦悉蒋介石的上述计划后，抢在敌人轰炸之前，连夜将党、政、军中央机关紧急撤离原驻地，转移到瑞金以西15公里的云石山植坑地区，伪装隐蔽，保证了党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的安全。

        这一事件对博古、李德的震动很大，于是加快了转移进程。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立即着手组建苏区中央分局、中央政府中央苏区办事处、中央军区及各省军区。由项英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下红二十四师及22个独立团，共约16000余指战员（主要是地方武装，约有一半人是伤病员），留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对敌斗争。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下令由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红一、三、五、八、九军团撤出阵地，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整编，待命出发；紧急拟制了战略转移的编制序列。

        这时，国民党军队正从北、东、西三面向瑞金、于都、会昌等中心区域压来，企图一举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围歼。

        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出命令，正式宣布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代号分别为红星、红章，合称军委纵队，又称中央纵队）的组成及行动计划。当日下午5时，军委纵队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中革军委首长的率领下，由江西瑞金的梅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10日到16日，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也相继从瑞金、于都、会昌等地出发，分别担任左、右前锋与后卫，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转移。

        毛泽东是10月18日晨从于都县城西门渡过于都河的。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给红军送行，一个个难舍难分。乡亲们围着毛泽东，握着他的手：“你们可千万要回来啊！”说着说着，泪如雨下。姑娘们唱起了送红军的歌：“送红军到江边，江上穿呀穿梭忙。……红军啊，红军！革命成功早回乡。”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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