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连会争论去向

        曾经与张国焘共事好几年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晚年写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评价张国焘：“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他极深刻地指出：“伸手要权——分庭抗礼——自立‘中央’，这就是张国焘的反党三部曲。”徐向前的这个结论是公允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就是按照“三部曲”行事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党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其外在的表现就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战略方针的争论。

        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6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常委会议，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以利红军向北进入甘南；计划派出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李维汉组成的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慰问，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张国焘从两河口一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的理番县的杂谷脑，马上便推翻了自己曾在两河口会议表示赞成的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他于30日致电中央，提出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在大小金川发展的战略计划。

        这一计划是明显不妥的，党中央仍坚持两河口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于7月初，连续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仓德山等长征中的一座座大雪山，向川西北的毛儿盖进发。

        张国焘见自己提出的战略计划未被中央采纳，便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不积极实施松潘战役计划。

        当李富春等人的中央慰问团来到红四方面军时，7月6日张国焘向李富春提出解决组织问题，李当即向中央作了汇报。

        7月10日，张国焘又致电中央：“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公开向党要权。他还授意陈昌浩致电中央“请森任军委主席，朱总总前敌指挥（原件如此，应为前敌总指挥——作者注），……给军委独断决行”，并威胁说若不这样改组，就“不能集中领导”，“无法顺利灭敌”。

        党中央认真而慎重地研究了组织问题。周恩来为顾全大局，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7月18日，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为军委常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同志任副主任。

        总政委有最后拍板权，张国焘的权力欲得到了暂时的满足，这才开始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可是，时间已耽误了近一个月，丢失了攻占松潘的宝贵战机。张国焘虽然实现了他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但他还想“独断决行”，于是又制造障碍，试图与中央分庭抗礼。由此，中央不得不召开一连串会议加以解决。

        7月21、22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听取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的情况汇报，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路线、战略战术是正确的，指出轻敌、分散兵力是四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退出川陕根据地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不妥的。会议要求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迅速到毛儿盖集中，几经曲折，张国焘最后才勉强同意。当日，军委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组成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同时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改称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

        张国焘要想“独断决行”也很难，因为他在中央政治局里孤掌难呜，是绝对少数。于是他便节外生枝，要求政治局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确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改组中央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为达到他在政治局里占多数，他于7月下旬向中央提出了增加9位红四方面军同志进入中央政治局的要求。

        党中央再次作出妥协，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得很紧张，双方都有强烈反应。张国焘以进攻姿态指责中央政治路线有错误，气势咄咄逼人。

        毛泽东、洛甫等在原则上不退让，重申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军事路线有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纠正，特别是遵义会议后的中央路线是正确的。又形成了少数与多数的对立，张国焘再次感到孤立，便又提出了增加一些新人进政治局的问题。经过反复协商，政治局决定补选红四方面军3个中央委员、3个候补中央委员，补选陈昌浩、周纯全进政治局。张国焘虽不满意，但也得到了部分满足。会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兼政委；会议号召维护两军的团结，坚决同一切反对中央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由于张国焘贻误战机，未能实现松潘作战计划，致使胡宗南的国民党军得以集中兵力于松潘，薛岳部也已进抵松潘东面的平武、文县予以策应，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党中央当机立断，取消了松潘战役的部署，红军总部拟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军委纵队组成，由前敌指挥部率领，经草地到班佑，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的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张国焘这个人为了权力，老是出尔反尔，甚至到了不讲信用的地步。张国焘与朱德、刘伯承回到左路军后，却不执行沙窝会议重申的北上战略方针，还对拥护北上的朱德、刘伯承加以排挤，对中央要左路军即日出发、专力向北的电令拒不执行。

        根据张国焘的表现，党中央不得不于8月20日，在毛儿盖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从敌情、地形、经济条件、民族条件、扩红条件等方面，论证了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西、向青海新疆发展。毛泽东报告后，陈昌浩、王稼祥、凯丰、博古、林彪、徐向前等接连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和战役方针。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这次会议，周恩来因病重，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已去左路军，彭德怀率第三军（三军团）殿后，均未参加会议。因而会上没有节外生枝，是两军会合后第一次没有发生争执的重要会议。

        

密电报包藏祸心

        毛儿盖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结束，8月21日清晨，右路军3万多红军健儿，沿着杨成武率领的先头团开辟的道路，踏进生死莫测的草地、走上了“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红军冒险所走的草地，就是川西北草原，历来为松潘管辖，故又称松潘草地。它纵横300多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河道迂回，曲流横生，片片沼泽，星罗棋布。不见树木，茫茫野草，盘根错节，结成草甸，覆于沼泽之上。

        草地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烈日炎炎，酷热难当，时而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红军战士在草地行走，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沼泽泥潭之中，被沼泽吞没。红军右路军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经过六七天的艰难行军，终于走出了这“魔毯”般的草地，到达四川最北边的半农半牧的班佑、巴西一带。

        党中央知道张国焘北上意志不坚，恐中途发生变故，在过草地过程中的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电告他，坚定他北进的思想。徐向前、陈昌浩也以张国煮老朋友、老部属的身份致电他，敦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河、洮河、岷州前进。徐、陈的电报企盼诚恳：“……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右路军的红军第三十军于8月29日至31日，发起了包座战役。红军指战员顽强战斗，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多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机枪50余挺、电台1部和大批粮食、牦牛和马匹，为红军北进甘南打开了胜利通道。此时的陈昌浩为红军前途忧虑，再次致电张国焘，殷殷催促“左路军宜很快向北方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

        然而，张国焘却不理会他没有参加的毛儿盖会议决定。他和红军总部驻在藏民最大的居住点阿坝，把大部队摆在噶曲河（又称白河）西岸，按兵不动。党中央和右路军在包座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左路军动静，十分焦急。

        9月1日，毛泽东就找徐向前、陈昌浩商量，要他们再做做张总政委的工作。

        他们3人联名致电朱德和张国焘，催张速过草地；徐向前同时建议，“如果他们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听后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连日来，党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等人不断敦促张国焘北上，羽书交驰，函电频催，然而张国焘却似一块顽石不开。他始终不愿放弃西进或南下的方针，根本不同意党中央关于两路军集中北进，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决定。他于9月2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借口噶曲河水上涨不能过河，率部返回了阿坝，并要右路军回击松潘。随后，他又于9月3日、5日、8日连续给徐、陈发出电报和电令，要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

        徐向前、陈昌浩此时处于两难境地。他们是新增补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又是前敌指挥部的总指挥和政委，认为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北进方针是正确的，应该执行；而从组织上讲，前敌指挥部要接受红军总部的指挥，张国焘的电令也必须执行。他俩仔细商量后确定，一方面再次发电劝说张国焘执行中央决定，一方面立即向党中央汇报。他们以请示的形式，向张国焘回了一份急电：

        ……胡不开氓，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张国焘接到徐、陈复电，虽认真分析了电报内容，但并未被婉转词句所动。他南下的决心已定，决不动摇。当日便立刻致电徐、陈，以总政委的身份命令他们率右路军南下，措词激烈，没有回旋余地。陈昌浩先看到张国焘的电报，心里暗暗吃惊，便立即找徐向前商量。徐向前心情沉重地对陈昌浩说：“事关重大，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跑一趟吧！”陈昌浩立即带着电报赶往中央的驻地阿西。当晚又通知徐向前赶到阿西。中央领导同志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与徐向前、陈昌浩一起，细细商量，煞费苦心，以7个人的名义，于8日22时，再给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发出一份长达600多字的电报，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再次劝说张总政委北上。

        9日上午，中央仁至义尽，又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张国焘连接两电，非常生气。他扔下电报，对秘书长黄超说：“毛泽东和这些留俄派真是顽固，整天讲北上！北上！我这个总政委的话，没有人听。马上给他们发电报，要他们南下，为什么不听我的？看来北上南下的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了。既然要我当总政委，我就要行使职权，看谁到底硬过谁？”黄超听了一声不吭。张国焘立即动笔，也写了一份600多字的电报稿，要黄超立即发给徐、陈并叫他们转中央。

        电报虽然发出去了，张国焘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他回想起自懋功与毛泽东等人相会以来，争吵的时间多，会也开得不少，然而每次开会，都是毛泽东他们说了算，我张国焘说话没人听，指挥不动军队。他越想思想越乱，越想心里越烦，焦躁不安到了极点。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现在同毛泽东等人的争斗，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再打笔墨官司不是办法。不是他们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他们。对，我张国焘不能任他们整。这时，一个大胆的设想出现在他的脑际——赶快给陈昌浩去一密电，逼迫右路军南下，不然就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机不可失，立即动手。张国焘关上房门，迅速给陈昌浩拟了一份“密电”，要陈劝告毛泽东等人赶快南下，放弃北进方案，若坚持北上，就“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他亲自到机要科监督拍发了“密电”，并不准机要员向人透露。

        

党中央连夜离险区

        陈昌浩接到张国焘600多字的长文电报后，知张南下的意志很坚，便也坚定了跟张南下的念头。本来他对北上的方针就有点犹豫不决，当时同意北上也是在毛泽东等人说服之下勉强接受的。他的心一直是倾向于张国焘的，而且张总政委有最后决定权，最后按张的指令办，他不会含糊。他与徐向前商量后，决定于9日下午召开右路军团营以上干部会，传达张国焘的命令并进行南下动员，抓一下部队的政治工作。

        团营干部会上，正当陈昌浩操着一口湖北话高谈阔论时，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捏着一份电报来到他身边，轻声说：“政委，刚才译电员送来一份电报，是给你的。”陈昌浩正讲到兴头上，不屑一顾他说：“等会儿，你没见我正忙着哩。”叶剑英退了下来，瞥了一眼电报，看看急不急，如果不急，等陈讲完了再说。他不看尤可，一看心脏立即狂跳起来。张国焘的这份密电，好比一颗定时炸弹，使他全身热血奔涌，喘不过气来。他镇定了一下，若无其事地将电报朝口袋里一揣，借故上厕所，马上离开了会场。

        叶参谋长立即骑马赶到3里外的中央驻地牙弄，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紧张而镇定地找来一张纸，将张国焘的电文记了下来，赞赏地对叶剑英说：“你干得漂亮，这件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随后，他要叶剑英回去把电报交给陈昌浩，看他如何处置。他提醒叶要加倍小心，同时要叶把包座战斗缴获的胡宗南的那份十万分之一地图带出来。

        叶剑英回到干部会会场时，正好陈昌浩的讲话接近尾声。他便将电报交给陈的秘书，叫他转给陈政委。

        毛泽东看了叶剑英悄悄送来的密电，百感交集。他不安地想到，难道太平天国洪杨内讧的悲剧，今天会在红军内部重演？如果那样，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了14年的革命事业，就会毁于一旦。想到这里，毛泽东眼前的一线曙光，仿佛一下熄灭了，被无边无际的黑暗所取代。他决心抗争，尽一切努力拯救这个行将残破的局面，使中国革命不致于沉沦。

        他左思右想，认为第一步还是先听听陈昌浩和徐向前的意见，如果能将他们争取过来，问题就解决一半了。晚饭后，他急忙来到前敌指挥部，找到陈昌浩，好像不知道密电似的平静地问道：“昌浩同志，对张总政委来电要我们南下，你的意见怎么办？”“张总政委坚持要南下，我们就南下吧，何必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陈昌浩冷冷他说。“那么你也同意南下，重过草地？”毛泽东语气沉重。陈昌浩坚定他说：“是的。如果中央与张总政委之间有什么分歧，两军南下会合后召开一次会议，消除分歧，再团结向前进嘛。”毛泽东一听，这完全是张国焘密电上的话语，只是说得隐晦罢了。毛泽东见陈昌浩南下决心坚定，便说：“我再跟恩来商量一下，他和稼祥病倒在三军团，要南下，政治局的几个同志要碰碰头，统一统一认识。”毛泽东离开陈昌浩住处，又看望和试探了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表示“两军既已会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妥”。毛泽东再没说什么，告辞而归。连夜约上洛甫、博古，急急赶往红三军团驻地。

        毛泽东对陈昌浩说的要到红三军团碰碰头，这是一句脱身的托辞。因为中央几个领导人与前敌指挥部在一起，处境比较危险。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已于9月2日向北开进，到达了甘南的俄界，党中央周围只有三四千兵力的红三军团。平时粗旷的彭德怀胆大心细，早就察觉了张国焘的野心。在右路军过了草地，到达巴西、阿西地区后，他采取了3项重大防范措施：一是秘密派出第十一团隐蔽在党中央住地不远处，以备万一；二是在张国焘收缴了红一、三军团互通电报的密电本后，及时另编了密电本，派人送到林彪手中，以便沟通与红一军团的联系；三是每天都到前敌指挥部探听情况，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张国焘、陈昌浩的动向。就在当天下午，彭德怀还向毛泽东报告陈昌浩的腔调变了，担心“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可不可以扣押人质？”并提醒毛泽东：“张国焘可能仗着优势兵力，采取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就在彭德怀提出要警惕万一情况后2小时，毛泽东就看到了叶剑英送来的张国焘的密电。毛泽东一方面钦佩彭德怀的眼光，赞赏他采取的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另一方面也不得不从最坏处着想，立即离开前敌指挥部，到红三军团以防万一。

        毛泽东、洛甫、博古趁着朦胧夜色，急急赶到红三军团驻地。路上，毛泽东将张国焘密电陈昌浩的事告诉了洛甫、博古，两人都极感震惊，又深深为之痛心。

        王稼祥也被用担架抬到了周恩来治病的地方，5个政治局委员在小屋里召开会议，严肃地思考着红军的前途、命运，研究着处理方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巴西政治局紧急会议。简短的会上，大家分析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危险处境，一致认为要张国焘北上已没有回转希望了，再迟疑就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必须当机立断。正当大家苦思无计、举棋不定时，毛泽东突然冒出一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赶快走掉。”“怎么个走法？什么时候走？”周恩来问。毛泽东胸有成竹他说：“立马就走，用林伯渠的名义发一个通知，出去‘打粮’（筹集粮食），带着彭德怀的部队出发。”就这样，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率领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到俄界与红一军团会合，组成北上抗日先遣支队，统归周恩来指挥，连夜北上，脱离危险区域，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起来！起来！马上出发！”大约凌晨2点钟，凯丰在中央机关驻地轻声呼喊着。大家惊慌地问：“出什么事啦？黑灯瞎火的，到哪儿去啊？”“一个也不要问，快走！”凯丰严厉他说。队伍立即集合起来，他又命令：“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中央机关的队伍在黑暗中出发了。

        与此同时，政府机关在林伯渠组织下，总政治部在杨尚昆组织下，都以到黑水打粮为名，各自率队撤离了驻地。政府机关因辎重多，行动缓慢，负责准备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下令丢掉一些东西，轻装出发，才赶上了队伍。

        更为紧张的还是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9日下午，他就向徐向前、陈昌浩建议“打粮”，得到同意。随后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名义上布置“打粮”，实是给他们交底。他晚上又向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秘密要来了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他2点钟出发后，发现没有带手枪，又回住房里去取。当他与杨尚昆两人在乌云密布的草原上向北赶路时，后面忽然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原来是李特派出的四五个追赶叶剑英的人。于是，叶、杨两人在草丛中躲过了“追兵”。真是惊险紧张，扣人心弦。走出驻地10里，叶剑英才想起没有带行李，有些着急。杨尚昆劝慰他说：“只要人出来了，就行啦！”谁知叶剑英的公务员很厉害，不管人家干涉不干涉，他把他和叶剑英的行李一卷，用骡子驮起来就走，1个钟头以后就赶上了队伍。

        毛泽东是最后撤离险境的。他连夜起草《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连夜刻印散发。当完成一切部署，骑马北行时，大约已到凌晨4点了。

        为了预防万一，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在要道两边的山上布置了警戒。他与彭德怀随红十团断后，相机处理可能发生的意外，保证中央和部队的安全撤离。

        

政治局俄界做决定

        10日清晨，徐向前和陈昌浩刚起床，就接到下面报告，说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的部队突然出发了。两人大吃一惊，愣愣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如何是好。此时，对党中央处于警戒位置的红四军领导不明真相，打来电话请示：红一方面军部队已连夜出走，要不要打？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打不打？一听这话，徐向前的脑袋“轰”的一下，像被人猛地一击，简直麻木了。但他很快冷静下来，果断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字字千钧，为党和红军立了大功。

        陈昌浩身为前敌指挥部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向下作了不能打的答复。

        但是，当中央派人送来《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要徐、陈率队北上时，陈写了复信，拒绝北上。他给张国焘发了中央率队“私自北进”的电报，还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要他停止北进，并派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十几个人的骑兵队追赶红三军团的部队，劝说彭德怀等率部南下。

        当李特率领的10余骑追上红三军团后卫部队，把陈昌浩的信交给彭德怀时，毛泽东幽默他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李特气势汹汹地责问毛泽东为什么“逃跑”？毛泽东乘势做李特的工作，耐心说服他，告诉他“这是政治局决定的行动”。当李特坚持错误，不让红军大学的一部分学员北上时，曾发生李德把李特拉下马来，互相对骂的场面。毛泽东对李特和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说：“愿走愿留，各随其便吧！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回来的。”毛泽东的话，就像精确的预言。

        党中央率领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迅速北进，于9月11日下午6时至12时，陆续到达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团会合。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的有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及叶剑英、杨尚昆、李富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21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只发至中央委员一级，以便给张国煮改正错误的机会。出于义愤，当时，有人提出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同张国焘的斗争，毫无疑问是两条路线斗争，但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他非常现实他说：“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帅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根据彭德怀的建议，会议还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同时决定成立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的“五人团”，负责陕甘支队的军事行动；组成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成员的编制委员会，研究部队整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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