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手铐的“秘书长”

        廖承志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但在长征开始的时候，他已被张国焘开除了党籍，并被抓了起来。说起罪名来，十分荒唐可笑：就因为其父廖仲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其母何香凝曾任国民中央妇女部部长。且不说廖、何二老均是国民党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即使廖承志真有什么不好的家庭背景，这和他本人参加革命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张国焘不糊涂，这不过是他排除异己的一种手段！

        廖承志1933年3月从上海国民党监狱被营救出来后，于该年8月受中共中央的派遣，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不久，就赶上了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随即就被任命为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

        这时，廖承志才26岁。他能写会画，知识渊博，才思敏捷，是个出色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不论工作多么困难，环境多么艰苦，只要有他在，那里的工作、生活就会朝气蓬勃，非常活跃。张国焘看到廖承志才华出众，年轻有为，就有意将他调到身边工作。

        1934年8月粉碎“六路围攻”战役结束不久，廖承志被张国焘以为他写文章的名义，直接调走了。张是要让廖做他的御用文人。可是廖承志看不惯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家长制的工作作风，在实际工作中两人常生龃龉，从此埋下了祸根。一次，他碰见了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就忧心忡忡地对他说：“恐怕我不能再回总政同你一道工作了。”

        同年10月，在廖承志参加川陕根据地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时，被张国焘下令抓了起来。

        廖承志被逮捕，是川陕苏区知识分子干部被迫害的一个缩影。川陕苏区建立以后，为了加强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建设，中共中央和中共四川省委向苏区派遣了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其中有不少是留学苏联的。张国焘一心要把川陕苏区建成他自己的独立王国，他知道这些知识分子干部见多识广，思维活跃，辨别是非的能力比较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于是张国焘便借口“肃反”，有计划有步骤地将这些干部几乎杀光。由于张国焘残酷地杀害知识分子干部，造成了军地干部的文化程度极低。在红四方面军中，除了总部干部如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特、黄超、张琴秋等极少数知识分子外，军以下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也认不得几个，受领任务，全凭记忆。一位作战很勇敢的师长，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在签收文件时，只好划圆圈。这种左倾愚民政策，使川陕苏区成了名符其实的“文盲区”。

        和廖承志一起被抓的还有胡底。胡底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当年曾和李克农、钱壮飞一起对保卫上海党中央的安全作出过决定性的贡献。胡底被抓起后不久即被张国焘下令秘密杀害了，而廖承志则和罗世文、朱光等一起遭到了长期监禁。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之后，廖承志戴着手铐踏上了前途莫测、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

        

救命的“手艺”

        那么多知识分子干部都被杀害了，廖承志为什么给留了活口呢？并不是张国焘不想杀他。只因为他能画宣传画，能编壁报，张国焘才让他戴着手铐参加了长征。真是救命的“手艺”！看来张国焘还是十分实用主义的。

        的确是这样。廖承志在被关押的近两年期间，不论翻雪山、过草地多么艰苦，不管饥寒交迫怎样严酷地折磨，他都保持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了对党忠贞不渝的情操，时时处处以革命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努力为革命多做些工作。由于他会写会画，有时部队开大会需要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他就出来画好；需要大标语，他就出来写好，任务完成后又被关起来。

        红四方面军长征初期，廖承志的任务是刻连环画。连环画的文字说明先由油印股刻好，再由廖承志刻连环画。这时候廖承志的身体十分瘦弱，每天任务很繁重，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但一路上张国焘连一匹牲口都不给他配，让他和普通战士一样跋山涉水、餐风宿露。并且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视。

        监视廖承志的人是个大高个，因战斗中负伤失去了一只胳膊。由于对廖承志被抓的背景不大了解，所以油印股的人和这位大个子都对廖承志持一种警惕怀疑的态度，谁都不愿和他多讲话。大个子曾对其他人说：“他的活动我都要知道，给我的任务就是汇报他一天的言论和行动。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廖承志并不计较这些人的态度，他知道也怪不得他们。为了消除隔膜，他一方面用脚踏实地的工作来影响他们，另一方面就主动地接近他们，询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家在哪里，等等。特别是对油印股里的几个小战士更是特别关心，见面总是问寒问暖。同志们看到他工作认真、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就渐渐地忘记了他还是被监视的人，很乐意接近他，就连大个子也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真不想跟着监视他，可又不敢说。”廖承志知道了就开玩笑说：“还是你监视我吧，换一个，还不知是什么章程呢！”油印股的人年龄比较小，且都没有经过什么战事，一遇到紧急情况未免显得有些慌乱。有一次遇到敌机轰炸，几个小战士不知如何是好，他急忙把大家招呼到树林子里躲避。说道：“不要害怕，飞机是看不到树林子里的东西的。”说完，他就从挎包里拿出了一本书，若无其事地看了起来。他镇定的举止感染了大家，战士们逐渐平静了下来。

        尽管廖承志自己身处凶险之境，但红军战士的朴实，仍使他常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来提高红军战士的认识水平。有一天，几个十七八岁的小战士把他夹在中间问这问那。他边走边讲：“困难越来越大了，现在吃青稞，说不定过些日子连青稞都吃不上，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战胜困难，你们怕不怕呀？能不能战胜困难？”“不怕！能！”听着大家坚定的回答，廖承志舒心地笑了。

        一个同志又问道：“你上次说让我们一定要坚持到目的地，这目的地在哪里呀？”廖承志耐心地告诉他们，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东北三省。东三省的人民当了亡国奴，遭到了日寇的蹂躏，蒋介石鼓吹攘外必先安内，不打日本专打红军。毛泽东、朱德同志发出了号召，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现在我们是要和中央红军会师，打日本鬼子去……。廖承志用很多浅显的道理，回答了战士们提出的疑问，使他们的思想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子懂得了许多道理。走着走着，廖承志又唱起了歌：

        “日本帝国主义，提起真可恨……”

        他一开口，几个小战士紧跟着大声唱起来：

        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廖承志不但保持了乐观向上的情绪，对待工作更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深知部队急需精神食粮，他不完成刻图任务哪怕再晚也不休息。每天行军几十里，夜里别人都进入了梦乡，他仍然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

        有一天，看到刚刚印出的清样有些模糊，廖承志心里十分生气，就把负责印刷的战士叫来，狠狠地批评道：“你看看你印的东西，能看清吗？当你看了印得不清的东西急不急？做我们这种工作一定要认真细致，不能有丝毫马虎，更不能出现差错，这是对革命工作负责，懂吗？”这个战士没想到一个被监禁的人竟会发这么大的火，一脸的窘态，双手揉搓着衣角，不知该怎么办。过了好久才嗫嚅着说道：“油墨冻了，擀不匀……”

        此时的廖承志也觉得火气大了点，就把这个战士拉到身边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温和地说：“回去想办法把油墨烤烤，把房子搞暖和些，一定要印清楚。有什么困难提出来。”说完，廖承志顺手将自己的干粮袋硬塞到他手里。看着廖承志憔悴虚弱的面孔，深陷发红的眼睛，这个战士惭愧地流下了眼泪。

        

“你不是小廖吗？”

        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中央军委派了一部电台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但张国焘作贼心虚，对这部电台很不放心，以为是中央派去监视他的。

        先是让这部电台远离红四方面军总部而跟随川陕省委行动，到后来干脆让这部电台专门担任抄收新闻的任务，连该台的发报机都收缴了。

        新闻台的任务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陕北党中央红色中华社每天播发的广播以及外国通讯社播发的英、日、法、德语新闻。按上级规定，新闻台要把抄收到的中文和外文新闻，一律送交保卫局，由被监禁在那里的3个人翻译。新闻台的负责人岳夏发现这3个翻译人员中有一个叫何柳华的人，不仅会译中文电码的新闻，而且还能翻译英语、日语、法语和德语新闻。“真是个奇人”，岳夏对于这个人的外语熟练水平十分佩服，就试图同他接近和攀谈，但这个人每次只是含笑，而不说话。

        这个通晓多种外国语的人就是廖承志。两个方面军会师时，廖承志兴奋异常，他相信党中央会搭救他。后来有路军中的中央红军远走北方，又使他陷入了痛苦的忧虑之中，合而又分乃兵家大忌，看样子还需耐心地等待。送新闻稿的人向他打招呼，他当然十分高兴，但他深知张国焘心狠手辣，为了保护红一方面军的人，他只能避而不答。

        对于廖承志、罗世文、朱光三人的安全，党中央是十分关心的，曾要求张国焘把廖承志等3人交由党中央处理，而张国焘却谎称不知这3人下落。

        幸亏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行军途中，红一方面军的人亲眼看到他们被红四方面军保卫局押解着，张国焘才无法继续赖账，但他依然拒绝释放。转眼到了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这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3人策马直奔甘孜，去会张国焘。一阵热烈的拥抱和询问之后，张国焘左手拉着贺龙，右手拉着任粥时，向他居住的喇嘛寺走去。

        正走着，贺、任见草地之上有些人被绳子拴着，感到十分奇怪，就想过去看看。张国焘忙说：“有什么看的？都是AB团。”张国焘不说也罢，这一说任弼时更要过去看看。到了这些蓬头垢面的人面前，任弼时忽然认出了一个人，不由得大声说：“你不是小廖吗？”听得有人叫，廖承志一怔，不由得叫了一声：“任叔叔。”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一旁的张国焘面红耳赤地问道：“弼时，你认识他？”任弼时说：“谁不认识他，难道你不认识他？他是廖仲恺先生的独生儿子么。”张国焘略一迟疑：“那就把他放了吧。”“不只是放他，凡是AB团都要放掉。中央肃反扩大化了，这已成为我们惨痛的教训。”任弼时深沉地说道。

        “此事回头再议。”张国焘把话题绕开了。

        说是放人，狡猾的张国焘又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此后廖承志依然被看押着，不过由于朱总司令、任弼时的关照、保护，已有若干“自由”，手铐也拿掉了。

        过了噶曲河，部队休息，廖承志拿着铅笔和纸在人群里绕来绕去：“哪个要画像？”刘伯承要他画，还要他把岸边的渡船也画上。许多人围上去看他运笔，称赞画得好。接着，他又给傅钟（时任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长）画了一张侧面的头像。当时若不是部队很快出发，他蛮可以多为一些人画像的。

        刘伯承和傅钟用以酬劳他的，是倒给他半袋子青稞。他诙谐地喊着：“卖画罗，公平交易！”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他这个人，在被看押的队列里时，规规矩矩，一出“队”，就显出幽默、乐观的本色，走到哪里，那里的愁云就被他赶个精光。

        不过，“交易”是确实存在的。刚进草地不久，他的那份口粮就遗失了，他常常得凭画技挣些果腹之物！

        

“你认识错误了没有？”

        历尽艰辛和磨难的廖承志终于迎来了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

        1936年10月，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从陕北西征。一路上，周恩来一直在打听廖承志和其他一些人的下落，最后在往预旺堡的路上看到了廖承志。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心情万分激动。自广州一别，10年没有见到周恩来了。10年前，廖承志还是个中学生；10年后见面时，廖承志已是个共产党员了，但却是一个被张国焘“开除”了党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知该怎么办。他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还有人押着，如果和周恩来打招呼，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呢？张国焘可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啊！”廖承志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已经向他走了过来。他走到被押解着的廖承志跟前，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只是同他紧紧握了握手。

        周恩来深知张国焘的为人，因此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十分讲究艺术。

        当天晚上，周恩来派通讯员将廖承志叫到了司令部。当时屋子里的人满满当当的，张国焘也在。他明明知道周恩来认识廖承志，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

        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向廖承志提问了3个问题：“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

        廖承志明白，这是让他做个姿态，顺便也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就赶紧一一作了回答。然后，周恩来便留下他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廖承志。吃完饭叫他回去，他敬了一个礼就走了。

        张国焘本来想在进入陕北根据地之前将关押在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一帮人全都收拾掉，免得这些人到了陕北将他的老底兜出来。但看到这种局面，知道大势已去，遂让傅钟代表西北局宣布了对廖承志、罗世文、朱光等人的释放决定。

        乌云终于散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廖承志对国际友人马海德说：“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一定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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