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敌后战场上起主导作用的作战形式则是以弱胜强的抗日游击战争。

        一、确立敌后战场上游击战的战略地位

        游击战，作为一种作战形式，古今有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游击战争的烽火，燃遍了亚欧大陆的近30个国家。但是，许多国家都把游击战作为一种作战手段，而没有超出战术的范畴。真正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考虑和运用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伟大而成功的实践。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寻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针对对手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强敌；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军；而战场又是脱离战略大后方的华北、华中敌后广大地区，中共中央、毛泽东制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迅速由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正规战向抗日战争的游击军（指分散使用兵力）和游击战转变，以便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友军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1937年8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年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所谓“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相对的独立自主，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就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走。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着重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经过讨论，会议基本通过了这一方针，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

        但是，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一些人轻视游击战争，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争上。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加深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战略意义及其方针原则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寻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先后发表文章和演讲，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定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

        当然，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文章与讲演当属毛泽东。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重要军事论著，紧接着又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论持久战》的重要演讲。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在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那末，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而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但日本是小国，兵力不足，必然在其占领区有许多空虚地方，因此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后单独作战，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的正规战。并且由于有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加，因而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进攻一整套的东西发生了。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于是根据地问题和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些情况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是毛泽东以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实践经验为依据提出的科学创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等一系列具体战略问题，并指出：“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又进一步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指出：就全国抗战的三个阶段来说，战略防御和反攻两个阶段是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而战略相持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与阵地战为辅。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其战略作用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即向运动战发展。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又为会议作了《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他指出：游击战争的可能，只要具备大国这个条件就存在，但游击战争的坚持，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出现。因此，“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二、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防御阶段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卢沟桥事变、平律陷落后，日军增兵华北，沿津浦、平汉、平绥线大举进攻，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节节撤退。华北战局危急。在此形势下，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完成，即于8月至9月间先后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对日作战。第115师首战平型关大捷。随后，八路军根据统一战略下独立自主的原则，贯彻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展开于敌之翼侧和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采取伏击、袭击等作战形式，迟滞、疲惫、牵制、消耗和歼灭日军，在战役和战略上支援与配合正面友军作战。在此期间，第120师挺进晋西北，第115师主力和第129师转战于正太路，先后取得了雁门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机场、七亘村伏击战、黄崖底伏击战，广阳伏击战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但这时八路军主力还比较集中，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展开。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由于日军长驱直入，其后方空虚，八路军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大胆深入敌后，首先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太岳山和吕梁山，展开于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和晋西南地区，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对敌占城市和交通干线形成四面包围的有利态势；尔后，以山区根据地为出发点，进一步向冀、鲁、豫平原发展，实行在华北的战略展开，开辟华北敌后战场。在此期间，第115师一部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20师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第115师主力创建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时，日军依托交通线和中心城市，采取多路围攻的战法，企图趁八路军立足未稳，加以消灭或驱逐，并摧毁初创的抗日根据地。但由于日军兵力不足，缺乏后续力量，因而只能控制“点、线”，难于实现“面”的占领，并且对各抗日根据地只能逐一进行围攻。针对日军的企图和弱点，八路军采取军民结合，主力兵团与群众武装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结合，广泛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先后粉碎了日军对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用攻，巩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还以主力组成各种名义的支队、挺进队，分别开赴冀南、冀鲁边、冀中、冀东、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协助地方党和当地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和发展平原抗日根据地。

        1938年初，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实现了在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的战略展开。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是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扩大阶段。在此阶段中，国民党军广大爱国官兵虽浴血奋战，但由于其最高当局推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因而作战失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局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在这一阶段中，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1600余次，歼敌4.5万余人，缴获各种枪1.2万余支，收复了大片国土，创造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并使自己由出师时的4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对停止日军的战略进攻，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八路军、新四军运用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使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在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不变的情况下，策略方针发生了变化，即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将其注意力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集中主要兵力对占领区实行“治安肃正”作战，并将进攻的重点置于华北抗日根据地。为此，日军决定采取“面”的配置，即“高度分散配置”，企图把战争初期的“点、线”占领扩大为分散的、面的占领，以压制和消灭敌后抗日军民分散的游击战争。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确定在华北采取以巩固为主并在巩固中求发展的方针。为实现这一方针，八路军总部针对日军在华北先取平原后攻山区的企图，以及平原根据地刚刚建立，缺乏战斗骨干，亟侍加强的情况，提出了坚持平原以巩固山区，巩固山区以支持平原，坚持以游击战为主，削弱与疲惫敌人，相机集结主力实行反击，以粉碎敌之“扫荡”的作战指导原则，决定八路军主力进一步向敌人占领的远后方展开，以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第120师主力挺迸冀中，第129师主力一部挺进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地区，执行巩固平原抗日根据地、帮助当地抗日武装提高战斗力并发展壮大自己的战略任务。1938年底，第129师一部挺进冀南，开展了冀南平原游击战争。1939年初，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同当地军民一起，巩固和发展了冀中抗日根据地。接着，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与当地抗日武装相结合，建立了巩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八路军还先后开辟了冀东、平北、平西和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全华北逐步展开了以游击战为主，以运动战为辅的反“扫荡”作战和军民结合的“交通破击战”。比较有名的战例如：1939年2月冀南军民的香城固伏击战，4月第120师和冀中子民的齐会歼灭战，9月晋察冀和第120师部队进行的陈庄战斗，晋西北军民1940年6月的米峪镇歼灭战，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军民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所进行的平汉、白晋铁路和邯长、武沙公路的破击战，以及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破击战等，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由于日军将进攻的重点放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确定了在华中、华南以发展为主的方针。华中新四军大力向江北发展，取得了开辟苏北、豫皖苏边、豫鄂边和皖东等重大胜利。在华南，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也得到迅速发展，取得了开辟东江、琼崖和珠江地区的胜利。在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广泛深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抗击了58％至62％的侵华日军（不含关东军）和全部伪军，粉碎了日军千人以上至5万人的“扫荡”近100次，作战1万余次，歼灭大量日伪军，而且使自己和抗日根据地获得了大发展。至1940年底，部队发展到50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达1亿多。敌后战场己变为与日军作战的主要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已发展为抗日的主力军。

        四、八路军、新四军运用游击战，胜利地渡过了敌后战场的最困难阶段

        1941年和1942年，是敌后抗战严重困难时期。在这两年间，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其主力于中国共产党领寻的一切抗日根据地的周围，实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进行频繁的大规模“扫荡”，其中千人以上至万人的“扫荡”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大“扫荡”达27次，并继续进行“蚕食”和封锁，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在华北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进行“清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多次制造反共军事磨擦。由于敌顽夹击和严重自然灾害，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至近40万人。

        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时期也是抗日游击战争由量到质的转化时期。从活动范围来看，敌后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战场是缩小了，但从内容来看，游击战争却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了。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提高了。

        八路军和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根据地军事建设和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普遍实行“精兵主义”，精减主力军，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即以不少于1/3的主力军下放给各军分区，独立团，游击支队或县大队作骨干，以提高地方军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地方军与民兵，自卫军，在主力军的带领下，充分发挥其对本地区的地形熟悉，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优点，创造出了合乎本地区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诸如地道战、地雷战、交通破击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这对于打破敌之“扫荡”、“清乡”、“蚕食”和封锁，巩固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这种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实行人民战争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在战争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军民一体、军政一体，出现了抗日游击战争史上最活跃、最积极、最主动、最丰富多彩的人民战争局面。

        为了打退敌人的“蚕食”，改变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敌进我进”，即向“敌后的敌后”进军，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开展格子网中间的游击战争。八路军充分发挥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同广大群众紧密结合，惩冶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领导人民进行灵活巧妙的斗争。由第129师首创的武装工作队是在反“蚕食”斗争中涌现的一支革命轻骑队。“武工队”以正面推进，打击敌人的碉堡为目标，这是打退敌人边沿蚕食的中心环节；深入到敌人的侧背后，把敌占区变成游击区；加强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对群众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斗争。“武工队”及其广泛有力的战斗活动标志着敌后游击战争的新发展。它进一步造成对敌人的分割和反包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蚕食”政策和殖民统治，更加造成了敌我双方犬牙交错的状态，使抗日游击战争向敌占区的纵深前进。这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创造。

        五、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为实现抗日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转变，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3年至1945年8月，是敌后抗战恢复、再发展和反攻阶段。1943年华北、华中敌后的反“蚕食”、反“清乡”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制止了敌人向根据地的推进，出现了敌退我进，或敌不退我亦进的形势，敌人基本上被“挤”到点、线上去了，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发展。1944年初在一部分地区对敌人开始了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得到了很大发展，主力部队己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8万人，解放区人口发展到1.3亿余人。从而为实现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随着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八路军、新四军又实现了由游击战到正规战的战略转变。

        整个抗日战争的实践说明，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在战略防御阶段，游击战争担负了开辟敌后战场，创造根据地、牵制与打击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战略任务。

        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争担负着坚持敌后抗战，发展与巩固根据地，消耗与削弱敌人，支援正面战场作战，并积蓄力量，实现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和准备反攻的战略任务。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与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在战略上对敌人构成夹击态势，陷敌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

        抗日战争实践证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是敌强我弱条件下，保存和发展自己，消耗与削弱敌人，配合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争，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有效的作战形式。正如朱德所提出的那样，在“军事活动的全时间内，所有的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齐动作起来，就和蚂蚁蛀蚀着朽楼一样，可以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到全面抗战的局面。”

        日本军国主义者承认：在人类战争史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

        “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中，游击战是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广泛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

        可以肯定他说，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就没有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那种简单地从军队的数量和阵地战的作战方式来看问题，而忽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伟大作用的倾向，是极其错误的，也是极其片面的，不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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