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民党已经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十三军及第十五军从闽南回师到达赣南休整。

        中共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告民众书》，同时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决议》，要求各苏区红军必须要有计划地互相响应，互相配合，以粉碎敌人的进攻。江西省承担了艰难的扩红任务，要求成立10个红军补充团，扩大红军1万送一、五军团，另7400人送三四五六4个独立师。

        大战在即，陈毅频繁地来往于前线和后方之间。

        1932年旧历9月重阳佳节，我与陈毅正式结婚。

        结婚前一天，他和几位红军干部乐呵呵地来看我，大家要他请客，陈毅嚷叫起来：“请客是应该，要我出钱拿不出来。问赖月明有钱没有。”当着众人，我不便回绝。心里说∶啐！真的“共产共妻”了，新郎娶亲，新娘掏腰包了。

        没办法，我只好厚着面皮去亲戚那儿借了20块银元。就在宁都县南门街上，一个广东人开的小饭馆摆了八九桌饭菜。

        送礼的人很少，只有个把子。来吃酒的人很多，大多数我记不起名字了，尚记得其中有李富春和蔡畅夫妇，张绩之和少共中央诸位同志，省军区陈毅的下属干部、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最后也来了，并且讲了蛮多的好话。

        当晚，我和陈毅宿在省委院内。为了避免影响，做到官兵一致，李富春大哥为我们在那里准备房间。夜很深了，我们才上床。

        陈毅脸庞红扑扑走进来，边脱鞋袜上床边道：“人常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乃人生大幸事也。月明呀，想不到我陈毅动荡大半辈子，今晚真正做起了新郎官哩。”我剔着灯花的手在发抖，他的话音刚落，我哇地哭了。

        “月明莫哭，你这是怎么啦？”他贴近我问。

        “我还小哩，才十八岁多一点，还是个黄花妹子哟……”我伏在被窝上抖着身子哭泣。

        显然，陈毅被深深触动，想了许久，叹口气说：“那好，你休息吧，我还是回军区去睡。”说完，他果然下床往外走。

        我扑上去抱住他：“不能走，陈毅哥哥！”第二日，陈毅便上前线去了。他给我留下一床毯子，一件棕色羊毛衫，临走，还摘下一块方盘金表硬是戴在我手上，说那是他留学时的一个朋友送的。

        陈毅的确是非常会疼人的，处处把我当作小妹妹。

        我们做了三个年头的夫妻，扳指头算日子，真正在一起也才几个月。

        三年间，只要他从前线回来，便立即摇电话或者派警卫小鬼找我。

        每次离别，都那么漫长，令人提心吊胆，难分难舍。每次相聚的时光，是那么短暂而宝贵。他是去打仗，作为妻子，我总是要千嘱咐万叮咛，劝他小心不长眼的子弹，在前线抽空回个信。每逢这个时候，他总是笑嘻嘻的劝我别担心，好好工作，最后搂住我亲个嘴便大步而去。

        那个时期，红军之间也免不了有些应酬性的请吃请喝。每次吃喝，陈毅总要设法通知我参加。他不善烟酒，对于食物并无特殊的嗜好，却有个顽固的习惯，只要餐桌上有盘馒头，他便吃得特别香甜，伴着生大蒜可以一口气吞好几个。

        有一次，朱德同志来宁都检查军事情况，陈毅拿出自己剩余的津贴请他吃了顿便饭。当时，在场的曾山便说：“月明呀，你有福气，要是你不在场，陈毅可是再好的酒菜也吃不进去。”作为陈毅的妻子，我是格外受人尊敬的。可是由于自己生长在农村，没有文化知识，经验太少，所以也常闹出笑话，让丈夫尴尬。

        那是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之后，正值夏季，每日黄昏，从前线回来的红军官兵就一窝蜂跳到梅江里去洗澡。一天，我和陈毅散步来到河畔，陈毅与遇上的干部商量事情。

        不一会，有人喊叫：“救命呀，淹死人啦——”。原来，是不会水的省保卫局长大胖子被激流卷入深水区沉没了。

        这时，陈毅听得呼救声便箭一般朝江里跑去，边跑边将脱下的衣服扔给我。

        “陈毅，小心水里有水猴子——”我跟在后头拼命追他，一边追一边不顾一切地叫，叫得好吓人。那时，我心里是相信鬼神的。

        终于，我一把拖住正在脱衣裤的陈毅。

        “你呀，你呀，什么话嘛，共产党人才不怕鬼呀怪的。”说完，将我的手一把摔掉，穿条裤衩一个猛子扎入水里。

        我一愣，也不敢哭喊，连忙数着数儿，心里直喊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越数越快，越数越急，直数到三百仍不见他的影子。我忍不住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推陈毅的警卫钟老表下水去：“快！陈毅让水猴子拖走了，你先撒泡尿儿冲邪，陈毅一定是被大胖子的魂魄摄走了。”我正哭叫着，陈毅嘴里喷着气冒出了水面，手上托着一口一口“欧欧”吐水的保卫局长。

        我与众人一起涌上前。我扒开陈毅扶着保卫局长的手，一头扎在他身上，边哭边锤打拉他，把围过来看热闹的战士们都逗得轰然大笑。

        陈毅爱打球，好读书。刚搬到宁都七里省军区他的宿舍住时，我发现他的枕头鼓鼓囊囊，用手一摸硬梆梆的。怎么回事呢？我一抬枕头套子，哗啦啦掉出来一大堆书，有古文的也有洋文的。后来，我发现他每日早晨起来总是坐在树下看书，有时，嘴里发出叽哩咕噜的“念经”声。

        听见他念经，我一想陈毅天天打仗，是要求天老爷保佑一下，也赶紧在一旁祈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天爷保佑我家老公打仗刀枪不入，大富大贵……”。

        陈毅听见就笑起来：“什么呀，月明，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不是在念经么，我也帮你念念经。”“哈哈哈——”陈毅大笑起来：“我这是在念书。”“念书，那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我念的是洋文。”“洋文？”“就是外国人读的书。”外国人？我想起陈毅说过有外国人在苏区帮助我们革命。

        别人印象里，陈毅亦庄亦谐，在我眼里，他是很严肃，可有些时候也少不了孩子气的调皮。

        有一次，那是我们结婚之后第二年。党组织选送我和张绩之去瑞金中央党校学习文化。出发时，正好陈毅和李富春夫妇去瑞金出席中央军事会议，于是，我们一行五人从宁都骑马赶往瑞金。

        那是仲春时节。漫山遍野的花儿草儿香得叫人喷鼻。大家的兴致极好，一路上有说有笑，把马骑得飞快。

        这时，前面出现一座长长的木桥。几个人先后下了马，牵马过桥。

        本来，我也想下马，不知怎么的却没有下，干脆骑着马过桥。

        陈毅见了，便哈哈笑着与几个人打趣道：“哎喂，诸位同志哥，瞧罗，赖月明不想下马哩，这个江西田螺妹子想让我们看西洋镜咧。”那会儿，我们已作了几个月夫妻。起初，我使使性子撒娇儿，也不免惧他几分。经过几个月适应锻炼，我胆子大了，也吃准了陈毅的脾性。所以，我听了他的话，故意火辣辣地回他：“啐！你个四川佬，门缝里瞧人哩，我们打个赌，输者论罚，怎么样？今天嘛，我田螺妹子偏要叫你开个眼界，还要打段兴国山歌哩……”几个男人摇头晃脑地笑了。蔡畅大姐却惊叫起来，要我打住马，别逞英雄。

        我回头向蔡大姐使了个眼色，骑马稳稳地踏上了桥。因为我心里有谱儿，刚结婚不久，我被借调到红军蓝衫剧团，那时只要有空闲，我便逼着陈毅的警卫员把马拉到野外，教我骑马。半年的功夫，我已经骑得不错了。

        踩着桥面，望着流水，我洋洋得意，唱起了兴国山歌：

        哎呀勒——果子好吃高溜溜哎——鱼子好食潭深深哪哟——哥子恋妹你大胆恋——哎呀哪个郎子哥——妹是船儿你跳上来哟——嗬哟哟喂——那马走到桥心，木桥打起摆子，马抖索蹄子不敢动。我索性举起鞭子照准马屁股就是一下，马负痛往前蹿去，眨眼间过了木桥。

        待众人过了桥，我便不客气地命令陈毅掐了朵野花簪在我头上。

        李富春大哥说这不算数，还要罚罚他，要不，叫他也唱首歌罢了。

        我笑得直不起腰。我听过陈毅唱歌，他天生不会唱，硬梆梆的，一唱起来声音就变调，像牛叫。

        陈毅这个人没有赖帐的习性，只好将错就错地胡乱唱一支共青团常唱的歌，刚开个头，大家就张嘴和着：

        炮火连天，向旧中国开战，开战便胜利！我们苏维埃的先锋组织，插满全中国，完成革命的胜利！为了提高我的工作能力，不久，组织上派我去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位于瑞金县城东北约10多里的洋溪村，是党所建立的第一所高级党校。校长是董必武，副校长冯雪峰，教务主任罗明，学员约有200人，大部分是各级党组织选送来的最优秀的同志，还有一些来自红军部队。全校共分为5个班，陈云、冯文彬等人分别担任班主任……开设的课程有《西方革命史》、《党的建设》、《政治常识》、《音乐》、后来还增设了《军事》等课程。

        紧张的学习之余，我真正的日夜思念他了，真怕他有三长两短。好像他知情似的，每每我想得不得了时，他的信便象长了翅膀一般飞到我身边。在这我是骄傲的，别的女学员都收不到丈夫的信，偏偏我就能收到。多好啊！每次我从旁人手中接过信时，都能明显感到周围一片羡慕的目光。

        陈毅的信往往写得很长，也写得感动人心，我看着看着就会悄悄流泪。看完之后，我便会产生一种自豪感：瞧呵，我赖月明嫁了个肚子有货的，不愧是个留学生啊！信里，他每次都叫我不要惦念他，他好，叫我不要给他丢面子，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争取为革命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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