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秋,中共苏区中央局常委,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任弼时,应少共兴国县委的邀请,来到兴国出席该县少共青年首届代表大会。
俗话说,听歌辩词。毛泽东是个“细人”,边听山歌边琢磨歌词,琢磨了许久,感觉歌词中哥啊妹啊爱呀情的东西太多,主题思想不健康,与端正风气有点不合拍。他越琢磨越不是滋味,这么多红军官兵在听歌,长期听下去怕是会影响军心。唉,自己的调查研究,八字还没一撇,怎么也坐在这听歌呢。于是立起来,说了一句:什么兴国山歌,就是性歌嘛。说完,拂袖而去。
“山歌唔(不)唱沤肚中,金子唔带变成铜;年少唔做风流事,老哩唔值半厘铜。”“昨夜连妹太慌张,摸到神台当是床;摸到观音当是妹,观音莫怪探花郎。”“连郎就要连老郎,连到老郎味道长;昨日夜里亲个嘴,当得蓑衣盖酒缸。”……
苏区农民分了田,快乐如神仙。
有一次,县里又开赛歌会,毛泽东同志也闻讯去听山歌,听着听着,便在山歌的认识上与陈毅发生分歧。由此,引出了首席红军女山歌手和一串曲曲折折的故事。
这么大的场面,嘴巴上没有功夫,肚子里没有货的人肯定会胆怯,根本不敢上台对歌、更不敢斗歌。有几次,曾子贞就是在台上斗歌时,把对手斗得结结巴巴,一时连口都开不了。大家就拼命地为她鼓掌、叫好。
“我想唱歌我就唱,唔(不)怕别人来阻拦,过去地主骂我穷开心,如今唱歌感谢共产党!”不但兴国人唱,外地人也跟着唱,红军战士唱,红军干部也唱。在实践工作中,许多革命领导也都十分喜爱学唱兴国山歌。胡耀邦就曾亲自为根据地人民编撰了许多山歌,如:
1929年,红军从井冈山辗转来江西兴国,听到田垅山野间,时时飘荡出此起彼伏的山歌,颇觉得新奇。时间久了,红军不但爱听,而且爱唱兴国山歌,与兴国山歌难舍难分。欢迎唱,欢送唱,驻扎唱,行军也唱,唱遍了中央苏区,兴国山歌成为了红军歌。1934年红军长征,山歌队在路边唱山歌欢送,唱了三天三夜。《长征组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电视剧中《十送红军》的剧情,就是对当时真实情景的描述。若问当年山歌唱得最好者,人们一致公认是红军山歌队队长、首席红军女歌手――曾子贞。
在苏区,兴国山歌具有挡不住的诱惑。兴国山歌是口头创作,触景生情,因感而发,即兴而歌,和生活贴近,融叙述、感叹、呼唤为一体,内容一唱明白爽朗,因此,在生活十分单调的农村,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容易流传、推广与普及。
会议期间,青少年们歌声不断,还举行了盛大的山歌比赛,那生动活泼的场面和巨大的感染力,都给任弼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着听着,便跃跃欲试。他一边记录歌词一边请人教唱,顺手把一些词改成了革命歌曲。如情歌改成“南山松柏青又青,革命横下一条心;莫学杨柳半年绿,要学松柏四季青;莫学灯笼千只眼,要学蜡烛一条心。”听说曾子贞是山歌大王,任弼时还特意找到曾子贞,作揖拜师,求她收自己当徒弟。曾子贞教得认真,他学得专心,进步很快,不到两天时间,竟然在大庭广众之间,登台演唱起来。
兴国山歌迅速地在红军队伍、苏维埃干部中传唱、普及。在革命战争的背景下,由于许多知识分子的参与,兴国山歌的内容悄悄地发生变化,一些性歌变成了新歌。
“天上星星数不清,兴国山歌唱不完。”兴国县素称山歌之乡,山歌源远流长,驰名中外。自古以来,山歌在兴国人民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人人唱山歌,家家练斗歌,许多人从小唱到老,一生唱山歌。
赛歌一开始就很激烈,陈毅是个性情中人,听得忘情,就站起来喊叫:“大家静一静,曾子贞一连几次斗歌都斗赢了,我们请她这个‘山歌大王’再来一支歌好不好呀?!”那时,听歌听到好处,都是打吆喝,喊名字。群众一见,是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说话,都跟着打吆喝叫好。
那时,县里每年都有几次赛歌大会,赛歌大会一般是逢圩日,赛歌场上人山人海。
毛泽东一走,随从人员都跟着走。其他人也站起来面面相觑,去留不定。陈毅一看,拍了拍凳子说:“走什么,走什么,走得去哪里,这兴国山歌不是很好听吗!”大家觉得有理,顺水推舟,又乐得坐下来,津津有味地听歌,不知不觉也跟着哼哼几句。
白区农民没饭吃,大小哭涟涟。
每逢斗歌赛歌,省军区司令员陈毅大都在场听歌。这次赛歌,毛泽东也在兴国,正搞一个群众调查,陈毅就把毛泽东请来欣赏。
哭涟涟,哭涟涟,只有革命才能出头天。
战争间隙,红军闲着没事时,官兵们也常常受邀听民间的歌会,心连心的意思。县、省以及中央苏维埃政府来的同志,都经常去参加歌会,红军将领陈毅特别爱热闹,亦是歌会上的常客。
陈毅很喜欢听山歌,见曾子贞唱歌又唱赢了,就跑到后台来,用两手摁一下曾子贞的脸蛋。说:“你这个妹子蛮唱得,真是个‘山歌大王’!”摁得曾子贞赶忙低下头,脸色通红通红,像搽了胭脂。曾子贞“山歌大王”的名气,从此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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