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中，包涵着一个“三才”思想观念。它反映在《易·说卦二》，其文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这就说明，中华先民的宇宙观是“天地人合一”论，而三者皆以“才”为之标称，是“才”之重要可知。换言之，天地人不曰“三道”而曰“三才”者，其义可思。盖道者，就其质性含蕴而言，才者就其功能表现而言。中华汉字的“才”，本义是标示植物的萌生，无限的生命之力正在开始发展发挥。

        “三才”包括了宇宙万物、人生社会的一切事物、活动、表现、成果。明人编纂的巨著《三才图绘》，正是此义的一个具体理解与纪录。

        中华先民认为，天有天之才，如风云雨雪，寒暑推迁，皆是也。地有地之才，如山川动植，金银玉石，皆是也。而人独为万物之灵，即天才地才所孕育之精华的最高表现是也。

        中华先民达到了这一认识，方能有这样的著作产生。

        人的价值、使命、功能、抱负……，都由这儿开始，而且不断发展对这种认识的深入思索、反复探求的智慧活动。

        是以，我曾将这种认识标题为“三才主义”(见《中国文化》第8期)。

        古人从“三才”的认识自然达到了下—步的紧跟着的认识，必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必如此，方为能尽天之赋才。不然者，即非“顺性命”，而成为“暴殄天物”，——天物包括人在内。

        从这儿，就发生了人才的遭际与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就是人类文化所不断努力探究的最大的一个根本问题。

        因此，中华的文、史、哲，也正是特别重视这一最大问题的学问。

        经、史、子、集，统统是人才的思维言行的结晶纪录。虞书禹谟是如此，“太史公书”是如此，孔、孟、老、庄是如此，李、杜、欧、苏也是如此。 以上明了之后，方可归题于小说这门学科。当然所谓小说，是指中华小说，特别是明清两代的章回小说而言。

        文学基本常识，西方对小说的定义不同于我们的文化传统观念。在我们，小说是史之支流，所谓稗史、野史、外史、异史、外传、别传……，都是此一观念的体现命名。“讲史”又是“说话(说书)”市井文娱中的首位分支专科。现存的历史类演义小说从“开辟”一直到清朝、民国的厉朝各代都齐全了还不算，别的小说也总要“挂靠”一个某朝某代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连，总无例外。不叫“史”就叫“传”，其名似异，其质一也(如《三国》最早刊本也叫“传”，《水浒》是“传”，“说岳”是“传”……“海上花”也是“列传”……)。

        讲“史”毕竟为了何事？当然可以说是为了兴衰治乱，温古鉴今；但略略追进一步再问兴衰治乱是因何招致的？于是回答便落到了治国安民的圣君贤相、文武良材——问题就立刻显明了：原来，讲史就是讲的人、人物、人才。此点最关紧要。

        好的君相将帅，就是出众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得用(能展其才)，便造成治世昌明的局面；如若相反，人才埋没、屈抑、损害，则造成了乱世涂炭的时期。因此，讲史中尤为受欢迎的“讲三分”(三国故事)，就是赞叹魏、蜀、吴三方的各自拥有的出色的文武人才。

        这儿，就包括着他们的遭际与命运的问题。小说中的“后人有诗叹曰……”正是良证。

        唐代大诗人李义山(商隐)写下过儿童慕效三国人物的句子，而且自己的感叹是：“管乐有才真不忝(指诸葛丞相)，关张无命欲何如！”这就完全是他对人才的痛切的感叹。宋代大词人苏东坡(轼)则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东坡也记下过听说书的群儿向蜀反魏的表现，但他自己十分赞美的却是东吴的周郎，他那“羽扇纶巾”的儒将风度，他那“雄姿英发”。

        这儿已经表明：打动诗人词人的，并不只是“倾向”于三国中哪一方的事情，而是人、人物、人才！而是那些人才的遭际与命运！

        此义明了之后，才会懂得：为何《三国》故事之后，又出了同样为民众热情传述的水浒英雄的故事。

        东坡是北宋人，时在徽宗之前，所以他心目中仍然是三国风流人物。而到元明之时，文家艺匠，便转而赞叹宋江等三十六英雄了(如龚圣作《赞》，陈老莲作画)。

        什么叫“英雄”？一定就指“拿刀动斧”的武士？非也。英，是植物的最高结晶表象；雄，是动物的最高形质表象——两者合称一词，代表“地之才”的精华，而又借以赞美人才的出类拔萃者。“雄姿英发”，两个字已经分出同现了。 “英才”“雄才”，也是中华汉语文中的常用的美称之词。

        那么，《水浒》何以能与《三国》同列而媲美呢？它的独特价值又在哪里？

        答曰：《三国》人才，不出帝王将相；而《水浒》作者[注]却不去再写那些人，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写一大群“强盗”——被人贱视、敌视、恶视的犯法犯罪之人！

        那位作者认为：我要写他们，他们并不是天生的坏人恶人贱人，相反，他们本是头等人才，即英雄人物，而他们遭到的不是展用施为，尽其才美，却是屈抑陷害，落得家破人亡，无立足境。

        “逼上梁山”，这个成语，已经变为一个“典故”使用了。

        所以《水浒》的主题仍然是人、人物、人才，不过加进来的是因时代、身份、环境等等原因而遭到了令人悲愤难平的命运播弄。这也就是昔人目之为“愤书”的真正义理。

        此义明了之后，方能谈及理解的这一重要课题(本文中，一名只指曹雪芹原著)。

        曹雪芹是怎么萌发要作此小说的意念的呢？因素动机，自然并非单一的(可参看拙著《曹雪芹新传》)；但其中主要的一个是来自他对《水浒》的感受与触发。

        当世研究者皆已看到，之所以取一家族、家庭众多妇女为题材， 是受的启迪，这原不错。但大家却仍未晓悟它受《水浒》的影响更大，更直接。前者的启迪是“形式”方面为主，而后者的影响则是“精神”方面的居要。

        雪芹之作小说，一贯的精神是“又继承又翻转”。对于《三国》《水浒》，他深识其写人才的主旨，所以在这一点上他是继承踵武；然而他的价值正在于绝不肯重复前人陈言旧套。他以为，无论帝王将相也好，还是草寇英豪也好，都可归于“须眉浊物”一类，亦即不出“一丘之貉”，是断不肯再写这种“浊”气满身的人物的了，他要“翻转”，大笔重彩地集中多态地去写历来为人忽视、歪曲、 作践的女性人才——即脂粉英雄！

        “脂粉英雄”，是个独创的文学语言，也是人的价值观的新奇表述方式。此语即见于芹书之第十一回，托言秦可卿临逝与熙凤梦中永诀谆嘱，其言曰：

        “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

        请看这是何等的一种心胸眼界！庸常之辈(包括男子)，能见及此而道得出否？(凤姐本是全书中男女二主角中之女主角[男为宝玉]。雪芹全力写她的超众之才，但被程高的续本彻底歪曲了这个原为雪芹高度评价的人物。参看拙著《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下编。)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中国小说专家浦安迪Andrew h. Plaks教授所著《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已有中译本问世)，强调中国明清小说名著皆是文人手笔，已不同于市井瓦舍“评话”的质量风格——他在中文版上用华语自撰的弁言中称之为“文人小说”，原话是说：

        “首先，本书的核心论调原来是比较文学的观点出发的，即视明清小说文类为一种归属于书香文化界的出产品。因此始终标榜这‘文人小说’的概念。”

        好一个“书香文化界”！我们中国学者似乎自己还不肯(不会)如此措辞宣义。雪芹确实当得起这个书香文化界作家的美称，这种人喜欢从中华汉字文化特点上运用“对仗”修辞美学手法，所以他是有意地要与《水浒》构成工致的对仗主题——

        绿林好汉

        红粉英雄

        红粉即脂粉，“红粉佳人”原与“绿林好汉”对得更工，但雪芹对已有的“佳人才子”派小说在开卷就表示了批评与不满，故此略将“红粉”变换了一下，并且另创了”脂粉英雄”一个绝妙崭新的、耀人眼目开人心胸的主题“宣言”。

        何为脂粉英雄？今天的语言就说成是“女性人才”了，这很好懂。(当然，汉文上的风格情趣上的差别，就不暇在此细论了。)

        因此，从芹书本身取证，也就不难理解，例如——

        一，雪芹自言，那些亲见亲闻的闺友的“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

        一，他又托言自辩、那些“异样女子”是“小才微善”。

        一，熙凤的册子判词是“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探春的册子判词是“才自精明志自高”。

        所以他对妇女人才的感叹是：

        “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

        无待繁辞，斯旨可晓，只要不受程高伪本“宝黛悲剧”假主题的欺骗，细读全书、即不难尽领雪芹之本怀了。

        《水浒》写了多少人物？一百单八条绿林好汉。

        《红楼》写了多少女子？一百零八个脂粉英豪。此言何据？即在原书开头，大石的尺寸，高为十二丈，脂批双行注云：“照应十二钗。”又其“方经”为二十四丈见方，脂批又注：“照应副十二钗。”(一本作“总应”)。可知“副”是广义，包括副、又副、三副……而言。那么，24×4(边)＝96，是正钗以下诸层副钗的总数，因此——

        12(正)＋96(副)＝108

        即此已可确证：雪芹在原著卷末所列《情榜》，全部女子人名，正是一百零八个。

        这又充分说明，我谓雪芹著书，是直接从《水浒》得其启示、联想、构思——“又继承，又翻转”，推进一步新思，创出一番新境。

        这就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提出的崭新而正确的妇女观，女性人才颂歌与悼词。

        既是颂歌，如何又是悼词？

        君不见，(水浒)一百单八好汉，个个悲剧命运结局；《红楼》一百零八女子，也正是个个悲剧结局——雪芹谓之“薄命司”中“注定”者是也。

        此又所谓：虽翻转，实继承。一部《红楼》正如《水浒》，写的乃是妇女人才的遭际命运，她们都是出色人才，面皆遭埋没、屈抑、陷害。

        雪芹之书，以甄英莲(真应怜)为第一个出场女子，亦即为全书之“代表人物”，而他下了“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一句总括“考语”，在此脂砚立即批云：

        “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才人！今又被作者[雪芹]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而同处还有几条脂批，一齐慨叹，至言“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

        我愿研读的人，都能对此重新瞩目而集思。究竟雪芹著书，本旨何在？难道只是为了“哥妹爱情悲剧”？不禁为雪芹洒泪之书再三长叹。以乾坤作首，阴阳是脉，三才(也称“三极”)为纲。通观中华文化，从《周易》到芹书，正是一条形貌不同而神情通贯的人类高级神智灵慧的辉煌载记。

        甲戌二月初二日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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