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的独创性很不好讲。到底什么才算它的独创呢？如“色”、“空”观念，上文说过也有的。如写人物的深刻活现，何尝不如此，《水浒》又何尝不如此。不错，作者立意要写一部第一奇书。果然，地地道道是一部第一奇书。但奇又在哪里呢？要直接简单回答这问题原很难的。

        我们试想，宋元明三代，口语的文体已是发展了，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像这样的作品，到了清代初年才有呢？恐怕不是偶然的。作者生长于“富贵百年”的“旗下”家庭里，生活习惯同化于满族已很深，他又有极高度的古典文学修养和爱好，能够适当地糅合汉满两族的文明，他不仅是中国才子，而且是“旗下”才子。在小说里，他不仅大大地发挥了自己多方面的文学天才，而且充分表现了北京语的特长。那些远古的大文章如、《楚辞》之类自另为一局；近古用口语来写小说，到已出现新的高峰，那些同类的作品，如宋人话本、元人杂剧、明代四大奇书，没有一个赶得上的。这里边虽夹杂一些文言，却无碍白话的圆转流利，更能够把这两种适当地配合起来运用着。这虽只似文学工具的问题，但开创性的特点，必须首先提到的。

        全书八十回洋洋大文浩如烟海，我想从立意和笔法两方面来说，即从思想和技术两方面来看，后来觉得技术必须配合思想，笔法正所以发挥作意的，分别地讲，不见得妥当。要知笔法，先明作意；要明白它的立意，必先探明它的对象、主题是什么？本书虽亦牵涉种族、政治、社会一些问题，但主要的对象还是家庭，行将崩溃的封建地主家庭。主要人物宝玉以外，便是一些“异样女子”所谓“十二钗”。本书屡屡自己说明，即第二回脂砚斋评也有一句扼要的话：“盖作者实因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闺阁庭帏之传。”简单说来，的作意不过如此。

        接着第二个问题来了，他对这个家庭，或这样这类的家庭抱什么态度呢？拥护赞美，还是暴露批判，细看全书似不能用简单的是否来回答，拥护赞美的意思原很少，暴露批评又很不够。先世这样的煊赫，他对过去自不能无所留恋；末世这样的荒淫腐败，自不能无所愤慨，所以对这答案的正反两面可以说都有一点。再细比较去，否定的成分多于肯定的，在“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一回书中说得最明白。这风月宝鉴在那第十二回上是一件神物，在第一回上则作为之别名。作者说风月宝鉴，“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背面，要紧要紧”。可惜二百年来正照风月鉴的多。所谓正照者，仿佛现在说从表面看问题，不仅看正面的美人不看反面的骷髅叫正照，即如说上慈下孝即认为上慈下孝，说祖功宗德即认为祖功宗德也就是正照。既然这样，文字的表面和它的内涵、联想、暗示等等便有若干的距离，这就造成了的所谓“笔法”。为什么其他说部没有种种的麻烦问题而《红楼》独有，又为什么其他说部不发生“笔法”的问题，而《红楼》独有，在这里得到一部分的解答。

        用作者自己的话，即“真事隐去”、“假语村言”。他用甄士隐、贾雨村这两个谐声的姓名来代表这观念。自来看的不大看重这两回书，或者不喜欢看，或者看不大懂，直到第三回才慢慢地读得津津有味起来。有一个脂砚斋评本，曾对这开端文字不大赞成，在第二回之末批道：

        语言太烦令人不耐。古人云惜墨如金，看此视墨如土矣，虽演至千万回亦可也。

        这虽然不对，却也是老实话。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殊不知这两回书正是全书的关键、提纲，一把总钥匙。看不懂这个，再看下去便有进入五花八门迷魂阵的感觉。这大片的锦绣文章，非但不容易看懂，且更容易把它弄拧了。我以为第一回书说甄士隐跟道士而去；甄士隐去即真事隐去。第二回记冷子兴与贾雨村的长篇对白；贾雨村言即假语村言。两回书已说明了本书的立意和写法，到第三回便另换一副笔墨，借贾雨村送林黛玉入荣国府，立即展开红楼如梦的境界了。

        作者表示三点：（一）真事，（二）真的隐去，即真去假来，（三）假语和村言。第二即一三的联合，简化一点即用假话和村粗的言语（包括色情描写在内）来表现真人真事的。这很简单的，作者又说得明明白白，无奈人多不理会它。他们过于求深，误认“真事隐”为灯虎之类，于是大家瞎猜一阵，谁都不知道猜着没有，谁都以为我猜着了，结果引起争论以至于吵闹。在文学上虽是一部绝代奇书，若当作谜语看，的确很笨的。这些红学家意欲抬高，实际上反而大大的糟蹋了它。

        把这总钥匙找着了再去看全书，便好得多了，没有太多的问题。表面上看，既意在写实，偏又多理想；对这封建家庭既不满意，又多留恋，好像不可解。若用上述作者所说的看法，便可加以分析，大约有三种成分：（一）现实的，（二）理想的，（三）批判的。这些成分每互相纠缠着，却在基本的观念下统一起来的。虽虚，并非空中楼阁；虽实，亦不可认为本传年表；虽褒，他几时当真歌颂；虽贬，他又何尝无情暴露。对恋爱性欲，十分的肯定，如第五回警幻之训宝玉；同时又极端的否定，如第十二回贾瑞之照风月鉴。对于书中的女性，大半用他的意中人作模型，自然褒胜于贬，却也非有褒无贬，是按照各人的性格来处理的。对贾家最高统治者的男性，则深恶痛绝之，不留余地。凡此种种，可见作者的态度，相当地客观，也很公平的。他自然不曾背叛他所属的阶级，却已相当脱离了阶级的偏向，批判虽然不够，却已有了初步的尝试。我们不脱离历史的观点来看，对的价值容易得到公平的估计，也就得到更高的估计。像彗星一般的出现，不但震惊了当时的文学界，而且会惹恼了这些反动统治者。这就能够懂得为什么既说真事，又要隐去；既然“追踪隐迹”，又要用“荒唐言”、“实非”之言、“胡诌”之言来混人耳目，他是不得已。虽亦有个人的性格、技术上的需要种种因素，而主要的，怕是它在当时的违碍性。说句诡辩的话，正因为它太现实了，才写得这样太不现实的呵。

        像这样的写法，在中国文学里可谓史无先例，除非拿它来比孔子的《春秋》，在本书第四十二回说过：

        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

        正是所谓“夫子自道”了。不过《春秋》像“断烂朝报”谁也不想读的，却用最圆美流畅的白话写出迷人的故事，二百年来几乎人人爱读。从前有一位我的亲戚老辈说过，“做了一个人，不可不读”。我当时还小，完全不懂，只觉得这样说法古怪。说起书来，书是未有的奇书；说起人，人是空前的怪杰。话可又说回来了，假如真有一点儿像《春秋》呢，岂不也依然承接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传统吗？这里可以看出本文虽分传统与独创两部分来谈，实际上只是一回事，一件事物的两方面。所以并不能指出哪段是创造的，哪句是因袭的，要说创造，无非创造，要说“古典”，无非“古典”，就在乎您用什么角度来看。

        读者原可以自由自在地来读，我不保证我的看法一定对。不过本书确也有它比较固定的面貌，不能够十分歪曲的。譬如以往种种“索隐”许多“续书”，至今未被大众所公认，可见平情之论，始能服人，公众的意见毕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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