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八路军各部遵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积极向山西四角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之时，钦差大臣王明从天而降，下车伊始，就与延安的方针大唱反调。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王明，率康生、陈云、曾山等人乘苏联军用飞机飞抵延安。在延安举行的欢迎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王明等人的到来“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甚至把王明等比喻为是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而王明一讲话，就说“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还说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他的讲话，连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都认为：“可以被看作是对毛的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的十分谨慎的批评。”

        闻天（前排右四）等人在延安机场迎接王明等人从苏联回来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以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会上，王明更是摆出钦差大臣的架式，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横加指责。他批评洛川会议过于强调独立自主，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赞成毛泽东曾说的在南京国民党营垒中有左、中、右三派的提法；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不要空喊无产阶级领导，这样会吓走同盟军。

        他批评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认为“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提出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家政权，统一的国防军，军队要“真正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

        12月政治局会议后，王明应蒋介石之邀赴武汉与国民党谈判。23日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12月27日，王明撰写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突出地宣扬国民党同共产党一样也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说国民党中“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蒋介石等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

        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进一步发挥了他在十二月会议上的主张，提出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各抗日军队，都要“确立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并强调军队应该“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他把原来的“五统一”发展到“七统一”。这说明在如何兼顾党的利益和统一战线的需要这个问题上，王明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这些主张是束缚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绳索。

        到1938年8、9月间，日军会攻武汉，王明在他控制的《新华日报》上一连发表了近10篇社论，提出：“武汉的得失关系中国继续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前途非常重大；把武汉变成牢不可破的马德里！”

        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1936年2月，西班牙共产党发起、建立的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获胜。8月，德、意法西斯进行武装干涉。在共产国际号召下，苏联、法国、加拿大等54个国家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组成35万人的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和人民阵线一起进行了著名的马德里保卫战。1939年3月，马德里虽失陷，却写下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篇章，为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明要把武汉变成“中国的马德里”，却无视中国尚未具备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在强敌的进攻下，想作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他抛开抗战所处的阶段和我军的实力，反对党把工作重心放在敌后农村，轻视游击战，竭力主张保卫武汉，是“城市中心论”思想在作怪。而且，最重要的是，王明忘记了一个事实，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当权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当权，蒋介石当家。如果真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会正如蒋介石之愿，把共产党溶化掉，把人民军队的老本都丢掉，当蒋介石抗战胜利后翻脸的时候，共产党就会陷入被动。一切听命于国民党，已有了陈独秀的教训。而1936年的西班牙则不一样，在西共掌权执政的情形下，号召“服从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当然是正确的。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不能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没有它打不败日本，共产党自身难以生存；但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也决不能丢掉了独立性，混同于国民党。否则，将合作变成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自己失去可能发展的机会。

        为什么王明这位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一回国就与毛泽东闹别扭呢？

        如果我们把历史镜头作些回放，就会理解王明上述表现。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出生，安徽金家寨人。他于1925年入党，在中共领导层中无疑是个小字辈。当这年他被党组织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他的人生出现重大转机。他对俄语和列宁主义两门课狠下功夫，效果不错，以后，这个年少聪颖的小伙子就凭着流畅的俄语，对列宁、斯大林教导的谙熟程度，得到共产国际代表、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器重，并结识了斯大林。在米夫的一手扶植下，1931年1月，在此前只做过中共上海沪东区宣传干事、中宣部秘书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连跳三级成为政治局常委，并成为中共的实际领导人。不知是“士为知己者死”，还是为了站稳脚跟，总之这个经米夫选种、育苗，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除了会背一些马列词句外别无所长的王明，心甘情愿地做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处处标榜自己“百分之百忠于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还有一个著名口号是：“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心中一点也没有中国。因为害怕白色恐怖，王明干脆人也离开中国，躲进了苏联那个“红色保险箱”，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莫斯科直接领受共产国际精神，对国内的共产党遥控指挥，发号施令。这种情况持续到红军长征开始后中共与莫斯科电讯联系中断。

        在莫斯科，王明更是以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卫道者”面目出现，以他们的意旨为意旨。

        中国发生“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作为一个中共领导人，王明无视日本要吞并全中国的事实，却跟在苏联报纸后面拾人牙慧，坚持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是进行武装进攻苏联的直接步骤”。为此，他不提抗日救国，反而强调“拥护苏联”。他还反复强调“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先决条件”，授人以柄。不仅如此，他看不到争取中间阶级阶层的必要性，把一切资本家、地主、官僚、军阀、高利贷者统统列为“应被打倒的敌人”。

        对王明的极端“左”倾的关门主义，毛泽东作过讽刺：

        “革命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声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惟一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左”倾的王明，为什么在离开祖国6年后回国，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极力主张与国民党亲善。他甚至把中共领导人付出很大心血从蒋介石那里争来的权利都放弃了。

        要解开王明之所以右倾的谜团，对于一个一切都听“将令”的人，我们还得从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中找答案。

        会上的报告随着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战争的危险也日益加剧，苏联为了避免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急需在东方寻找一个力量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入侵。当时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弱小，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只有蒋介石和国民党才能完成这一使命。因而，苏联不仅于1935年春同南京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于1937年8月21日同南京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军事上大力援助蒋介石，而且要中共联合蒋介石一起抗日，并以国民党为中心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蒋介石、国民党多加迁就和服从，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尽量避免发生摩擦。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太了解中国情况，认为中央领导大多产生于农村，工人成分很少，要中国红军一下子领会这个政策与自己过去的死敌携手抗日，恐怕有一定难度，因此“需要很了解国际形势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而王明在1935年就起草了《八一宣言》，同年11月7日，在《救国报》上发表《答反对反帝统一战线者》一文，最早明确提出“联蒋抗日”，并且向来忠于共产国际路线，惟斯大林意旨是听，是去“援助”中共中央的最佳人选。于是，王明就踌躇满志地回到国内，根据西班牙的模式，搬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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