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知道，磁石对铁、镍等物质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作为全国抗战的指导中心，宛如一个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大批爱国青年、仁人志士从各个地方，不顾日寇的炮火和空袭，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阻挠，奔赴延安。在这些人员当中，有工农群众，知识分子，社会贤达，海外人员，甚至有国民党军政人员，真是人才荟萃，济济一堂。延安方面给以他们充分的民主，让他们自由交往、自由议论，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以倾听各种不同意见。然而，在这些人员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抱定革命必胜的信念。有小部分人抱着不切合实际的美妙幻想，在生活一段时间后，不能适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环境，而要求离开。对于这些人员，我党实行“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事实上，许多人从延安回到国统区后，经过对比，又重新回来了。我们在这里仅举两例。

        1941年6月，甘肃省海原、固原和西吉一带，由于不堪忍受国民党的残酷迫害，爆发了回民起义。国民党以6个师的兵力对起义进行残酷镇压，大批回民被国民党惨无人道地抓走活埋。起义失败后，马思义率起义群众200余人投奔陕甘宁边区，受到我党的热情接待，用回民最隆重的宴席“全羊席”招待了他们。在我党领导下，起义群众成立了“回民抗日骑兵团”，马思义任团长。后来，马思义报仇心切，决定带部队杀回家乡去。毛泽东指示，马思义要走，让他走，来时如何欢迎，走时如何欢送，规格不要降低。后来，他带来的人、马、枪、弹全部带回，一样也不少。然而，马思义和骑兵团一离开陕甘宁边区，立即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再次遭受损失。经过前后对比，马思义真正认识到，要求得民族的解放，必须依靠共产党。他终于又一次率部队投奔边区。这支部队经过几次整训，成为我党领导下的骁勇善战的武装部队。

        1938年8月，一对年轻夫妇不满国民党黑暗的统治，投奔到陕甘宁边区。男的是著名的肺结核病专家何穆，女的是法国文学博士陈学昭，是当时中国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作家。

        何穆被分配到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陈学昭分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搞写作。开始，两人的积极性很高，竭力要把自己的一技之长贡献出来。然而，日子一久，何穆不适应边区简陋的医疗环境，他的许多建议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全部被采纳，便产生了处处被掣肘、不能发挥个人作用的误解，从而萌发出重回国统区私人开业的念头。何穆夫妇的执意要走，我党觉得是一大遗憾，但还是尊重他们的意愿。

        针对这一件事情，毛泽东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说我们延安的窑洞好，冬暖夏凉；吃饭有食堂，穿衣不用愁；延安的空气也好。可他们说不好，不习惯，还是要回去吸国民党统治区的空气，认为那里好，你留他也没用。他们回去后，会以亲身经历来作比较，如果他们经过对比，又觉得我们解放区好，又要回来，我们再欢迎他们也不迟。决不要惋惜或看不起他们。因为经过再一次反复，他们与我们合作的信心会更足，决心会更大，也会在这里工作得更好！”

        两人回去后开办了私人诊所，但随后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物价的昂贵，生计的艰难，特务的刁难，使他们感到生活的窒息。给他们打击最大的是，他们自己的小孩竟因患病不能及时医治而夭折。他们想到，连一个医生的孩子都因无钱医治而死，这样的社会又有何可取之处？随后，他们对重庆，对国统区彻底失去了信心。与此同时，我党在他们私人开业的过程中，经常与他们取得联系，并在生活上给以关心和照顾。1940年秋，何穆生病住院，周恩来派人送礼物表示慰问，许多共产党员纷纷前去探视。两个不同世界的对比，使何穆夫妇感到了共产党的温暖，从而产生了回延安的愿望。经过反复后，1940年12月，他们又重回延安，并从此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党这种“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精神，吸引了众多人才，汇集了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

        延安，这块黄土地，成为当时中国最具有凝聚力，人们最向往的地方，而且它的吸引力有如磁石是恒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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