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并由陈云负责财经委工作。7月17日，陈云又担任了东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这是陈云继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后，第二次主持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工作。

        1946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经中央同意，曾经决定陈云分管财政经济和后勤工作。但那时是战争环境下的动荡时期，财经工作主要是解决部队后勤供应问题，还谈不上全局性的经济工作。东北局把清理没收敌伪资财，作为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的主要途径。这些物资数量相当可观，在初入东北、立足未稳的时候，解决了燃眉之急。也管过财经工作的李富春，后来风趣地把这段时期的财经工作比作“拣洋落”。

        这次主持东北财经全局工作，性质就不一样了。1948年6月7日，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上表示：目前东北根据地已连成大片，具有了相当规模，而且还在向前发展。因此，东北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组织好财政经济工作，以适应全国战争的需要。过去在财经工作中的一些带军事性质的东西已经过时，与现在的形势很不相称。现在，公粮、税收、林业、铁路运输等，都与农民、市民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稍微动一动，就会触及人民的利益。

        与西北的“小摊摊”相比，这次陈云财经活动的舞台有极大的区别。东北本是富庶之地。谚云“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这块黑土地沃野千里，是出了名的“粮仓”，重要的产粮区，有所谓“呼海巴拜，绥化在外”（指黑龙江的呼兰、海伦、巴彦、拜泉和绥化），“金复海盖，辽阳在外”（指辽宁的金县、复县、海城、盖县和辽阳）之说。而且各种资源特别是森林资源、煤炭资源极为丰富，铁路四通八达，有旧中国最发达的重工业体系。而且东北人口众多，周边又与友好的苏联、朝鲜、蒙古接壤，城乡交流和内外交流通畅，是真正现代意义的国民经济。东北经济搞得好，将为解放战争提供空前强大的经济支撑。

        身处陕北黄土高原的毛泽东，早就将巨人般的战略眼光投向东北这块黑土地，对东北强大的经济实力寄予厚望。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会议结论时，以非凡的预见，专门讲到东北。他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然而，实现毛泽东的殷切期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和连绵的战火使东北经济遭受极大的破坏。陈云和其他党的财经干部都没有管理现代工业交通的经验。能否让东北工业基地浴火重生，为战争胜利提供强大经济支持，是一场严重考验。

        票子发得多粮食收得少，粮价领头物价暴涨，大家惟恐管不住粮食。陈云却下令开放粮食自由流通，让物价平涨而非暴涨。

        6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经济一片混乱之中，正式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东北虽然是产粮区，但战争的重负还是对东北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压力。1948年3月，东北解放区物价开始暴涨，4月、5月、6月，涨势一浪高过一浪。领头上涨的是粮食。

        东北盛产粮食，那怎么还紧张呢？陈云了解到，1948年度共收公粮134万吨，贸易局购入粮40万吨，除供给必需外，再无调剂市场余力。而东北解放区八九百万城市人口所需的250万吨食粮及粉糕用粮，除哈尔滨外其他地区都完全依赖于2000多万农民在市场出售的粮食。城市人口众多，公家又无力调剂，就使供求关系失衡，稍微有点失调，粮价就会暴涨。另外，上一年南满和北满农业全都歉收，南满历来缺粮，北满的粮食又没有办法大量南运，粮食南贵北贱，最高时相差7倍，影响北满粮价。

        但是陈云也了解到，东北人平均拥有粮食达600小米斤，远高过关内各解放区400小米斤的平均数。在粮食上打主意，还是有可能的。但主意怎么打，陈云有自己的考虑。

        当时有人主张减少出口，陈云没有同意。6月11日，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上指出：我们目前能出口的基本上是粮食，不仅要出口余粮，而且要勒紧肚子，尽可能多出一些。要用粮食换军需、民用和工业用物资，其中军需占大头。要批判片面的群众观点，如果不多出口粮食，反而会从群众中取得更多。价格，从小处看，我们吃亏；从整体看，我们赚大钱，因为这是大买卖。有的同志只看到局部，认为不合算，结果丢了大头。这种同志只能当总务处长，管不了国计民生。显然，陈云是从保证军需和发展生产的大局来看待粮食出口。

        不能打出口的主意，那就用行政手段把粮食管制起来。从一般情况下，什么东西缺，公家当然就应该管制什么。这正是东北经部门前一段的做法，为了保证公家购粮，限制商贩携带50斤以上的粮食。

        但结果显然是失败的。陈云分析后发现，正是这种做法，缩小了社会的调剂力量，更刺激粮价上涨，农民惜售。想买到粮食，结果是更买不到粮食。在东北当时的情况下，管制造成的有价无市，对经济的危害远甚于粮价上涨。

        为了度过灾区的粮荒季节，鼓励农民出卖粮食，以有限物资稳定市场，陈云经过认真分析和慎重权衡后，决定立即改变管制粮食经营和抛售物资办法，不再硬性阻击物价上涨，而是把目标定为允许物价合理平涨、防止暴涨上，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公营经济稳定市场的力量，切实掌握粮食，使东北经济顺利闯过难关。

        根据陈云的意见，7月10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东财］第13号令，主要内容是，在解放区境内，一切粮食，不分品种与数量，加工未加工，不分省县区村，皆得自由流通。任何机关、部队、团体或个人，不得加以封锁或干涉。在铁路运输上，取消运输证制度。如有故意封锁或干涉，当事人可以向各级政府控告，各级政府即依侵犯人民财产论处。

        陈云打破常规，从实际出发，在禁止私商囤积的同时，允许粮食自由流通，收效显著。市面上粮食重新流通起来，缺粮区粮价下跌或趋向平稳，余粮区上涨，全东北形成适当的市场价格，在粮食青黄不接的最紧要关头，粮价1个月只涨了百分之四五十，反而比四五两月粮价更为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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