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这是毛泽东对井冈山根据地经济形态的准确定性。

        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是实行武装割据的基本条件。井冈山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使乡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存在，有利于割据的武装力量生存。

        但是，因封闭和落后而导致生产力水平低下，也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它严重地束缚着边界经济的发展，在需要足够的给养以维持众多部队进行长期武装割据的情况下，使得供需矛盾非常突出。

        当毛泽东最初率领工农革命军到宁冈茅坪“安家”时，近千人的部队本不算多，但部队给养都觉困难，特别是吃饭问题更为棘手，以至于当时部队又下山时，每到一地都不忘“打土豪，筹款子”。

        吃饭问题在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两支队伍会师之后，更趋严重。

        当时负责部队后勤工作的范树德回忆说：“开始，我们这支队伍只有千把人，没收地主的存粮就能解决吃饭问题。例如：到了遂川以后，只要打几家土豪，就能解决我们一段时间的吃饭问题。……1928年4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湘南部队和我们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人数猛增到一万多，湘南来的部队中很多是一家都来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离开家乡，到了井冈山，但是我们又不可能都把他们组织成严密的部队，又不能让他们在井冈山当‘叫花子’。”

        严重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在经济落后的井冈山地区，要长期维持一万多人的吃饭，确实不是易事。范树德算过一笔账：“当时我们每个人一天吃老秤（老秤1斤是16两）24两，合1斤半。这样每个人1个月就需要45斤。”

        如此推算，1万人1天就要吃掉1.5万斤粮食。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以至于毛泽东在给江西省委并中央的信中，发出了“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吃饭大难”的惊呼。

        为了解决“吃饭大难”的问题，边界党、军委和毛泽东、朱德等采取了一些断然措施：压缩战斗力不强的湘南农军部队，除编在十师的第二十九团之外，其他永兴、资兴、郴县等地来的农军，全部返回湘南；加大打土豪的力度，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就立即派出一支小队伍，专门打土豪，通过这种办法搞粮食、搞物资；节省一切非必要的开支，以尽量节约有限的经费去购买粮食。

        这些措施很快奏效，特别是1928年5月底的遣返湘南农军的工作，红四军军委做出决定之后，由湘南农军编成的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的数千名农军及其家属，立即从江西的宁冈，经湖南酃县的水口向湘南转移，在到达资兴县边界的彭公庙后，即兵分数路，各自返回原籍。

        边界军民的吃饭压力由此减轻不少。

        尽管如此，根据地要维持一支有一定规模的正规红军，还是困难不小。要从根本上保证红军的给养，还有赖于边界经济的发展。

        由于边界经济是农业经济，发展边界经济实际上就是要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和边界党组织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他们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努力发展边界的农业生产。

        在井冈山根据地，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和逐渐深入，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可谓是“土地回老家，农民笑哈哈”。这就为发展边界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分到了田不等于收到了粮食，边界各级苏维埃政府在组织开展分田斗争的同时，不忘督促分到了田的农民勤耕细作、努力生产。

        有了自己土地的农民，虽然有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在以军事斗争为主的边界地区，特殊的环境使得农民发展生产受到了一些制约。

        其一，青壮年男子大多参军参战，以致劳力匮缺；其二，许多分到了田的贫雇农，因家底薄弱，农具、耕牛不足。

        苏维埃政府于是号召妇女走出家门，充当农业生产的骨干。一位叫张冬莲的妇女曾回忆说：“那时，强壮的男人都去打土豪劣绅或参加红军了，家里只剩下老弱病残。于是，犁田、耙田、插秧都是我们妇女干的。……我们三湾村的妇女，既是生产的骨干，又是参加打仗、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那时，我们是很辛苦的，很困难的，但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们都很愉快。”

        这就是边界的妇女，就是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的边界妇女！

        为了解决一些农户劳力、农具、耕牛不足的问题，各级苏维埃政府还在边界早已有的农忙换工的基础上，动员和组织群众实行劳力换工和耕牛农具互助。一些地方还组织起了耕田队，互相帮助，共同克服生产中的困难。

        在动员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为了支持边界的农业生产，特委、军委还要求红军指战员在分兵发动群众之际，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以身作则，在率领三十一团一部到永新西乡的塘边一带进行边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时，他就曾带着贺子珍、贺敏学及三十一团团部的同志到泉水窝帮助乡亲们割禾，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促进边界经济的活跃，打破敌人的严密经济封锁，毛泽东等接受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和边界政府主席袁文才的建议，决定在靠近酃县边界的大陇开办一个红色圩场，以此沟通赤白区的贸易。

        1928年7月15日，大陇红色圩场正式开圩。这天，人们早早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圩场。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来自宁冈本县的农民，也有红军采购员，还有来自遂川、酃县、茶陵边界的小商小贩。圩场上货物堆积如山，土特产、中草药、家禽野味、布匹食盐、粮食油类，样样齐备，应有尽有，价格公道，秩序井然，整个圩场呈现一派兴隆景象。

        赖春风在《毛委员领导我们建立红色圩场》中，谈到了大陇红色圩场开辟对边界经济的积极作用：“大陇红色圩场开辟后，白区的商贩和人民群众一致反映：‘我们来到红色大陇圩场做生意，感到什么都比白区新鲜，心情格外舒畅，红区和白区真是两重天！我们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到根据地来做生意，支援根据地人民的斗争。’井冈山根据地人民群众说：‘毛委员真英明……’大陇圩场开得好，不仅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渡过了难关，而且促进了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使边界的农业生产在敌军的严密封锁下，反而有所发展。1928年秋，根据地获得了农业丰收，其中宁冈县的粮食有较大增长。这对保证红军的给养、巩固和发展根据地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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