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跃进”蕴藏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实危险。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讲经济问题先讲怎么弄清“实事” 。

        1976年10月，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为标志，中国人终于从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长期“左”的错误，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混乱和损失，问题成堆。

        在经济工作上，由于没有及时总结纠正“左”倾错误，继续冒进方针，不顾国情国力，强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结果又出现了“洋跃进”。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宣布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本来，当时经济规模已经很庞大，全国在建项目65000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700多个，要把这些项目搞完还要投资1650多亿元，要干3年多时间，但1978年2月26日到3月5日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十年规划纲要》又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全国基建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这次“跃进”，除了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在建设上求洋，企图从国际市场上买进一个现代化。1978年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的引进项目，金额高达78亿美元，这还只是一部分，全部签完还需要50亿美元。其结果，遭受“文革”动乱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经济战线全面告急，危机四伏。

        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是继续搞“两个凡是”；还是恢复真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墨守陈规、徘徊前进还是加紧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这样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了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面。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宣布的议题是，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下一年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再讨论三个问题：（一）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两个文件：一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一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商定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议题都局限于经济领域，核心是讨论如何采取一些措施实现“大干快上”。

        从这些议题看，当时华国锋考虑的，是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单纯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会议原定只开半个月。应该说，这些问题也是需要讨论的。但是，重大政治问题不解决，就难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经济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解决定安团结问题，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能有效地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全心全意投身“四化”建设的热情。因此，有些老干部提出要讨论历史上一些大是大非问题。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1月12日，会上出现了出乎很多人意外的情况。这天，在会议东北组的讨论中，在党内有崇高声望的陈云，作了一个似乎有些“离题”的发言。

        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

        接着，陈云话锋一转，提出了会议原定议题之外的一件重大事情。他说：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本来宣布的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陈云却谈到政治上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安定团结的问题，要求中央解决为薄一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干部以及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与会议主持者的意愿相比较，陈云的发言确乎是“离题”了。这样的“离题”当然是经过他认真的考虑的，是从党的事业的大局出发，是反映广大干部群众的意愿的。

        陈云的发言，实际上是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在此之前的“左”的错误的重大问题。如果这一系列影响大、涉及面广的政治问题能够解决，将使拨乱反正工作大大推进一步，并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打下基础，因而理所当然地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因此，虽然华国锋在11月13日在全体会议上要求大家从当天起转入对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对两个农业文件作了说明，但大家的发言都纷纷冲破华国锋规定的框框，在畅所欲言的气氛下活跃起来。

        从这些发言的热烈程度可以看出，陈云的发言不光是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更重要的是唤起了一种在中央会议上很长时间没有出现的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精神。经过陈云及一批老干部的带动，这种精神很快就在会议中形成了一种越来越浓厚的气氛。这种气氛不仅感染了每一个与会者，而且还推动中央领导核心采取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

        会议出现的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得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肯定和支持。与会者大受鼓舞了，气氛更加热烈。虽然华国锋仍要求大家从26日起转入经济工作的讨论，但是，会议进程已经脱离了他的主观愿望，转入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恢复实事求是路线等更彻底的拨乱反正问题上了。

        如果说讨论政治路线问题是偏离了会议预定的方向，那么还可以说，会议关于经济工作的讨论也与预定的调子差之千里，特别是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计划的安排，受到了很多尖锐的批评。

        搞经济工作，陈云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态度是大家非常注意的。而陈云也一直关注着经济问题的讨论，并进行了慎重而周密的思考。

        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组会议上再次发言，这次谈的是经济问。

        虽然要谈的是经济问题，但陈云发言首先指出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他说：“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陈云谈这个问题，是针对经济工作方面“左”的错误。虽然会议原定议题没有涉及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问题，但不及时总结纠正“左”的错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经济工作走不出徘徊，还可能重蹈过去一再折腾的覆辙。

        陈云将搞清“实事”称为“关键”问题，是有深刻含义的。表面上，没有人不同意“实事求是”，但实际工作中却并非如此。“左”的影响根深蒂固，还在桎锢着很多人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坚持“左”的错误思想，从教条和主观愿望出发，只看到有利条件，对国情国力的一些问题视而不见，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当时也有不同意见，但受到压制。1977年，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张劲夫反映党组讨论意见，认为财政困难不小，主张对“四人帮”破坏带来的困难要充分认识够，需要进行调整，却受到批评。1978年是拉长基建战线的一年，当年追加投资100亿元，其中第四季度追加 48亿元，财政部说明中央财政要出赤字，战线拉得太长，不宜再追加了，领导上不同意。1978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问题，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但因有的干部很不好说话，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样一来，实事求是只停留在表面上、口号上。因此，陈云强调搞清“实事”是关键，就是要求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这项原则。

        50年代陈云就曾说过：“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但是，此后的经济工作却一再无视“实事”而一味“大干快上”、“积极平衡”。“大跃进”盲目冒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误认为粮食不但过了关，而且多到不得了。1962年反“黑暗风”，也是因为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存在严重分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原因之一，也是出于对形势完全作了错误的估计，并将这种错误估计贯穿于政治、经济工作的全局。

        而“文化大革命”后搞“洋跃进”，同样没有将“实事”搞清楚。

        弄清事实的方法是什么？陈云在发言中指出，要“交换、比较、反复”。“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二是前后的比较……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

        这么多年过去，陈云再次提出弄清“实事”是实事求是关键，方法是“交换、比较、反复”的观点，当然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对过去经验教训在实践基础上的总结和升华。在经历了“左”的错误几十年的干扰后，广大干部群众对“左”的错误有了切肤之痛，而经济工作又面临开创新的局面的紧要关头，陈云再次强调这一原则和方法，对总结和纠正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有着重大的意义。

        陈云如此强调的“实事”，当时究竟是个什么状况呢？陈云在发言中谈到了过去一直讳莫如深的经济工作的一些矛盾，如：粮食问题上对农村压力太大，农民喘不过气来，建国快30年了，还有讨饭的，其他经济作物生产也紧张；工业引进项目没有循序渐进，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各省市机动财力不足；生产和基本建设安排规模过大，造成材料供应紧张，等等。

        既然陈云指出的矛盾是符合实际的，根据这些情况，当时“新的跃进”的条件并不存在，最紧迫任务的任务应该是调整。

        陈云在发言中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为此，陈云提出经济工作的五点意见：

        第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2000万吨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

        第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

        第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第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

        第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

        陈云过去因为实事求是估计形势、追求可靠发展速度一再受到批评，被看作“右倾保守”。但是他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没有轻易给当时的经济工作戴帽子，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问题，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方针和具体政策上的意见。他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而当时的“洋跃进”显然是只求积极不管“稳妥”。

        虽然陈云发言中谈到了当时财政体制准备进行的改革，谈到了旅游部门加快发展的计划。但总的来看，他强调的重点，是针对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进行纠正。陈云提出的实事求是、弄清“实事”等意见，使一些领导干部从过热的气氛中开始清醒过来，认识到经济工作冒进的问题。这些意见，与其他老干部反对经济工作“左”倾冒进的意见一道，汇成了总结纠正经济工作“左”倾错误的先声。

        12月18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于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会议为天安门事件、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案件平反，确定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至1975年一定5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允许购过头粮。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委员会第一书记，重新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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