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当时读过的一些哲学著作还有：
仅仅是1937年写作《矛盾论》和《实践论》，毛泽东就引用过12本著作，开列如下：
毛泽东不仅读马列经典原著，而且广泛阅读中外学者的著作，还写下了大量的批注。
李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1937年5月，他出版了《社会学大纲》，寄了一本给好朋友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全书854页，毛泽东自己说读过10遍，写了3500多字的批注。自己读了不够，他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张闻天领导成立了《资本论》小组，有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等一批理论家参加。他们编写了《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研究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到了延安时期，中共才逐步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充分了解和准确把握国情的基础上，构了未来中国的蓝图，从而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毛泽东曾自述10多岁才出山求学，读了几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几年资产阶级的书，到年才第一次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和红军将士又长期在山沟里打游击，接触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太多。因此，教条主义者进入中央苏区夺权时，就把一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军事顾问李德也曾嘲笑毛泽东是“无知的乡巴佬”。甚至在遵义会议以后，对毛泽东不服气的教条主义者还在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如有的人说：“毛泽东是精通孔孟之道的人，有这方面的学问，也精通国情，善于在农村活动，所以，他只能用孔孟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办事。”“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不够，不能成为党的领袖。”
这些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他曾多次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
正是基于对革命事业的巨大责任感和这种强烈的挑战意识，毛泽东到陕北后，就利用西北大联合后陕北局势相对平静的良好时机，阅读可以搜集到的马列原著和其他哲学著作，以极大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
引言
苏联米丁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也作过几千字的批注。
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读得最细。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先后在这本书的两个版本上用毛笔、红黑蓝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13万字的批注。书中还分别画了许多圈线。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从亲历者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人们爱书的程度：“过封锁线时，同志们为了轻装，把许多日用品都扔掉了，夹被、背包里却背过来一本、两本马列主义的书籍。”
在延安出版条件差的情况下，毛泽东利用各种途径搜集马列著作及其他著作。
在陕北，在延安，毛泽东读了哪些马列著作呢？
1936年9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通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刘、彭，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这种读书时尚对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对党的成长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
从近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看，从1936年8月至1941年，5年读书200多万字，并写出27000字的批注。
当时正在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亲眼目睹毛泽东的读书情况，在中记下了这一幕：
1936年10月，毛泽东给当时在西安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写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艾思奇著）《哲学概况》（张如心著，1935年10月出版）《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等著，柳若冰译，1935年3月出版《历史唯物论》（布哈林著，刘伯英译，1930年8月出版）《朗格唯物论史》（李石岑、郭大力合译，1936年出版）《机械论批判》（故托里雅诺夫著，任白戈译，1932年出版）《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严群著，1933年出版）等等。
在延安，虽然生活清贫，条件艰苦，但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学习、读书却成为一种时尚，蔚然成风。由此也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延安许多生活日用品缺乏，书店却不少。
“在延安城内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小城镇，到处都一样……特别引我注目的，是有许多书店。学生和红军战士们，正挤在柜台前购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普及版。国民党地区发行的杂志也可以看到，不过要晚一个月。”
列宁：（《哲学笔记》、《黑格尔〈哲学史〉第一卷〈伊利亚学派的哲学〉一书摘要》、《关于辩证法问题》、《共产主义》、《再论职工会，时局及托洛茨墓、布哈林之错误》、《做什么》、《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批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克思：《费尔巴哈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辩证法·量与质》。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基础》。）
请看抗日时期到过延安的德国友人王安娜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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