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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导演的红色恐怖剧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他声色俱厉地说:“现在是紧急的军事动员时期”,“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的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再不要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了!……共产党是欢迎一切失足的人变为抗日救国的中国人,每一个失足者都变为改过者。

        “一小孩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这是不说也懂得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主要是靠外面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

        因此,“我们号召来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最后,他说:“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抢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镇压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坚持,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抢救失足者》报告。窗外艳阳高照,听报告的人却意识到这是“新的恐怖信号”,心里涌上阵阵寒意。

        康生讲话后,“抢救失足者运动”席卷延安和整个边区。一向生气勃勃、充满着团结互助气氛的延安城,笼罩上了混乱和不安的阴云。所有的机关、学校、团体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坦白大会”、“控诉大会”、“抢救大会”、“规劝会”等各种会议夜以继日,出现了“抢救”高潮,坦白或被揭露出来的“国特”、“日特”、“复兴社”、“汉奸”、“叛徒”、“红旗党”、“坏人”等多如牛毛,各单位各机关都有。一时间,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清出的“特务”等竟达15000余人。有的单位除少数人外,几乎全成了“抢救”对象。中共中央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余人,便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参加整风的88人中,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挖了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延安警卫团竟然有80%以上的“国民党特务”。

        特别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特务”所坦白出来的“来历”及“罪恶活动”,离奇古怪,不可思议,有的和小说故事差不多。

        绥德师范一个16岁的男孩,名叫马逢臣,在“坦白”大会上,手提一包石头上台,交待他是受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而且是石头队队长,专门用石头杀人。

        另一名叫刘锦梅的女孩,年仅14岁,“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受特务指使,用美人计拉拢腐蚀党员干部。

        ……康生是何许人也?他竟然在延安导演了一幕红色恐怖剧,把一个朝气蓬勃的红都变成人人自危的场所。

        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山东胶南人,1925年入党,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1年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工作,1937年11月与王明一道回国。在苏联时康生原本对王明亦步亦趋,而到延安后,他先是耍两面派,后又见风使舵,做出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与王明作斗争的样子。在延安,康生担任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查干部的一部分权力。因此,在整风运动中,他当上了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

        担任总学委的负责人后,康一心想做出点成绩,借机捞点政治资本,好向权力上层挤进。而康生惟一拥有的就是在苏联学习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经验。

        在他赴苏时期,正是苏联肃反扩大化严重泛滥的年代。在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就愈多”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内的大批干部被扣上“反党分子”、“特务”、“外国间谍”、接受“外国津贴”等罪名,惨遭杀害。最后,连执行肃反任务的许多“契卡”人员也未能幸免。

        身在莫斯科的康生,把这些统统作为正面经验接受下来。回延安后,康生如法炮制。1938年1-2月间,他曾发表文章,信口雌黄地说陈独秀等人是“日本奸细”,说陈独秀从日本每月领取300元的津贴。

        整风开始后,康生抓住王实味事件作文章。

        人们都知道,延安整风的主要目标是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整顿三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党的历史,学习整风文件,统一全党认识。在1941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整风开始后,党内发扬民主,发动大家提意见,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意见特别多。王实味在写之前,就给毛泽东上书,批评延安“衣分五色,食分三等,贫富不均,贵贱有别”等等。在延安街头出现的名叫《轻骑队》的壁报,贴在大路上,内容也是批评等级制、不民主这些问题。

        当时,延安物资匮乏,对领导干部给予适当的物质照顾是合理的,作为知识分子干部应该理解;而个别不合理的地方,广大青年干部提意见也是可以的。但是,延安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当时延安的新老干部之间,根据地党组织与来自敌后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之间、工农干部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一提意见,有些老干部却产生猜疑,认为是冲着共产党来的,是反对党的领导。当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木给王实味写信,批评他“文章里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动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提醒他要注意提意见的立场和方法,不要走偏。

        再如《解放日报》文艺栏曾登过一篇作家马加写的小说《间隔》。小说写了一个老干部、游击队长喜欢一个从城市来的女学生。但他那种简单、纯朴、粗鲁的爱使这位女学生害怕,他们中间有很大的间隔。这篇小说引起老干部的不满,编辑部作检查,在整风中一再受批评。

        诸如此类都产生了矛盾。

        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极端民主化和自由主义倾向,引起了中央的极大重视,并对这一倾向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歪风,影响很广,如果不首先加以端正,就不可能把整风运动纳入正路。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整风矛头首先对准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这股歪风”。

        王实味写作、《政治、艺术家》等杂文,带头反对院长,主张全院大会民主选举,成为了批判的靶子。

        1942年6-7月,中央研究院等单位召开揭发批判王实味大会。会上有人揭发王实味讲过“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以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话。加上过去王实味又曾与托派分子有过交往,在康生的插手下,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王实味被扣上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被开除党籍,被捕入狱。

        这是把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典型范例。

        最无辜的还是成全、王里夫妇和潘芳、宗铮夫妇。王里、宗铮是复旦大学的校友,在延安有来往,而王里1936年初在南京时认识王实味,王实味与宗铮夫妇是近邻,彼此有些接触而已,他们却因此和王实味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王实味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影响了党中央关于整风指导思想的变化。

        1942年4月,康生向毛泽东汇报,情报显示,蒋介石正乘机而动,准备从军事进攻和内部破坏并举,搞垮中共;而且5月以来,国民党赞扬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并利用党内自由主义乘机开展特务活动。

        40年代,国民党一再制造反共事件。中共中央主张:“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要反对。”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表示:在学习和检查工作中,实行干部鉴定,对干部的思想和组织观念,实行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

        6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

        的确,在整风前和整风期间,陕甘宁边区发现了坏蛋——边区保卫部门破获了一些特务案件。

        当时著名的特务案件有“军统局汉中特务侦察训练班”一案。戴笠于1939年底在陕西汉中县陈家营村开办的一个特务训练班,两年左右训练了几百名特务,其中派往陕甘宁边区的有40多名。其主要任务,是打入我要害部门,刺探情报,进行破坏。不久,绝大多数人被我方查了出来,或秘密做了坦白交待。

        与此同时,敌占区的日本特务机关也向边区派遣了特务。

        负责肃反和安全工作的康生借此大肆宣传,说边区“特务如麻”。

        这个不实的情况,影响了毛泽东的认识和判断。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于是,延安的中央机关和院校在12月开始审查干部的工作和反特务斗争。各单位发动每个干部写自传,反省思想,反省历史,调查社会关系。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即有名的《四三决定》)。

        在对敌情错误估计的基础上,对整风的目标作了修改。《决定》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是说,整风变为了审干和肃反,从思想洗礼变成组织清洗。

        康生既然已抓出了一个王实味,当然想再揪出大批的张实味、李实味。

        1942年11月,康生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制造了一个张克勤案件。

        2张克勤,1936年10日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往甘肃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林伯渠同意调往延安。张到延安后,国民党特务抓了他的父亲和妻子,这两人都是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党。然后是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刊登过一批自首人员的名单,第一个名字便是张克勤。恰恰在整风期间,重庆的一个特务寄给张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康生便据此派人把张克勤抓起来,进行审讯,问他是怎样当特务的?又是怎样被派往边区进行破坏的?

        张克勤起初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审讯人员就进行“逼供信”。在经受了几天的肉体折磨和车轮战术后,19岁的张克勤承认自己是特务,并交代了所谓的特务组织系统及其他特务的名单。

        康生如获至宝,得出结论:“甘肃党是红旗党”(即打着红旗反红旗之意)。并说,这个案子“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

        由此,不仅甘肃党成了“红旗党”,而且陕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来自这些省的地下党员,都有特务嫌疑,都是审查对象。

        在康生的指示下,许多做过地下党工作的同志,先后被押到延安接受审查。

        1942年12月6日,康生在边区高干会上作了反奸细斗争的报告。

        接着,他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三者之间是必然联系,铁的规律”。

        1943年4月初,胡宗南派他的高级参谋胡公冕为首的代表团到延安和我方谈判,并派特务分子侯声(胡宗南部的副师长)同行。康生以“防止边区内部特务与胡宗南代表团交往”为由,亲自圈点了一个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嫌疑分子的名单,指令边区保安处于4月1日晚抓人。后来,他还得意地说:“4月1日晚来了个突变,一夜鸡犬不闻就捉了200多人。”

        事前,保安处的干部提出证据不足,康生则说:“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了弄清问题。”这些说明审干肃反扩大化已在所难免。

        《四三决定》发布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

        首先,康生又让自己制造的张克勤案件派上用场,让张成为“坦白典型”,骑上高头大马,戴上大红花,先后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等单位去作“坦白动员报告”,进行现身说法。

        大批“特务”是怎样坦白出来的呢?

        据张克勤后来回忆:“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号召坦白的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住看,看着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

        在当时形成了“坦白”光荣的气氛。为了鼓励“坦白”,很多单位决定,凡坦白者给点心、饼干吃,并在大会上戴大红花表彰。

        别小看了点心、饼干的作用,在40年代的延安,经济异常困难,有时只能喝稀粥,能吃到饼干是一种奢侈。

        在此氛围下出现了许多闹剧:

        行政学院九班有一个组的同志,全部“坦白”成“叛徒”、“特务”、“反革命”。会后立即举行庆祝会,大家捐钱买花生、红枣,还邀请其他没有“坦白”的人去参加。

        边区政府总务处处长是一位老干部,平时勤勤恳恳,与群众打成一片,很受同志们的欢迎,开过“坦白”动员大会后,很苦恼,因为他手下工作人员是出身贫苦、历史清白、文化程度低的勤杂人员,没有问题“坦白”。为此他弄得吃不下,睡不香。总务处的同志们看在眼里,便私下商量:为了解除老处长的苦恼,而且“坦白”了还能吃饼干、戴红花,大家一齐去“坦白”算了。于是,大家一齐“坦白”是“特务”,上上下下皆大欢喜。

        这样从保安机关到一般机关,假坦白越来越多,有了7月15日康生报告中450人向党坦白悔过的数字。在这种“坦白”中已埋下冤假错案的种子。

        但是,康生仍不满足,他急需扩大战果,显示他的工作成绩和能力。他耸人听闻地说:“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

        7月15日,他又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让形势变得咄咄逼人。“坦白”的人数不够多,就逼、供、信,甚至凭主观臆断,任意指鹿为马。

        康生说,到延安来的广大青年和干部,有70%~80%政治上靠不住。因而在当时社会部“将一切嫌疑分子,甚至将许多新知识分子干部,都主观肯定为特务分子,以为既有嫌疑,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域内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必有头子;既有头子,必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中层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而才认为坦白彻底。”

        康生常常拍着胸脯说:“看×××那个样子就像特务”。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许多离奇案件出现:

        有的女同志爱打扮,就被说成:“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一位进步女青年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便怀疑她是“日本特务”。

        一位中组部的老同志在北平上学时,跟一个牧师学过外语,被打成“意大利特务”。

        更有甚者,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喜欢聊天散步,谈谈云彩,说说月亮。于是被捕风捉影者诬为组织反革命组织“月亮社”、“乌云社”……还有一桩后来成为“笑柄”的事情,反映人们精神紧张的程度: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同志,一天因工作回家迟了,半夜到家,新媳妇仍独守孤灯等待他。他不仅不为之感动,反而认为她有问题,硬揪她到一位负责同志那儿交待问题。

        为了得到口供,抢救运动中,对被审讯人员施刑,“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

        因此,在抢救运动中,一些人上台“坦白”,下台大哭。也有的今天“坦白”,明天翻供。

        还有的因经受不了不白之冤而精神失常,上吊、投井自杀。

        整个延安一时陷入了混乱和不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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