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一五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工业成套设备引进工作,受到极左势力百般阻挠。
陈云不惧非难: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在引进国外大型设备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大动作。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正式提出“四三方案”,建议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市场、找资金出路的有利时机,在三五年内集中引进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初步提出引进43亿美元的方案,争取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充分发挥作用。这些引进项目,包括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斯贝发动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这些项目连同后来追加的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51.8亿美元。我国利用这些设备,并通过自力更生的生产以及技术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项目,总投资额200多亿元。1979年合同履行完毕,花了39.6亿美元,到1982年这些项目全部投产。
这样的引进规模是十分大胆的。确定这个方案之前的1972年,全国进出口总额才区区48.4亿美元,其中进口才22亿美元。而这个方案初步定的进口规模就是前一年进口额的两倍!“四三方案”是在纠正“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过程中,我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我国经济部门试图打开封闭的国门,走向世界的一个大胆尝试,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这项引进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政治干扰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遭遇重重阻力和非难。“违反自力更生方针”、“进口风”、“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各种帽子时不时从一些阴暗角落里飞来。
1973年10月3日,陈云经请示周恩来后,离京赴广州,视察当年的秋季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的出口商品交易会,一直是遭受外国封锁的新中国外贸出口的重要窗口,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闭关锁国的时期更是如此。
但广交会也难逃极左思潮的冲击。1972年秋季交易会和1973年的春季交易会,在资本主义市场商品价格上涨的大背景下,发生外商抢货现象,广交会商品也水涨船高。秋交会是不是还能这样?有些人从主观出发,想定高价,甚至说提价是马克思主义,降价是修正主义。
陈云是不同意这种从“政治”出发定价的方法的。他早就要求外贸部门从实际出发注意研究价格问题。七八月间,他又先后三次同外贸部负责人及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要求外贸部管好商品价格波动,当好国家对外贸易的经理。商品价格要适应国际行市,高了应该退下来,低了也可以提上去。
10月7日陈云一到广州,立即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当谈到商品定价偏高会影响成交时,他说:商品定价不能凭主观愿望,而要根据市场行情。价定低了,我们吃亏;定高了,外商不买,东西压在那里,而且失去了国外的市场,我们也吃亏。
10月12日和16日,陈云听取外贸部负责人关于广交会情况汇报后,陈云指出,批判稳价思想,不等于提价就是马克思主义。稳价多销不对,但高价高到卖不出去也不对。
还有人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陈云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坚持自力更生的。但是,现在国内棉花不够,要做到自给有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要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
他心里仍然记挂着一米七轧机进口问题,说:“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11月30日,陈云致信周恩来,表示:我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工作全无知识,或者知之甚少,准备学几年,总能学到一点。
但是,“四人帮”为了抢班夺权,已经按捺不住了。1974年初,他们操控“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重新工作不久的老干部,使各条战线陷入新的动乱,使刚刚好转的局势重新恶化。
1974年2月10日,江青跑到四机部讲话,楞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设备引进考察团礼品——玻壳蜗牛,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1974年10月又挑起“风庆轮事件”,使引进设备和外贸工作受到强烈冲击,陷于停顿。
但陈云的调查研究和思索并没有停顿。他的眼光已经放得很远、放得很长了。这一时期指导外贸工作获得的宝贵经验,将要在即将来临的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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