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并没有通知红四方面军，这一重要的消息是红四方面军电台通过监听敌人的广播得到的。在红四方面军的建制中，电台是人数最少，但功能最为重要的部门。

        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始建于1931年鄂豫皖时期。受中共中央派遣，1931年10月，宋侃夫、蔡威、王子纲等电台工作人员陆续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开始组建红四方面军电台。1932年2月，商（城）潢（川）战役歼灭敌张钫部一个骑兵旅，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由宋侃夫、蔡威、王子纲、徐以新为主组建了红四方面军第一部电台，宋侃夫任台长。

        红四方面军第一部电台开设后，立即与中央苏区沟通联络。红四方面军发出去的第一封电报是向中央报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建制。第二份电报报告了黄安战役、商潢战役的胜利。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第一份回电是祝贺胜利，并通报了全国各个苏区的一些情况。

        以后的苏家埠战役缴获了敌人几部电台和大批无线电器材，红四方面军电台扩建为一台和二台。一台直属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军委，由宋侃夫和王子纲负责。二台随战斗部队行动，由蔡威负责。在人手少、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工作，开始为总部领导和各战斗部队起到了眼睛和耳朵的作用。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对电台工作非常重视，总部保卫局长周纯全专门安排了一个警卫连为电台提供二十四小时的全天候保卫，为电台工作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到了四川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扩大电台规模，在通江毛浴镇，开办了电台训练班，总部成立了电务处，宋侃夫任处长，电台扩大为五个台，每个军配备一部。一台台长王子纲，二台台长蔡威，三台台长由宋侃夫兼任，四台台长游正刚，五台台长徐明德。

        红四方面军电台建立以后，除了对中央和各苏区互相通报情况外，还负责收听敌台广播，破译敌人电报，向领导提供敌情情报等重要工作。

        敌人使用无线电台的时间也不长，保密等工作做得也很差。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台台长王子纲在电台监听时听到敌人的问答，由此知道了敌人的地址、番号和长官姓名。总部首长非常重视这个情况，要求进一步加强侦听的力度。从这次开始，宋侃夫、蔡威、王子纲都参与了侦听和破译敌人电报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努力，基本摸到了敌人电台工作的规律。

        宋侃夫，江西萍乡人。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他长期任电台报务员、处长、局长，对红军通信联络、电信建设、侦破敌军军事情报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宋侃夫历任中共沙市市委书记，武汉市市长、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常务书记兼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宋侃夫回忆：

        ……最初搞出来的叫“通密”，这是最普通的密码，它的底本就是明码。只要敌人电台以“通密”发报，我拿起电话就可向总部领导念出电报内容。“通密”是田颂尧用的。刘湘用的是一种。蒋介石用的是另一种。真是像变戏法一样，各有各的变招。但只要有一个密码本子作基础，怎么变化都能猜得出来。这期间，我们每一次收到敌人重要密电，就打电话向张国焘、徐向前同志报告。特别是通江第一次收紧阵地后，我们破译了敌人兵力部署的电报，就及时向总指挥部报告。开始张国焘半信半疑，后来把现地侦察的情况，与通过电台侦听到的情况相对照，两方面的情况完全一致，他才信服了。

        一天，深夜两点多钟，张国焘带着警卫员步行四五里路，悄悄地到我们电台来了，看到我们正紧张地工作，有的收报，有的译报，有的发报，他的怀疑才有所消除，说了一句：“你们辛苦了！”这以后，张国焘见到我们电台的同志就比较客气了。

        对敌斗争形势不断发展，我们的“战斗”也愈来愈紧张。敌人的密码改得很频繁，几乎是一个星期就改换一次，越改越乱了，我们把它叫做“烂码”，破译起来比较麻烦，但我们一认真，花两三天集中精力干，也就解决了。

        ……

        宣（汉）达（县）战役打刘存厚，就是破译了敌人兵力部署的电报，红军先敌一步占领蒲家场、宣汉，直插绥定（达县）城，歼敌六个团……

        反六路围攻时，在万源南面、宣汉西边的笔架山，这是个很险要的山峰。敌第五路王陵基部企图强攻，我们从敌人电台获悉情报，立即报告总指挥部。我军迂回包围了敌人，使强攻笔架山之敌，受到我主力左、右两路包抄的夹击。敌人在电台呼救：“笔架山红军火力很强……左面发现红军，右面发现红军，火速派人援救！”敌人用的是英文讯号直接通话，我们及时收听翻译，报告总部领导。总部领导情况明、决心大。徐向前同志亲临前线指挥，打了一场歼灭战。同志们高兴地说：“这次战斗的胜利，也有电台的一份功劳！”

        蔡威是红四方面军中另一位著名的电信专家。蔡威，福建省宁德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蔡威在同济大学学习的就是无线电技术，后来被吸收进了中共中央特科无线电小组。蔡威不仅能自己动手装电台，修电台，更能够侦听破译敌人的无线电密码。1933年初反“三路围攻”，蔡威成功地破译了田颂尧的密电，让徐向前了解了田颂尧的部署与行动，在空山坝战役中，一举歼敌十三个团。战后，蔡威受到总部特别嘉奖。1934年，在粉碎刘湘“六路围攻”的作战中，蔡威不但破译了四川军阀的密电，而且利用地下党员武志平提供的蒋军密码，截获和破译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往来电报，为宣达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933年1月，蔡威担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第二台台长，开始对敌电台进行技术侦察工作，仅仅一个月，就成功破译敌军密码。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为了把截获破译的敌军情报及时报告党中央，蔡威每天傍晚起就守在电台旁，开始和中央红军联系。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蔡威屡建奇功，做出了特殊贡献。

        蔡威爱机如命，整天泡在机器边琢磨。有一次，敌机空袭旺苍，警卫连通知电台所有人员离开房屋躲避空袭。蔡威却不管不顾，忙着抱来棉被盖在机器上。警卫连长急得去拉他，却被他推到一边。连长情急之中问他：“你就不怕炸弹？”

        没想到蔡威真的一屁股坐在机器旁：“你们走吧，我不走了。”他不走，警卫连长为了保卫他也不走了，虽然外面爆炸声隆隆，他和警卫连长两人守在机器边硬是没挪窝。所幸敌机的炸弹没有一枚命中电台。

        1936年，红四方面军滞留西康高原时，蔡威不幸染上了伤寒。病重期间，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首长都守在他身边。傅连暲和苏井观两位红军中最有名的医生想尽办法挽救他的生命，可没有药品，最终他还是被伤寒夺去了生命。去世时，蔡威才二十九岁。

        王子纲，河北定州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中央派遣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后，先后担任参谋部电信处秘书长和电讯教员。后担任红四方面军电台一台台长、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台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邮电部副部长、部长，为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建设和新中国的邮电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在宋侃夫、蔡威、王子纲、游正刚、徐明德等一大批红军报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发挥了其“眼睛”和“耳朵”的作用。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们就是依靠这些“眼睛”和“耳朵”，了解敌人的部署和动向，然后转报给中央红军，陈昌浩主要负责这项工作。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宋侃夫、第二台台长蔡威都是无线电台侦听和密码破译工作的高手。他们从四方面军的电台中抽出几部，利用手中掌握的密码，组织专门人员全天二十四小时侦听敌人的电台联络，破译后经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人确认后再发给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青海军区司令员肖全夫在《忆无名英雄蔡威同志》一文中写道：

        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长征以后，我们电台的工作就更加繁重了，既要和中央红军及时取得联系，又要向他们提供有关敌军的情报。

        由于军情紧急，瞬息万变，特别是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更是时刻需要了解敌人的部署和动向，那段时间，陈昌浩有时候整夜守候在电台前，不敢合眼，生怕错过了重要情报。宋侃夫回忆：

        一九三四年底，中央红军在贵州被敌人堵截、追击，每天行军很紧张，没有时间收听敌台广播，我们就跟踪敌人电台，逐步查清了中央红军前后左右的敌情，整理后，先送总部领导看，然后再发给中央红军的电台。会师后，见到中央红军电台的同志，他们说：红四方面军电台提供的情报很快、很准，对一方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5年1月4日，电台截获了敌人在中央红军周围的部署情况，蔡威破译出来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核对确实，迅即决定，火速向中央发报：

        廖泽之援黔所谓模范师第三旅及穆瀛洲旅共六个团，原集中泸州拟取道南川、正安入黔。刘湘约五师，陈鸣谦部及田中毅旅共约九团在川南，陈之达在石柱、黔江，袁旅在涪陵、彭水，田旅在酉阳、秀山正赶筑碉堡，取守势，咸丰为渝团，来凤为潘旅，古宋、叙永、赤水一带无敌。肖、贺已占慈利，徐源泉一部开往剿肖、贺。吴焕先同志所率领之红二十五军约三千人，现已到商南一带。刘湘六十团在绥、宣、城口，李、罗、杨森共约三十团分布营山双河场，仪陇前方至新政坝线，田敌颂尧三十团在阆、苍、南嘉陵江两岸。邓锡侯敌十五团在昭化、广元、剑阁一线，胡宗南师之丁旅到广元，余部在碧口、略阳一带。陕南敌约十七团，集中南郑六团，萧之楚部约九团白河到郧西一带，荣景芳师在竹山、竹溪一带，上官云相之四十六、七十六两师有开安康进万源之说，敌正赶筑碉堡。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方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如何请示。

        这份电报将当时中央红军周围的敌军分布情况较为详细地报告了中央，此时正值中央黎平会议以后，遵义会议之前，中央红军正处在敌人围追堵截最困难的时候，应该说，这个电报对于正在艰苦转战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太有价值了。宋侃夫曾回忆：“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延安曾对我讲，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呀！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特别是长征在贵州期间，是你们提供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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