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川陕苏区经济发展就必须要认识郑义斋。郑义斋原名邓少文，河南许昌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做秘密交通。1930年，为开展工作，邓少文改名郑义斋，在上海开办了义斋钱庄。1932年，郑义斋离开上海，受命前往鄂豫皖苏区工作。在鄂豫皖苏区，郑义斋身兼数职，既任苏维埃政府财委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又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还兼任兵工厂和造币厂厂长。红四方面军千里转战来到川陕，从部队的后勤给养到后勤基础设施建设再到全苏区的经济发展全都靠他统筹规划、运筹帷幄，和在鄂豫皖苏区一样，郑义斋成为名副其实的川陕苏区“大管家”。

        郑义斋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部队入川后，一万多人每天的吃饭是首要问题，一天少说要消耗一两万斤粮食，随着部队的扩大，每天的粮食消耗不断上升。各部队首长一见面就冲着他要粮食。郑义斋为了粮食问题焦头烂额，到处奔波调查研究，寻找办法。他很快发现一个问题：以往部队每打下一处地方，总是把地主土豪的粮食就地分给穷苦百姓，自己随身携带的粮食最多不过维持三五天。部队行军作战流动性大，不可能背着粮食行军打仗，都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这就给后勤部门的粮食供应造成极大的困难。建立苏区后，部队的活动范围都在面积不大的苏区里，部队的活动也有一定的规律，只要在各地建立一批粮站，就能有效缓解部队粮食供应问题。通、南、巴是山区，这里水田少，旱地多，土地都在地主土豪手里，每年的粮食收成绝大部分都以收租的方式集中到地主土豪家里，穷人则一无所有。为了度日，老乡们在房前屋后、岩壁陡坡等不能种植粮食的犄角旮旯种一点红苕、土豆，荒年时就不至于饿死。现在，把地主土豪的粮食全都分给当地百姓，他们也是收藏在家里，到时部队无粮还要向老乡买。郑义斋向总部提出：打土豪破仓分粮时，只给最穷的人家分一部分粮食，大部分粮食集中起来，由总经理部在全苏区设立多个粮站和转运站，站与站之间距离不要太长，同时在各基层苏维埃组织一支运输力量，保证部队无论在哪里集中作战，都有饭吃。这样部队也不会与民争食，同时，也使闯入苏区的敌人得不到粮食而处于困境。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实行。在他的指导下，总经理部建立了总站、分站和供应点的粮食供应体系。红四方面军数万部队在川陕两年多的时间，几乎无日不战，但依托各级苏维埃政权设在苏区各地的粮站体系和运输队基本解决了部队的吃饭问题，即便是像反“六路围攻”这样持续十个月的大仗，部队也维持了基本粮食供应。郑义斋的粮站供应体系为战斗胜利和部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要解决粮食困难，根子还在生产。长年的战乱，导致川北很多地方田地荒芜，有些地方，地里不种粮食种大烟。郑义斋建议，人人动手，开荒种粮，屋前屋后，种瓜种豆，解决粮荒。徐向前、陈昌浩非常重视郑义斋的建议，指示红军各级政治机关协助政府开荒种田，毁烟种粮。川陕省委也专门下达指示，号召“多种粮、多种蔬菜、多喂牲畜”，经过一年努力，到1934年，全苏区的粮食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部队粮食供应困难的局面得到缓解。

        红军入川后，食盐曾一度是一个严重问题。仪南战役后，红军占领了部分盐场，有的盐场主逃跑时，将盐井破坏。得到消息，郑义斋立即带人赶赴盐场，组织恢复生产，同时动员地方苏维埃组织运输队，将大量存盐运往后方，既供军食，又作向群众换粮、换布之用。关于盐，郑义斋和徐向前之间还有一段故事。

        郑义斋与徐向前是老战友了，两人关系很好，有一次，郑义斋在徐向前处商量工作，到了饭点，徐向前留郑义斋吃饭。两盘青菜，一碗米饭，几个蒸土豆。郑义斋吃了一口菜，淡而无味。他心里“咯噔”一下。苏区缺盐，红军缺盐，现在总指挥的盘子里也是淡而无盐，作为总后勤部长，他觉得自己工作没做好。三天后，郑义斋设在敌占区的地下交通站送来了一批盐。郑义斋如同见到黄金一样，捧起这珍贵的盐反复掂量。他拟订了详细的分配方案，然后专门交代，给他留下一小包，约有半斤。他派警卫员立刻给徐向前送去。过一会儿警卫员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包盐，还附有徐向前的一封信，信上写着：“义斋同志，谢谢你的好意，我这里已经有了卤盐水，盐巴还是留着你自己用吧。”

        看着徐向前的信，郑义斋心里一阵难过。想了一会，他再让警卫员将盐送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医院院长周光坦从警卫员那里知道这包盐的来历后，感慨万千，将这件事告诉了伤员们，伤员们深受感动，一些较轻的伤病员当场就要求出院返回部队，经检查，共批准了十六名伤员返回部队。这件事一下子传开了，成为川陕苏区的美谈。

        夺取政权靠军队，建设政权就需要发展经济，要改善苏区财政收入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就必须要开展经济建设，增强经济活力。为发展经济，满足苏区军民日常需要，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川陕省苏维埃成立财经委员会，郑义斋任主任，财经委下设建设局，领导各地开办各类工厂。作为

        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和苏区财经委员会主席，郑义斋对红四方面军后勤建设和苏区经济发展全面规划，具体落实。

        红军入川前，川北经济凋敝，根本没有工业，可称得上工业的只有几家军阀、资本家自办的小型兵工厂，民间的所谓工业只有一点制作小型农具、酒、火纸、土布及榨油等的小作坊。在郑义斋的筹划下，首先创办的是各级军需工厂。

        郑义斋将军工企业分为方面军、军、师三级军械修理厂、所，军、师修械所负责修理枪和毛病较小的机关枪、炮，军、师修械所修不了的，均送方面军总经理部修械厂修理。军械修理最缺的是技工，郑义斋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想方设法寻找当地的技术工人，把他们请来安排在军、师修械所和总经理部军械修理厂。自从达县缴获了刘存厚的军工厂和造币厂后，郑义斋高兴得不得了，与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一起连夜赶往达县，亲自组织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搬运。机器是要人来操纵的，有了机器，更重要的是要操纵机器的技师，机器可以搬走，要搬动技师就需要做耐心的工作了。郑义斋同达县党组织一起，向兵工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为红军制造枪弹。最终，连厂长何阳洲在内的几乎全部原来的军工人员都进入了根据地，壮大了苏区军事工业队伍。在郑义斋的亲自领导下，红军很快在通江苦草坝、得汉城，苍溪县文昌场等地建立了红军军工厂、修械厂、纺织厂、被服厂、子弹厂、炸弹厂、造币厂、火药厂、斗笠厂、造船厂等，苏区的军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了。

        1933年1月，总经理部将鄂豫皖根据地迁过来的军工厂，设于通江城附近的苟家湾，工厂有工人一百余人，主要修配枪械、装配弹药，成为根据地军工生产的基础。宣达战役缴获军阀刘存厚大量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后，红四方面军军工厂扩大到一千余人，各种机床一百三十八台，厂房分布于苟家湾南北长四里、东西宽三里的十余座民房内。1934年3月反“六路围攻”收紧阵地，苟家湾兵工厂迁苦草坝锣坪，建成红军锣坪军工厂。厂房占地面积二十四万平方米，共有房屋八十间。工厂由原刘存厚军工厂厂长何阳洲任厂长，负责技术指导。全厂分设兵器制造厂、子弹厂、炸弹厂、制药厂及一枪房、二枪房、三枪房等生产部门。自反“六路围攻”到撤离川陕苏区的一年多时间，该厂克服种种困难，共翻造子弹、制造手榴弹一百多万发（枚），修理机枪两百余挺、迫击炮两百余门，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此外，还有各类中小型的兵器制造厂如长赤禹王宫兵器厂、巴中（清江）综合工厂、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军械修理厂、红九军随军兵工修配厂、江口红军斗篷厂、军械修理所、南江县造枪厂、石庙子兵器厂、正直兵器厂、陈家湾兵器厂、文昌宫铁工厂、粉市梁铁工厂和乐台寺铁工厂。就是在这些不起眼的多的上百人、少的只有十几人的各家小工厂，工人师傅们挥汗如雨，日夜不停，为红军战士打造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刀、长矛，基本保证了红军部分枪支弹药和全部冷兵器的供应。

        除吃饭、兵器外，穿衣是部队面临的第三大问题。入川之初，部队千里转战，一路又无补充，军装破烂不堪，入川时又是隆冬，数万部队的军装成为一大问题。郑义斋认为，仅靠总经理部一家被装厂，生产、运输都成问题，他将方面军被服厂拆分到各军、师经理处，成立被服分厂，按照相同的规格组织生产，各军、师共同参与军用被服的生产，也减少长途运输的困难。进入川陕后，红军队伍迅速扩大，服装供应问题再次尖锐起来，很多军、师长找到郑义斋：扩大红军要有军装，没有军装，人家不愿意来。你给我多少套军装，我就能扩大多少红军。徐向前、陈昌浩也专门过问军用被服供应问题。郑义斋几管齐下，他将总经理部被服厂拆分成三个工厂，统一筹划，分工制作冬夏军服，保障部队的供给；为解决布匹来源，组织总经理部在全苏区设站收购土布，同时派人向苏区边沿地区商贩采购布匹。经过努力，全军1933年和1934年的冬夏服，做到了统一供给。军需被服企业主要有如下几家：

        1933年1月，总经理部在通江县城郊南岭、蹇家山建立了红四方面军被服总厂，全厂有男女工三百余人，但只有两台缝纫机，绝大部分军装靠手工缝制。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将缴获军阀刘存厚大量机器设备和军需物资运回通江，红军被服总厂的男工厂扩大到三百余人，编为一个连，缝纫机增加到八十多台，日生产军装六百五十套；女工厂扩编为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后为杨文局），政委王泽南，下设三个连约五百名女战士，其中一、二连驻通江生产，三连驻巴中恩阳河被服厂生产，主要生产军服、八角军帽、军鞋、挂包、子弹袋、绑腿带等。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期间，被服总厂曾转移到通江苦草坝、得汉城、瓦室铺等地坚持生产。1934年12月随军西撤参加长征。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纺织厂建于通江苦草坝，初期只有几台织布机。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后，将缴获刘存厚部的织布机全部充实到该厂，织布机增加到四十七台，工人一百余人。该厂生产窄幅和宽幅两种布匹，供被服厂做军衣用。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染整厂建于通江苦草坝，工人一百余名，主要任务是漂染收购来的和纺织厂生产的粗布（土布）和细布（洋布），送到被服厂做军服和造币厂印制布币。

        1933年7月，总经理部在通江县蹇家山建立弹花厂，有弹花工三百多名，工厂编成营级单位，下设连、排，弹出的棉花主要交被服厂缝制被子和棉衣。1933年春，总经理部在通江苦草坝建立斗笠厂，1934年初迁通江碧溪场，与总经理部碧溪织布厂和铁工厂合并，编为三个连，每连一百五十余人。两年多时间编斗笠两万多顶。1933年3月，在通江城外南岭建立皮件厂，工人七十余人，主要生产子弹袋、手枪套、枪背带、马辔头、马刀鞘、文件包、皮鞋等。

        川陕的军需工业为保障部队军需供给，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军事工业外，民用工业也有了恢复性的发展。1933年，中共川陕省委在《红五月工作决议》中号召：“各处开办各种手工业工厂，特别要发展对红军和工农群众日常需要的物品的生产。”

        红军总经理部、保卫局配合各县经济公社，在通江钢溪河、南江大黑滩等地，建立了钢铁厂和煤厂。当时规模最大的通江钢溪河铁厂有八个分厂，两千多名工人，两年时间生产铁近两百万斤。南部的盐场，江口的水烟和酒，旺苍的煤矿，通江、南江、万源的煤铁厂、锅厂，以及散布在整个苏区的纺织厂、造纸厂、木工厂、草鞋厂、缝纫社、篾工厂、织布厂等小型工厂，工人总数近万人。川陕苏维埃政府在《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中明确规定：“奖励开办各种工厂与企业，欢迎自由投资，苏区、白区各种资本可以自由经营。在严守苏维埃法令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商店、工厂自由营业，而且加以保护，利用他们来供给苏区的需要和发展苏区的生产。”

        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虽然苏区战火连天，但私营工业和销售工业逐渐恢复和发展。除了工业企业外，交通运输、邮政、电信也逐渐起步。

        通江、南江、巴中、江口等地崇山峻岭，交通十分闭塞，县、区、乡之间只有羊肠小道相通，运输全靠人力。境内几条主要河流只可行一吨左右的木船，且滩多水急，险象丛生，一遇枯水，只得停开数月。这种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给红军的行动、经济发展、物资交流运输带来了严重困难。川陕苏维埃政权一建立，即动员群众配合红军，进行必要的交通建设。在统一规划下，修建了巴中至南江、巴中至通江、巴中至江口、巴中至阆南的四大交通干线，方便了苏区内外物资运输的流通。

        1933年初，红军和当地苏维埃，先后在通江毛浴镇、南江沙河、巴中城西门外，各建造了一百余米的木桥，最大桥梁为毛浴红军浮桥。大桥全长一百多米，宽两丈余，桥分三层，下为慈竹捆子与木船，中为木方，上为木板，全部用石灰水煮过的纤藤捆绑，坚固结实。1933年12月，反“六路围攻”开始，为有利于部队机动，巴中道苏维埃政府主席联席会议作出决定：各级苏维埃在各交通要道，设立交通站，接近河边一带的地方，马上把船工集中，制造大批的船，动员群众在各地多架一些桥梁，改造一些道路。

        巴中、长赤、红江、江口等县苏维埃组织群众修筑了多条通往区、乡的道路，如清江渡到通江、通江烟溪场到涪阳坝的干道山路，通江沙溪嘴到苦草坝、南江八庙垭到大河口到涪阳坝的横山便道等。其中最著名的为从通江到江口的“汉中大路”，有些路段还铺成了石板路。南江北极乡还留下一条红军石刻标语：“自古崎岖路，向阳坡培修大道。”经过苏区军民的努力，苏区基本形成以巴中、通江为中心的川陕苏区四大交通干线，即由巴中到南江，巴中到广元、万源、宣汉、达县，通江到巴中、江口，通江到营山、渠县。

        川陕苏区的作战基本都在苏区境内进行，部队的粮食、弹药、给养、伤员运输，都要在苏区内解决，川陕省以及各县乡苏维埃组织了与作战部队几乎等量的十余万人的庞大运输队伍，运输队按军队编制编为班、排、连或小队、中队、大队，十人为小队，三十人为中队，一百二十人为大队。由于青壮年男子都参加了红军，运输队的主力几乎全是妇女和年纪稍大的人，有的运输队里甚至还有十几岁的孩子，地主、富农则在监督之下参加运输队。为解决运输队长途跋涉面临的吃住问题，各县苏维埃在主要交通沿线每隔三五十里就设有类似于今日兵站的交通站和招待处，为过往交通运输人员免费提供食宿。通江到巴中一百七十里路途，中途设有鹦哥嘴、杨柏河、杀牛坪、右垭口等七个交通站和招待处。长赤到南江也设有沙河子、二洞桥、石矿坝、东榆铺等七个交通站和招待处。因为过往的运输队数量太大，招待处厨房日夜灶火不息。南江沙河子街的周腊梅曾跟着母亲在招待处帮忙做饭，她回忆道：那时厨房里开流水席，每天人来人往，来了就要吃，吃完就赶路，最多时一天要煮近一千斤大米的饭，招待处里有一百多个床铺供来往部队和苏维埃人员住宿，有时半夜三更还有人来住宿。

        邮政与通信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川陕省苏维埃交通委员会下设赤色邮政局和电报局，区、乡设代办所，负责各级机关报、部队和民间邮件、电报、报刊的传递工作。县邮政局一般有局长、文书各一人，到各地送信的传令兵、交通员十三人左右。南江大河邮政局通信排长何朝开曾回忆：当时邮政人员必须做到：急件随到随送，如文件报纸封有“火速火速”字样，深更半夜都要送到；战线打到哪里，邮政人员必须冒枪林弹雨将标语、传单散发张贴到哪里；既是邮政员，又当战斗员，送信时身挎步枪一支，马刀一把，手榴弹数枚，随时随地准备参加战斗；严格保密，包括自己的亲人也不准看信件，身上随时带有火柴，敌众我寡时立即销毁文件。

        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商业。根据地建立初期，对私营商业一律没收，结果导致市场供应困难。川陕苏维埃政府很快改变政策，并下大力气组织了由政府投资兴办的“经济公社”，实质上是国营供销合作社，负责销售和收购。红军每解放一地没收商业资本家和官僚军阀的财产和打土豪缴获的金银，作为经济公社的资金来源。川陕省经济公社总社设在通江得汉城，各县设有总分社，区以上设有经济公社，乡镇一级设有经济合作社。经济公社担负着苏区物资供应，领导合作社及私人经济，稳定物价等重要任务，占据苏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根据需要，有些经济公社还开办有饭店、面馆、药店，开店资金由苏维埃政府拨给并接受苏维埃财经委的领导监督。

        除各级苏维埃财经委主办的“经济公社”，政府还允许合作商业和私营商业等经济模式作为经济公社的补充。合作商业是群众自己兴办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有“贫农合作社”、“工人合作社”、“妇女合作社”、“士兵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耕牛合作社”等。

        如南江县大河区贫民合作社，经营食盐、布匹、糖等，群众集资、合股办社，一户一股，每股一元，按股分红，有股金一千五百元，由群众推选股东会管理。入股者可得到一张合作社社员证，凭证以低于国营商店价格购买当时的紧缺物资，如合作社三吊钱可买二两盐巴、一斤红糖、三丈土布、二升大米，而经济公社三吊钱只能买一两盐巴、半斤红糖、一丈土布、二升大米。这个合作社成立半年后，每股（一元钱）分红利五块银圆。

        在“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的政策鼓励下，苏区国营商业、集体商业和私营商业共生共荣。如江口镇当年除两家国营经济公社外，私营商业非常活跃，每逢“一、四、七”赶集，江口镇的大桥湾到小桥湾这一段，成了卖香烛火炮、篾具竹器、土布、土烟、熟食、小百货的个体商贩市场，由于没有军阀土匪恶霸的欺行霸市，市场交易繁盛和价格灵活程度，远远超过了军阀统治时期。

        川陕苏维埃所在的川北是四川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除了军事工业外，本地所产全是土特产品，所有的生活物资全靠土特产品从白区换回。要搞活本地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就必须积极开拓苏区与白区的经济贸易。

        中共川陕省委关于《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规定：收集黑、白木耳，桐油、白蜡、木材、毛猪、羊皮等赤区多余和不需要的东西输去白区，由白区大批收购棉花、布匹、西药、食盐等赤区需要的东西。各边区立即建立对外贸易机关，奖励苏区农民，发展对外贸易。

        经济建设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有其内在的规律，在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下，红军中懂得这门学问的人很少。郑义斋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就从事金融工作，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又从事财政和金融工作，是红军中少有的经济专家。郑义斋对苏区经济建设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强调，经济建设必须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经济来源要从建设中去寻找。他批评某些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只注意向地主资本家没收财物，而不注意经济建设，增强自身造血能力。为了教育干部重视这个问题，郑义斋在《苏维埃》《干部必读》等报刊上多次发表文章，针对苏区财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办法和建设性意见。他在《我对财政经济工作之意见》一文中要求，各级财经工作的领导干部要认真抓好经济建设工作，“使每一个同志都了解，尤其是每个党团员把经济工作当作日常中心工作之一，使苏区每个工农群众都知道经济建设的意义”。

        1933年7月，他在《对于经济物资集中统一支配和彻底整理问题》一文中，列举了财经工作的保守思想和分散主义的各种表现和危害，提出了健全各级财委会、经理处的机构、切实执行预算和决算、经济财物要经常精确统计、坚决执行现金集中、发展对白区的贸易、加紧宣传累进税的意义、加紧宣传与普遍建立各种合作社组织等十条措施。他的这些主张，对于加强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完善财经制度，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展苏区经济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实际的指导作用。

        金融事业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或缺。川陕苏区，经济落后，金融业毫无基础可言。由于长时间的军阀混战，各种不同背景与派系的军阀你来我往，造成这里币制混乱，银圆、铜钱、各地的纸币混杂流行，一些毫无信誉的劣币混杂其间。这里的人民除了饱受军阀、反动政府的掠夺和压榨外，在经济上还备受剥削，有时候一种货币暴跌，顷刻即造成千万人财产蒸发，身无分文，一些奸商也利用这种办法来制造金融暗潮，套取百姓财产。

        川陕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郑义斋立刻担负起组建川陕苏区金融事业的重任。郑义斋在鄂豫皖就兼任苏区工农银行行长，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承接了鄂豫皖工农银行的建制，仍旧由他担任行长，工农银行在苏区所有的县均设有分行，工农银行的总目标是：统一币制，流通苏区金融，实行对工农的低息和无息贷款，帮助合作社的发展。

        川陕工农银行设在通江，共有六百多名员工，下设货币兑换所，有两个造币厂，一个造银圆、铜圆，一个印刷纸币。发行的货币主要有银币、银币券，铜币和铜币券。如：川陕苏维埃政府壹圆布币和壹圆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版壹圆布币和壹圆纸币。为了方便找零，还生产有五百文铜币、大二百文铜币、小二百文铜币，贰串布币、三串布币、伍串布币、拾串布币，壹串纸币、叁串纸币，加上仿制的袁大头、孙小头和川版银圆，苏区银行共发行了十八种货币。

        在混乱的币制下，再发行百姓们陌生的“苏币”，其难度可想而知。为显示经济实力和政治威力，郑义斋双管齐下，一方面组织了金银珠宝展览，一方面运用法律手段相继公布了一系列的金融行政法规和金融管理规章：

        《经济政策决议草案》：“苏维埃区域的货币，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内通行并消灭行市的差别。但苏维埃对这些旧币应加以清查并印盖图记，以资监督。” “外来货币一律兑换苏维埃自己发行的货币。”

        《营业条例》：“一切商人不得拒绝使用苏维埃政府发行的货币。”

        《革命法庭条例草案》：“凡进行经济上的破坏阴谋，破坏银行信用，拒绝使用工农银行发行的钞洋纸票……都属于反革命的犯罪，革命法庭按照犯罪轻重，阶级成分，分别首要、胁从，分别处以劳役、监禁和死刑。”

        苏维埃货币究竟是当地人民所未见过的新货币，在苏币刚发行时，出现过拒绝使用、贬低、伪造的事件。《通江金融志》记载：

        通江有几个盐商，对苏洋压价售盐，袁大头一个卖盐八两，川版六两，苏洋只称四两。经发现后，由西北军区予以镇压。

        红江县原经济公社营业员屈学金回忆：

        有一个地主造假票子，上街到经济公社买盐，被发现后，按《革命法庭条例》之规定，被处以极刑。

        苏区初建时，工农银行虽然发行了少量纸币和布币，但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白区货币充斥市场，郑义斋及时提出对策，“大量发行苏维埃货币，兑换旧货币”。宣达战役缴获了刘存厚的造币设备，工农银行的铸币、造币条件大为改善，为大量发行货币创造了条件。苏维埃政府也出台政策：“外来货币一律兑换成苏维埃货币。”这项政策一出台，外来货币只进不出，由经济公社收回外来银圆和铜圆，然后回炉铸成自己的银圆、铜圆，如此一来，很快将白区货币挤出苏区市场，苏币逐步成为苏区通行的主要货币。

        税收是货币回笼的重要渠道。1933年8月，川陕省苏维埃出台了《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等。税务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

        本局为执行中央累进税率，并根据此次川陕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以增进和巩固工农自身利益，发展社会经济为目的，故命名为川陕工农税务局。

        税务种类有农业税、特种税、营业税、入口税、出口税等。农业税以交公粮为主，贫农、中农的最高税负为百分之七点五，富农最高为百分之十二点五。

        为杜绝腐败，《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还对税务工作人员的行为作了严格的限定：

        非经本局检派负责人员，无论何人不得代收代征。凡派出各级税务人员，除公家津贴伙食外，每月暂规定报酬金二元，绝对禁止徇私舞弊，不得向纳税人员妄取分文。在收税款时，税局无吊打人的权利。

        除了税收外，红军战斗的缴获也是苏区货币回笼的特殊渠道。如宣达战役中一次性缴获刘存厚库存银圆一百多万枚，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套。这么多的缴获大大充盈了银行的库存，奠定了苏币的经济基础。

        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苏区的金融系统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根据地建设，保障红军军需供给，支援革命战争，稳定人民群众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郑义斋也由此被誉为“红色理财专家”。

        由于文化水平限制和对地主老财的愤恨，红军攻占一些地方后，总是有些人把有钱人的贵重物品、高档家具、珍奇古玩看成奢侈品砸烂并付之一炬，看到这些情况，郑义斋十分心疼和气愤。他在达县一次干部会议上说：“一切财富都是人民大众创造的。这些好东西，是过去地主老财们剥削掠夺我们穷人的。现在打倒了他们，好东西又回到了主人手里。我们为什么偏要打碎砸烂呢？我们是真正的主人，应当珍惜它们。只有劳动人民才有享用它们的权利！”他的观点很明确，这些东西在敌人那里是不义之财，现在到了我们手里，就是人民的财产，要好好利用，再破坏和浪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以后，部队打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同地方党组织一起组织人力，迅速将战利品清点、归类、装运、入库，为革命积累了大批财富。在达县刘存厚的府邸，他听说陈锡联将金砖当成铜块扔进茅坑，大为吃惊，立即组织人从茅坑中找出金砖。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五军、九军、三十军奉党中央之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开始了异常艰苦的西征，郑义斋任西路军总经理部部长。由于寡不敌众，命令多变，西路军遭受惨重损失，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总部在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召开军政委员会，接到开会通知之后，郑义斋把经理部里分开保管的金子、银圆收集起来，包成几包，用针线缝牢实，准备随身带到总指挥部，给即将返回延安的领导同志作路费。谁知，没走多远就被敌人包围了。郑义斋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边打边往山坡上撤，但敌人越围越多，为了不使经费落到敌人手里，郑义斋当机立断，命令战士张开清驮上金子突围，他自己留下来掩护。小张冲出去了，经费安全地送到了总部领导同志手里。郑义斋却身中数弹，同留下的警卫战士一起，全部壮烈牺牲。当年，郑义斋还不满三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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