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鄂豫皖到川陕，部队千里转战，每次战斗中都会出现伤病员，由于部队要行军打仗，又没有根据地，往往不得不忍痛将一些重伤员留在地方，这些伤病员总是成为敌人残酷报复的牺牲品，以至于有些战士说，宁可牺牲，不愿负伤。牺牲后就再没有痛苦，负伤后往往还要承受更多的磨难。在战事不断的情况下，如何救治伤员成为部队建设发展的大事。入川后，形势相对稳定，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以红十师医院为基础，从十一师、七十三师医院各抽调一部分医务人员，在泥溪场成立西北军委总医院，又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时的总医院规模很小，医护人员只有三十余人。

        1933年元月，总医院迁驻毛浴镇，因为环境条件的限制，总医院规模较小，医生、护士缺乏，医药设备缺乏，病房分布于瓦室铺、九浴溪、雷家河、圆池河一带，收治伤病员一千四百多人，治疗条件十分恶劣。1933年3月，田颂尧向新创立的苏区发动“三路围攻”。为了诱敌深入，红四方面军总部撤出通江城，总医院也由毛浴镇迁回到泥溪竹子坎。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发起空山坝反击战。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员骤增，为了就近治疗，总医院奉命从泥溪场迁往檬坝的长坡。在长坡时，总医院共有中西医生十四名、医疗看护人员三十名左右。就是这样的条件和规模，总医院仍然收治伤病员一千五百名。同年7月，随着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总医院又奉命迁往民胜镇的鹦哥嘴。由于伤病员的增加，医院规模也随之扩大，伤病员数量剧增，但医院规模、医疗条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西北军委决定，调川陕省委书记周光坦出任总医院院长兼政委。

        1933年夏，张琴秋由川陕省红江县委书记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事实上成为总医院的具体事务负责人。张琴秋文武双全，具有极高的政治修养和领导天赋，张琴秋、周光坦以及苏井观等总医院的主要领导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艰苦开拓，把总医院和川陕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开展得有声有色。

        在鹦哥嘴停留了半年左右，1933年底，刘湘发起“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收紧阵地，步步后撤。总医院全是伤员和医护人员，必须要一处交通便利，又安全可靠的环境。经选择，1934年2月，总医院转移到沙溪的王坪。

        王坪是川陕根据地的大后方。地处大巴山腹地，东接川北门户竹峪关，南与通江相连，西抵军事重镇得汉城，北面直抵巴山腹地简池坝。这里四面群山耸峙，到处沟渠交错，总医院中心地带背靠巍巍高耸的大城寨，脚下是潺潺流过的沙溪河，两边是直插云天的绝壁，整个地势犹如一把大靠椅，总医院所在的王坪方圆十多里地形相对平坦，周围土地肥沃，稻田环绕，漫山遍野，竹木成荫，一年四季郁郁葱葱，风景优美，气候温和，宜于养伤和治病，是设立野战医院不可多得的好地方。在这里，总医院得到长足的发展，全盛时期有四千多人，其中中西医医务人员达一千多人。

        总医院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直属单位，其编制相当于军级。当时，由于川陕苏区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总医院既要领导全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又要兼管全军医疗机构的行政事务，同时还兼具培养战地医卫人才和医药研发的功能，实际上是一个集医、政、军、教、研于一体，中西医并重的机构。

        总医院下设政治部、医务部、总务处三大部门，辖七所分院、五所军医院、十五所师医院和四十四所团卫生所，是我军当时规模最大、机构最健全、功能最完善的后方医院。

        政治部主管总医院系统的一切行政事务，内设组织科、宣传科和保卫科。首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张琴秋调到妇女独立团后，徐立清接任政治部主任。最初，政治部设在大路边的一所地主大院里，后为安全起见，搬到位置僻静、绿树环抱的山坳里。组织科负责全院的人事和党团员的管理工作。

        宣传科是全院最为活跃的科室，负责全院的宣传、文化和教育工作，还设有列宁学校、俱乐部和版报组、歌咏组。列宁学校负责招收看护兵、护士和一定数量的伤病员，学习的教材是总政治部编的《新战士读本》和《红色战士丛书》。俱乐部是当时的文化场所，也是人气最旺的地方。

        俱乐部制作了秋千、木马、沙坑等体育运动器材，供轻伤员们锻炼身体。

        俱乐部还有一个五十多名演员的新剧团，这是张琴秋的点子。剧团有一支小乐队，二胡、笛子、手风琴是乐队的主要乐器。张琴秋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才生，她政治坚定，头脑冷静，能歌善舞，具有极高的政治理论修养和艺术素养。担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后，张琴秋将这些为革命流血负伤的伤病员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致，体贴入微，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治疗伤病，除了药物外，还有精神疗法。看到伤病员们整天在伤病的折磨中，情绪不高，为了调动伤员自我恢复能力，张琴秋广泛寻找有文艺天赋的战士，将他们组织起来，为伤病员们表演节目。张琴秋有时自己也亲自参加演出。好几次她到病房去视察，听说张主任来了，伤病员们的情绪立即振奋起来。有一次，张琴秋来到一个重伤号面前。这天天气很热，她看到这个重伤员满头满脸的汗珠，便坐在他的身边，掏出自己使用的毛巾，给他揩汗，问他的名字、籍贯、在哪里受的伤、疼不疼，又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想到，这个伤员说，我最大的要求是想听张主任唱歌。他的话一出，周围的伤病员纷纷鼓掌。张琴秋大大方方地说：“好，大家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就给大家唱一首。”张琴秋有一副天生好嗓音，她一开口，甜美的声音如同清风吹拂，伤病员们立刻就忘记了暑热，沐浴在她美妙的歌声中。一曲终了，病房里掌声一片，张琴秋又给大家演唱了一首。张琴秋离去的时候，那个重病号的眼里饱含泪水。离开病房，张琴秋立即找来剧团负责人，要求他们尽快编排一些反映战士们战斗生活的小歌舞，要经常去给伤病员们演出。演出多半是在病房外的场地，对一些不能动的重伤号，剧团就到病房里，到他们的床边去演出。每次剧团来演出的时间，就是伤病员们最快乐的时光，比较著名的节目有歌舞《八月桂花遍地开》，话剧《刘湘投江》等。

        保卫科也称交通科，主要担负医院保卫工作。保卫科配有一个营的兵力，下设四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

        医务部主要负责军队的医疗业务工作，普及医药卫生知识，培养医护人员，指导下辖医院的业务工作，医务部下设中医部、西医部、护士学校、看护营、院部医务所等机构。

        由于总医院的伤员多为刀枪创伤，所以西医部是医院里的重要部门，为伤病员动手术的手术室就在西医部。手术室恐怕是总医院里最阔气的地方了。手术室原是一地主的大庄园，和一般农村常见的砖瓦房不一样，这个庄园的房屋高大宽敞，墙壁全部刷有白石灰，最为显眼的是宽敞明亮的窗户，宽大的窗户装有农村极为罕见的玻璃，阳光射到屋里，亮堂堂的，这种房屋在当地极为少见，被称为“洋房子”。洋房子共有三大间，一件储存手术器械和药物，一间是医生手术前的消毒准备间，一间是手术间。两张方桌并排，上面铺一床白单子，就是手术台。距王坪二十余里的桑丝坪设有西医分部，相当于一个分院，最多时共收治伤病员两千多人。护士学校又叫卫生学校，专门为总医院和各分医院培养医务人员。校长苏井观，学员有两百多人，全是十六七岁的青年男女。

        中医部设在距离总医院约两里左右的廖坪。中医部实际上就是一所中医院。

        总医院的病人几乎全是战斗中负伤的官兵，人数多达好几千。为了看护他们，总医院将五百多名十二三岁的小红军组织成一个看护大队，负责伤病员们的吃、喝、拉、撒、睡。这些小红军们每天在各个病房之间往返穿梭，为伤病员打水送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运柴运粮。这些小红军用自己稚嫩的双手，为红军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务处是医院的第三大部门，负责总医院的一切后勤工作以及各分医院，军、师医院的医药器械保障。

        总务处下设供给处，主管全院数千人的衣、食、住、行、采买、仓储、食堂以及为死难伤病员制作棺材的铁木工厂。为解决伤病员床铺所需的垫被、盖被、衣服、鞋子等需求，总务处还设有纺织连、缝衣连、做鞋队、弹花班、洗衣队、担架营。纺织连有纺车一百五十多架，纺出的棉线送到苦草坝的织布厂。缝衣连共三个排，九十余人，做鞋队五十余人，弹花班有工匠十余人，专门给总医院弹棉花，做棉絮棉被。洗衣队一百五十多人全是年轻的女红军，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她们天天在沙溪河畔为伤病员们洗衣晾衣，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洗衣队姑娘们的青春气息，成为沙溪河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总医院的三大部及下设的若干科、股、室、校、队等部门组成大型野战医院完备的建制，为源源不断送来的伤病员救治提供了有力保障，也成为新中国卫生医疗体系创建的重要参考。

        除三大部外，总医院还设有若干分医院。随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敌人的围攻与红军的反围攻激烈进行，战斗越来越频繁，伤病员也越来越多。为适应需要，总医院设置了几个分医院，主要有设在瓦室铺的刘二沟分医院，设在新坝场的新坝场分医院，设在沙溪乡的蔡家沟分医院和设在麻石乡的张村坝分医院。分医院的设置基本仿照总医院，行政上接受总医院领导。

        第一大难题是住宿和医疗机构用房严重不足。

        红军入川后，天天战斗不断，近三年的时间里，大小战斗多达一千七百多次，残酷激烈的战斗给红四方面军带来极大的伤亡。仅万源保卫战，就有三四千伤病员转过来，最高峰时，曾经一天就送来一千多伤员，“每天做手术后扔掉的血棉花，都要捡一大麻袋。”全院共收治了六千多伤病员。为了便于管理和分级治疗，总医院将伤病员编为十四个连，分别为：干部连、重伤连、轻伤连、病员连、休养连等。

        干部连收治的全是连长以上的干部。重伤连全是生命垂危的重伤号，重伤连流动性较大，伤势好转后便转入轻伤连。轻伤连的人数最多，共有九个连。病员连是中医部收治的病患官兵。由于战场环境恶劣，伤寒、痢疾、疟疾流行，中医部将患伤寒和痢疾的病患者编为重病员连，将患疟疾的病患者编为轻病员连。休养连又叫归队连，大部分都是伤势基本痊愈，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即可出院。休养连的干部战士都要参加一定的活动，如帮厨、轻度的军事训练。凡是出院的官兵，都必须持有休养连的证明到院部办理出院手续，否则以不守纪律论处。

        十四个伤兵连外加上医护人员近七千多人住在哪里？

        王坪位置偏僻，只有一个人口不多的小山村。这里的百姓生活艰苦，住的全是泥坯草房。经过当地苏维埃动员，老百姓腾出十七套民房，但这点房子远远不够，房少人多成为一大矛盾。以当时的条件而言，大规模建设病房也不现实，而且盖房子也非一日之功。为缓解房屋紧张，只有化整为零，分散居住。总医院将西医部放到桑丝坪，把中医部设到廖坪，十四个伤兵连，以连队为医疗区分散居住，六千多伤病员分散居住在周围方圆十多里的村落里。因为住房紧张，伤病员的床位也有严格规定，轻伤病员的铺位，每人不超过两尺五，一头一个，颠倒相睡；重伤员单独一个铺位，宽度不超过三尺。就是这样，每个房间里全部被床位挤得满满的。

        除了手术室、药品仓库、食堂和少量的治疗用房外，其余的医疗用房也随同伤员一起，每个医疗区一两间房子作为看病的地方。就是这样因陋就简，总医院建成了红军历史上最庞大的综合野战医院。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收治了伤病员近万人次，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战斗期间的伤病员提供了全方位的医疗保障。

        第二大难题是医护人员极度缺乏。

        医护人员是专业性极强的特殊人才。以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教育水平而言，受过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就是在大城市也属凤毛麟角，红军的根据地都是建立在敌人统治薄弱的穷乡僻壤，专业的医护人员就更稀少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红军的医护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俘虏敌人的专业医官，经过做工作，让他们留下来为红军服务；二是充分利用四川的“郎中”，也就是中医；三是自己办红色卫校，培养自己的医护人员。

        战场上俘获敌人的医官数量有限，周光坦和张琴秋便将眼光盯在中医上。中医的特点是家传，很多中医有了绝招后便在家里坐堂行医，也有一些“走方郎中”。在当时的情况下，首先要解决“有无”的问题，能治病就是“医生”。在科班出身的医护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充分利用本地的中医资源，雇用、聘请一些老中医来医院工作。但在当时，阶级对立情绪势同水火，要聘请那些不属于工人和贫雇农的郎中到医院来为红军服务，绝非易事，有些人将此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抢救医治好伤病员，是稳定军心，增强部队战斗力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周光坦、张琴秋在这个问题上据理力争，争论的焦点落在究竟是所谓的“政治问题”重要还是抢救红军战士的生命重要，不是工农出身的医护人员究竟能不能用。

        1933年8月11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专门召开医务工作会议，周光坦和张琴秋在会上作了重要的发言，就解决医生不足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们的发言得到了徐向前、陈昌浩、傅钟及郑义斋等人的大力支持。会议结束后，川陕苏维埃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陆续出台了好些相关政策，如《团结争取旧的医务人员，设立中药房》的决议，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西北军区政治部联合布告更是明确宣布：

        对于医生、军人、技师、熟练工人、科学家、文学家等专门人才，知识分子和学生，不但不杀害，如果这些人才愿意忠诚在苏维埃政权下服务，政府予以特别优待。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第十三条规定：

        白区医师、技术人材、专门家、教员，在服从苏维埃法律，在赤区工作者，除应有之工资外，如其家属进境，亦同样分得土地。

        征得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委周光坦的支持后，张琴秋一面与地方党委联系，找到驻地中共沙溪区委书记阎仕金，请他们协助提供当地的中医情况，一面发动总医院现有的几位中医提供名单，动员其所熟识的中医到总医院来工作。最早来到总医院工作的本地中医是阎文仲，以后阎文仲又介绍了杨成元。杨成元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医术高明，但他曾经在当地的保安团担任过团总，红军解放通南巴后，杨成元担心受到镇压，吓得躲进深山。得知这个消息后，张琴秋认为，红军极度缺乏医疗人才，对杨成元要利用他的特长为我所用。她在阎仕金和阎文仲的陪同下，钻进深山老林，找到杨成元，亲自给他做工作，以人格担保只要他为红军服务，保证对他不关不杀。张琴秋说：“共产党说话算数，只要杨成元愿意给红军看病，不再干坏事，我用脑袋担保他的生命安全。”

        张琴秋这样做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当时川陕根据地“肃反”之风正盛，极左环境下，很多人为一句话、一件事被抓被关。担任敌人“团正”一级官员，按规定要予以严惩。张琴秋将镇压的对象请到总医院做大夫，引起了一些非议。张琴秋力排众议，坚持让杨成元给红军战士治病。为感红军不杀之恩，到总医院后，杨成元第一天就给九十多名伤病员看病，表现出了精湛的医技，赢得众人信服。在以后的工作中，杨成元勤勤恳恳，抢救了很多重伤员，得到医院的信任。总医院中有专长的中西医生，均称为医官，相当于军队的连级干部。由于苏区财政经济困难，军队指战员、地方干部实行供给制，一律不发薪金，但对技术人才则特别照顾。经红四方面军总部同意，对杨正元等一批当地聘请的医官给予薪金，医官杨贯英每月工资一百六十元，医官杨成元每月工资一百二十元，医官陈殿之每月工资一百元，医官李邦锐每月工资四十元。医院为医生专门开小灶伙食，“无荤不摆饭”；对有烟癖的医生，特批供给鸦片；老中医行军、出诊可以骑骡子。外出就诊配以坐骑，这就如同今天给专家配专车一样。张琴秋更是决定任命杨成元为中医院负责人。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杨成元不顾古稀之年，毅然决定跟随红军长征。此时张琴秋已经离开总医院，得到这一消息后，她立即将自己的坐骑送给杨成元。长征路上，杨成元继续给红军战士治病，部队到川西理番时，杨成元不幸病逝。辞世前留下遗言：“我老年遇知音，幸得参加革命，我死值得，死而无怨。”

        除了留用和聘请，周光坦和张琴秋的第三个办法是自己培养。举办“红色医官”和“红色看护”培训班，成立卫生学校，培养卫生人才。这项工作的最大功臣是苏井观。

        苏井观，河南省潢川人，名苏炳达，字静观。1927年毕业于天津海军军医学校，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初离开潢川进入鄂豫皖苏区并参加红军。先任红二十八团军医，后调任红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十师）医院外科主任、院长。红军入川在泥溪开办总医院，苏井观为第一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参与创建和领导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卫生事业。1935年7月至1936年3月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1936年后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卫生部部长、红军西路军卫生部部长、延安边区医院院长、八路军医院院长、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解放后任卫生部副部长。

        为了解决医护人员紧缺的问题，红军入川后，苏井观就开办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第一所“红色卫校”，招收“粗知文字，有学习精神”的雇工、贫农、中农及社会关系清白、无反动嫌疑的男女青少年，毕业后即分配到各红军和工农医院服务。苏井观一边创建总医院，同时自任校长，他自编教材，亲自讲课，手把手带学生实习。苏井观、周吉安、林春芳、李炳伍、黄兴蓉、潘文森、俞明成等医生讲授病理学、解剖学、药物学、脉络学等课程，为红四方面军培养了一大批卫生工作骨干。总医院定址王坪村后，苏井观除了担任外科主任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开办卫生学校、培养医护人才的工作上。在苏井观的努力下，“红色卫生学校”开办得有声有色，学员们在较短的时间里学到了很多急需的实用知识，这些人毕业后立即进入总医院和部队各级医院，有力地提高了红四方面军的医护水平。学校共为根据地培养了四百多名医护人才。

        第三大难题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空前的紧张。

        红军入川后战事频繁，总医院伤员日收治量在三千人左右，万源保卫战最艰苦的时候，日收治量曾高达六千余人。这么多伤病员，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需求巨大。由于敌人的封锁，治疗所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极为缺乏。红军当时医药和医疗器械的来源主要有如下途径：

        缴获。这是战争年代红军医药和医疗器械的主要来源。每逢战斗结束，部队打扫战场，都要注意清点缴获的药品及医疗器械，然后集中送到总医院。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专门通知各部队，提出收缴药品及医疗器械的要求。但数量较少，也不够系统。

        购买。这是红军总医院系统获得医药及医疗器械的重要途径。当时红军通过地下交通线到敌占区采购物资的顺序是：指挥战斗所需的地图、电台、弹药，再就是医疗用品了。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和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派人装扮成商人到敌占区的大城市购买，然后想方设法偷运回来。红四方面军与孙蔚如部达成互不侵犯协定后，武志平通过地下党建立的地下交通站成为重要采购运输通道。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塞，数量有限。

        自制。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自己动手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这是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

        大巴山山高林密，中草药资源极为丰富，总经理部通过在川陕苏区广泛建立的经济公社和贫农合作社大量收购中草药原料回来自己加工。总医院也专门组织挖药队进山采集，同时自己种植桔梗、川芎、红花等常用中草药，医院医务科大量利用这些中草药疗伤治病。如用生半夏、生川芎、生草乌汁做麻醉药，用大小血藤、见肿消及嫩桐树枝捣碎敷创伤口。若遇沙子和碎骨取不出来时，就用蓖麻仁、倒提龙捣成糊状敷在伤口上，让沙子和碎骨自动流出来。

        自制药品内容极为广泛，如盐化钙注射液、碘酒、葡萄糖注射液和鸦片制作的阿片丁以及樟脑酊、远志酊、陈皮酊、豆葱酊等药物。尤其是用鸦片制作的止痛药和麻醉剂，效果良好。红军伤员多为刀枪造成的创伤，这类伤口治疗时都需要麻药。但麻药奇缺，最初，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来外科医生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名叫“哥乐方”的麻醉剂，伤员手术前将这种药品吸入口内，就可起到较好麻醉效果。大烟是川陕根据地大量种植的毒品，总医院药剂科的医师用大烟为原料，经过提取后制成吗啡作为镇痛剂。打针没有蒸馏水，便用蒸桶把水烧开，像煮酒一样收集蒸汽，然后冷却成水。创伤治疗需要大量的脱脂药棉，药剂科就将普通棉花弹散，叠成块状，用冷水浸泡后压成薄片，再用水煮，脱去油脂，最后用漂白粉漂洗消毒后做成药棉。将土棉布加碱放到锅里反复蒸煮使其柔软，然后加漂白粉清洗干净，再用食用盐水浸泡消毒后作为药用纱布。没有透视设备，不能准确诊断伤员身上的弹头或弹片，就用铁制或竹制的探针在伤口周围探寻。

        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给伤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为了帮助当地消除鸦片烟的危害，还自行研发戒烟药，这种戒烟药因其疗效较好，一般有瘾的人吃上一段时间，就能戒掉烟瘾，而被人们称为“神丸子”。

        李耀宇当年曾在巴山腹地王坪的红军总医院参加过护士训练班，他这样描写医院里的场景：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的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由于战事激烈，成百上千的伤病员被送往总医院救治，尽管总医院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救治，但因缺医少药，还是有不少伤病员因伤病恶化而光荣牺牲。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大树下，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刚开始还可以找来一些木板制成棺材，每座烈士墓前立一块小墓碑，上面刻写烈士的姓名、籍贯和职务。高级干部牺牲后还要召开追悼会和刻制石碑。但在反“六路围攻”战斗最紧张的时候，牺牲的伤病员越来越多，也没有那么多木材做棺材，便实行软埋，甚至出现几个或更多的烈士遗体合葬的情况。反“六路围攻”战役进行了十个多月，总医院里接受的伤病员多达数万，在医院里牺牲的有数千。那段时间每天都有伤病员死去，王坪周围布满了烈士的坟墓，形成一个庞大的烈士墓区。

        为褒扬革命烈士，1934年7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决定在王坪烈士墓区建立墓碑。张琴秋亲自设计绘图并题写了碑文，墓碑用质地坚硬的青绵石建造，碑体呈长方形，由碑帽、碑身和碑座组成，碑总高三米九四，碑体正中竖刻着“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两旁是“为工农而牺牲”、“是革命的先驱”的对联，横批是“万世光荣”。碑体的左右两侧分别镌刻着手枪和步枪图案，上面镌刻着铁锤、镰刀、五星图案。烈士墓碑前一张石供桌，两侧各安放着一门用石雕的迫击炮。1934年10月，纪念碑落成。1935年秋，红军撤离通江后，地主还乡团蓄意掘坟毁碑，当地群众于半夜将墓碑深埋地下。新中国建立以后，恢复原墓碑、石供桌、迫击炮和一部分烈士墓。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由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川陕省主席余洪远带队，在王坪烈士墓祭扫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1982年4月，徐向前为该园题词：“学习革命先烈们的不怕艰苦困难献身革命的精神，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王坪烈士墓是全国仅有的红军为自己牺牲的烈士建造的墓碑。1985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将其更名为“红四方面军王坪烈士陵园”，这也是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2002年8月1日，民政部批准更名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2011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对烈士陵园进行修缮和扩建，并将散布在通、南、巴各处的烈士遗骸集中在陵园安放。根据“庄严、肃静、安静”的要求，新陵园由陵园牌坊、陵园集墓和无名烈士纪念园组成。扩建后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占地面积三百五十亩，陵园背靠巍峨耸立的大城寨，清澈蜿蜒的沙溪河在陵园前缓缓流过，哗哗流淌的溪水，日夜不停地在向人们讲述着当年烈士们奋斗的历史。

        进入陵园，迎面而来的是庄严肃穆的牌坊。牌坊由汉白玉雕琢而成六柱五门，高十二米，宽二十五米，以纪念红四方面军1932年12月25日解放通江县城。牌坊上镌刻“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字体深红。牌坊下是宽阔的“铁血丹心”广场，广场面积为一万平方米，广场中央耸立着一组巨幅雕塑。雕塑长十九米，宽三米二，高七米八，由十九名石雕人物组成。雕塑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苏区人民踊跃参军，支援前线，医护人员战地救护，红军战士英勇杀敌的场景。从广场到墓区顶部是全长四百二十五米的“千秋大道”，大道共由三百四十一级台阶组成。寓意着红军总医院1934年1月进入王坪。

        沿着数百级石梯缓缓而上，便来到竖有“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墓碑的陵园集墓区。集墓高八米五，宽二十米，墓内安放着七千八百二十三名红军烈士。徐向前元帅题写的“学习革命先烈们的不怕艰苦困难献身革命的精神，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题词碑和老红军、书法家魏传统将军题写的“不怕鲜血撒王坪，何日归去得祭坟；革命传统永相继，振兴中华慰英灵”题诗碑分别耸立在集墓两旁。

        集墓后面是占地一百五十亩、呈扇形分布的无名烈士纪念园，园内安放着从通、南、巴各地迁来的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五名无名烈士遗骸。数千个汉白玉的墓碑，每个碑上都有一颗红星，犹如将军带领士兵们列阵，向党和人民展示红军严整的军容。

        陵园庄严肃穆。置身陵园里，瞻仰着烈士们的遗容，默念着介绍他们生平事迹的碑文，如同翻阅着红四方面军英勇战斗的历史。蓝天白云，清风徐来，松涛阵阵，万山唱和，这是人民在向烈士吟唱庄严的颂歌，又似烈士们生前雄壮的呐喊。

        脱离俗尘，到巴山蜀水来瞻仰烈士墓是心灵的洗礼。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为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总医院将所有伤病员编成四个团，撤离王坪西征，1935年6月，在川西懋功与中央红军的卫生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卫生部，结束了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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