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中旬起，刘湘的六路大军陆续集结开拔，几十万人扛枪拉炮，头顶上还有十几架飞机，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压向根据地，川北大地，战云密布。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代表川军的蓝色箭头就有十几条，这些箭头犹如吐着信子的毒蛇，在地图上蠕动着，爬向包围圈内的根据地。

        几十万大军看起来很壮观，但这是由互不相属的六支军队组成的，刘湘虽然也能指手画脚地指挥一阵子，但他心中也明白，真正听他调遣的也只有自己的二十一军。所以六路大军中第五路是重点。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面对二十万大军压境，红四方面军伸手接招。

        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已发展到五个军八万之众，虽然人数处于明显劣势，但是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已非刚进川时的疲惫之师，而是已经有着自己独有的优势。经过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打击杨森、刘存厚等军阀的“三大战役”，红四方面军获得了与川军作战的经验；缴获了大量的给养物资；部队进行了三个月的休整和军政训练，战士们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根据地建设也粗具规模，根据地面积达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约六百万，解放了的农民兄弟满怀对四川军阀的仇恨和对红军的热爱，在战争到来时，能够积极主动地向部队提供兵员和运输补给。红军再也不是无根据地作战，而是依托根据地和根据地的人民与四川军阀作战，这是红四方面军独有的而敌人所没有的优势。

        但我军也面临严重的困难：根据地建设时间短，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发展经济等各项政权建设工作刚刚开展，后勤供给极度困难。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红军只有八万之众，而敌人三倍于我。战线过长，防守困难。以八万之众抵御刘湘六路大军的进攻，防守千余里的战线，兵力明显不足。如果处处分兵把口，势必造成兵力分散，被动应付。唯一的办法只能收紧阵地，攥紧拳头，集中力量对付敌人进攻的主要力量。

        面对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敌攻我守的局面，红四方面军总部制定了“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对“收紧阵地”的战法作了精确的解释：

        逐步收紧阵地，节节抗击敌人，要求我军必须讲究布阵艺术，主次相应，虚实结合。每道防线，均利用有利地势设置若干主阵地，以主要兵力作纵深梯次配置，依凭山险要隘，构成集团工事和多道堑壕，积大量鹿砦及滚木礌石等，反复抗击和杀伤敌人。次要阵地亦不容忽视，以少数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赤卫队防守。利用密林险崖，遍树红旗，广布疑兵，假假真真，迷惑敌人，并适时机动作战，策应主阵地的固守。川北的山势很有意思，自北而南，多为斜坡；自南而北，多为断崖绝壁。敌人自南而北向我进攻，处处遇到深涧陡崖的阻挡，遇到我军阵地的阻击，结果，付出的代价惨重，进展却十分缓慢。

        ……

        配合收紧阵地的战法，红四方面军的各级部队在实战中还摸索出了近战、夜战等各种战术手段，徐向前对此作了高度总结：

        充分发挥近战特长，是歼敌制胜、挫敌锐气的重要一环。每当敌人整团整旅进攻时，我先以少数兵力在前沿阵地顽强阻击，尽量杀伤和迟滞敌人，待敌群仰攻到我主阵地几十米处，步机枪突然开火，手榴弹开花，滚木礌石齐下，予敌以致命杀伤；趁敌慌乱，实施阵前反击，冲入敌群，白刃格斗，消灭敌人。如此多次反复，以十当百，以寡胜众，不断灭敌威风，达到逐步减弱敌人攻势的目的。部队构筑防御阵地，有新的创造。就地取材，将碗口粗的松树砍倒，排成几排，埋在阵前，树枝树杈朝前，纵横交错，挡住敌人仰攻的去路。敌人进攻，要越过这种障碍，十分困难，伤亡很大。

        夜战是我军的拿手好戏，最易奏效。不少川军初次同红军作战，不晓得夜摸夜袭战术的厉害。每当太阳落山，攻势停顿，他们便拿起烟枪，横躺竖卧，在一起过烟瘾。这时，我军派出少数兵力隐蔽接近敌人，突然发起攻击，往往以极小代价歼敌制胜。黑夜来临，各部队和地方武装分别组织小分队，越敌防线，摸敌岗哨，袭敌驻地，四处击敌扰敌。弄得敌军风声鹤唳，胆战心惊，疲惫不堪。

        我军转移阵地时，杀“回马枪”，运动歼敌，也是重要作战手段。因为这时敌人往往以为红军溃败，趾高气扬，轻我锐进。我们抓住机会，运用夜袭、伏兵、侧击等战术，突然掉头杀一家伙，在运动中灭敌，极易收出敌不意之效。东西两线的一些成功反击战例，皆是明证。

        虽然六路敌人看起来气势汹汹，徐向前、陈昌浩一眼就看出，这六路里，真正肯卖命的只有刘湘自己的第五路，其他的都是看客。刘湘动手打，他们会在旁边看，至多会伸手帮衬一下但不会卖命。刘湘打胜了，他们会一拥而上打群架，刘湘打败了，他们撒丫子就跑。如此，只要将刘湘的第五路打垮了，就可能粉碎敌人的围攻计划。

        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集中力量对付第五路。具体部署是：

        以东线为主要方向，集中红四军全部、红九军和红三十军各两个师及新改编的红三十三军部队共二十余个团，配置于万源以东迄宣汉、达县地区，抗击第五、第六路。

        西线以红三十一军主力和红九、红三十军各一个师共十余个团，配置于由广元沿嘉陵江东岸迄营山、渠县以北地区，牵制和抗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另以红三十一军两个团分散配置于苏区北部边境一线，警戒监视陕南方向，保障苏区侧后安全。

        徐向前和王树声分别指挥东西两路，陈昌浩居中调度，张国焘坐镇后方。

        按照刘湘的部署，从10月中旬起，川军各路部队开始向出发地集结。

        几十万大军行动，绝不是一声号令就能解决。六路大军分属不同军阀节制，部队驻防分散，首先要将各部集中就需耗费时日，集中后，部队再向出发地运动。川北山区道路交通极差，绝大部分地方没有公路，更谈不上汽车火车运输，二十余万人，靠两条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部队行动，后勤物资需要提前筹备。二十万人每天的粮食消耗就需要三四十万斤，还有大量的弹药给养输送，这又需要一支几乎不少于战斗部队的运输队，这些运输队也要吃粮，所以几千万斤粮食等后勤物资的筹集也需要时间。数万运输队的民夫要现征集，征集不够还要去抓，所有这些也都需要时间。有了这么多原因，再加上各路军阀各怀心思，都不愿与红军硬拼，消耗自己的力量，所以各路军队步调不齐，行动参差，集结行动极为缓慢。

        第五路指挥官是王陵基。王陵基是四川老牌军阀，资格在刘湘刘文辉之上，但时运不济，后投靠刘湘，任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官拜中将，这次被刘湘委以第五路军总指挥。

        10月26日下午，太阳斜斜地挂在山间，王陵基指挥第五路军一部正在向开县开进途中，突然前方枪声大作，很快得到消息，原来是刘存厚部驻宣汉的廖雨辰旅遭到红军打击，正在向开县、开江边境的杨柳关退守，途中突然遭到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的袭击。现在，廖雨辰部正在大梁山杨柳关下的唐家湾、砂锅厂一带的山坡上构筑工事，居高临下阻击红军。

        红四方面军占领宣汉后，徐向前将指挥部迁至宣汉县城。徐向前和陈昌浩在指挥部里接见了王维舟派来的代表王波，听王波介绍川东游击军主动袭扰阻击敌军的情况。徐向前和陈昌浩都很兴奋。

        此时宣达战役已近尾声，部队正在打扫战场，东线红九军和红三十军正在追击由宣汉逃出的敌廖雨辰部。刚才总部电台送来情报，川军“六路围攻”部队的第五路王陵基部正向开江开进，结合川东游击军报告的情况，徐向前决定，由许世友和王宏坤分别带领七十三团和二十八团在川东游击军配合下快速出击，从南向北包抄廖雨辰部，切断他们退回开县之路，吃掉廖雨辰部。如果实现目标，就等于在敌人“六路围攻”尚未开始前，就将刘存厚的第六路打掉了。

        王陵基非等闲人物，在川军里也是一员悍将，人送外号“王灵官”。王陵基的川军第三师曾经与红三军团作战并占了点便宜。自以为战胜过红军，从此不可一世。此刻王陵基脚蹬乌黑油亮的马靴，身披草绿色的呢子大衣，骑在高头大马上，手戴白手套，腕上悬着条黑皮马鞭，领章上的中将军衔格外醒目。听说刘存厚的廖雨辰部与红军作战，他嘴角露出轻蔑的一笑。王陵基瞧不起刘存厚，他与刘存厚都是川军元老，但他认为刘存厚思想陈旧，做法老派，部队的战斗力和装备更差，现在遇到红军，该让他尝尝苦头。

        大梁山是开江与达县之间的一座大山，方圆百里，山势险峻，只有一条道路可走，现在廖雨辰正在与红军交战，让他们先打吧。王陵基下令，派出先头部队搜索前进，大部队等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准备支援廖雨辰部。

        杨柳关位于四川开县三汇口乡境内，是开县、开江、宣汉三县的交通要道，也是陕南入川东到万县的必经之路，地势极为险要。逃窜至此的廖雨辰部一路上不断受到川东游击军的截击已经成惊弓之鸟，但廖部毕竟有八团之众，一路跑散了一部分，但仍然有接近六个团的兵力逃窜至大梁山，并依次控制了石碓关、界牌、赫天池、唐家湾、砂锅厂、杉木尖、凉风垭等重要隘口，这些隘口背后的咽喉要道杨柳关也被廖部控制。敌人已经占了地利之便。许世友和王宏坤的两个团外加川东游击军要在此包抄消灭廖部也极为困难。

        27日傍晚，七十三团和二十八团急行军赶到大梁山脚下南坝场附近的下八庙镇，王维舟带领川东游击军早已在此迎候。听了川东游击军介绍地形情况后，许世友与王宏坤认为，大梁山绵延百里，山势陡峻，道路难行。敌人居高临下已经占领有利地形，如果仰攻部队伤亡必大。川东游击军常年在此打游击，地形熟，不如由他们带路，部队乘夜摸上山，逼近敌人，发挥我军近战夜战的优势，打敌人个措手不及。当夜，部队不顾疲劳，在川东游击军带领下，翻山越岭，通过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东线悄悄逼近大梁山的石碓关、界牌，西线逼近赫天池、唐家湾、砂锅厂、杉木尖、凉风垭等地。

        28日天刚拂晓，已经逼近到敌人鼻子底下的红军突然发起攻击，敌军累了一天，一个个正在酣睡，做梦也没想到红军大部队突然出现在眼前，敌军斗志全无，稍作抵抗，胡乱放了一通枪后，漫山遍野地撒丫子跑。当天，红军和川东游击军在东线先后攻占了石碓关、界牌，西线攻占了赫天池、唐家湾、砂锅厂、杉木尖、凉风垭等敌军阵地。廖雨辰部退至高桥关、杨柳关主峰以及开江之永兴场一带继续顽抗。许世友、王宏坤挥师追击，29日一整天，敌、我双方在连绵起伏的山梁上鏖战。阵地、机枪、大炮在此都已失去意义，敌我双方纠缠在一起捉对厮杀，大梁山郁郁葱葱的山林间，到处是闪动的人影和刀枪劈杀，不断有人中弹倒下，更多的是被大刀劈倒或是刺刀捅死，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尸体或是伤员，鲜血染红了大梁山。战至30日上午，敌军再也支持不住，残部全部退到杨柳关。杀红了眼的许世友手提已经卷了刃的大刀，和王宏坤一起率领红军向杨柳关发起猛烈冲击，敌我双方在关口附近的山坪上再次展开了肉搏，面积不大的山坪上到处血肉横飞，敌军和红军都伤亡惨重。

        这一仗非常惊险，红四方面军老战士、王近山将军传记中记载了这段战事：

        战役开始之初，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派许世友和王宏坤各带一个团由西绕道，从南向北进攻川军的侧翼，切断他们退回开县之路。他估计川军在退路被切断后必然向北面大山撤退，并集中兵力向西迂回，反过来攻击红军后路。因此，他特地派红四军政委周纯全率主力团——十师二十八团去坚守西面山。战前，他亲自交代周纯全说：“一定要坚守阵地，切不可出击！如果敌人反扑，夺了阵地，全军就危险了。切记切记！”

        战斗开始后，许世友和王宏坤率领攻击部队很快突破川军防线，一举攻占了三合场，随后插入敌纵深二十余里，并猛烈扩张战果。川军顶不住，忽向北退，并伺机向西迂回。这时，指挥坚守西面山头阵地的周纯全看到敌兵已溃不成军，并向北撤退，忘记了坚守阵地、保后路的根本任务，立即下令：“向北出击！”

        二十八团一、二营立即从至关重要的阵地上“呼啦啦”冲了出去。结果，徐向前的担心变成了事实。

        川军正由北向西迂回，见红军出击，乘机发起猛攻，红二十八团一、二营出击部队失去山头阵地依托，寡不敌众，顶不住，只得往后撤。结果，几个山头阵地都丢失掉了。幸好副团长王近山率三营控制住另一座山头，暂时阻击住了川军。在周纯全下令出击时，王近山却很冷静，不仅没有带着三营随团主力出击，相反，还严令三营紧控山头，加固工事。此刻他严阵以待，终于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可是，川兵夺占了二十八团一、二营主阵地后，三营阵地失去依托，与遍地而来的重兵激战，形势陡然严峻起来。而红军主力由于后路受到威胁，战场形势也急剧变主动为被动，被迫后撤。徐向前气得火冒三丈，叫旗兵举起红旗准备往西面山冲，王宏坤急忙阻止说：“总指挥，去不得，敌人从那里一插过来，我们就没有退路了！”

        王宏坤话还没有说完，徐向前带着手枪队就被敌兵冲远了……此时川军为了切断红军退路，集中三四个团的兵力将三营控制的山头团团围住，不断发起猛攻。但三营在王近山的指挥下，孤军奋战，坚决阻击，同敌反复拼杀，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猛攻，这样徐向前和其他主力才渐渐脱离了危险。

        这次贸然出击确实很危险，如果三营控制的山头也被敌占领，红四方面军后路就会被完全切断，将处于数倍于己的川军的强大攻击之下，后果很难设想。但因王近山率三营守住了阵地，最终没有酿成大祸。

        战至30日下午，廖雨辰部最终不支，从杨柳关上退下，经三汇口沿谭家山向永兴场逃窜，被王陵基的第五路部队接应。

        这一战，没能实现全歼廖雨辰部的目的，但提前拉开了反“六路围攻”的序幕。

        川东游击军在反“六路围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川东游击军是中共四川省委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领导者王维舟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中，王维舟亲自组建并带领部队光复宣汉和达县，其后升至靖国军团长。1920年，王维舟在四川万源放弃团长职，赴上海参加革命活动。1923年，王维舟回家乡清溪场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培养革命人才。在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日子里，王维舟坚持革命信念从不动摇，其间，三次失败，四次再起，九死一生，堪称奇迹。吴玉章在《庆祝王维舟同志五十六寿辰》中说：王维舟同志在高度白色恐怖之险恶环境中，在敌我力量对比优劣悬殊情况下，百折不挠，坚持奋斗，其中可歌可泣，类似奇迹之事，难以尽述，卒能使革命力量发展壮大，使川东十余县反革命之军阀、地主、豪绅为之震恐，寝席难安。

        1931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将分散活动于达县、开江、宣汉山区的游击队集中整编为川东游击军，下辖三个支队，共有一万余人，王维舟任军委书记和总指挥。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川东游击军就一直在川东达县、宣汉、开江的梁山、南岳一带坚持对敌斗争。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川东游击军立即在宣汉、达县、万源边境四处袭击敌人，牵制刘存厚的兵力，减轻红四方面军东部的威胁。在宣达战役中，川东游击军积极主动配合红四方面军，牵制、协助、配合红四方面军前后夹击刘存厚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广泛发动群众迎接红四方面军，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献出枪支弹药等武器。

        鉴于川东游击军的战斗精神和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北军委决定，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属红四方面军序列。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副军长罗南辉。下辖三个师：九十七师师长王波，九十八师师长冉南轩，九十九师师长蒋群麟，全军共一万余人。11月2日，川东游击军改编仪式在宣汉县城广场正式举行，陈昌浩、傅钟等总部领导参加仪式，傅钟代表总部宣读命令，陈昌浩亲自给王维舟授旗。徐向前在《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中说：

        宣达战役期间，我们同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会合，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纷纷前来参加红军。一扩兵就是一两千，两三千……川东游击军编为红三十三军……红三十三军是一支很好的部队，有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与当地的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在川东一带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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