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六路围攻”，历时十个月零二十二天，共击溃敌人七万八千人，歼灭敌人七万二千人，缴获各种口径的大炮一百门以上、枪六万三千余支，击落敌机一架。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几乎全军覆没，罗泽洲、李家钰部被消灭大半，刘湘、杨森部损失惨重，邓锡侯和刘邦俊部元气大伤。红军在收缩阵地时放弃的地方，现在一个个又重新收复，8月11日收复巴中，8月17日收复通江，8月20日攻克阆中，8月22日收复苍溪，9月17日收复南江，9月19日收复旺苍坝，红军追击逃敌直至广元城下。至此，北起广元、南至阆中的嘉陵江东岸地区基本被红军占领，苏区基本恢复了宣达战役以后的根据地辖区，还扩大了部分新区。上海《国闻周报》惊叹：“刘湘廿年的精华毁于一旦。”刘湘等四川军阀“空全川之兵”、“竭全川财力物力”对川陕苏区发动的“六路围攻”彻底宣告失败。

        遭如此之惨败，刘湘自觉无颜，8月23日，刘湘致电蒋介石，声称“六路围攻”耗资一千九百万元，官损五千，兵折八万，难乎为继，请免四川“剿匪”总司令等职。

        奉命剿赤，十余月矣；仰托中央德威，北道失陷诸邑，以次收复；匪徒穷处万源，已到最后挣扎时期，徒以军实缺乏，各路步调不齐，致令九仞之功，亏此一篑。我五路派军奋进，迭次冒死强袭，损折殊巨；目前择险扼制，谅无他虞，但今后如何维击，则有难乎为继者：盖川省民力已尽，罗掘俱穷，原筹四百万剿赤军费，早已用罄，额外挪垫之项，已达一千五百余万，无法弥补。而战事尚须延长，地方既搜括尽净，中央则挹注无由；腹枵械窳，唯有坐待崩溃而已。湘素愚戆，不尚浮嚣，倘有回翔余地，莫不委曲求全。一年以来，绞脑呕血，心力交瘁，匪特无补时艰，而局外浮言，反以不肖之心相度；一隅如此，全局可知，窃料钧座主持大计，其困难必有百倍于湘者，此湘之所以欲言辄止，而不敢冒昧直陈者也。然情势至此，何可终默？川虽辟远，关系全局甚重；棉力既尽，来日大难，应请中央解除湘本兼各职，迅简大员接替，以策成功。从本日起，所有剿匪总司令，善后督办，二十一军军长各项职务，分别交由参谋长代行；立候处理，迫切陈词，伏维鉴察！

        这封电报，第一次以刘湘之口说出了四川军阀惨败的实情，如承认损失巨大，“损折殊巨”，如承认因为作战导致地方经济出现巨额亏空，难以为继，“腹枵械窳，唯有坐待崩溃而已”。

        “六路围攻”惨遭败绩，刘湘自成都出走重庆。途经内江椑木镇时，自觉无脸见江东父老，竟然跑出汽车，要投江自尽，被左右扯住，传为笑谈。

        刘湘发出辞职通电到了重庆后，既不到部办公，又避不见客，以示辞意甚坚。其实刘湘是以退为进，其已在幕后稳定自己二十一军诸位师长，给他们补充弹药、经费，招募兵员补充部队。虽然受到打击，但刘湘在各路军阀中的实力仍旧是最强的，四川各军阀自知谁也无力取代刘湘，纷发通电，挽刘复职。

        对刘湘的请辞，蒋介石倒是极力挽留，毕竟刘湘是四川军阀中与他走得最近的，蒋介石本人在历年“剿共”中败绩累累，与刘湘也惺惺相惜。9月2日，住在庐山上的蒋介石复电慰勉刘湘，盼即复职：“兄为乡为国，均应负责到底，虽至一枪一弹，亦必完成任务。此实大局所关，亦即大义所在。中央眷念前功，倚畀尤为殷切，讵可轻率引去，动摇军心矣 。”

        蒋介石挽留，刘湘也就就坡下驴。9月7日，刘湘电呈蒋介石：“宣、达吃紧，三、四两路纵队复连电告急，百孔千疮，补苴无术。湘10日决驰赴前方视察整顿，期能暂时稳定，以待中央处理。”

        挽留刘湘，只是为了让刘湘对付红军，但对其他各路为保全实力、擅自放弃阵地的军阀还是要给点颜色看的。9月13日，蒋介石电川中各军：近日川中匪情，依然猖獗有加，各路部队，亦复涣散如故。除已另电刘总司令，即将捏报战情望风奔逃之新编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革职查办，以资儆惩……

        就在蒋介石要刘湘重新出面收拾残局时，西线再次大败的消息传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蒋介石大为恼怒，9月16日给刘湘及川军各路总指挥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在电报中对他们痛切指责：近日川中情况，自五、六路挫败后，一、二、三、四各路，又复节节后退。 南江、巴中相继沦陷；巴河险要，亦竟放弃。三路既遭失败，二路又受创伤，遂使苍溪、阆中、仪陇、营山、蓬安等处，均觉岌岌可危；此实各路互相猜疑，彼此坐视不救之必然结果。各个击破，前言悉验，惟有痛心！盖兄等虽各矢言开诚协力，然从未声明某路被攻，某路赴援策应，或弃间实行夹击者；各不相谋，事实昭然；故虽为六路会师，实则皆各自为战。加以各路自身贪存，勉强周旋；有相提自保之意，绝无背水背城，硬扎硬打之决心；往往稍一交绥，即图引退。基上两因，致匪深知进无苦战，后无顾虑，尽可肆意突击，放手穷追；故各路不败则已，败则损失奇重。匪势披猖至此，兄等痛定思痛，宁不幡然自生悔乎！？

        今一、二、三、四各路阵线，已逼近嘉陵江岸，则全川存亡，及诸军生死最后之关键，实已临头，再不死拼，唯有坐待灭亡。兹规定一路扼守长池，二、三两路扼守恩阳河南岸之线，以保仪陇；杨军固守佛楼寺三溪口，左连鼎山之线，以固营渠；借以稳固阵地，速图整理；务盼兄等格切遵行。如电到时，对于上列规定各要点之阵线，已有转移逾越者，应即赶紧力图恢复，嗣后拼命死守。倘仍不努力夺回规定阵线，或再任意放弃，或不相策应援救者，不问原因如何？中央定予严惩。甫澄兄尤应克日复职，主持一切；要知今日，不特责无可避，尤已退无可退。更须知匪如狂犬，畏之而走，则狰狞追噬，终为所伤；若返身直挺，迎头击之，则虽凶猛，亦必骇窜。今匪区愈广，阵线愈长，空隙愈多；非各种上下官兵用心力撑，视人犹己，痛痒相救，则更难防范。生死存亡，争于呼吸，惟兄等惩前警后，深自猛省焉！

        四川各路军阀之间互相倾轧，争功诿过已是常态。如前期红军放弃仪陇后，罗泽洲与田颂尧均称是自己的部队“收复”仪陇的，双方互不相让，结果双方将领在报纸上“对簿公堂”，闹出一桩“公案”。据当时的《时事周报》报道：田总指挥拍电告捷，原电如次：“限立刻到成都刘总司令甫公钧鉴（密）尧路李炜如部，于上月二十九日攻入仪陇县城，因形势突出，遭匪大股反扑，退扼附城险要，当由曾师古旅增援，转取攻势，复命刘汉雄、王志远两部向仪陇以左地区牵制敌匪，在玉台场前方与匪激战甚烈。我李炜如全部乘势反袭，于蒸（十）日确实占领仪城，友军罗泽洲师一团，亦同入城，现仍令刘、王各部猛进，望各友军乘时会攻，以收协同之效，为祷。田颂尧叩真（十一）晨。”

        罗泽洲得知田颂尧的电报，一怒之下，以副总指挥之名向《四川晨报》“披露”真相：罗泽洲电告入仪城经过，十一日自凤仪场通电：泽洲部自进仪境，苦战十余日，连克各要隘，伤官兵达七八百人，昨日攻占高家山、王家楼，即追入城，巷战半日，仪城完全占领。田军汪旅本日到达城外。顷阅田军长真（十一）日晨电谓，曾李刘王各部克仪城，罗师有一团同入等语。为士气之盛衰所系，剿匪之成绩所关，有不能已于言者。先是泽部肃清达境，奉令会同田军一致进攻，殊竟一败于金子山，赖我李团掩护，再败于双盘庙，均我梁团撑持，三战三败，于今未进，曾师倒退中兴场，刘、王尚在大泥屯外，三十里内无田军，艳（二十九）日电之告捷何据？用其惯技，以彼之贪，乱我之贞，贪天之功，何颜之厚。人民倒悬已久，拯救叹我来迟；仪境糜糜已深，诸公犹常省悟。谨此陈词，伏候明教。副总指挥罗泽洲叩真（十一）印。

        对罗泽洲的辩解，田颂尧部的李炜如旅长予以冷嘲：李炜如电，有谓：吾侪军人，食民之食，衣民之衣，作战乃军人应尽天职，本不足奇，胜亦不武，且剿匪内战，何足以言功……

        《时事周报》对这桩“公案”评论道：三路军副指挥罗泽洲电告仪城由罗部攻克，最先入城，而李炜如亦电辩真相。仪城究竟谁先入城，自然难以明白，不过因此争功，实觉为剿匪史上之污玷也。

        其实，这桩公案本来很简单，罗泽洲、李炜如两部于1934年1月上旬向仪陇县城进攻，因红军先已有计划主动撤走，李炜如部遂于1月11日进入仪陇城，并已经开始委派官吏。罗泽洲部熊飞团后到，见李炜如部已经进城，遂占领仪陇高山金城寨并向城内放枪，李炜如部以为是红军回攻，吓得又慌忙撤逃，罗泽洲部熊飞团随即入城。

        本已一败涂地，却还要争功如斯，这样的军阀部队，不打败仗倒让人奇怪。

        失败了，总要追究责任。刘湘自己请辞，算是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但也有相当的人将眼光盯在那个沐猴而冠的“刘神仙”上，如当时国内著名的《大公报》就将“六路围攻”的失败归咎于“刘神仙”：此次川中各军失利，“匪”势坐大之主因，实由于不知军事而妄为计划、胡乱指挥之刘神仙（从云）致误。刘原属巫教，籍四川威远县人，尝为人算命看相，刘湘极信奉之，以其为军师，并兼领三旅之众（模范师）。无论内战、“剿匪”，靡不由刘从云观天星、卜吉凶。近年从云竟轰动全川，虽妇孺亦莫不知有刘神仙其人。至今夏初，竟公然充当“剿匪”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负“剿匪”全责，并屡发滑稽可笑怪诞不经之命令，故迭攻万源不克，进攻各部徒遭损失，“匪祸”愈形披猖。

        在刘湘的老巢成都，那些有名望的官绅们对刘从云更是大加指责，要求以总司令部名义致电刘从云，要其自裁以谢川人。前方各部也纷纷抨击刘从云毫不知兵，指挥不当，以致全军溃败。还有众多军官联名电请刘湘杀刘从云以安军心。刘湘的嫡系二十一军参谋长郭昌明与刘湘谈到刘从云的问题时，竟当面与之争执起来，气得刘湘掀翻了茶几，拂袖而去。

        打狗看主，刘湘倚重刘从云对各将领进行精神控制，早已引起他们的反感，借这次大败，追究刘从云，不过是向刘湘表示反抗，刘湘自然明白个中原委。眼看众怒沸腾，不得已，刘湘亲笔给刘从云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大意是：“我没有把四川的事情办好，业已离开成都，我和你他日远道相见吧。”此信未封口，由刘湘的副官蒋捷先亲自送去。这实际上是诿过于刘从云，赶他走。刘湘的信一送去，郭昌明、严啸虎等人立即限令刘从云立即出境，将他赶走。

        在刘湘的眼里，刘从云不过是其一个工具，如同夏日里要扇子，冬来藏高阁。现在刘湘败了，他只是刘湘的替罪羊。没有刘湘，刘神仙能坐到那个位子上吗？

        刘湘的“六路围攻”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是刘湘在四川与红军作战中遭受的最大败绩。值得一提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湘积极主张抗战，1937年8月7日，刘湘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会上各方就战与和莫衷一是。刘湘在会上慷慨陈词近两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这一次刘湘并未空谈，1937年8月20日，刘湘出任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下辖九个军。8月26日，刘湘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在民族危机面前，川军各将领也不含糊，纷纷请缨抗战。9月1日，刘湘率部出川抗战。川军在淞沪战场奋勇抗敌，牺牲惨烈。出川时，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刘湘的主要谋士）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指挥。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9月22日，刘湘乘船到南京。此时日军已在浙江金山卫登陆，突破了国军在上海的防守，淞沪会战失败。刘湘下令所部各军、师拼死堵击向浙江境内侵犯的日军。10月26日，蒋介石调整各战区主官，刘湘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地域为江苏的太湖以西和浙北、皖南部分地区。11月23日，刘湘胃病突然复发，大口吐血，在昏迷中被护送至芜湖医院，28日又转送汉口万国医院就医，终因病重，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抗战中，川军有七个集团军共四十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的人数居全国之冠。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抗战八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十万余人）提供了近三百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的五分之一还强！”

        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战果最辉煌的一次重大战役，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

        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红四方面军自身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开战时全军共有八万余人，反“六路围攻”结束时全军剩六万余人，各部队的干部也牺牲巨大。10月，西北军委和红四方面军对各部队建制和主官作了组织调整，各军师领导人如下；

        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王建安，副军长刘世模，政治部主任洪学智。下辖：第十师，师长王乃贵，政治委员叶道志，编有第二十八、三十、三十四、三十六团；第十一师，师长陈再道，政治委员叶成焕，副师长陈锡联，编有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团。原第十二师师部、第二十九团、第三十五团并入其他师、团。

        第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长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下辖：第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兼），政治委员陈海松，副师长潘幼卿，编有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第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政治委员梅华樊，编有第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团。原第二十六师师部和第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团并入其他师、团。

        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下辖：第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副师长丁纪才，编有第二六三、二六五、二六八团；第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治委员张文德，副师长汪成功，编有第二六二、二六四、二六六团；第九十师，师长王乃贵，政治委员贺立池，编有第二六七、二六九、二七零团。

        第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张广才，政治部主任张成台。下辖：第九十一师，师长余家寿，政治委员易良品，副师长王友均，编有第二七二、二七三、二七五团；第九十三师，师长陈友寿，政治委员王德安，政治部主任李德明，编有第二七一、二七四、二七九团。原第九十二师师部、第二七六团、第二七七团并入其他师、团。

        第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副军长罗南辉，政治部主任李百选。下辖：第九十八师，师长冉南轩，编有第二九四、二九五团；第九十九师，师长王波，编有第二九六、二九七团。原第九十七师师部和第二八九、二九〇、二九一、二九二、二九三团并入其他师、团。

        直属部队：升钟独立师师长于江震，政治委员韩照凯。独立第一师，师长袁克服，政治部主任王大成。独立第二师，副师长王振亚，政治部主任赵必胜。此外，还有炮兵团、警卫团、妇女第一和第二团、川陕省军区。

        历时十个多月的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五个军三十二个团八万余人，外加地方武装数万人共十余万人与二十多万敌军在川陕苏区全境进行艰苦卓绝的战略决战并获全胜，开了我军战史上大兵团作战并获全胜的先河。通过血与火的战争实践，展现了徐向前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高级军政将领，锻炼和铸就了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作风顽强，不怕牺牲，能打硬仗、恶仗的钢铁之师。

        徐向前对为时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了精辟的总结：

        十个月反围攻战役的实践表明：干革命，干战争，必须具有敢于压倒敌人的革命胆略和坚强耐力，绝不能被优势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

        假如那时只看到敌人的优势而轻视自己的力量，只看到我军的劣势地位而忽视有利条件，只看到战局逆转的危险性而忽略争取胜利的可能性，就容易陷于张慌失措、束手无策的境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

        十个月反围攻的战役实践又表明：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实行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是粉碎敌步步为营、持久围攻战法的有效手段。

        ……

        最后，十个月反围攻的战役实践还表明：战争的胜利，来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在川陕边一隅，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够打一场如此旷日持久的坚守防御战，之所以能够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惊人耐力，之所以能够用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去粉碎优势敌人的“围剿”新战略，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红军的作战，得到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援与配合。没有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作后盾，我们要打赢这场战争，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在战争中承受的牺牲、苦难、压力，事实上，早已远远超出了他们所能承受的限度。但是，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觉悟，依靠军民的团结，依靠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人民终于熬过十个月的战争难关，沉重打击了敌人，胜利保卫了革命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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