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之不通,至八股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而不谓西洋科学家文章之不通,乃百倍于中国之八股。现在全世界纷纷扰扰,就是几部死不通的文章酿出来的。因为达尔文和斯密士的文章不通,世界才会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因为孟德斯鸠的文章不通,我国过去廿四年,才会四分五裂,中央政府,才会组织不健全。人问:“这部书也不通,那部书也不通,要甚么书才通?”我说:“只有厚黑学,大通而特通。”
幸哉!我只懂八股而不懂科学也!如果我懂了科学,恐怕今日尚在朝朝日日地喊:“达尔文圣人也,斯密士圣人也,孟德斯鸠圣人也,墨索里尼,希特勒,无一非圣人也。怎么会写《厚黑丛话》呢!如果要想全世界太平,除非以我这《厚黑丛话》为新刑律,把古之达尔文、斯密士、孟德斯鸠,今之墨索里尼、希特,一一处以枪毙,而后国际上、经济上、政治上,乃有曙光之可言。
中国的八股研究好了,不过变成迂腐不堪的穷骨头,如李宗吾一类人是也。如果把西洋科学家,达尔文诸人的学说研究好了,立即要“尸骨成山,血水成河”。等我把中国圣人的话说完了,再来怀疑西洋圣人。
我之所以成为厚黑教主者,得力处全在不肯读书,不惟西洋译本不喜读,就是中国书也不认真读。凡与我相熟的朋友,都晓得我的脾气,无论甚么书,抓着就看,先把序看了,或只看首几页,或从末尾倒起看,或随在中间乱翻来看,或跳几页看,略知书中大意就是了。如认为有趣味的几句,我就细细的反复咀嚼,于是一而二,二而三,就想到别个地方去了。无论甚么高深的哲学书和最粗浅的戏曲小说,我心目中都是一例视之,都是一样读法。
我认为世间的书有三种,一为宇宙自然的书,二为我脑中固有的书,三为古今人所著的书。我辈当以第一种、第二种融合读之,至于第三种,不过借以引起我脑中蕴藏之理而已或供我之印证而已。我所需于第三种者,不过如是。中国之书,已足供我之用而有余,安用疲敝精神,读西洋译本为?
我读书的秘决,是“跑马观花”四字,甚至有时跑马而不观花。中国的花圃,马儿都跑不完,怎能说到外国?人问:“你读书既是跑马观花,何以你这《厚黑丛话》中,有时把书缝缝里细微事说得津津有味?”我说:“说了奇怪!这些细微事,一触目即刺眼。我打马飞跑时,瞥见一朵鲜艳之花,即下马细细赏玩。有时觉得芥子大的花儿,反比斗大的牡丹更有趣味,所以书缝缝里细微事,也会跳入《厚黑丛话》中来。
我是懒人,懒则不肯苦心读书,然而我有我的懒人哲学。古今善用兵者,莫如项羽,七十余战,战无不胜,到了乌江,身边只有二十八骑,还三战三胜。然而他学兵法,不过略知其意罢了。古今政治家,推诸葛武侯为第一,他读书也是只观大略。陶渊明在诗界中,可算第一流,他乃是一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人。反之,熟读兵书者莫如赵括,长平之役,一败涂地。读书最多者莫如刘歆,辅佐王莽,以周礼治天下,闹得天怒人怨。注《昭明文选》的李善,号称书簏,而作出的文章就不通。书这个东西,等于食物一般,食所以疗饥,书所以疗愚。饮食吃多了不消化,会生病,书读多了不消化,也会作怪。越读得多,其人越愚,古今所谓书呆子是也。王安石读书不消化,新法才行不走。程伊川读书不消化,才有洛蜀之争。朱元晦读书不消化,才有庆元党案,才有朱陆之争。
世界是进化的,从前的读书人是埋头苦读,进化到项羽和诸葛武侯,发明了读书略观大意的法子。夫所谓略观大意者,必能了解大意也。则并大意亦未必了解。再进化到厚黑教主,不求甚解,进化到了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则并大意亦未必了解。再进化到厚黑教主,不求甚解,而并且不好读书。将来再进化,必至一书不读,一字不识,并且无理可解。呜呼,世无慧能,斯言也,从谁印证?
我写《厚黑丛话》,遇着典故不够用,就杜撰一个来用。人问:何必这样干?我说:自有宇宙以来,即应该有这种典故,乃竟无这种典故出现,自是宇宙之罪,我杜撰一个所以补造化之穷。人说:这类典故,古书中原有之,你书读少了,宜乎寻不出。我说:此乃典故之罪,非我之罪。典故之最古者,莫如天上之日月,昼夜摆在面前,举目即见。既是好典故,我写《厚黑丛话》时,为甚躲在书堆中,不会跳出来?既不会跳出,即是死东西,这种死典故,要他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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