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春是我小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我们性格相近，都好静。我记不得两人是怎么玩到一块的了，在小学前半期，往来并不密切，成为好友应该是高年级的时候。他和我同岁，个儿比我略高，白净的脸皮，鹅蛋脸上一对聪明的眼睛，五官端正，长得颇秀气。在班上，他也是一个没有风头可出的学生。他出的唯一的一次风头是，陆老师在课堂上批评他不用功，接着说如果他用功，会是全班成绩最好的。放学后，我们常在一起活动，周瑞荣有时也参加。所谓活动，无非是一起做作业，然后就画画、看小人书、下象棋，我会下象棋还是他教的。他的家在城隍庙旁边，离我的家很近。活动地点基本上在我家里，去他家要趁他母亲不在，因为她爱整洁和安静，规矩多，不喜欢被打扰。

        万春的家教很严。在他的家里，是不准大声喧哗的。他也总是那样宁静规矩，温文礼貌。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家搬到了人民广场。有一回，我带他到我们的新居玩，正好赶上吃午饭，我们全家都留他吃饭，但他非常坚决地拒绝了。从我家到他家要走一个小时，我送了他一程，途中问他为什么不肯吃饭，他说他的妈妈不准他在别人家吃饭，因为这不礼貌。受他外婆的影响，他一点儿信佛，向我传授心得说，如果在马路上丢失了东西，只要默诵阿弥陀佛，就一定能找回来。我听后试过一下，却无效。我自己有另一种迷信心理，走有图案的马路时特别小心不踩线，觉得踩了就不吉利。

        快毕业时，万春没有报考中学，因为他的父亲准备接全家去香港。毕业后的那个暑假里，我们都感到依依不舍。有一天，我带他去看我已经考上的那所中学，假期里关着校门，我俩隔着篱笆朝里窥看，看见操场和操场尽头的一排教室，相视惊叹真大啊，其实那是一所很普通的中学。我最后一次去他家里，看见一个戴黑边眼镜的斯文男子，正在忙碌地收拾行装。那是他的父亲，全家日内就要动身了。他家楼下有一个制造麻将和筷子的小作坊，他经常从那里得到一些象牙或塑料边料，在我眼里全是宝贝，这时他都慷慨地送给了我。我揣着这些宝贝，在街角和他挥手相别。

        万春到香港后，很快给我来信了，信封上印着“香港英皇道340号四五六酒菜馆”的地址，还印着三颗骰子的图案，分别是四五六个点。那是他伯父开的一家餐厅，他的父亲也在里面做事。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在一所英文补习学校学英语，然后才能升入中学。他每回来信，总以“学兄”称我，结尾以“学弟”自称，虽则他比我年长若干个月。我们通了三年信，后来不知怎的，中断了联系。

        1963年暑假，我已是北大的学生，回上海度假，忽然想念起童年的伙伴来，便按照英皇道的老地址给万春寄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我的信犹如一叶小舟，漂洋过海去寻找老朋友，不知能否到达目的地。开学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从此又恢复了通信。他寄来了一张近照，也戴上了近视镜，仍是斯文的模样。他的信总是厚厚的，在洁白的道林纸上写着端正清秀的字体，每个段落之间空一行，显得十分整洁。记得他在信中议论香港的社会风气，对女孩子们以游泳衣为时髦服装感到很不满。我的信也是厚厚的，用抒情的笔调歌颂友谊、青春和优美的燕园景色，现在想来很幼稚，当时竟被他誉为高过的文学作品。他希望在通信中同我探讨理工知识，练习英语，而当他知道我学的是文科和俄语时，又安慰我说这不妨碍我们交流心得。

        当我升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写信告诉我，他到加拿大去读大学了，今后我写信仍寄香港，通过他的家人互转。因为信件要越过国界，邮资很贵，我们都用薄纸写信，并且大大压缩字数，往往只写一页纸。从来信中我知道，他在学校里担任华侨学生会的主席，品学皆深受当地居民赞赏。他又给我寄了一张相片，身穿西装，带着宽边眼镜，腋下夹着十六开的硬皮书，站在一座大楼的门外。因为他在加拿大，我多么可笑，就在信上向他大谈白求恩，这是我也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关于加拿大的全部知识，来自毛泽东的名篇《纪念白求恩》。让我惊讶的是，他对白求恩竟然一无所知，我原以为白求恩是人人皆知的最有名的加拿大人。我还让他写在加拿大的生活和见闻，他总是避而不谈，后来终于据实相告，说他并不在加拿大，而是在北美洲最大的一个城市，因为怕我知道后不再与他通信，所以一直不敢告诉我。我知道了，他是在纽约。当年美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他的担忧很有道理。我回信说，无论他在哪里，我都会和他保持通信联系。此后，我收到他家里代寄的一张贺年卡，上面写道：“你找到女朋友了吗？”我由此推测他有了未婚妻。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寄来一封信，对于传说中红卫兵的行为表示困惑不解。那时我和中国绝大多数青年一样已被洗脑，就在回信中按照官方的调子抨击西方记者的造谣伎俩，并且向他宣布我也是红卫兵。其实，当时谁都可以成立一个什么组织，我只是和班上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战斗队，所做的事情不过是一起外出串连旅行罢了，此红卫兵非彼红卫兵也。我之所以要如此向他宣布，只是为了增强说服力：既然我也是红卫兵，可见红卫兵不是洪水猛兽。信寄出以后，石沉大海，从此音讯隔绝。

        1968年，在毁掉自己的文字时，我把万春的信件也毁掉了，这是使我深感后悔的。我不知道他现在何方，从事何职。由他的聪明和读理工科推测，也许已经成为一个美籍科学家了吧？我总怀着这样的希望，有一天他会回到祖国来访问，甚至来工作，我们还能相见，想必那时双方都会有无穷的感触吧。

        一直以为，我和黄万春此生无缘再见，没想到在阔别半个多世纪之后，他的呼唤通过互联网传到了我这里。2010年12月，我在我的公共邮箱里看到一封信，开头一句就让我喜出望外：“我是黃万春，在美国写这信給你。”当然，我立即回信，然后通电话，知道了他的经历。大学毕业后，他在IBM工作三十多年，最后做到全球总部策略计划总监。2001年跳槽到全球第二大It市场调研公司IDC，任大中华区总裁，总部在北京。在北京工作的四年里，他曾托人找我，未果。前不久，他在凤凰电視美洲台看到采访我的节目，就去查百度，终于联系上了我。当时临近圣诞节，他在信中说，这是上天送给我们的一个圣诞大礼，并称我为“陌生的老朋友”，我叹为准确。

        今年（2014年）3月，他携太太来北京，快乐相聚。近一个甲子的时光，天地一瞬间，并无陌生之感。我找出他小学毕业时和在香港上中学时送我的照片，四张中有两张他自己已不存，意外的惊喜。我开玩笑说拍卖，他悄悄翻拍，我说翻拍的价更高，一片欢笑。我发现童年的直觉很准确，虽然性格和事业不同，好朋友就是好朋友，经得住岁月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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