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双向四车道靠近十字路口的位置。清晨六点半,还没到上上学的时间,没什么车经过,每分钟只有一两辆。
我正沿着棚冈佑真驾驶的路线行走。我尝试模拟他无证驾驶一辆时速六十公里——远超过速度上限的汽车,从南向北笔直行进的视角。
为了在十字路口右转,车子提前进入右侧车道,丝毫没有减速,直直冲进路口,飞速拐弯。因为车速很快,转弯的弧度较大,他勉强把车身维持在了车道内。尽管如此,可能因为失去了平衡,没开多远车就冲上了人行道,事故便发生了。
车道上还留有车胎摩擦的痕迹。那几道黑线看起来有点像黑胶唱片的沟槽,仿佛只要把唱针放上,就能回放出车祸的冲撞声、被害人的惨叫、人生被撕碎的残酷旋律。
车道和人行道之间安装了护栏,其中一部分被连根拔起,应该是被车撞坏的。在栏杆的残骸旁边留下痕迹的怪物,夺走了被害人的性命,也瞬间摧毁了加害人的人生。
那里摆放着祭奠死者的花束。其中应该有与被害人相熟的人献上的,可能还有看到事故报道后感到无比痛心、来到现场的普通人献上的。被人无证驾车夺去性命,这一定是世上最难以让人接受的死因之一。因此,人们对被害人抱以莫大的同情,同时对加害人表现出更深的愤怒。那些同情、不甘、愤怒和哀悯,最终汇聚成了放在这里的花束,也体现了世间对这起案件的高度关注。
站在花束前,我不由得想象起车祸之后的混乱状况。
我想到棚冈佑真的脸。那个低头坐在鉴别所的调查室、只知道回答“是”的少年,当车子冲断护栏撞倒行人时,他坐在驾驶席上在想什么呢?
我记得那辆车的挡风玻璃被撞裂了。他当时是不是呆滞地凝视着眼前的蛛网状裂纹呢?
棚冈佑真绝口不提车祸发生时的情况,我觉得到现场来应该能了解一些,便在上班前提前出门,来这里一趟。“你专门跑一趟,但很可能什么都发现不了。”妻子无奈地提醒。她的预测十分准确。她还笑着说:“你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帮忙给儿子准备早餐,或喂女儿断乳食品,这样至少有一个人能得到帮助。”
旁边走来一个与我母亲年纪相仿的妇人,她站在花束前双手合十。我担心在这里碍事准备离开,突然听到她问:“你是死者家属吗?”
“不是。”我慌忙摆手。其实我也想问她同样的问题。
“真过分啊。”妇人说。
“嗯,是啊,真的是。”虽然不太清楚她在针对什么抒发感慨,我还是应了一句。
“你想啊,反正是少年犯,肯定不会受重罚。明明夺走了一条人命。”
因为《少年法》的目的在于让他们改过自新,而不是予以惩罚。不过这话说出来也没什么用,她想要的并不是这种解释。
“既然开车把人撞死了,就该也被车撞一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是。”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其实不仅限于未成年人犯罪,在听到杀人犯没有被判死刑,理由之一是“只有一名死者”时,面对如此荒谬的理由,任何人都会不知从何反驳。难道人命不是以一换一吗?杀人还要先到先得?一想到这里,就会想去寻找自认为合理的规则。可那样的规则不会太过时吗?
“凶手肯定没在反省。”妇人说,“他一定没把社会当回事。那种年轻人,就算把人撞死了,也只会觉得‘哎呀,这下麻烦了’而已,对吧?”
“不知道啊。”是否在反省、是否意识到犯了罪、到底有多后悔,这些恐怕连少年自己都无法把握。一个未曾与之谋面的人,仅凭新闻报道就想判断出少年的心情,简直难上加难。尽管如此,我仍无法否定那种心情。人们的心中总是充满了“一定”和“反正”。“他到底在想什么呢?”即便如此,我们依旧要设法理解少年的想法,探究他们的真心。虽然很困难,却不能放弃,还要时刻牢记着这种困难。
“没有驾照还出来飙车,简直太荒唐了!要是时间再晚一点,就有可能撞到上学的小学生了。太可怕了!”妇人抬手遮住了嘴,“我觉得啊,未成年人应该跟成年人接受同样的惩罚。”
“是。”我根本无意反驳,也没有必要告诉她这种案子很可能会进入刑事审判。“不过我总是在想,那要从几岁起才好呢?”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有一个四岁的儿子和一个两岁的女儿。”
“哎呀,他们一定很可爱吧。我也有孙子了。”
“假设我儿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有一天不小心骑上了开着引擎的摩托车……”
“小学生可以骑吗?”
“假设他不小心推了一下,结果摩托车动了起来,撞到了人。”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可那又不是故意的。”
“假设他是初中生呢?”
“现在有些初中生也挺坏。不过,其中也有完全没有恶意或确实不是故意的情况,所以也没办法。至于恶作剧……”
假设那个初中生的家庭环境非常恶劣呢?
人不是机器,在成长过程中势必会受到周围的影响。
当然,一定有人会说“就算家庭环境不好,有的人还是会规规矩矩地生活”或者“其中绝大部分人都不会犯下那种穷凶极恶的罪行”。我在调查案件时,有人直接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也曾看到类似的言论。其实,我完全理解。
说到底,家庭环境完全没问题的人应该几乎不存在。虽然存在贫富差距,而且有钱确实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并不说明能有完美的家庭或负责的监护人。我甚至根本不知道完美的家庭该如何定义。自从有了孩子,我切实的感受是,每天都在烦恼什么才是正确的,无论看多少本育儿书,都没办法弄清楚。阵内曾一本正经、不带一丝嫌恶和嘲讽地问:“写那本育儿书的人是怎么养育自己孩子的?”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那些育儿书作者的孩子,真的长成了好人,长成了优秀的大人吗?还有,好人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人呢?
“听说凶手失去了父母。真是太惨了。”妇人继续说道。
此时,我开始怀疑她并不是对惨烈车祸深感同情的过路人,而是更熟悉情况、积极跟人谈论此事的好事者。
“失去父母确实挺惨的。”我把对方的话重新打包一遍说了回去。
“不是那个意思。你瞧,反正人们一听说那种事就会心软。”
“啊。”原来是这个意思。
“就算失去了父母,一般人也不会无证驾驶撞死人吧。那些努力生活的孩子听了要生气的。”
“可能吧。”明明不是当事人却硬要替当事人表达心情,对于这种人,我总是会有点戒备。“那个人一定会这么想”——那些能轻易如此断言的人,都有过分自信的嫌疑,或许他们并没有想过,对当事人来说,那些想当然的断言只会徒增困扰。
我想到了棚冈佑真。
他在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中失去父母,后来被伯父养大。
当然,伯父一家并非坏人。应该说,他们突然要养育这么一个侄子,因这起事故受到了巨大影响,也算是受害的一方。这就好比状态良好的先发投手突然乱了阵脚,于是中继投手强行提前上场,连到练投区热身的时间都没有。不,不对,伯父一家恐怕根本就没想过自己能上场,简直就是本来在观众席上坐得好好的,却被教练指着鼻子说:“你给我上!”
“不过啊,这场车祸真是太惨了。哪怕偏上一点点,旁边牵狗散步的老爷爷也会被撞到。”
“原来还有人在散步?您知道那个老爷爷住哪儿吗?”
“你是警察?”
“啊?”
“寻找目击者不是警察的工作吗?”
我那句话并没有什么深层的用意,只是想如果当时有人在旁边,并且我能找到那个人询问当时的情形,说不定能弄清棚冈佑真到底是怎么开的车。当然,这些警方都已经调查过了。只是根据我并不算太丰富的经验,相比目击者的亲口诉说,公文式的资料确实会漏掉一些细节。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报道,很多时候都存在一些与文章不尽相同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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