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不妙!糟糕透了!我感觉到那个脏东西,恶心!这一次它在咖啡馆里袭击了我,这是从未有过的,因为迄今为止咖啡馆是我惟一的避难所,这里有许多人,又有明亮的灯光,然而以后连这也没有了。我在房间里走投无路时,我再也无处可去。
我来咖啡馆寻欢做爱,可是我刚推开门,女侍者玛德莱娜就对我喊道:
“老板娘不在,上街买东西了。”
我大失所望,生殖器一阵发痒,很不舒服。与此同时我感到乳头在与衬衣摩擦。我被一种缓慢的、有色彩的涡流围住、裹住,这是由烟雾和镜子组成的雾和光的涡流,尽头处有几张长椅在发亮。我不明白为什么它在这里,为什么会这样。我站在门口犹豫不决,这时产生了一股旋涡,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阴影。我感到自己被朝前推了一下。我在飘浮,明亮的雾气从四面八方进入我体内,使我晕头转向。玛德莱娜飘浮着走过来,帮我脱下大衣。我注意到她的头发是往后梳的,她戴着耳环,我认不出她来了。我瞧着她的大脸颊,它们没完没了地往耳朵延伸。在颧骨下方的颊窝里有两个孤立的粉红色印迹,它们在这可怜的肉体上似乎感到乏味。面颊延伸,朝耳朵延伸,玛德莱娜笑着说:
“您要点什么,安托万先生?”
于是恶心攫住了我,我跌坐在长椅上,甚至不知身在何处。颜色在我周围慢慢旋转,我想呕吐。就这样,从此恶心不再离开我,它牢牢地抓住我。
我付了钱。玛德莱娜端走了碟子。我的玻璃杯紧压着桌面上一小摊黄色啤酒,酒里漂着一个小气泡。长椅的软垫在我坐的地方塌了下去,于是我不得不用鞋底紧紧蹬着地面,以免滑下去。天很冷。在我右边,他们正在呢绒桌布上玩牌。我进门时没有看见他们,只是感到那里有暖暖的一大团东西,一半在长椅上,一半在最里面的桌子上,还有成双成对挥动的手臂。后来玛德莱娜给他们送去纸牌、桌布和一只盛着筹码的木碗。他们是三个人还是五个人,我不知道,我不敢看他们。我身上断了一根弹簧,我能转动眼睛,但不能转动脑袋。我的头软软的,富有弹性,仿佛正好架在我脖子上。我要是转头,头就会掉下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听见一个短促的呼吸声,眼角偶尔瞟见一个布满白毛的发红的闪光。这是一只手。
老板娘上街买东西时,她的表亲便替她站柜台。他叫阿道尔夫。我坐下时开始看他,一直看着他,因为我的脑袋不能转动。他穿着衬衣,挂着淡紫色的背带,衬衣袖子一直卷到肘弯以上。蓝衬衣上的背带几乎看不见,它们隐没了,隐藏在蓝色中,但这是虚假的谦虚,事实上它们不甘于被遗忘。它们温顺而固执,令我不快,仿佛它们原来要成为紫色,但中途却停了下来,放弃了最初的抱负。我真想对它们说:“去呀,成为紫色,事情就了了。”可是不,它们悬在那里,既未完成抱负,又痴心不改。有时,四周的蓝色滑过来将它们完全盖住,有一刻我根本看不见它们。但这仅仅是一阵波浪,不久以后,有几处蓝色变淡了,于是我看见迟疑不决的淡紫色像小岛一样露了出来,小岛逐渐扩大,相互连成一片,重新组合成背带。阿道尔夫没有眼睛,他的眼皮肿胀翘起,只露出下面一小点眼白。他在微笑,似睡非睡,不时地响响鼻子,叫一叫,身子轻轻抖动,活像一只睡梦中的狗。
他那件蓝布衬衣在巧克力色的墙壁前显得欢快。这也产生了恶心,或者这就是恶心。恶心并不在我身上,我感到它在那里,在墙上,在背带上,在我四周。它与咖啡馆合而为一。我在恶心中。
在我右手,那暖暖的一团开始喧闹起来,成双的手臂在挥动。
“噫,这是你的王牌。”“王牌,怎么回事?”一个大黑脊梁俯在牌桌上:“嘿嘿嘿!”“怎么,王牌,他出了王牌。”“我不知道,我没看见……”“对,我出王牌。”“那好,红心王牌。”他哼唱:“红心王牌,红心王牌。红—心—王—牌。”说白:“怎么回事,先生?怎么回事,先生?我要了!”
再度寂静——我的口腔后部感到空气的甜味。气味。背带。
表亲站起来走了几步,将手背在身后。现在他微笑,抬起头,身体往后仰,重心放在脚跟上。他就用这种姿势睡着了。他摇摇晃晃,始终带着微笑,双颊在颤动。他要跌倒了。他往后仰,往后仰,往后仰,面孔完全对着天花板,接着,快跌倒时,他灵敏地抓住柜台边沿,又恢复了平衡。如此这般往返不已。我看腻了,将女侍者唤过来:
“玛德莱娜,在留声机上放一支曲子吧,好不好?你知道,就是我喜欢的那支歌:Some of these days.”
“好,不过这些先生们可能不高兴,他们玩牌时不喜欢音乐。哦,我去问问。”
我使出很大力气才转动了脑袋。他们是四个人。女侍者俯身对一位老头说话,他脸膛红红的,鼻尖上架着黑圈单片眼镜。他把纸牌藏在胸前,从下朝上看我一眼:
“好吧,先生。”
微笑。他的牙齿烂了。那只红手不是他的手,而是他的邻座——一个蓄着黑髭须的人——的手。此人鼻孔极大,占去他半张脸,似乎足以为一大家人泵送空气,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张着嘴呼吸,还气喘吁吁。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长着狗脸的青年。第四位玩牌的人我看不清楚。
纸牌旋转着落在呢绒桌布上,然后几只戴着戒指的手拾起它们,指甲刮着桌布。手在桌布上构成白色的斑点,显得鼓胀,灰尘扑扑。纸牌不停地落下,手也来来回回地动。多么古怪,既不像游戏,也不像仪式,也不像习惯。我想他们这样做仅仅为了填满时间。但时间太长了,无法填满。我们往时间里投的一切都软化了,变得松弛。譬如这只红手,它踉踉跄跄地拾牌,这个动作太松弛无力,应该把它拆散、压缩。
玛德莱娜摇动留声机的手柄。但愿她没有弄错,可别像那天一样放上Cavalleria rustia这首大曲子。她没有弄错,正是我要的曲子,一听旋律我就认出来了。这是一首拉格泰姆老曲子,迭句是歌唱。一九一七年我曾经在拉罗歇尔的街上听见美国兵用口哨吹这个曲子。它在战前就有了,但录音则是近得多的事。不过,这张唱片是这一套中最老的,是使用宝石唱针的帕泰牌唱片。
一会儿就有迭句,我最爱听,它像悬崖绝壁一样陡直地伸入海中。眼下还是爵士乐,没有旋律,只有一些音,一大堆小震动。它们没有间隙,一个不可变更的顺序使它们诞生和死亡,它们无法从容不迫,无法为它们自己而生存。它们在奔跑,一个紧跟着一个,狠命地敲我一下就消失了。我很想留住它们,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拦住一个,它在我手里将只是一个暧昧和萎靡的音。我必须接受它们的死亡,我甚至应该盼望它们的死亡。我的感觉很少如此尖锐,如此强烈。
我开始感到暖和,感到快活。这还算不了什么,只是一个小小的、恶心的快乐。这快乐在黏糊糊的水洼深处,在我们的时间——浅紫色背带和破长椅的时间——深处伸展,它是由大而软的瞬间组成,瞬间的边沿渐渐向外扩展。它刚诞生就已经衰老,我似乎认识它有二十年了。
还有另一种快乐。外面有那条钢带——音乐的狭窄时间,它穿透我们的时间,拒绝它,并且用冷冷的小尖角刺伤它,这是另一个时间。
“朗迪先生出红心,你出A。”
声音滑过去,消失了。门开了,一阵冷气拂过我的膝头,兽医领着小女儿走了进来。但这一切丝毫无损于钢带,音乐刺破和穿越这些模糊的形状。小姑娘刚一坐下就被吸引住了,她睁大眼睛,直挺挺地听着,一面用手在桌上摩擦。
再过几秒钟,那位黑女人就要唱了。这似乎不可避免,这音乐是必然的,任何东西也无法使它中止,任何来自这个让世界搁浅的时间也无法使它中止,它会自动地、按顺序地停止。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更喜欢这美丽的声音,不是因为它宽阔,也不是因为它忧郁,而是因为它被那么多音符千呼万唤才出来,音符的死亡带来了它的诞生。然而我很担心,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会使唱片停下来,或者是弹簧断了,或者是表亲阿道尔夫突发奇想。奇怪而感人的是,这段时间竟如此脆弱。任何东西都无法使它中断,然而任何东西都能使它破碎。
最后的音符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寂静,我强烈地感到:行了,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的事就是恶心消失了。在寂静中,歌声渐高,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变硬了,恶心消失了。突然一下变得如此坚硬,如此鲜红,几乎令人难受。与此同时,音乐的时间膨胀了,像龙卷风一样膨胀开来,金属般透明的时间充溢了整个咖啡厅,将我们可怜的时间挤到墙边。我在音乐中。玻璃镜里滚动着火球,烟雾的环圈围绕着它们转动,将光线的冷酷微笑时而遮住,时而揭露。我的啤酒杯缩小了,蜷缩在桌子上,显得稠实、不可或缺。我想拿起它掂量掂量,我伸出手……老天爷!它变了,我的手变了。我的臂的动作像威严的旋律一样扩展,沿着黑女人的歌声滑动,我仿佛在跳舞。
阿道尔夫的脸就在那里,靠在巧克力色的墙上。它仿佛就在近旁。我捏紧手时,看见了他的头。它显出了结论一般的确凿性、必然性。我用手捏住杯子,瞧着阿道尔夫,我很快活。
“瞧这个!”
在嘈杂的背景前迸出了这个声音。这是我的邻座,那个红脸膛老头在说话。棕红色的长椅更衬托出他紫红色的面颊。他将牌往桌上一拍。方块王牌。长着狗脸的年轻人微微一笑。红脸膛牌友身子俯在牌桌上,偷眼瞧他,随时会蹦起来。
“瞧这个!”
年轻人的手从暗处露了出来,显得白净,它懒洋洋地在空中停留了一刻,接着便突然像鸢一样俯冲下来,紧紧压着桌上的一张牌。红脸膛的胖子跳起老高:
“妈的!他用王牌压。”
在痉挛的手指下露出了红心国王的模样,随后国王脸朝下地被翻了过去,游戏继续进行。漂亮的国王来自远方,那么多计谋,那么多已消失的行动为他的出现做了准备,而现在他也消失了,让位给另一些计谋,另一些行动,进攻,反攻,胜负易手,一大堆小小的冒险。
我很激动,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像一台停住的精密机器。我有过真正的冒险,现在想不起任何细节了,但我看到种种情境中有严格的连贯性。我曾漂洋过海,告别许多城市,沿着河逆流而上或者钻进森林。我总是朝另一个城市走去。我有过女人,有过斗殴,而我永远不能倒退,就像唱片无法倒转一样。但这一切将我带到了哪里?带到了此时此刻,带到了这张长椅上,带到了这个响着音乐的、光亮的气泡中。
And when you leave me.
是的,在罗马,我喜欢坐在台伯河畔,在巴塞罗那,我喜欢黄昏时分在宽人行道的街上散步,在吴哥附近的波罗坎巴莱小岛上,我见过一株用根缠着纳加神庙的印度榕树,此刻我在这里,和玩牌的人生活在同一时刻,我听着黑女人唱歌,外面是游荡中的虚弱的夜。
唱片停止了。
夜进来了,虚情假意,犹犹豫豫。人们看不见它,但它在这里,它蒙住灯光,你呼吸空气,感到其中有什么厚厚的东西,这就是它。天冷。一个玩牌的人将乱七八糟的牌推向另一个人,让他收拢来。有一张牌被漏掉了。难道他们看不见?这是一张红心9,终于有人拾起它来,递给了长着狗脸的年轻人。
“啊!红心9!”
很好,我要走了。红脸膛的老头低头瞧着一张纸,嘴里吮着铅笔头。玛德莱娜用明亮而无神的眼睛瞧着他。年轻人将那张红心9拿在手中转来转去。老天爷……
我艰难地站起身。我看见在镜子里,在兽医的头部上方,滑过一张非人的面孔。
待会儿我要去看电影。
新鲜空气使我很舒服,它没有糖味,也没有苦艾酒的酒气,可是,老天爷,天真冷。
现在是七点半钟,我不饿。电影要到九点才开演。我干什么呢?快步走走,暖暖身子。我在犹豫,我身后的那条大街通往市中心,通往灯火辉煌的中心区街道,通往派拉蒙宫、帝国宫、雅昂大商场,但它们对我毫无吸引力。现在是喝开胃酒的时刻。一切活物,无论是狗是人,一切自然活动的柔软主体,我都看腻了。
我向左转,我要钻进那排路灯尽头的洞里,顺着诺瓦尔大街一直走到加尔瓦尼大道。洞里刮着冰冷的风,那里只有石头和泥土。石头是硬的,而且不会动。有一段路十分讨厌。右边的人行道上有一大团灰色气体,夹带着几串火光,发出贝壳类的声音,这是老火车站。它的存在丰富了诺瓦尔大街上的头一百米——从棱堡大街到天堂街——使那里出现了十几盏路灯和四家并排的咖啡馆:铁路之家和另外三家。咖啡馆在白天有气无力,一入夜便灯火通明,并向街心投下长方形的光影。我还要沐浴在三条黄色光影中。我看见从拉巴什针线杂货店里走出一位老妇,她将方巾拉起盖着头,跑了起来。现在走完了,我来到天堂街人行道的边沿,站在最后一根灯柱旁边。沥青地突然中止。在街对面是黑暗和泥泞,我空过天堂街,右脚踩在水洼里,袜子湿了。散步开始了。
人们不住在诺瓦尔大街这个区里。这里气候严酷,土地贫瘠,无法定居和发展。索莱伊兄弟(他们曾为海滨圣塞西尔教学提供有护壁的拱穹,价值十万法郎)的三家锯木厂门窗都朝西,开向静谧的冉娜—贝尔特—克鲁瓦街,使这条街上机声隆隆。三家工厂都背朝维克多—诺瓦尔大街,以围墙相连。这些建筑物沿着左边人行道,长约四百米,没有一扇窗户,连天窗都没有。
这一次我踩在水里走着。我走到对面人行道上,那里有惟一一盏路灯,它像地球尖端的灯塔,照着一道破损的、有几处被拆毁的栅栏。
木板上还挂着几张破广告。在一张星形的破绿纸上,有一个满脸仇恨的、美丽的面孔正在作怪相,有人用铅笔在它鼻子下面画了一副钩状髭须。在另一张碎纸上,可以看出白色的字puratre,它滴下几个红点,也许是血。这张脸和这个字也许属于同一张广告。现在广告撕碎了,它们相互之间的简单关系消失了,另一种关系则自动地在扭曲的嘴、血迹、白字、字尾tre之间建立了起来。这些神秘的符号仿佛试图表达一种毫不松弛的、罪恶的情欲。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可以看见铁路的灯光。栅栏过去就是一堵长长的墙。墙上没有缺口,没有门,没有窗,直伸到二百米开外的一座房屋。我走出路灯的光区,进入黑洞。我看着脚前自己的影子融入黑暗,我仿佛掉进了冰水。在前方尽头,透过层层稠密的黑暗,我看见浅浅的粉红色,那是加尔瓦尼大道。我回转身,在远方,在路灯后面,有一点光亮,那是火车站和四家咖啡馆。在我前面,在我后面,都有人在啤酒店里玩牌,但这里只有黑暗。风间或送来一阵微弱而孤独的铃声,它来自远方。做家务的声音、汽车的隆隆声、呼喊声、狗吠声,它们都留在温暖处,不会离开明亮的街道,但这铃声却穿过黑暗达到我这里。它比别的声音更坚硬,更缺少人性。
我停步聆听它。我很冷,耳朵疼,耳朵大概冻得通红。但我感到自己是纯净的,我的四周以其纯净征服了我。没有任何东西有生命,风吹着,僵直的线条遁入黑夜。诺瓦尔大街没有卑下的姿态,不像资产阶级的大街那样向行人献媚。没有人想到要装饰它,它恰恰是反面,冉娜—贝尔特—克鲁瓦街的反面,加尔瓦尼大道的反面。布维尔的居民对车站附近还稍加收拾,为了旅客有时去打扫打扫,可是再往远他们就完全不管了。于是这条街便盲目地、笔直地向前,与加尔瓦尼大道相撞。它被这座城市遗忘了。有时一辆土色大卡车飞快驰过,发出雷鸣声。这里甚至没有谋杀案,因为既缺乏凶手也缺乏受害人。诺瓦尔大街是无人性的,就像一块矿石,就像一个三角形。布维尔能有这样一条街真是幸运。一般说来,这种街只是在首都才有,譬如在柏林的新科隆或腓特烈海因附近,或者在伦敦的格林威治附近。这是些笔直的狭长通道,十分肮脏,刮着吹堂风,人行道很宽但没有树。它们几乎总是在城郊的古怪街区,有了它们才有了城市,附近是货车车站、有轨电车车站、屠宰场、煤气储气厂。暴雨过后两天,全城在阳光下半潮半干,散发出潮湿的热气,但这些街道仍然十分寒冷,而且到处是水洼和烂泥。有些水洼终年不干,除非到了每年的八月。
恶心待在这里,待在黄色的光中。我很快活,寒冷是如此纯净,夜晚是如此纯净,连我自己不也是一股冰冷的空气吗?没有血液,没有淋巴,没有肉体。在这条长长的通道里朝着远处苍白的光线流动。只有寒冷。
这里有人。两个人影。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一个小个子女人拉着一个男人的袖子。她低声说话,说得很快。由于有风,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你闭嘴,行不行?”男人说。
她仍然在说。男人猛然推开她。他们四目相视,迟疑不决,接着男人把两手插进口袋,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消失了。我与那女人相距不到三米。突然间,一种沙哑深沉的声音将她撕裂,从她身上迸发出来,整条街便响起了激烈冲动的话语:
“夏尔,求求你,你知道我对你说什么?夏尔,回来吧,我受不了,我太痛苦了!”
我从她身边走过,几乎能碰着她。这是……怎么能相信这个热情冲动的肉体,这张痛苦不堪的脸竟是……但我认出了那条头巾,那件大衣,以及她右手上的那块紫红色大胎痣。这是她,是女佣吕西。我可以帮助她,但她得有能力提出要求。我慢慢地从她面前走过,眼睛瞧着她。她盯着我,但仿佛看不见我,她痛苦得不知身在何处。我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不错,是她,是吕西,但神情完全变了,不再是她自己。她正在埋头忍受痛苦。我羡慕她。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张开双臂,仿佛等待被打上烙印。她张着嘴,呼吸困难。我感到街道两旁的墙在升高,在相互靠近,她好像站在井底。我等了一刻,我怕她突然倒在地上,因为她很娇弱,承受不了这异常的痛苦。但是她凝然不动,仿佛像周围的一切那样变成了石头。片刻间我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她,这突然显现的才是她真正的本质……
吕西发出轻微的呻吟,惊讶地睁着大眼,用手摸着喉咙。不,她能承受这样的痛苦,这力量不来自她本身,而来自外部……就是这条街。应该搂住她的双肩,将她领到明亮处,领到粉红色温暖的街道上,领到人们中间,因为在那里人们不会感到如此强烈的痛苦。她会软化,恢复她那讲究实际的神气以及普通程度的痛苦。
我背朝她转过身去。毕竟她运气不错。而我呢,三年来过于平静。从这种悲惨的孤独中,我如今只能得到一点空空的纯净。我走开了。
我在阅览室工作了两个小时,然后下到抵押广场抽烟。这是一个用红砖铺砌的场地,修建于十八世纪,是布维尔居民的骄傲。在夏马德街和絮斯佩达街的街口,横挂着旧铁链,表示禁止车辆通行。一些身着黑衣的女士在遛狗,她们沿着墙,在拱廊下慢慢走动,很少来到空地上,但她们像年轻姑娘一样偷眼瞧着居斯塔夫·安佩特拉兹的雕像,悄悄投去满意的目光。她们大约不知道这尊大铜像是谁,但是从他的礼服和高礼帽看,他显然是一位上流社会的人。他左手拿着礼帽,右手放在一大叠对开本的文书上。她们感到底座上的这尊铜像像是她们的祖父。她们不需久久注视就能明白他和她们想法一致,在一切问题上都完全一致。他用他的权威,用被他的手所沉甸甸压着的渊博学识为她们服务,为她们狭隘而牢固的思想服务。黑衣女士们大可放心,尽可以安安心心地操持家务和遛狗。至于那些神圣的思想,那些从父辈传下来的良好思想,已不再由她们,而由这个铜铸的人来捍卫了。
《大百科全书》上有关于这个人物的几行文字,我去年读过。我把书放在窗沿上,透过玻璃窗看到安佩特拉兹的绿色脑袋。我读到他于一八九○年左右踌躇满志,提任学区督察,画了一些精美的小玩意,又写了三本书:《论希腊人的民主》(1887)、《罗兰的教育学》(1891)以及一八九九年的诗体遗嘱。他于一九○二年去世,受到同胞及有识之士的深深惋惜。
我靠在图书馆正面的墙上。烟斗快灭了,我抽了一口。一位老妇人畏畏缩缩地从拱廊里走出来,精细而固执地瞧着安佩特拉兹。她突然壮起胆子,尽快地穿过院子,来到铜像前站立片刻,一面翕动嘴唇。接着她那在粉红色石砖上的黑色身影便逃走了,消失在墙的裂缝里。
一八○○年时,这个广场也许是很轻快的,因为它有粉红色的地砖和周围那些房屋,但现在它却显出几分冷漠与不祥,稍稍令人厌恶,这是由于底座上那个高高的铜像。这位大学教师被铸成铜像,也就成了巫师。
我看着安佩特拉兹的正面。他没有眼睛,也几乎没有鼻子,胡须上到处有一种古怪的斑点,它像传染病一样,有时袭击本区所有的雕像。安佩特拉兹在致敬,在他坎肩上,靠心脏的地方,有一大块浅绿色印迹。他看上去体弱不适,精神不佳。他没有生命,是的,但他也不是死的。他发出一种隐约的力量,像风在推开我。安佩特拉兹想将我赶出抵押广场。我得抽完烟斗再走。
一个瘦瘦的大黑影突然出现在我身后,使我吓了一跳。
“对不起,先生,我本不想打扰您。我看见您的嘴唇在动。您大概在重复您书里的话吧。”他笑了,“是在寻找十二音节诗句?”
我惊讶地看着自学者,他对我的惊讶感到吃惊。我说:
“在散文里不是应该小心翼翼地避免这种诗句吗,先生?”
我在他眼中的身价降低了。我问他此刻在这里做什么,他说老板让他走,他便直接来到图书馆。他不打算吃午饭,他要看书,一直看到图书馆关门。我不再听他讲,他大概离开了最初的话题,因为他突然说:
“像您那样享受写书的幸福。”
我得说点什么。
“幸福……”我的语气流露出怀疑。
他误解了这句回答,迅速纠正说:
“应该说:本领,先生。”
我们走上楼。我无心写作,便拿起有人忘在桌上的一本书,《欧也妮·葛朗台》,它翻到第二十七页,我机械地拿起它,开始读第二十七页,接着又读第二十八页。我没有勇气从头读起。自学者快步朝靠墙的书架走去,取回两本书放在桌子上,就像一只找到骨头的狗。
“您在读什么?”
他似乎不想告诉我,犹豫了一下,转动着迷惘的大眼,接着无可奈何地递过书来。这是拉尔巴莱特里耶的《泥炭和泥炭沼》以及拉斯泰克斯的《希托帕代萨或有益的教诲》。怎么了?有什么使他为难的,这些书不是很正派的吗?为了于心无愧,我翻了翻后一本书,其中都是高尚的东西。
我放下《欧也妮·葛朗台》,又工作起来,但情绪不高。自学者看到我在写,用既尊敬又艳羡的目光观察我。我不时稍稍抬起头,看见从他那硕大的硬领中伸出一个鸡脖子,他的衣服磨损了,但衬衣却白得耀眼。他在同一个书架上又取了一本书,我从反面看清了标题,那是朱莉·拉韦尔尼小姐的诺曼底编年史《科得贝克之箭》。我不由得对自学者的阅读书目感到困惑。
突然间我想起他最近读的书的作者姓名:朗贝尔、朗格卢瓦、拉尔巴莱特里耶、拉斯泰克斯、拉韦尔尼。我心头一亮,原来这就是自学者的方法:按字母顺序来阅读。
我看着他,带着几分赞叹。慢慢地、坚持不懈地实现如此庞大的计划,他必须有多么大的毅力!七年前的某一天(他告诉我他已经自学七年了),他大模大样地走进阅览室,用眼光扫过那些靠墙的、不计其数的书,大概像拉斯蒂涅一样说:“人文科学,咱们俩来拼一拼吧。”然后便从右端第一个书架上取下第一本书,翻开第一页,对自己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定怀着敬畏之情。现在他读到了字母L,J后是K,K后是L。他从鞘翅目研究跳到量子论研究,从瘸腿帖木儿评传跳到抨击达尔文主义的天主教小册子,而且从不感到困惑。他什么都读,单性生殖的理论,反对活性解剖的论据,他都东拉西扯地全部收进大脑里。在他后面,在他前面,有整整一个宇宙。有一天他将合上最左端最后一个书架上的最后一本书,对自己说:“现在呢?”
该吃点心了。他老老实实地吃面包和一块加拉彼特牌巧克力。他垂着眼皮,我可以尽情欣赏他那美丽的、弯弯的睫毛——女人的睫毛。他发出一股老烟草的气味,吐气时还夹杂着淡淡的巧克力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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