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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蜀通轮船上

        

        蜀通轮船正顶着长江洪流,一尺一寸地挣扎而上。浑黄的水是那么湍激,丢一件浮得起的东西下去,等不得你看清楚,早就被水带到你看不见的远处去了。

        机器仓、煤仓占了轮船本身一多半。机器的轰隆声特别大,火仓里的煤铲随时都在嚓嚓嚓地响。这条一年来专门行驶川江的轮船是特别设计制造的,和宜昌以下所有轮船不同地方,除了机器大、马力大而外,比如船尾的螺旋推进器,就有两部。舵也一样,主舵外还有两张比较小一点的辅舵。

        轮船具备了这种非凡力量,才能够同那一泻千里、连屋大的石头都能冲走的激流争个进退。它那刀刃般的尖船头斫进直冲下来的大浪,把浪劈成两片,让它怒吼着从船舷溜到船尾,汇合上被推进器搅将起来像野兽打滚的浪花,吵吵闹闹,一翻一滚,分向两边悬崖脚下碰去。

        轮船本身只容得下为它工作的人员,即从那个英国籍船主起,一直到洗船板的宁波籍水手。一百多位旅客,则全部挤在用钢绳绞绑在轮船左舷的另一艘比轮船还大、还长、还高,木头构造、铁皮包裹的两层仓船中间。

        仓船的空间虽然尽量利用了,但头等客人到底在船头仓面上有一间不大的餐室。其中,摆有两张小小的方桌,十六张小小的骨牌凳。使人感到新奇而不同于一般餐室的,除了雪白、浅绿两种油漆色彩外,还由于靠壁一具完全不是中国人家所有的食具橱,和食具橱上方所悬的一面金漆框子的玻砖镜。

        名字叫餐室,其实除了每天三餐外,客人们几乎是不离开它的。两张小方桌也不空,除了用来吃饭外,还供给八个至十个旅客打麻雀牌。打麻雀牌的虽然额定每桌四个人,顶多还容许两个挨着轮子做梦的人,但这是一种流行的赌博,比什么纸牌都大方,比牌九、红黑宝又艺术些,但凡号称上等社会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全爱好它,一张牌桌旁边,总有几个看打牌的人和爱出主意的人。

        头等旅客当中始终不打牌,偶尔在旁边看看也不感生兴趣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周宏道。

        周宏道自从轮船开离宜昌以后,就有时松松地穿着一件条纹和服,站在仓船上挨近船头的栏杆边,眺望着两岸壁立入江的山峡,一面赞叹着山水雄奇,一面说道:“在这样地方来开山凿洞,修建一条铁路,真不容易呀!”

        有些崖壁,从下望上去,好像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但看得见竟然有那么多光着上身、露出红得发黑的皮肤的人,趴在上面打石头,轮船经过时,不少人放下手上的东西,冲着轮船喊些什么。江风很大,把喊声吹得断断续续,没法听清楚。

        “不是吗?所以连詹天佑总工程师都说工程太难了。”宜昌铁路局一位办笔墨事情的尹希贤委员回答说。

        “我们在东京时就料想到这种难工了。我们一直主张先修重庆到成都的铁路,就因为东大路平坦得多,费不了好多时候,钱也花得少些,股东们早一天看见铁路火车,再叫出钱也容易啦。”

        尹委员抱着一根水烟袋。由于风大,吹不燃纸捻,只好把纸捻的火头凑在烟斗上,勉强咂了两袋;一面注意挖着烟丝道:“这是老话了。……如其材料好运的话……我们也赞成的……李总理就说过,哪个不想先从容易地方着手呢?”

        “有了轮船,还不好运材料吗?”

        “轮船是去年才有的,就是这条蜀通。……你看,小得像什么!哪能同宜昌以下那些大轮船比!……内行人说,不中用,铁路上的材料不是钢便是铁,又大又重,这种轮船运不了。”

        水面上迎着轮船驶下五六只大木船。只一只好像是专门载人的四仓茅篷船,一听见蜀通的汽哨,它们都掉了舵,让出水经的中心。同时看得出木船上人们的脸色是那么惊异,那么紧张。上水木船,几乎随时看得见。一溜串一溜串地傍着崖脚在走。——无例外地都凭着一条细竹纤,许多精赤条条的人在仅能容足的小径上,挽着竹纤的另一头,非常吃力地把它拉着走。

        周宏道把那些上下水的木船瞥了一眼。想起前几年同苏星煌、尤铁民到日本去留学时,从成都到宜昌就是乘的木船。在重庆换的,还是一只挺大的盐船,舵工桡夫,说起来都比普通客货船强。但是在崆岭峡三珠石遇着风暴时候,几乎出了大事,精干的舵工首先面色如土,不住念着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不图数年之后的今天,川江里才仅仅有了一只用机器行动、不怕风险、不怕水险的蜀通轮船,不由浩然长叹一声:

        “二十世纪维新时代,我们川江还有这么多的木船在行驶,怎不叫东西洋文明国家笑我们是顽固守旧的老大帝国哩!要是这条川汉铁路赶快修起了……”

        啪!肩头上着人一拍。同时一个半川腔半京腔,听起来不大顺耳的声音,几乎是喊着在说:“怎么!宏道老兄又在拟具什么地方自治条陈吗?”

        当然这是老朋友葛寰中啦。还一定是和了三番下来做梦,才这么高兴。

        其实葛寰中并非此刻因为和了三番才高兴,他自从涪州卸任,过班知府,到北京引见,在吏部——也就是两个月之后新官制颁布、改名的民政部,领到执照;并花了一笔不小的钻营费,钻得一封振贝子的八行,盘算回川之后,就不署缺,也可得到一桩阔差事。他近年以来,官运亨通,无往不利,倒是随时随地都在兴高采烈。也由于兴高采烈,所以他在汉口张美之巷泰安栈房里一头碰见多年不见面的周宏道,才忘记自己业经是四品黄堂加捐了二品顶戴的大人。而周宏道呢,虽然从日本留学回来,经邵明叔聘为绅班法政学堂教习,说起来是清品,但到底是一个没发变的教书匠。是别人,不过一揖之后,立谈数语,问问近况,借个故拱手告别,以后碰见了,点点头,也算尽了情谊。但他葛寰中,就不这样势利。依然像在成都、像在东京碰头时候一样,一揖之后,便拉着手说个不了;不但拉去吃了两次馆子,还坚约结伴同行;还拨了一名跟班服侍他,给他打洗脸水,打被盖卷,提衣箱,提网篮,一路上使周宏道减少许多麻烦。

        葛寰中只管脱略,只管不拘形迹,只管不拿官架子,但是也只有周宏道把他当成一个平常朋友,不是喊他寰中,就是称他老葛;其他的人,到底懂得一些官场规矩,尤其是县丞前程的尹希贤尹委员。

        尹委员回头看见是葛寰中在说话,连忙亸下两手,把水烟袋尽量向屁股后面藏去。同时,侧过半边身子,在没有血华而又瘦削的脸上摆出一副笑容道:“太尊请站这里。又风凉,又好看风景。”

        “都说三峡风景好,我却看腻了。……那里是什么?……哦!工人们!是在修铁路吗?”

        “是的,是在修铁路,修铁路路基。”

        “真是险工呀!”

        “是的,太尊明鉴。”

        “我在宜昌听见你们李总理说,路基打了不到一百里,钱已用了几百万两。若是打到夔府,现在筹集的一千几百万两便光了。将来铺铁路,买火车,用钱的地方尚多,这钱又从哪里来呢?”

        尹委员官职太小,他怎配答应这种问题。好在葛太尊并不一定要他回答,他已经向他的老朋友周宏道说开了。

        “我在北京时,几位同乡京官要递公呈,特特来找我出个名字。我当时颇费踌躇:若是为我个人名誉计,倒乐得出个名字。因为领衔反对盛杏荪铁路国有政策的,恰就是前年奏参庆亲王的四海传名御史荣县翰林赵尧生。这人又是我的老上司周孝怀的老师,要讲渊源,认他做太老师也该的。然而从国家的体统上着想:盛杏荪是邮传部大臣,也就是旧官制的各部尚书中的一位。外面各省的总督、巡抚,转到京官,便是尚书、侍郎,也就是新官制的大臣、副大臣。赵尧生以御史资格,揭参他,反对他,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御史就是言官,品级虽然不高,外放出来大也不过道台,寻常只是知府。可是我这个出钱捐的过班候补知府,既无言责,而竟出名反对部大臣,那成什么体统呢?这是一。那时,我已想到:川汉铁路自从光绪二十九年锡清弼制军奏准划归商办,光绪三十年又奏准随粮附加亩捐作为路款以来,好容易才筹集了一千四五百万两,距离七千万两的额子,还很远很远。路程呢,三千里,从宜昌直到成都。现在开工两年,路基尚未打到一百里,离夔府尚有五百多里。若只打到夔府,岂不还得五年多?再加上打隧道,架过山桥,直至铺铁路,走火,有人说,起码也要九年。九年是从前估计修通全路三千里的时间,而今只这六百里的险工,便要九年。国家现正奋起图存之际,列强也正鹰瞵虎视之时,九年之久,不知要起多少变化,三年已经嫌多,何况九年!……”

        他的大跟班张录已经从他头等舱房里,把真正吕宋出产的雪茄烟,连同一枚真蜜蜡烟嘴,一并给他找了来。雪茄烟头是切去了的,只等他拿过去,再就张录手上划燃的瑞典保险洋火一咂就成。

        另一个小跟班何喜接踵走来。手上洋瓷茶盘内是两杯由北京带出来的香片茶。

        他等周宏道取了一杯后,把嘴一努道:“送给尹委员。另给我倒一杯来。也睁开眼睛瞧瞧啦,不管是几个人,总只两杯茶,是谁教你的?”

        尹委员已经恭恭敬敬取茶在手,犹然谦逊着说:“大人请,大人请,卑职不大喝茶的!”

        “老兄又在开玩笑了!”葛寰中像是被人搔着痒处似的呵呵大笑道,“我已再三说过,我们并无上司僚属干系,况且你老兄的差事又在湖北省,隔省更是不相管辖,为什么还闹这种称呼!”

        他又向着周宏道笑说:“宏道,我们十几年的相知,你总明白我这个人,虽然在官场中混了这么久,我就是没有这些官场习气,有些人背后说我太不拿身份。老顽固们还更骂我是维新派,是亦步亦趋在学周孝怀周观察。只有你们的老朋友郝又三这位年轻人的话说得对,他说我葛寰中到底是读书种子,所以出污泥而不染。但他也说到我的毛病,就只名士气太重了点。……哈!哈!这年轻人,倒有一点眼力!”

        两个人因就谈到郝又三,谈到他的父亲,当了四川省咨议局议员的郝达三,谈到郝达三的大小姐郝香芸的丈夫苏星煌。关于郝家情形,周宏道因为听过了两次,不感新奇。至于苏星煌,他只晓得他当了资政院议员。因就问葛寰中这次在北京可曾会见过。

        “岂只会见。他们夫妇还请我在他们舍饭寺胡同家里,吃了一顿绝好的四川菜饭哩!一样宫保鸡丁,一样豆瓣鲢鱼,还是香芸亲自动手做的。我从前只晓得这位贤侄女虽是女学生,针黹尚好,得过我们郝大嫂的传授。但还料不到能够做菜,而且做得那样好法!无怪你的这位老朋友苏星煌时常当着人自夸妻命好。哈!哈!妻命倒好,只怕我们苏兄的耳朵要出毛病!……”

        “耳朵出毛病?”周宏道惊异地问。

        “耳朵,不就是毛病吗?”

        这下,连尹希贤委员都笑出声来。当着太尊大人大笑出声,在尹委员还不习惯。连忙一手执茶杯,一手仍撇在背后提着水烟袋,趁太尊不注意,轻轻几步便溜回舱房去了。

        “我们不要笑耳朵。当今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人,有几个的耳朵不?苏星煌的耳朵要能早点的话,我相信他的前程更会远大一些。这征兆,我从他夫妇争论到铁路国有政策上就看出了。”

        “怎么争论的?这倒要听听。唉!中国到底有进步,连一个不出闺房的妇女也懂得国家大事,日本的妇女还没这样文明哩!”

        何喜又拿着洋瓷盘来把两只空茶杯收了去。并说:“张大爷请示,今天开午饭,除了带的路菜,还要不要添菜?”

        “船上厨房能够添菜吗?”

        “张大爷问过了,说就只没有小菜和虾子,要添呢,有鸡,有肉,有咸鱼。”

        “那么,添一样鸡,一样咸鱼。怎么做法,凭厨子去,只要好吃。……还有,开饭时,多摆一份碗筷,请尹委员一道吃,先去打个招呼吧!”

        而后浓浓喷了口青烟,才接着说:“这不是文明,也不算进步,只能说是我们的国粹。难道你忘记了前头的慈禧太后,当今的隆裕太后,不都是垂帘听政的女主吗?”

        “上有女主,下必有女臣。我国官场中间,并未听见有巾帼而冠服者,这又如何以说之呢?”

        “你真是书呆子呀!女臣女官怎么没有,只是不露面罢咧。然而提携于怀抱之间,操纵于床笫之上,说起来不露面比露面的还强,也就是我说的要登政治舞台活跃的人,耳朵必的道理!也就因为我们中国女主当政,余风所及,许多妇女委实也懂得国家大事。即以郝香芸来说,你听她对盛杏荪和载泽、泽公爷所主张的借款政策是抱的怎么样的见解!……”

        眼睛笑成了三角形,白白的四方脸上一下子露出了许多平常不大看得出的皱纹,上唇上剪短的墨黑八字须不唯簇挤成为一个又粗又大的“一”字,而且这个“一”字还是活动的。看来,葛寰中对苏夫人郝香芸女士的话,是感到了无穷兴趣的。

        “她说,借外债并不是什么坏事。翻过来说,还是一桩救亡图存的妙策。她说,借外债来修铁路,开煤铁矿,振兴实业,办学堂,练陆海军,做这些有益事情固然值得赞成,即使借来胡花乱用,今天修花园,明天造宫苑,都比不借的好。只要外国人肯借给我们,我们就应该放开手地借。我们怕的,倒只是那些强国们一旦聪明起来,一个钱不肯借,那就糟了。趁着而今强国们还不太聪明,我们如其办得到每月向英、法、德、俄、美、奥、意、日八大强国借一笔大款,我们中国不但可永免瓜分之祸,甚至还富强起来,超英、法、德、俄、美、奥、意、日而上之,也不是办不到的事。”

        周宏道听得出神,不由收敛起脸上的微笑,道:“真是奇论,一定有借债救国的道理的。”

        “当然有啰!说出来很简单。她有一个比喻说,从前成都有一家洋广杂货铺,本钱不大,生意也坏,欠了一屁股两肋巴的债。到了某年的除夕,在出天方之前,坐了一铺子债主,都逼着掌柜要钱。掌柜是个老好人,最初还只是作揖磕头,要求大家宽限到明年端午节。后来,被逼不过,端出一碗合好了鸦片烟的烧酒,慷慨激昂地向债主们表白:他的生意做坏了,并不是他存心不良,而是由于水客骗了账,徒弟伙计弄了手脚所致。而今呢,货光了,钱完了,他对不住大家,只好当着众人,服下这碗毒药,下一世变牛变马,挨家挨户来还债。不过遗下的父母妻子,老的老了,小的还小,无以为生,债主们总得打个主意,叫他们活下去才对。当然,债主们都有一个算盘,怎么能让他去寻死?因而不仅不再逼他要钱,大家还商量着再借出一笔像样的本钱给他,后来的话,不必细讲了。她就凭了这个实例来说明我们中国如其广借外债,越借得多,债权国为了它们的利益,它们总不会要中国灭亡的。不过这外债却不能只向一个强国去借,必须向八强借。甚至于像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这些二等强国,只要他们肯借给我们,我们都应该借。她说,这不叫债多不愁,实在是鬼多了便害不死人……”

        这一下,周宏道的眼睛也不能不变成三角形了,虽然他的眼睛生来就比葛寰中的小,而且是单眼皮。不特此也,还忘形地拍着巴掌,把两只宽博的衣袖在江风中扇动得像两只老鹰翅膀。同时,摇晃着一颗光头赞叹道:“好绝了!好绝了!这种不同凡响的清词妙论,真可打一百分!”

        “你赞成她的命意吗?”

        “当然赞成!并且五体投地地赞成!不过……不过这种话作为闲谈可也,设若在公共场合讲演起来……嗯!似乎有点不便吧?”

        “哈!哈!正和你的话相反,我倒非常惋惜郝大小姐没有在公共场合讲演,或是写成文章投到报上去登载。不然的话,湖南藩台这个缺,即令她丈夫还没资格承当,也断乎不会落在郑孝胥的头上!……”

        “葛太尊!葛太尊!该你当庄了。请来收你的梦钱!”一片声从餐室里传出。

        另一个声音:“嚯!这场梦做得好啦!光梦钱就得了九块六!”

        

        “拟具地方自治条陈”是葛寰中一句开玩笑的话。但邵明叔在东京聘请周宏道和董修武两人时,的确说清楚过,要董修武教财政学,要周宏道教地方自治。董修武学的是财政。只管说课本是日本课本,材料是西洋材料,但学理是共通的,只要懂得了共通学理,那就很容易加入一些中国方面的东西,改成中国财政学讲义。唯有地方自治一门,便不同啦。在日本学堂里,还没有列为专门课程,因此也没有成套的讲义。在中国,更是从古以来,没听过什么叫地方自治。中国书上只说过治法治人,颠倒过来,勉强可以说作法治人治。但是邵明叔说,地方自治在目前中国已是一种必须推行的新政。以四川而言,好多州县都已奉到布政司札子,叫从速设立地方自治局。局是设立了,粉底黑字的吊牌也挂上了,委员、司事、稽查、文书、各员工,应聘的已由地方官用照会从绅粮中聘定了,应雇用的,也由委员把一些私人安置下来了,万事齐备,就只不晓得该办些什么事。绅班法政学堂应该来解决这个悬案,开这一门课程。课程是崭新的,教习也应该是崭新的。中国的新政既是一切从日本整套整套地搬过来,那么,从日本留学生中来物色教习,更属事理之当然。不过那么多在日本学法政的同乡,愿教这门课程的偏偏没有人。恰逢周宏道把日本料理吃伤了,想及时回四川来捞件事情干,又经董修武他们几个人的怂恿,他遂慨然承当来教这门又时兴又紧要的课程。

        既是承诺得很强勉,心里因就存了一个疙瘩,偏偏董修武又要在上海勾留,叫他一个人先回川,没人作个商量,不晓得这门又时兴又紧要的课程,到底从什么地方下手,心里疙瘩越来越大。在汉口,偶尔和葛寰中谈到这上头。葛寰中毫不思索地随口便给他指出了一条捷径:“这有什么为难地方!只把你所晓得的何者叫地方,何者叫自治,大约你那些法政书上总不少吧?搜罗搜罗,先写一篇包罗万象的绪言。而后尽量把日本各地方实施的章程条例,一章一节一款一目,不厌其详地抄他一本,岂不就编成一部空前绝后的讲义了?”“不加一些中国材料吗?”“何必哩!既曰新政,就用不着中国的那些腐败材料了。告诉你,我几年前在成都教警察学堂,后来在巡警教练所上讲堂时,便是这样干的。我那时比你老火得多。因为我在日本才住了几个月,连帽辫子都没剪过,当然不懂日本语文。所凭的仅只薄薄一本翻译东西,得亏在日本看了些,凑合起来,居然言之成理。你是老留学,真资格,又有那么多日文书,还怕不一鸣惊人吗?”

        对!就这么办!周宏道在离汉口之前,就翻出一些教科书,一面参考,一面编著。到宜昌等蜀通轮船时,便拿出几章向葛寰中请教。葛寰中皱起眉头,看了遍道:“当然可以。”但一转瞬,又笑了起来说:“据我看,还是改写一下的好。不然,人家会说这不是讲义,倒像拟具备呈的地方自治条陈。”

        就由于“地方自治条陈”这句玩笑话,害得周宏道一上蜀通仓船便取出墨盒白纸,埋头改写起他的讲义。只在休息脑筋时,才走到前头栏杆边来欣赏一下江山胜景。

        下午,五月间已经灼人的太阳,由于河道弯环,时时射进舱房,时时晃着眼睛,周宏道正觉烦躁写不下去,碰巧尹希贤从房门边伸头向里面看了一眼。

        “周先生当真在草拟条陈,好热心!”

        “不是条陈,”周宏道一面收拾笔墨和洋装书,“是讲义,准备上讲堂用的。……现在不写了,请坐,请坐。”

        舱房太窄逼,两张铺位外,仅一张小几,两张小独凳。

        “写讲义,那是顶费脑筋的事,兄弟我进过传习所……”

        话就这样开了头。周先生是学界中人,并且态度谦和,样子又那么浑厚,尹委员也就随便起来。说话的声音放大了,说话的内容广泛了。尹委员是在宜昌铁路局办笔墨事情的,当然啰,思不出其位,说不到几句,自然而然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经过,便滔滔滚滚从他舌头上流了出来。

        “头一道上谕也是由成都总公司转来。不晓得什么缘故,反而落在第二道上谕之后。所以我们李总理开头只是有点诧异。向我们说,邮传部奏请把川汉、粤汉两条铁路都划为干线,干线由国家所有,由国家拿钱来修。现在国家正穷得不得开交,光是每年的庚子赔款,已很不容易拿出来,年年都在交涉延期,却不知又哪来的钱修铁路。第二天……硬是第二天,四月初六日的头一道上谕转到了。这一下,李总理才恍然大悟,原来邮传部和度支部老早就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交涉了一千万英镑,并向日本横滨银行交涉了一千万日元的大借款。有了钱,才把两条铁路收回去,由国家来修。李总理焦愁起来了。他向我们说,宜夔路已经开工这么久了,局内局外连打路基的石工在内,差不多十多万人。现在不要我们商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来修,别的不说,只这十几二十万员工,怎么安顿?邮传部光说铁路收归国有,由国家拿钱来修,却又没说明白,目前已经动了工,像我们这段宜夔路,到底该怎样办?是停工不修,等部里派人来办了移交后再修呢,还是仍由我们继续修下去,直到办移交时再停工?……这已经使人作难了。李总理还又想到,我们局里招聘了那么多工程师、副工程师,还有由唐山、成都的铁道学堂,远至上海的南洋公学调来的大批学生,在工程上搞的搞测量,搞的搞绘图,若其铁路真由国家来修,那没话说,这班人都有用场,当然留下。然而怕的就是外国人来修。李总理叹息说,外国人一来,面目一定全非!首先就有他们的办法,他们的人员。那些工人和局内局外一些小员司,或者可以原班留下。但工程上的工程师,局内外知县班子以上的人员,恐就所留无几!即使留下,那也必须处处仰外国人的鼻息!若能像目前海关和邮政局的情形,还不算坏,设若像京奉铁路,那便糟了!据李总理推敲起来,既然铁路经费是向外国银行借来,数目又那么大,拿我国借款成例来说,要是没有加倍的抵押,像我们目前这样的穷国,那班抱着算盘睡觉,成日在钱孔中间打滚的外国商人们,肯一下就借出那么大的几笔款子来吗?抵押准定有的。以什么东西做抵押,外国人才乐意接受呢?京奉路便是前例。李总理说,从前的沪杭甬也一样。那便是川汉铁路的路权和沿线两畔一百里以内的矿藏开垦权了。这些权利的丧失还在其次,目前最重要的,仍是这十几二十万员工的安置要紧。如其人心不稳,其中品类又那么杂,万一发生点什么事情,这个罪名到底该谁来担?宜昌府和东湖县吗?还是我们宜昌川汉铁路局?看来,两方面都说不脱。宜昌府东湖县是地方官,他们有地方安宁与否的干系。我们铁路局虽是居于客位,但我们员工人数,比宜昌人口多几倍,地方安宁与否,全要看我们的人心如何。如其工程上出了事情,地方又怎能安宁?何况宜昌本来就是商埠,就是五方杂处的所在,教堂又多,洋行又多,洋人也不少。所以地方安宁与否,又牵连到了华洋交涉。宜昌又是外国兵船围驻码头,上上下下全是英国公司、日本公司的轮船,一旦出了事,不说外国兵船立刻可以开火,就外国兵也可朝发夕至。李总理说的话真对,他说,我们是极弱国家,我们现在还敢无端来惹是非吗?设若动了交涉,我同宜昌府和东湖县还有宜昌镇台,不用说丢官丢命,就是宜昌百姓和我们局上工程上的凡百员工,没一个人脱得了干系!……唉!周先生,你莫以为目前官好做,事好办,不说府县镇台这些正印官员,和我们李总理这位传胪出身,四品京堂,他们是一天到晚忧愁得茶不思,饭不想。就我这个区区小委员,因为办的是笔墨上的事,李总理有什么机要公事交办,不能不向我们文牍上几位同寅把事情首尾、事情利害说清楚,我们比全局同人都知道得多些,并且早些,所以也是好几夜睡不着觉!唉!铁路国有政策,上谕上倒说得头头是道,就只不明白下情,害死人啦!”

        周宏道拿手把额脑一拍道:“哦!原来关系这么大啊!我在上海虽然听见几位同乡人在说:‘这下好啰,川汉铁路划归国家来修,大约要不了三五年,我们就可以从汉口乘火车一直回到成都了!’却不想还没开幕就发生了这么多困难!得亏你现在告诉我,也使我增长一回知识。但这些事为什么在汉口时,反而不晓得呢?”

        他撑起一双单眼皮小眼睛,视而无睹地回想在汉口遇见些什么人,谈过些什么话,到底说到铁路事情没有。恍恍惚惚记得从没听见有人说到。或者有人不经意地说了两句,而他那时正以全副精神在思考他课程上的事情,及至着手抄书编纂讲义,那更是充耳无闻了。

        “现在你们铁路局是怎么一个情形?人心不是已经惶惶了吗?”

        “还不!我刚才说的那些事情,局外人和工程上的人全不知道。就局内,也只少数,很少数几个人才晓得。李总理再三吩咐过我们,不准泄漏一言半语。我们也知道干系太大,怎么敢随便向人说呢?”

        “你现在不是对我说了,还说得那么详细?就不怕你们李总理知道吗?”

        “是,是……然而……”尹委员登时感到一种局促。他没有想到看样子并不像葛太尊那么锋利的周先生,居然会挑起眼来。他之所以要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向一个生人讲出来的意思,仅只想表白一下,他虽是一个区区小委员,因为参与了机要,他的地位便比一般知县班子以上的同寅都高,总理之外,大约就要数他了。他上蜀通仓船以来,举眼一看,凡坐头等舱位的,哪怕就是那几个做生意的人,一问起来,都是大商豪贾,和官场来往的无非是观察太尊之流;连那个天顺祥二管事,本身便捐有一个二府同知职衔。只有一个学界朋友周宏道,既无功名,可以和各界拉平,而又和易近人,看来世故尚浅,很可以向他倾吐一番,以显示自己重要。他此刻当然不能用真情实话来挽救自己了,只好结结讷讷旋想旋说:

        “然而……是这样,首先你周先生不是外人。……不是,不是。我说错了!是外人!……是局外人!知不知道这件事,全无干系。难道你周先生还能跑回宜昌,把这番紧要言语散布出去吗?不能的!……再而……再而呢,我推测得到,这件事在宜昌以外地方,哪个不知道?一定知道。你想嘛,我们局里的文电,大多由成都总公司转来,全成都应当早知道了。你不信,后天到了重庆,你周先生只要长起耳朵一打听……”

        

        蜀通和它所带的仓船在万县城对岸陈家坝水流较为缓慢的地方下锚泊稳之时,太阳已经西下。虽在晴天,而又当阴历五月,天气却那么凉爽。有人说,今年有闰六月,现在的五月等于常年的四月,还不是热的时候。轮船吃水较深,陈家坝没有码头——从宜昌起直到重庆,只有木船码头,没有轮船码头。停船地方距岸尚有十几丈远,傍晚时江风习习,当然更不觉热。

        葛寰中穿好了一件玉色接绸衫,外罩一件一裹圆的深蓝实地纱袍子,系上玉扣丝板带。袍子的款式裁缝得很好,腰肢上扎了两道宽褶,一下子就显得细腰之下摆衩撒开,很像一把刚收起的统伞,所以这种袍子又叫作一口钟。上身还罩了件小巧精致的元青铁线纱马褂,脚上一双在北京买的,薄粉底双梁青缎官靴,手上拿着一柄檀香骨子折扇,一面写的字,一面画的画,不消说皆出自戴纱帽的名家手笔。

        周宏道看他打扮齐楚,像是要走了的样子,才说:“怎么,不戴上缨帽吗?”

        “不!”他指着头上那顶,也是在北京买的纱瓜皮帽道,“本来不是正经拜会,只戴小帽,这叫作便装。若像在宜昌那样打扮,头上缨帽翎顶,腰上是忠孝带、槟榔荷包、眼镜盒、表褡裢、扇插子等全套行头,那叫行装。穿行装便须按品级坐四人轿。现在去拜会老陆,一则是老同寅,用不着以官礼相见;再则我已经过了班,他还是知县,到底我比他大,若以官场体统而论,该他来禀见我,我怎能穿起品级行装去拜会他呢?还有,我之要拜会老陆,是临时想起,事前没有打电报通知他,此刻也来不及先派人拿名帖去。那么,从这里坐划子到那边码头,可想而知,码头上只有应差的小轿可坐。若我穿了品级行装去,请想,戴着单眼花翎、粉红顶子的大员坐着一乘对班小轿,抬到万县衙门。这,不但失了我的官体,也叫老陆难过,还疑心我有意和他下不去哩。我并非闹官派,这中间确有分寸,稍不留心,便会弄出笑话来的。”

        周宏道笑道:“啧!啧!啧!中国的官,要能把这种心思用在事业上,岂不比专讲排场的好!”

        “谁用心思来!不过多少年的习惯,已经成为自然了。告诉你,自从庚子年后,许多制度业经日趋简易,就拿现在的衣服说,从内面的汗衣直到外面的马褂,都已带上了高领。二十年前嘛,衣服是不作兴带高领的,像我们做官的人,即使便衣,也必在袍子上另外披一件领架,带一条品蓝缎子做的硬圆领子。不然,就不成为体统。……”

        张录在舱房门口说:“划子已经雇好了。”

        “好!就走!趁着黄昏,还不须打火把。”

        周宏道随着走到外面一看,果如天顺祥二管事在吃饭时所说:仓船四周全系满了小船。略为数了一下,总有二十只左右,往来于万县城的大小划子还在外。

        小船上已经灯火辉煌,并且热闹得像赶场一样。仓船和蜀通轮船上的人,除了坐划子过万县城去的外,好像都倾倒在小船上。有去吃酒的,吃茶的,吃面点的。也有去买茶食和零碎东西的。依然有载着年轻姑娘,一个短衣男子弹着三弦,另一个短衣男子在向吃酒、吃茶客人嘶哑喊道:“听唱不?一百钱两折!”同时拿一把大折扇递过去的所谓花船。周宏道在去日本那年,木船经过万县、夔府,也曾买过唱。他知道扇子上写的是曲子名字。并且记得他自己点了折《哭五更》,说是要唱全呢,须作为两折。唱的那个姑娘还年轻,问年纪,说是十五岁,其实不止,大约有二十多岁;铅粉搽了一脸,两颊上的胭脂红得像血,巴在铅粉上,又像两块膏药;毕竟由于年轻,看起来觉得娟秀,如其不是包的青纱帕,穿的蓝布衫,而梳上高髻,穿上和服,实在比他那个东京贷家女儿春田花子还动人一些。那时,曾问过名字,可惜记不清楚了,不知是张幺妹还是何幺妹。那时,也曾捏手捏脚问过她:肯不肯过档?回说:“人家只卖口不卖身的。”其实是在开玩笑,她哪会看不出来呢?一个道貌岸然的苏星煌,已够令人生畏,何况旁边还坐了个凶神恶煞的尤铁民。

        “太阳出来一点儿红,学生奴的哥,哎唉哟!……”一只花船上唱起来了。

        他大吃一惊,嘶哑的声音,不圆熟的调门,岂不就是几年前唱《哭五更》的那个自称才十五岁的姑娘?他正想奔到下仓觌面去看个清楚,别一只花船上恰也唱了起来:

        “一呀杯子酒,想起奴情人!……”

        完全一样!嘶哑的声音,不圆熟的调门,几乎没有差别!想来人只管不同,一批过了,一批顶上,既然声音调门老一样,那么,你问年纪,还不永远是才十五岁?你看打扮,还不永远是铅粉壳上再巴两块红膏药?虽然你也找得着张幺妹、何幺妹,万县码头只这么大,每天晚上到花船上来卖唱的,总不过几十人,姓张姓何的当然不少,幺妹更几乎是个通名,但是当年的那个幺妹,安知不早已改了行?不早已嫁了人?说不定已经儿女绕膝了。即令你无意间找着真是她这个人,仅只多年前开了一句玩笑,你记得她,她每夜要同多少过路客伙开玩笑,难道你给过她什么特别好处,她能死记住你这个平平常常的过客?何况你这时穿了身和服,连帽瓣子都没有,活像一个东洋人,你敢去胡闹?

        是呀!他,周宏道,不只服装异众,而且在蜀通的仓船上,谁不晓得他是学界中人,四川省绅班法政学堂教习?教习者,人师也!人师是应该行端表正的,不比在日本是个学生。虽然现在已是维新时代,过上海时,听人说过,学界中人也有叫条子、吃花酒的。但那是上海。上海风气开通得早,据说四川还是十几年前那种闭塞样子。老顽固还很多,女学生走在街上看见有趣事情,不当心开口笑一笑,立刻就谣言蜂起。在这种不开通、不文明的地方,身当人师的人,哪敢不慎独?

        啊!真果是独!全个仓船,至少也可以说是仓船的上层,简直只有他一个人!几个巨商豪贾和几个有顶戴的人,都雇着三片桨的划子过万县城去了。天顺祥二管事也放下身份,穿了身花洋布汗衣裤,打扮得像平常人样,怂恿尹希贤也脱去长衫,学他的样子把一条发辫盘在额脑上;两个人鬼鬼祟祟地就溜上小船。看样子,两个家伙绝不是去干什么好事的。因为那只小船不卖茶,不卖酒,不卖别样东西,也没有胡琴三弦音声,篷底下有仓门,门上悬有布帘,而且两个人钻进篷底不久,那船便悄悄密密向陈家坝岸边荡去。夜色很黑,不知是放乎中流呢,还是藏舟芦底?

        周宏道忽然想到尹希贤说过:“目前鸦片烟只管在严禁,但大家都是老瘾,哪能一时戒得干净?尤其在四川,到处都有办法可想,只要掩得过耳目,也就可以了!”

        “原来两个瘾哥是想办法去了!”他笑了笑。

        回到舱房,从网篮里把洋蜡取出,划洋火点燃。烛光一下就照见摊在小几上的讲义稿子。是改写的一章,葛寰中看过说:“满用得。只是日本式的文句微嫌多了点。”但又接着说:“不要再改,必这样,也才显得你的资格老。那些二四先生们有意模仿,还没这样天然哩。并且将来也可使那班老爷学生们相信这些话绝非你的杜撰,确确实实是日本人说的,即令有些不对,他们也不敢哼一声的。”

        这更给了他勇气。便一屁股坐下,拔出笔,展开纸,翻出日文书。又专心致志,东一段西一段地抄写起来。

        抄得如此专心,以致葛寰中沉重的脚步走进舱房,才使他警觉过来。

        “回来得早啦!”

        “并不早。城里已快打二更锣了。”

        舱房真小,四个人挤在一处,简直不能回旋。

        “何喜把洗脸水舀到餐室去。宏道,我们到餐室去坐一会,让他们好收拾。”他由张录帮着,从头到脚换了一身,脱下的衣帽丢满了两张铺,地上还摆了几篓子东西,大概是陆知县送的。

        “等我点一支洋蜡去。”

        “用不着,有灯。是洋油灯,很亮。”

        餐室里果已点了一盏样子很别致的保险灯。大约因为客人们已有回船来的,茶房才点上了。

        葛寰中稀里呼噜洗过脸,光穿一件纺绸汗衣,咂着雪茄烟笑道:“城里气候真不同。尤其是在老陆的签押房,不住出毛毛汗。因为老陆怕风,三面的窗子全关上了,我又不便叫人打开,受累之极!”

        原来陆知县在成都强勉戒脱烟瘾之后,身体越来越坏。宝丰票号大管事是山西太谷县人,便介绍给他一样大补药,是太谷特产,叫龟龄集。据说有吉林野参,有关东鹿茸,而最珍贵的,唯有山西省才有的叫万年碧血。这药,口口相传是古战场地下沉淀凝结成块的人血。这药,既补气血,又补元阳,为鸦片烟瘾戒后培养身体的圣药。票号朋友真不骗人,陆知县才照仿单服了两天,不但鸦片烟戒后最可怕的遗精病症一下子治好;同时精神焕发,食欲顿开,光在早晨起床后,便非复一碗燕窝可以顶事,而晚间就寝前,还得吃一碗家乡特制点心煮饵块和一汤碗嫩鸡汤。不想接署万县县缺以来,情形就变了。首先容易感染伤风,其次是咳嗽,咳到咽喉发紧,咳到喘气。一个高明医生说,父母大老爷身体过于虚弱,加以公务繁剧,气血两亏,仍宜重用补药。另一个高明医生却以为既有外感,理宜暂停补药,龟龄集尤不可常服,常服则阳亢,阳气外浮,真阴内亏,恐怕还会引起其他病症。两位医生的话都有道理,听谁的是呢?经太太、姨太太、大少爷、大少奶奶、大舅老爷、二舅老爷,还有什么姑老爷、姑少爷、表老爷、表少爷一伙最有关系的好人,商量又商量,还是听信头一位高明医生的话为是。因为陆知县身体虚弱,公务繁剧,尽人而知,并非设想。因此,龟龄集加倍服用,参芪术水药,天王补心丸丸药,也不断给陆知县灌下去。灌得陆知县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天气越热,越是畏风怯冷。甚至像葛寰中这样亲密同寅,现又正在风头上的老朋友,路过县城,纡尊降贵来拜会主人,无论为公为私,当主人的难道不该欢天喜地来迎入内室?难道不该欢天喜地叫官厨房赶办一台夜宵,叫小厨房精备几色小菜,把家乡的重升酒拿出,缓斟低酌,借以谈心到三更时分,亲送上船,握手依依而别?就由于病体难支,精神疲惫,主人只好再三道歉,客人也因禁不住毛毛汗出得不止,只好再三安慰而后坐上陆知县大轿,由陆知县的门稿大爷、签稿二爷,率领一伙壮班差役,排成对子,火把灯笼送到码头。本来还要替主人直送上船,并派两只红船到蜀通旁边来巡更守夜的,是葛寰中再三不答应,几乎生了气说:“你们一定要这样干,那是替你们贵上大老爷得罪了我。回去问问你们贵上大老爷,就知道我历来讨厌这些臭排场的。”这才免了。

        葛寰中连连摇头说道:“看这位寅翁的病况,只怕等不及我回省禀到,这万县就要迎接新官了。”接着又叹了一声:“我们这位寅翁的官运,也实在欠亨!说起他来,不仅和王采臣是同乡,并且是乡试同年。他大挑到四川的时候,王采臣也以知县外放。到而今差不多近二十年,他差缺虽未断过,到底还是一个知县。而王采臣哩,居然闹到护理四川总督。新学家不信命运,然而遇着这样的事,除了命运,又有什么好说呢?”

        从窗户间已听不见河下那些嘶哑而不圆熟的女歌声。大约二更锣真个响过,花船都已开到县城那岸。卖酒卖茶的船一定还在,因为回到仓船上的旅客还不多,偶尔尚传来了几声五魁八马。

        葛寰中把烟灰弹了弹,又站起来走了两步,接着说道:“听老陆讲起来,王采臣的运气也不算佳!才摸着总督的关防,还没摸热,就碰着了铁路国有政策。……嗨!宏道,正要告诉你,成都的绅士们已经闹起来了!……老陆得到省信说,带头闹起的是咨议局议绅们,其次是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局的绅董,和一班铁路公司驻省股东代表等,借口说收回川汉铁路,是违反了先皇帝的谕旨。又说,照法律讲,这种大事不经资政院会议,不经咨议局同意,是不生效的。……宏道,你是专门学法政的,依你看呢?”

        “现在还不能判断,因为收回商办铁路,把铁路作为国有政策的上谕,我没看见,只凭尹委员说了个大概,也不清楚……”

        “啊!说到尹希贤这人倒还能干。老半天没见他,哪里去了?找他来问问宜昌铁路局情形。有些话,李瑶琴不肯说,他当僚属的人,不用避忌,准可以说的。……何喜!去找尹委员!”

        “不用找!找也找不着。我看见他同天顺祥那位仁兄坐小船走了。”周宏道迟疑了一下,才又笑着说道:“要回来的。或许还有一会儿。……请你说下去,成都那面,闹得厉害不?”

        “就是闹得厉害啰!老陆说,已经开过几场会,每场都是几百人。甚至成群结队步行到南院上,要求王采臣不要奉旨查账。又要求王采臣出面奏参盛宣怀、端方……”

        “端方?这人好像还有名望,也是个新派,怎么牵连到铁路国有上去了?”

        “我也是才晓得的,端午桥放了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了。我在京时,听见他拿出几十万元在钻门路,我以为他想开复总督缺哩。恰巧赵次珊调任东三省总督,让出了四川总督的缺,要逐鹿,正是时候。却未料到他才钻得了这么一个差使!当然,盛杏荪要借重他,也有之,这人委实是个新派。从前五大臣奉旨出洋考察宪政,被革命党吴樾在北京车站一颗炸弹,人没炸着,五大臣的名声却炸出来了。端午桥便是其中之一。他以新派起家,做到直隶总督,却也以新派出拐,把总督弄丢了不算,还几乎弄到斫头。”

        “哦!是了,想起来了,就是前年的事。日本报纸上大登而特登过的。某家新闻还特别作了篇时评,指名批评隆裕太后顽固专制,没有丝毫新脑筋。批评说,在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出殡的仪仗跟前派人照个相,本是文明国家的寻常事,就以专制帝国的俄罗斯来说,像举行这种大典时,岂独听凭臣民照相,甚至还准许翻印在新闻纸上,或者翻印成为画幅,让大家买去作为纪念品。为何正在效法东西洋文明君宪的大清国政府却还这等顽固,而把这种文明举措,认为是对君上的大不敬,仍然牢抱着中国数千年腐败透顶、不值文明人之一笑的制度,来加人以不赦之罪?直隶总督端方幸为满洲亲贵,方得仅仅被处以撤职永不叙用。像这样专制守旧的措施,怎不叫文明国人为之齿冷?批评得很毒辣,却也深深博得了几千中国留学生的称赞,认为像这样事情,真个太不文明。不仅专制守旧,简直是野蛮人也干不出的。端方虽丢了官,反而得了好名声……”

        葛寰中眨着眼睛,从保险灯光中,看得出他对端方的故事,好像别有见解似的。周宏道只好把未说完的话忍在喉咙里,张着一张大口待他说。

        “日本人的话,对固然对,”葛寰中果然接着话头说了起来,“但也不尽对。因为我们中国毕竟还是君主专制政体,人君至尊无上,你无故冒犯了宸严,当然就蒙了大不敬的重罪。日本人只晓得菲薄别国的不对,他们却忘记了日本宪法就明明载着:日本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我们且不理落这些,即以端午桥派人照相一事来说,我们不妨承认在奉安大典中间,派人照几张相,是文明举动。但端午桥身为直隶总督,又到过欧洲考察过,难道不知道在人君面前照相,是中国历来所无?中国人君的御容,管他在生或死后,你不得到俞允,怎么可以随便拍照?无论如何说法,端午桥在派人照相之前,应该顾到中国的体统,必先具折奏明方对。即使具奏不及,也应该请内大臣面奏明白,这样,才叫作识大体。端午桥之所以弄到不识大体,大约就在过于趋新!……而今,起复了,偏偏开张不利,尚没出京便遭到我们四川人——不,只能说是成都绅士的反对,这还不是命运攸关吗?”

        “依你看,成都绅士为什么要反对?”

        “那还不明白吗?即是说,这种大事,为什么事前不拿来同我们商量一下?既然不先商量,便不许你独行独断,我们就要反对。这道理,多浅显。总而言之,自从咨议局开办以来,绅权是大大伸张了,国家的事,地方的事,无大无小,都要过问的。”

        “那么,也只是闹一闹就完了。”

        “当然啰!”葛寰中斩钉截铁地说。同时,从何喜手上接过一支已经只剩半截的雪茄烟,一面咂,一面接着道:“也有点奇怪。为什么老陆已接到省信好几天,我在宜昌还没听见李瑶琴谈起?你在尹委员口里,可曾听说成都开会的事情没有?……也没有!……嗯!说不定风潮已是过去了。本来,四川人也是只有五分钟热度的,也是一盘散沙的,何况外债已经借定,中国政府可以失信于人民,怎能失信于外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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