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阴谋论在中国为何流行——陈志武
金融阴谋论在中国为何流行？据我所知，您的《金融的逻辑》，主要是根据当前中国热点问题，基于金融学逻辑，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经济所作的冷峻思考，得以在金融危机拐点乍现的背景下出版的。
陈志武：是的。有本给公众产生了诸多误导，不少朋友都一直考虑如何理性回击。因为它本身就是“歪门邪道”，就像看金庸的小说一样不能太当真。其实，作者对现代金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场对于社会的贡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理解都非常欠缺。我觉得，他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是不得要领的。针对于此，《金融的逻辑》更多从正统、正道的角度来理解金融，包括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经营得好；而不是那种从上往下看，讲一些金融大家和金融财团的历史，内容充斥着剥削和阴谋的论调……那样导向不好，不能给后人一个学习的机会，也会对领导层的决策产生误导。几个月前，大家一谈起美国的金融，还都想到的是“危机”，实际上危机在3月份已经探底。两个月前，实体经济已经明显复苏，估计美国经济三季度会有2%的增长，这使得人们对美国金融负面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回归理性的认识。
在这种背景下，《金融的逻辑》出版，也能够让公众从更理性更具有建设性的角度来看待金融。其实我本人也没有想到，出版的时候会遇到这个转折点。不过话说回来，关于金融的阴谋论，在中国为什么能够这样流行，是因为中国社会总体上还存在着比较相信迷信的风气。那种阴谋论，与其说是科学的理论视角，还不如说是一种迷信。像所宣称的，一小撮金融巨头掌握了众多的金融资源，具备了巨大的金融实力之后，可以产生巨大的控制能力，由此剥削了社会，控制了政治，引发了战争。这些听起来貌似很过瘾，但是，没有讲清楚的是，这些人背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就像我们当年教科书的逻辑：西方的跨国集团总是在掠夺、剥削，如此定调之后，却没有给中国社会以及学界一个机会反问——为什么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会经营得很好？因为，跨国公司面临的政治、文化、制度环境，包括人种环境，这些因素都是非常不利的经营因素。这些公司到了国外之后，是怎样克服方方面面挑战的？包括他们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礼仪安全，他们有些什么技巧和方法去开拓市场？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以前，没有从另外的角度来问这些问题，所以没有给知识界学习的机会，以至于中国的公司今天要走出去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一看，原来的教科书和教育里面，没有可以给中国的公司提供什么帮助的。没有让海尔这些公司走出去的时候，吸取西方跨国公司的经验，减少交学费和少走弯路的机会。原因就是以前的西方式掠夺、帝国主义阴谋论的宣传教育所致。归根结底，是没有给人们问为什么的机会，也就是英文讲的“why”和“how”。连提问的机会都没有，就没办法去学习，更无法挖掘背后的知识和道理。
一书中，“揭秘”了美联储为“私有的中央银行”。以金融的逻辑来讲，这个问题该怎么看？
陈志武：这是作者搜集的原始资料里面，很大的一个误导人的地方。他本人一直强调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货币的发行权必须掌握在政府和公权力的手里。根据这个假定，他看待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不是以历史演变为背景，而是以现在的政治格局作为一个价值尺码看问题，这是非常误导人的地方。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货币发行权掌握在政府手里，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
举个例子，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存在好几种货币，30年代更是种类繁多，中央和地方都在发行自己的货币。往上追溯至晚清和民国初期，山东省各个县都有自己的货币，而且银钱和铜钱彼此不同。有美国学者研究，当时货币之间的差价悬殊甚大，烟台等沿海地区的3000钱才换一两银子，内陆的县可能是1500或2000钱换一两银子，差距悬殊却同样可以维系下来。同时，内陆的铜钱和铁钱相对受欢迎，而沿海的银钱更贵，原因是跨地区的贸易，往往以银子做货币兑换；而内陆的县更多的是农贸市场交易，更受欢迎的是碎钱。中国古代的当铺、钱庄、票号等民间金融市场一直比较兴盛，甚至很繁荣。尤其是到20世纪中期，各个省都有自己的纸币和金属币，银钱和铜钱的成色不同，比价差别也很大。因此，历史上除了官钱之外，私钱历来就有。西方国家也存在同样的状况。这其实和民主宪政有关系，当公权力受到社会制约太强的时候，有私钱做银行，做货币发行，可以使中央集权受到老百姓的制约，不会把金融的财富全部集中到政府的手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公害。如果单独存在官钱，朝廷转移民脂民膏的能力达到极致，后果就难以想象。
所以，“阴谋论者”抨击美联储是私人银行的股东做起来的背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人类所有的金融发展史皆是如此。再者，对于私人银行掌握货币发行权，人们不必看得那么可怕，就像今天的香港，尽管货币发行权掌握在汇丰、渣打、中国银行的手里，并不是由政府公权力控制，但它的金融秩序、社会秩序照样运转良好。所以，私有银行控制货币发行并不意味着其会滥用，因为有市场的力量来制约货币发行权。我觉得，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宁可把货币发行权留给市场、留给民间的金融机构，也不能完全掌控在公权力手中。至少因为市场的压力，避免了许多混乱和风险。正因如此，山西的票号，多数时候还是经营得颇为兴旺的。因为它们要想使自己的钱庄世世代代经营下去，就必须懂得信誉和声誉的重要性；滥发票号，最后会导致自己的钱庄崩溃。事实上，的逻辑有许多隐形的假设，最后一概没有解析清楚。整本书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假设：民间私人银行或私人股东掌握货币发行权，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逻辑。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是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
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国内有些人开始有所膨胀了，普遍认为中国比西方将更快走出危机、更快实现复苏。遗憾的是，正因为这种经济模式下的增长来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使得国人易于虚妄，不去研究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陈志武：因而，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的道路，更需要的是制度机制的改革。民主法治才是更加基础性、更加重要的工作。我最近接触一些中高层人士，发现有的人已经开始飘飘然了。对他们讲法制和科学，无疑是对牛弹琴。许多人开始对美国经济危机幸灾乐祸，但他们忽略了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美国之所以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绝不是偶然，背后的制度依赖和模仿是完全不一样的。前段时间，我在做电视访谈时曾说，不要以为奥巴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从长远来看，所有发达国家的成功，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美国虽然在上世纪30年代实行罗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功能拯救经济危机，但是到了80年代里根做总统时就逐渐放松了管制，克林顿在90年代总体上没有强化太多的管制，所以成就了美国真正最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自主创业辉煌期。
英国当年也是因为实行自由经济才推动了18世纪、19世纪的繁荣，但今天的现状却很遗憾，原因是什么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英国的上市公司，前十位相当于所有交易量的70%～80%，剩下就是很小的中小企业。原来，英国在“一战”和“二战”之后推出了太多的政府管制政策，比如，英国股票要征收05%的印花税，这比现在中国的还要高得多。这些政策使得“二战”后英国的资本市场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退，逐渐被美国所超越。因此，从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政府管制得越多，越会损害一个国家的发展活力和新经济的推进。在美国，1999年克林顿政府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法律中有关限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跨行业经营的条款，从而使美国金融业从立法上告别了分业经营的历史，迈向了混业经营的时代。
最初，《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称《1933年银行法》)作为罗斯福总统上任后实施的新政策之一，起到了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与其他法律、政策共同作用，有效地遏止了灾难的根源——资本市场的混乱，恢复了公众对国家和金融体系的信心；二是法案只花费了较小的成本，受到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共同欢迎。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银行界为了生存和发展，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导致的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开始想方设法避开分业经营的法律障碍，通过兼并投资银行和金融创新等手段向证券业渗透。与此同时，美国金融界开展了由商业银行发起、证券业与保险业随后加入，游说美国政府和议会的活动，要求取消跨业经营限制，修改直至废除该法案，最终获得了成功。但是，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是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
所以，在1933年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美国国会又先后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从而逐步形成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之后十年，美国的金融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世界制造业经济的业务逐渐转移到中国之后，对美国经济带来了许多挑战，逼迫美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调整，经济重心开始放到金融、技术创新和销售市场。上述制度架构的改革对于美国强化经济竞争的优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这次金融危机不能问罪于美国的经济创新制度，否则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点更加是一个问号，更将失去应有的创新活力。重新让美国回到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根本没法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另外，这次金融危机出现了跨行业的经营，完全放开之后，所带来的交易链条的不断延伸，由此导致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方方面面的扭曲逐步在放大化，因此这次危机及时暴露了问题，在更大意义上说这不是坏事。
从综合经营直接就跨到了混业经营，进入混业经营之后，链条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在综合经营时代，功能性监管就有效，而在混业经营之后功能性监管也出现许多问题。但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又出台了一个《爱国者法案》，针对亚洲和非洲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投资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限制。比如，中国企业要在美国上市，基金一定要在半年之前冻结，这会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您怎么看待《爱国者法案》的问题？
陈志武：你说的其实是一个很新的问题。早前我在瑞士日内瓦时，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当地的人口十分稀少，国家却很富有，它们基本不制造生产什么东西，当然也有世界流行的瑞士军刀和瑞士手表，但总体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小，主要发展依赖金融服务业。瑞士银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缺陷。只要还有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等一些对私人的财产保护不完善的国家存在，那么，瑞士私人银行的业务需求就会继续高速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有大量空间。
可以说，瑞士的经济增长乃是拜拉丁美洲、非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法制不健全、私人财产保护不完善的国情所赐。两者恰好成反比。以此角度来理解《爱国者法案》，可以说，它相对于美国的金融业有利；但是会打击瑞士的私营银行，包括新加坡、香港，原本也想加入瑞士类似的金融业，来提供这种隐私保护的业务。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种打击对各国制度方面的竞争非常不利。因为像瑞士这种给发展中国家的富裕家族和法人服务的私人银行，信用度会随之越来越低。
实际上，原本这种金融服务业的存在，对于那些法制不健全、私人财产保护较弱的国家，形成了一种制度上的压力。因为最终只要这些国家，在这些基础制度上差别很大，那么给瑞士这样的国家带来的制度套利的空间就可以很大。然后瑞士通过这种制度套利，给那些制度不健全、私人产权保护不好的国家产生很多压力，这样逼着更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在私人产权保护和法制架构方面，尽量向所谓的国际水平靠拢。但是，有了美国的《爱国者法案》以后，逼迫瑞士银行和全球所有的金融机构，必须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短期内制造一些GD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官方公布的GDP有一些虚的成分，但是总体上，能够看到的方方面面的迹象，表明经济复苏是有希望的。
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是中国金融业的很大漏洞——魏加宁
危机一来地方政府首先先救企业，这是不对的。具体而言，今后的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才能达到综合疏导的效果？
魏加宁：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加固金融安全网。金融安全网有三大支柱，首先是审慎监管的监管体系，即银监会；其次是拥有最后贷款人功能的中央银行，即人民银行；还有就是保护中小存款人利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存款保险机构，现在中国还没有。你看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立即把存款保险从2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加固存款保险制度；然后是德国，实行全额保险；澳大利亚也宣布在三年之内实行全额保险；科威特也对存款进行担保。大家纷纷这样做，而我国到现在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所以，这是中国金融安全网的一个很大的漏洞。第二件事，是要加强社会安全网的建设，也就是社会保障。
因为要调整，就会有部分企业倒闭，有倒闭就会有失业。现在很多失业民工提前返乡，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社会保险、养老保险都带不走，社保没有全国联网，它不能跨省漫游，这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民工退保，只能退自己交的那部分，企业交的部分带不走。社保迟迟没有全国联网，这涉及到统筹地方之间，尤其是富裕区域和落后区域的利益平衡问题。像富裕的广东省，省内之间的发展都不平衡，社保水平也不一样，更不用说省际之间的问题。富裕地区不愿背起外来人员的穷包袱，贫穷地区也没有能力解决那么多人的保障问题。所以说，与其把钱砸到项目里铺路架桥，还不如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基础建设还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因为获益的是国有大型企业，而民营中小企业很难分到一杯羹。
失业人员生活没有保障、没有吃、没有住，就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带来诸多不稳定。现在的情况是，危机一来地方政府首先先救企业，这是不对的。在市场条件下，企业生死都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去救企业，企业就没有了效率，更会产生很大的依赖性和道德风险。企业经营不符合市场规律就会倒闭，关键还要看有多少企业新生。而政府要解决的是企业破产后，失业的工人要有饭吃，要有社会保障，它就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固社会安全网，中央政府要加大投入。政府资金投在这儿，才真正是解决民生问题。所以第三件事，就是要扶持中小企业，建立一整套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包括，政府首先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中国至今也没有一家；然后是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把地下钱庄“暗翻明”，使之规范化，变成民营的中小银行。成立担保公司、互助合作社等等，可以探讨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模式，来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没有法律保护的地方融资是危险的——江平
中国金融监管存在哪些问题？在政府大规模出台救市措施的特殊背景下，放开价格管制会不会提上日程？
江平：我觉得逐步放开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前几年是物价难以控制，石油价格飞涨，煤电价格也上涨。现在的局势是产品价格下降了，由于价格难以控制所造成的危机已经小多了，所以现在是更好理顺价格关系的时候。比如说，过去发电厂多生产一度电就要赔很多钱，现在电煤的价格大幅下降，这种情况基本不存在了。价格应该和成本平衡，不能说多生产一度电就赔很多钱，这必须要改变，要不然生产者没有积极性，只剩下国有企业在搞，国家还得补助你。所以，我觉得现在是理顺价格的时候，价格应该能够更好地解决。煤电油运，这些最基本的一些民生产品，应该尽可能地符合市场规律。
关于政府现行的结构性减税和推进税费改革问题，温家宝总理表示，2009年将采取减税、退税或抵免税等多种方式减轻企业和居民税负，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增强微观经济活力。究竟税制怎么改革，我觉得两个问题可以考虑：一是中国现在的税费问题主要是对经营者的征收负担比较重，过高的税收肯定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尤其在金融危机大量企业倒闭的情况下，你不减税免税，就不可能有太多的积极性。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应该扶持投资的积极性，还税于民。二是缩小收入之间的差距，比如个人所得税，2000元的起征点也太低了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蔓延，仍未见底。国际市场需求继续萎缩，全球通货紧缩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经济环境更加严峻，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在这种形势下，出口企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可预见的风险加大了，由于汇率、价格或者政府管制的原因，有些本来合同承诺的最后很难兑现。
如果需要法律环境来解决这一问题，就是你在订立国际合同交易时，要把可能发生的风险因素归纳进来，这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加上在国际原材料价格波动的时候允许双方再次谈判，尤其是汇率大幅波动时要备注条款，这样可以避免损失。所以，我们现在要更注意合同里面的预见性、科学性和准确性。在法律规定中，双方发生了问题，合同就是唯一的依据啊。现在有《交易法》、《国际贸易法》，应该是有法可循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定得更准确。我觉得这是大有可为的，操作性非常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央开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求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一时间，地方债、民间金融迅速放开，但是这个没有法律依据，到底地方是怎么发行、发行多少、担保的制度如何？在没有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购买的人对于风险的预见性就不可而知，这种问题应该是从完善法制来推进。我们国家往往是因为改革，促进一些措施，先做后立法。实际上就是行政权力太大了，有些做法我不赞同。所以，虽然中国的金融问题不像美国的次贷危机那样巨大，但是中国金融监管的问题依然堪忧，风险还是不能忽视的。
现代金融体系既高效配置资源又可分散风险——吴晓求
把过去以储蓄为主的方式慢慢转变为以投资为主。按照您的观察，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十年奠基后会迎来一次革命性的变化，目前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格局将被彻底改观，未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将建立在以资本市场为中心的基础上。您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缘由是什么？
吴晓求：中国金融体系的转型是必然的，因为这涉及到金融功能的结构设计问题。我早前就曾说过，中国的金融体系应该从原来的以商业银行为主体转变为以资本市场为平台的结构状态，但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有人对这种改革的战略目标开始出现动摇。因为危机发源地美国的金融体系就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所以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美国如果没有这样的金融体系，也不会有后来的成就，反而会遇到更大的问题，现今的金融体系分散了这种风险。虽然美国的金融体系遭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它通过良好的金融结构设计还是能够生存下去。可以说，以资本市场为平台的金融体系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功能正在由资源配置转向风险配置，即金融体系如何使风险流动起来，把风险分散开来，这是其首先必须考虑的，这是现代金融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功能和目标。
以前总是忽略这个问题，人们只知道配置资源，而没有想到把全社会的资产通过证券化的方式流动起来，以分散风险。所以，中国金融体系除了需要有一个比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外，还需要有分散风险的功能。国务院批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出于发展资本市场的战略考量。因为没有资本市场，很多改革就难以找到平台。比如工商银行无法上市，商业银行的改革永远会是一个自我循环的改革，老百姓就买不到它的股票，也就难以获得工商银行的分红，更获得不了工商银行资产的增值。同时，工商银行也难以建立一个现代商业银行体系，正常的业务就会受到许多干扰。一旦有了资本市场，现代金融体系就会慢慢构建起来，即使是在金融危机比较严重的时候。我本人确信这个战略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国内的一些学者，总是觉得中国金融体系应该以商业银行为核心，因为银行体系占据了金融资源的80%。殊不知这正是我们需要改革的地方，也是中国金融体系落后的表现。我相信，再过二十年，通过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比例一定会超过50%，这是金融结构发展的必然规律。
那时，人们收入盈余之后，第一选择的将不再是银行，而一定是选择资本市场上的资产配置，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收益。实际上也就是说，把过去咱们是以储蓄为主的方式慢慢转变为以投资为主。当然，这也是跟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的。生活水平高了，吃饭问题解决了，人们自然就会关注自身存量财富的增长。强国金融战略要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本币的国际化。
关于中国经济的崛起，您提出，需要一种具有变革精神并顺应现代金融发展趋势的强国金融战略。没有推动金融结构变革的货币政策，就不可能形成强国的金融战略。那么，您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应该作何调整？
吴晓求：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问题是目标比较实物化，关注CPI。有时候物价的变动和资本与货币关系不太大。比如说物价上涨5%，它是由通货太多引起的，还是因为经济结构调整引起的？这就需要研究；再比如说，2007年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的确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但这可能与货币没有太多关系。它是一种战略资源，也是相对稀缺品。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除了要关注CPI，还必须关注金融体系结构性变化。
要推动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革，要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型。强国金融战略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本币的国际化。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强国金融战略？因为这种金融体系在开放条件下，可以将全球资源为我所用。如果既开放，流动性又好，中国的资本市场就可以吸纳大量外部资金，显然可以以此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美国的发达离不开其强国的金融战略。为什么中国一直买美国国债，就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机制，加上美国有一个流动性比较好的金融市场，让你不得不去拥有美元，不得不去投资美国市场。这就是强国金融战略。当一个经济体系越来越大，要想维持持续稳定增长，仅仅依赖本国的资源是难以维系的，必须通过强大的开放的金融体系去吸纳他国资源。像韩国、日本的金融体系就没这个功能，基本上是通过非金融因素来维持15年的增长从而成为发达国家。但是现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总体上看似乎进入停滞阶段，这是因为没有强大的金融体系。美国为什么能保持一个世纪的增长？因为它后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资源配置机制——金融体系。再看中国，仅仅是人口资源、制度释放，就足以维持15年的高速强增长。
但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保持100年的持续稳定增长。显而易见，这就要在金融体系结构设计上有别于其他国家，要向美国学习。这就是我呼吁构建一个强国金融战略的深层原因。在实施强国金融战略的过程中，资本市场的风险将日趋国际化，市场波动会加大，这一点要有足够认识。中国金融的崛起将要求我们加快推进民主法制化进程，绝不能出现某人一句话就改变规则的事情。当全球的投资者都跑到中国来投资，拿着你的股票、国债，这个时候你想随意改变规则，那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按法律程序进行，必须按国际规范进行，而且信息还要透明。我始终认为，金融的开放和发展与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国际化可能是中国社会民主法制不断完善的重要推动力。这也许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民主化过程。我们不就是要建成这样一个社会吗？如果说我与其他学者有什么不同观点，那就是我是从战略的角度意识到：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强大动力，同时还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根基。这次危机削弱了美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美国自身的政策也正在削弱美元的长期信用。
这就意味着原来的金融和货币体系出现了裂缝，裂缝给了新的货币、新的金融力量以成长的空间。中国恰恰可运用这个巨大的裂痕，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来推动金融市场的大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强有力的保障，是强有力的先头部队，资本市场发展是中国金融崛起的主力部队。中国中央政府2009年屡次出牌大动作，在国内五大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并力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这些举措，力度和意义都不可谓不大，但还是存在一种最基本的疑问：人民币到底能否做起来？
吴晓求：我相信人民币能国际化。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货币，它的产业必须具备特性和不可复制性。中国的产业目前虽然还不完全具备这一点，但是整个经济发展形势良好，加上人民币具有较好的国际信用，同时美元的长期信用现在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削弱，也就是说全球货币体系里面已经出现缝隙，此时如果有新的稳定货币出现，就会慢慢被人们所接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对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体系多种弊端的深刻反思，鉴于这种单极国际货币体系的利己性、缺乏约束制衡机制、权利义务不对称等内在缺陷，各国在不断比较与衡量的基础上，希望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当打破现有货币体系的收益大于成本成为一种持续预期，美元将无法再维持唯一国际货币的地位。世界贸易呈现出的多元化开放格局，以及世界金融储备体系和世界贸易结算体系的变化趋势，促使全球货币体系必将作根本性调整。从单极向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会全面提升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货币地位。人民币虽然目前不是国际储备货币，甚至还不是可交易的货币，但中国具有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且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具有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中，中国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整合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应该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加快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成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之重要一元。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形成负面影响，但就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出口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及中低价产品，收入弹性相对较小，在经济不景气和居民收入下降时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可能不降反升。同时，中国通过采取上调部分行业产品出口退税率、改善对外贸易环境等系列措施，部分缓解了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因此，金融危机之下的中国对外贸易，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不乏有利因素。此外，危机反倒逼中国贸易结构升级，提高产品竞争力和科技含量，这将增强贸易支付的选择权和货币影响力，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中国要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必须解决贸易大国与金融小国的矛盾。这需要依托金融的崛起，而金融崛起则要求拥有国际化的货币环境。
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下各国综合实力此消彼长的较量中，总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机遇大于挑战。如果要想牢牢抓住历史机遇，贸易将是一个突破口。这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结算、投资的使用范围。政府近期公布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措施，从短期来看，主要是为国内的外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所采取的重要措施；长期来看，它是人民币国际化迈出的关键一步。此外，中国还要积极稳妥推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使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包括整个亚洲率先实现区域化。最后，不仅在周边国家和地区还要在世界范围内，不仅在实体贸易上还要在金融投资上，逐步放松对人民币兑换、交易的限制，最终使之成为完全可交易的货币和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当然，区域化只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非常短期的目标。我认为，到2020年，人民币将成为全球第二大货币，目标也就是超过欧元。这一目标非常重要，中国在相当长时间不要成为老大，一定是美元在前面，中国排在第二。
因为，美国虽然遭受金融危机重创，但它毕竟是全球金融体系100多年的霸主，世界经济格局短期之内难以撼动。中国若与之竞争，还为时过早，短期内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与美元共同发展上。不过，国际货币体系在未来一段时期有可能出现欧元和美元争夺主导权、日元和人民币伺机出击的局面。最终能否出现多强鼎立的局面，仍将取决于博弈各方的力量消长。但从单极到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必然发展趋势。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个具有足够广度、深度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来支撑。发展资本市场，首先要通过持续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法制体系来实现规范发展，以有效解决资本市场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增强对市场主体和资金的吸引力，实现资本的可持续流动，保持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其次，要完善结构，不仅注重股市，还要注重债市与金融衍生产品及市场的发展培育。在产品创新上把握尺度，加强产品设计各环节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最后，制定全球化发展战略，要树立起大国心志、大国视野和大国责任意识，把中国资本市场培育成新世纪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重要的资产配置中心或财富管理中心。
创业板上市是否能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
目前，中国创业板上市的有关政策业已明朗化，但此前您却认为创业板出台为之过早，不知您持此态度的缘由是什么？
吴晓求：我对创业板的理解经过了几个阶段。早期，从资本市场结构的角度考量，需要呼吁推出一个孵化中小企业的市场；之后，开始思考资本市场的风险结构设计，包括社会公众、原始股东、风险投资应该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这些是必须分清职责的。原来有观点认为，创业板上市能够解决中小企业急于融资的困境，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因为资本市场对融资的要求很高，实际上是一个并不便宜的融资渠道，它对股东的回报超过债务的回报。就是说，如果到银行都融不到资的话，到创业板就更成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政策的出台非常谨慎，到创业板上市还是有条件的，上市的条件虽然比主板低，但上市后的监管则更严格。第一，门槛不能太低。股本现在已提高到3000万元，而且还必须有赢利要求，有一套财务标准，主要是为了过滤风险。第二，创业板企业上市之后，要对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进行严密监控。减持条件从理论上讲要比主板苛刻，因为创业板主要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企业，控股股东一旦跑了，企业就完了。所以，对控股股东的减持要吸取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控股股东每年减持不能超过所持股份的10%，按照这个标准十年之后才能减持完。第三，一定要对创业板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最严厉的处罚。这中间没有警告，也没有停牌，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一旦有严重的违规、违法行为，那就要迅速退市，而且是永久退市。创业板首先是个高风险的市场，其次才是个高成长的市场，要跟投资者说清楚。第四，要把壳资源废掉，创业板没有什么壳资源。把以上四条做好，创业板才会有希望。如果没有这些约束，让创业板任意发展下去则会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巨大的灾难，可能会变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值得欣慰的是，这些观点正在被有关部门逐渐接受，在逐步落实。人性是贪婪的，没有制度约束，贪婪的人性会无节制地膨胀。2009年6月18日，上交所和深交所就重启IPO发布的有关办法已实施，关闭长达九个月的A股IPO大门重新打开。我认为IPO重启，没有什么指数标准，甚至也没有什么最佳时机。纯粹来说，发行上市是有标准的，符合标准即可IPO。IPO重启不应与指数挂钩，而应该按照正常发行规则走。把IPO重启当做市场调控的砝码是不恰当的，不能认为指数越低，重启IPO的风险就越大。
IPO是中性的，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股市的发展。我认为只要是成长性的、信息透明的上市公司，资本市场都欢迎。股市回暖实际上是投资者对美元贬值的担忧。
对于上半年股市转暖的话题，您曾表示“资源能源股价格的上涨并不是由实体经济需求引起的”，那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吴晓求：前段时间资源股价格涨得非常快，这并不是经济回暖所带来的需求增长。实际上是投资者对美元贬值的担忧，从而带来资源配置性需求的提升。事实上，在美元贬值预期下，投资于战略资源是一种避险行为，资源配置结构调整之后，所带来的需求不是因为经济回暖，而是一种避险需求。这种上涨是不会长久的，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稳定下来。关于2009年股市的走势，基本上是一种上升态势，当然这种上升在下半年是会有波动的，预计在2000点到4000点左右徘徊。现在的行情，实际上就是2008年大幅度、非理性下跌的一个校正，使之回到一个正常的价值体系中。我认为，3000点左右是比较符合目前的经济情况的。
当然，整个的经济回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中国的情况大概会比其它国家率先复苏。这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健康的，信贷市场不但没有收缩，反而在大规模扩张，这样就有资金支撑并推动实体经济率先复苏。欧美国家主要是金融体系受到了严重影响，从而信贷市场大幅度收缩。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内需正在扩张，而美国内需已经不可能再扩张。我们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正在形成。因此，中国的股票市场往上涨，是有经济好转预期的。应该说2009年的市场不会出现2007年疯长的情况，应该是相对理性的上升趋势。
中国资本市场好基础已形成，改革需深化。您怎么看待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情况？
吴晓求：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发展情况，应该说已经处于一个良性发展的过程中。
过去几年，我们花大力气解决了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三大问题，从而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是股权分置改革。改革的成功为资本市场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制度平台。如若不然，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没有前途的。
二是资本市场的资金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6年之前，证券公司都是准银行，每个人买股票都要到证券公司存钱，证券公司把客户的钱分成三部分，一是结算，二是自营，三是同业存款。所以，经常会出现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的情况。市场一旦大跌，证券公司便纷纷破产。但是，这次股市从6000多点下到1600多点，没有一家证券公司破产，原因是我们改革了资金管理制度，从原来的证券公司保管客户的保证金，到现在由第三方也就是银行来保管，中间有一个非常高的防火墙。以前的证券公司是市场风险的放大器，市场涨的时候，它挪用保证金助市场上涨；市场下跌的时候它又疯狂地抛售，这就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因此，资本市场资金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是克服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资源约束。这指的是2006年5月份之后海外蓝筹股的回归。蓝筹股的回归确实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如果没有它们的回归，全是一些小公司，这样的市场还有什么价值？有了大量蓝筹股，才有大量资金通过基金等方式进入中国资本市场，这个市场才会成为财富管理的中枢。上述三大改革，的确使中国资本市场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当然，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并非没有问题，比如虚假信息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还有一些亟待改革的地方。股权分置改革给市场留下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例如，大股东利用减持的机会来操纵市场，有的利用他们的信息优势，在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内幕交易。最近，我发现上市公司高管们减持非常严重。在高位减持，相关部门要对此严格监控。在高管离任一年之后才能允许减持。无论是大股东还是高管，一般情况下不能随意买自身的股票，只有当市场遇到重大危机，下跌得一塌糊涂时，为稳定股价，才能允许增持或上市公司回购。如果说股权分置改革留下了一些后遗症的话，那就是大小非解禁到期之后，对于减持比例和节奏没有作出相应规定，这对股市的稳定会带来一些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即中国市场如何更好地开放，毕竟中国市场还是要做大做强的。中国政府决定把上海建设成为新世纪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个中心的核心是资本市场，所以开放是必然的趋势。全球的金融体系很容易被美国“绑架”。持续增长的高额外汇储备让中国亦喜亦忧。记得您曾表示，完全不认同“投资美国国债是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结构最优选择”的说法，称是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样讲？
吴晓求：中国的外汇储备之所以这么多，是和长期的贸易顺差、FDI联系在一起的，是目前外汇管理制度的必然结果。首先，中国无论是贸易顺差越来越大，还是外汇储备越来越多，我始终认为是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结果。实际上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已经非常严重。本来中国的产品价廉物美，利用我们自身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资源，使得中国制造的日用消费品占据全世界消费品的80%。出现巨大的贸易顺差之后，我们想买一些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战略资源，或者是目前还不具备优势的一些高科技产品，以此平衡我们的贸易收支，相互弥补、共同发展。
一个国家不可能包打天下，它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劣势。比如说美国，显而易见它的高科技产品是贸易优势，中国需要的就是用消费品交换它的高科技产品。后来发现美国人不卖高科技产品给我们，这样中国就产生巨大的贸易顺差了，这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无奈。第二，中国的外汇储备这么多，也是投资保护主义的结果。中国逐渐富裕之后，我们的企业想去国外投资，却发现国外投资是难以想象地艰难。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有的地方不惜省长出动带队踏出国门招商引资。一旦我们的企业要去欧美投资，人家就觉得你有什么动机似的，像要来颠覆这个国家一样，对你严加防范、相当排斥。中国企业出国投资很不容易。反观自己，我们在某些方面似乎对外有点儿过于开放了。媒体经常报道，国内的很多矿产莫名其妙地就被外国人买走了！基于此，我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所有的地下战略资源严格禁止外资进入。
你看这次收购力拓，我们花185亿美元人家都不同意，他们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本来跨国投资可以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但是阻力重重，投资不成就只能换成美元了，而美元一直不断贬值，无奈的出路就是买进美国国债。所以，购买美国国债是被迫的选择，是贸易保护和投资保护主义的牺牲品，一个受害的结果，决不是最优的选择。源头出在目前全球是单一的货币体系。单一美元货币体系有很大问题，它没有约束，全球的金融体系很容易被美国绑架。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刺激财政，剩下的伎俩就是通过大量发行美元来刺激需求；但大量发行美元就意味着持有美元及美元资产的国家资产贬值，中国首当其冲。现在中国已经是受害者，所以我们必须改革，推动全球金融结构和货币体系的改革，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要改变目前的情况，首先必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也就说国际货币体系结构上要有制衡，要有多样化选择。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其次，还必须调整全球金融市场结构，现在美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资产市场，但是一个不够，应该出现几个同等重要的资产市场，比如中国。因此，要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构造新的金融秩序，就要建设新的金融中心，就要让人民币逐步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才能够改变目前的状况。这是一个宏大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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