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个农民的手印改变了历史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玻璃柜里，有一份皱皱巴巴的合同书。

        别看这犹如农村娃儿随手涂抹的破纸片，它记载着中国历史转折关头一段悲怆的历史。

        共和国经过29年的风风雨雨，进入了1978年。

        与共和国诞生前的旧社会比，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但是，由于“大跃进”的摧残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的经济仍然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尤其是中国的粮食生产发展缓慢。许多人的温饱问题未得到较好的解决。

        到1978年，我国的粮食总产虽达到30477万吨，但由于人口过快增长，人均占有粮食仅318公斤，与1956年人均307公斤的水平相比，22年时间，仅增加了11公斤，即使与1949年比也只增加109公斤，每年才增加3.75公斤。农村许多地方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据1978年的统计，全国年收入在100元以下的农民竟占了总人口的35.37%。有231个县人均年收入还低于50元，长期靠国家调拨大批粮款还难以维持下去，绝大部分农村，生产靠贷款，生产靠救济，吃粮靠返销。许多地方的农民劳动一天，竞只值8分钱，买盐不成，买椒不辣。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把中国的农业生产，带进了一个死胡同！

        安徽省凤阳县，是个闻名全国的花鼓之乡。解放前，有成千上万的凤阳人，拿根筷子敲着碟子，四处流浪，把一首“说凤阳，道凤阳，说起凤阳泪汪汪。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花鼓小调唱遍了全国。

        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许多凤阳人居然又重操旧业了。当时，全县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每人每天分配8两粮食，吃不饱，只好出去要饭。到1978年，全县逃荒要饭的就有两三万人，几年内，全县农村人口骤减了10万。

        这个县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尤为重要。1978年打下的粮食只有1955年的1/3。几年之内，该队有60人被饿死，其中有6户死绝，76人离乡逃荒要饭。

        一个令我们现代人无法相信的凄怆事实！

        1978年11月16日晚上，当时这个生产队的队长严俊昌把穷急了、饿慌了的18户人家召集在一起，秘密开会。这位38岁的汉子悲怆地对乡亲们说：“俺们得自己救活自己。”

        怎样救呢？

        ——“我们把土地分了。”他提出，将土地分开，包干到户。

        有乡亲们对他说：“俊昌呀，分田单干是犯法的事，你蹲牢了，你的几个孩子怎么办呀？你家里人怎么办呀？”

        诚实朴素的乡亲们商量后，最后一致表示：分田单干，大家都是心甘情愿的。如果干部吃了官司，大家负责把他们的小孩抚养到18岁。空口无凭，立字为据！18个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得不到温饱的庄稼汉，含着眼泪，颤抖着按下了鲜红的手指印。

        “穷则思变”，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唯物主义的选择。

        就在18名庄稼汉按下手指印的两天后，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在关系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严峻历史关头，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20年后的1998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专程来到小岗村，来到这个揭开中国改革序幕的地方。今日的小岗村，向人们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通往村里的公路两旁挺立着翠绿的树木，平坦、宽敞的水泥路横贯村子中央，一排排农家的砖瓦房错落有致，颇具现代风格的小学校舍拔地而起，接收电视信号的抛物面天线在阳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看着这一切，江总书记高兴地笑了：“过去我虽然没有来过小岗，但我一直很关注小岗，因为邓小平同志开创和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在农村开花结果的，而小山岗村又是率先进行农村改革的。”他态度鲜明、铿锵有力地对小岗村的农民说：“家庭承包经营这一政策，要长期坚持下去，是不会改变的。”

        小岗村，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折射出这样一条鲜明的历史轨迹：从20年前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坚决支持，到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对小岗村寄予的殷切厚望，再次说明一个道理：农业和农村问题，永远是中国共产党最关心的问题！

        邓小平说：“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与小岗村搞大包干差不多的时候，遭遇百年大旱后的安徽省委，在秋种时，派出了大批干部到生产队组织农民种“保命麦”。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杨茂林在黄花大队蹲点，实行“包产到组、责任到人”的办法，很快在全县自发进行了推广。有人把状告到了省委，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这位在后来中国十几年的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领导者亲自去进行了调查。他先来到了小岗村，问严俊昌搞大包干有什么好处，他回答说：“现在一家一户种田，起早睡晚，大人小孩都能干，根本不用队长喊。以前捆在一起，社员出工不出力，粮食不够吃，队长没法当。”

        万里听了很高兴，说：“如果有人说你们不对，你就问他，你有什么好办法？你要有办法，让大家吃饱肚子，我就跟你学；如果你没有好办法，对不起，我没有错。”

        实干家的真理，也是最实在的。

        1979年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读者来信，指责包产到户是复辟倒退。滁州地区一位县委书记急如星火地找到万里，万里坚定地说：“报纸不种田，报纸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样干。……”

        农民要种田，种田要吃饱饭，这简单得犹如1+1=2的道理，在1979年初，却成了举国上下反复争论不休的政治问题。饿死人也不要紧，那毕竟是为“社会主义”而饿死的，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那才是最大的罪过。

        ——多么荒谬可笑的逻辑。

        当时，全国各地，都有零零星星自发实行多种形式的“定额包干”的。农民采取巧妙的方式，加以隐瞒或与领导周旋。但一旦被发现，无不被立令取消，扣上修正主义“三自一包”的帽子，批倒批臭。

        中国农民为了吃饱肚子，竟与共产党的干部周旋开展“地下斗争”，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剧。

        1979年，第一个搞大包干的小岗生产队用事实证明了他们的作法。这个村粮食总产达13.2万斤，比1978年增长6倍以上，18户社员人均收入311元，比上年增长6倍多。1957年以来，这个生产队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4万斤，油料2.4万斤。当时他们编了几句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农民的自发行动，终于得到中共高层领导的首肯。1980年，中央正式肯定，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的一种较好形式。

        从此，安徽、四川的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传播并实施，迅速发展成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热潮。到1984年，全国农村569万个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落实联产承包的农户达1.84亿户，占总农户的96.6%。与此同时，全国基本上完成了政社分开的工作。从1958年8月开始实行了长达26年的人民公社体制不复存在。

        这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一次真正的“跃进”。它以特有的生命力，把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农业经济推向了一个高峰。

        信奉“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管天下发生什么大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中国政府有能力让人民吃饱肚子1992年，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除极少数贫困地区外，已基本上解决全国的温饱问题！

        消息发出，举世震惊：中国政府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在这样极少的耕地上，解决了十多亿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世界粮食史上的奇迹，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壮举。

        我们不会忘记，40多年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那武断地预言：没有一个中国政府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共产党也解决不了。

        经过40多年的风风雨雨，40多年的坎坎坷坷，中国政府终于用铁的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十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为了这一目标，我们付出了艰巨的努力。

        解放后，毛泽东制定了“以粮为纲”的农业发展方针，把粮食生产摆在了突出的位置。同时，他组织全国人民大搞水利建设，初步建成了防洪、排涝、灌溉、发电的水利工程系统，为中国的粮食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又使中国的粮食生产得到迅速发展。1979年，中国的粮食总产达到33212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2735万吨；1984年突破4000万吨，1997年达到49250万吨，比1949年增长4.4倍。

        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同步增长。1979年达到343公斤，1984年392公斤，1997年达到398公斤。

        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的统计，无论是中国的粮食人均占有量还是消费量，现在均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并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除极少数贫困地区人口外，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受到了吃饱饭的滋味。再也不用吃了上顿想下顿、吃了今天急明天了。农民们是仓里有谷，缸里有米，想吃多少吃多少，城里人是捏着票子逛粮店，爱吃什么买什么。

        中国人的脸上，开始泛起红润！

        中国人的心里，开始感到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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