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凯撒斯劳滕镇

        离开塔法没多久，我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而且非常强烈。最初产生那种感觉，是在空军基地通往凯撒斯劳滕镇的公路上。出租车窗外闪过的一棵棵树，模糊得就像一团团银灰色的影子，但我能清楚地看见，绿色的萌芽正从残冬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这让我想起了那场战争，尽管离开战场才一周的时间。当时，潜意识里，离开战场越远，我越容易想起那场战争。现在想想，我觉得自己的记忆就跟别的东西一样，也会不断“生长”。寂静的出租车里，看着窗外掠过的那些小树，我不禁想起了那场战争和一年到头都是秋季的沙漠。在塔法，每一天都极不平静，而且沙尘遮蔽一切，所以就连正在开花的风信子，我也只是听人说过，从未亲眼见过。

        当时，我本以为四季分明的温带地区可能会舒服一点，其实不然。德国三月湿冷的空气令我感到很不适应。中尉吩咐虽然第二天才走，但那天，我们得在基地待着，不能出去放松。不过，我还是决定出去放松一下，因为那是我应得的。

        我走了大约半英里，才走出安全门，又走了一英里，才看到左边出现了一排房屋。天空比从飞机上看到的要阴暗些，空气里弥漫着薄雾。从飞机上看到的太阳又红又大，但这时，太阳躲到了仿佛浅煤灰色素描图案的云朵背后。那排房屋的色彩超出了我的想象：墙体刷成浓重的奶油色和黄色，周围镶着一圈淡雅的边饰。我朝凯撒斯劳滕镇走去，路上不时经过灯光柔和的咖啡馆和独自赶路的行人。咖啡馆飘出的强烈气味，令人有种温馨的家的感觉。行人拉着雨衣的领子，紧紧裹住脖子，边走边用目光打量我。他们无一例外，跟我全都不是同路的。

        那天，顺着成排高大而整齐的松树和桦树，独自在雨中行走，我感到非常惬意。见到镇上的居民后，我又开始产生某种平静的感觉。当时，我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感觉，但现在回想起来，那其实是一种默默无言的平静的感觉。我跟镇上的居民迎面相遇，我们的目光短暂交汇。我的靴子跟触地的声音，因为脚下的鹅卵石或胡同两边的墙壁而显得尤为响亮。接着，我们的目光便会彼此分开，重新望向各自脚下的路。那些居民会根据晒成亚麻色的皮肤，看出我是美国人，并心想：没必要说话，那人听不懂的。我则会在心里说：谢谢你们不说话，我感到很累，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这样，我跟那些居民彼此擦肩而过，无一例外。想到这种孤独是有理由的——纯粹是因为语言不通造成的，我胸骨后面的某个地方感到释然了。但由于另一个不同的原因，我的孤独感还会持续一小会儿。

        我走到一个环形路口。边上停着两辆未熄火的待客出租车。我敲了敲第一辆车驾驶座那侧的窗玻璃。车里的司机是个大眼睛、小嘴巴、嘴唇薄得几乎没有的男人。他坐直身子，摇下车窗，微微探出头。我双手插在牛仔裤的前袋里，凑上去，轻声说：“去凯撒斯劳滕镇。”那一刻，我跟司机离得非常近，几乎就要挨着了。他说了句什么话，但我听不懂。“不要说话。”我用仅知的一点德语说。司机叹了口气，笑着朝后座挥了挥手。我上了车。

        正是在那段短短的路程中，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一路上，车里寂静无声，我和司机没有寒暄，车上的收音机也未打开。我头倚车窗，看着自己呼出的水汽在玻璃上逐渐凝结，于是伸出手指，在布满水汽的玻璃上画了几段弯弯扭扭的线条——一条边接一条边，最后画出了一个四方形，看着好像车窗上还有扇小窗。望向路边的那些树时，我突然身子一紧，不由地开始冒冷汗。我清楚自己的处境：正在德国的一条公路上，开了小差，等着飞回美国。但我的身体不清楚，只知道：正在一条公路上，在路边，又一天。我的双手不自觉地摆出了握枪的姿势。我在心里告诉双手，这里没有步枪，但它们不听。我不停地冒冷汗，心脏怦怦直跳。

        我当时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但除了心悸和微微的麻木，我记不起自己当时还有什么其他感觉。我感到很累，但路边那些模糊的、银灰色的树透着勃勃生机，而且一棵接一棵，连绵不绝，给了我些许安慰。我真想跳下车，去摸一摸那些树的树皮——它们一定很光滑。天仍奇怪地、断断续续地下着雨。我真想走进雨中，任雨滴落到晒黑的脖子和手上。

        我和司机一路无言，我的双手不时颤抖。最后，司机在一条大路边放下我。那天下午阴沉沉的，灰蒙蒙的房屋上方只露着半个太阳。街上亮着几盏路灯，洒下微弱的灯光。付了车钱后，我开始朝镇郊走去。眼前的道路，时而阴暗，时而能看见从云层透射下来的阳光和毫无作用的路灯灯光。等走到托尔纳街尽头时，阴影和亮光的分布变得很有规律了。我也走得更有节奏了，暂时忘记了所有的烦恼。斯特林和另外几个人可能也会溜出来，到酒吧玩乐。我希望不会遇见他们。这不仅是因为我开了小差，还是因为一想到斯特林，苦涩的胆汁就会涌上来，灼烧我的喉头。

        走着，走着，我的右边出现了一座很大的主教座堂。街上冷飕飕的，所以我躲进了教堂。里面光线暗淡，就跟外面一样阴暗。我在门厅找了本用英德双语介绍教堂历史的手册，然后尽量展开，遮住自己，并快速坐到耳堂最后面的一排长椅上。一群学生正在参观教堂。虽然导游说的是德语，但我还是借助手中的册子，努力去理解她的解说。

        教堂很古老，两边各有一排高高的窗户。耳房和中殿里，阳光从红蓝相间的彩色玻璃窗透射进来。太阳已经西移，透射进来的阳光未能照到大理石地面上，而是在那些高高的拱顶和刻有图案的柱头处交汇，看着仿佛是由左右两块拼接而成的。那群孩子的脚步有点乱。光线里飘浮着他们踢起的灰尘。

        教堂那头，一位神父正在圣坛后面，为某个仪式做准备工作。我看着他收起各处的香烛，整齐地放到身后的小桌上。

        这时，导游让学生们停下，并指了指她自己的嘴巴、耳朵和眼睛。看她那样子，好像依次亲吻了自己的声音、听觉和视觉。导游、那群孩子和我全都静悄悄的。似乎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寂静，神父注意到了我们。接着，那群孩子顺着墙壁动了起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咯咯笑着互相打闹，另一些人则对着圣人的画像“哇”、“啊”地惊呼。那群孩子边走边看，而我边看着手册里一位位圣人的名字，边努力想象自己是其中一个年幼的孩子，正在听人介绍那些圣人的事迹。

        教堂墙上挂着塞巴斯蒂安的画像。英俊的他，胸口挂着几支箭，伤处流出的血液，看着就像滴落之后凝固的蜡烛油——那些蜡烛油硬得能把人永远挂在教堂墙上，垂死一千年。墙上又有圣女德兰的画像。她因为火焰炙烤伤口而呻吟，看着就像女人达到高潮时的样子。还有圣约翰·维亚奈的画像。正直的他，曾是拿破仑麾下的士兵，后来逃离军队，做了牧师，每天聆听二十小时的告解。他死后，心脏简单地放在小玻璃盒里，单独供奉于罗马。那颗心脏一直完好无损，没有腐烂，只是不会跳动。

        阴冷的教堂里，那群孩子再次“哇”地惊呼起来。一团白雾随之升起，隐约遮住了教堂那头的圣坛和从彩色玻璃窗透射进来的、暗淡而呈粉红色的阳光。接着，白雾消散了。在这之前，随着一个细小的声音，也曾升起过一小股雾气，但不一会儿就在我们头顶上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群孩子的鞋后跟啪嗒啪嗒地落在大理石地面上。我抬起头，望向头顶上方的拱顶、圣人画像和四处蔓延的金丝饰线——那些金丝饰线乱得就像没人打理的常春藤。我看到了一句话：你见到的所有金子都是真正的金子。我把那句话出声地念了一遍，然后低头继续去看手册，却发现上面已没有其他内容了。那句话就是整本手册的结束语。

        我埋头看手册的过程中，神父从圣坛后面走了过来。折起手册后，我猛抬头，冷不防发现他就站在身边。神父个子很小，戴着金丝眼镜，正低头看着我，闭着嘴微笑——可能是表示同情的微笑，也可能是出于屈尊俯就心理的微笑。“这里不能抽烟。”他说。

        “什么？噢，妈的，对不起。”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点了根烟。教堂里光线暗淡，红彤彤的烟头显得格外扎眼。我对着自己的靴子掐灭烟头，并把香烟放进口袋。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我会去教堂，那位神父肯定感到很奇怪。“不，我只是随便转转。我今天休息。”我撒谎道。

        神父指着我手上的册子，问：“这座教堂的历史很有意思吧？”

        “是，是啊，”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很有意思。”

        神父伸出手，说：“我是贝尔纳德神父。”

        “巴特尔，二等兵巴特尔。”

        神父在我所坐那排长椅的尽头坐下来，轻声笑着，理了理腿上的裤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一名二等兵。”

        我愣了一下，然后说：“噢，没错。”

        “我能跟你说句实话吗？”

        “当然可以。”

        “你看上去，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

        “麻烦？”

        “嗯，你好像有心事。”

        “我不知道，我觉得自己没事。”

        “我有经验。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谈谈。”

        “谈什么？”我问。

        “由你决定，谈什么都行。”

        我发现自己一直在不停地扳左手的手指，把指节弄得噼啪作响。“我不知道，神父。天主教方面的事，我真的一点也不了解。我不是天主教徒。”

        神父笑着说：“是不是天主教徒，没有关系。我曾经许过一个承诺，任何人都可以告诉我他不想对别人说的事。”

        我从前面那排长椅的一根杠上抠下一块油漆。“我想那是好事。我是说，您做的是好事。”

        “有句老话，你可以听听。”

        “怎么说的？”

        “秘密越多，病得越重。”

        “任何事都有一句对应的古话，对吗？”

        “是的。”神父说着，再次笑了起来。

        我想了一会儿，问：“您的意思是说，呃，我应该做一次告解？”

        “那个，不是，不是……就是……随便谈谈。”

        “我刚犯了一个错误。”

        “谁都会犯错的。”神父说。

        “不，”我说，“不是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导游和那群孩子早已排成一队，离开了教堂。外面的天已经黑了。衬着暗淡的灯光和烛光，天花板下方的窗户有如一个个黑洞。

        我坐在长椅上，身子靠着椅背。神父坐在长椅的尽头，跟我相隔不远。烛光摇曳，教堂里阴冷而潮湿。我感到很奇怪，自己竟会来到这里，同时又有种身处异国他乡的陌生感，强烈得令人难以承受。我真想冲出教堂，但并未那么做。

        我和神父都默不作声，气氛非常尴尬。“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得回去了。谢谢您，神父。要是不赶紧回去的话，我会受罚的。”说完，我转过身，举步走出耳堂，朝教堂正门处的大木门走去。除了我的脚步声，周围一片寂静。就在这时，神父在我身后喊道：“你想让我为你祈祷吗？”

        我边想着神父的话，边打量四周。那是座漂亮的教堂，我很久没见过如此美丽的地方了。但这是种令人悲哀的美，一如所有为掩盖其存在的险恶目的而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从口袋拿出刚才看的手册。那座教堂的所有历史都写在上面了，三页纸记录了整整一千年——某个可怜的笨蛋不得不从芜杂的历史中选出值得记录的事件，然后又不得不用简洁的语言写出来，以备任何可能想知道教堂历史的人翻阅。随着日子一天天流逝，我对自己的历史感到越来越迷茫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的。我的历史本来应该很清楚的：这件事发生了，我在这里，接着那件事发生了……所有这一切，最终不可避免地造就了现在的我。我本可以在教堂外面的街上抓一把泥土，在圣坛上收集一点滴落的蜡烛油，从摆动的香炉里抓一些香灰。我本可以把自己的历史好好梳理一番，找到某条最基本的线索，以说明自己在“这个地方”或“那个时间”做了什么。但上述那些事，我一件也没做。不过当时，我对任何事都不再感到确定了，所以就算手里抓着泥土、蜡烛油或香灰，也毫无用处，只会弄脏自己的手。站在教堂里，我突然领悟到：所记住的、所说的和事情的真相之间，存在天壤之别。我觉得，自己永远也弄不清到底哪个是哪个。

        “不用了，先生，不用了。”我感谢神父的好意，但一如所有的好意，那份好意似乎带有强迫的性质，因而毫无意义。

        “那你的朋友呢？”

        “我以前有个朋友，你可以为我的朋友祈祷。”

        “他叫什么？”神父问。

        “丹尼尔·墨菲，我的战友。他在塔法被杀了。他死得……”我望向墙上的那些圣人画像，说，“他是怎么死的，并不重要。”整座教堂一片漆黑，只有那些蜡烛和几盏昏暗的电灯散发出几个球状的光圈。

        我仿佛看见默夫的尸体正顺着底格里斯河，漂向那个弯头，漂过葬着约拿的那座小丘的倒影。默夫的两只眼睛变成了杯状小漩涡，河里的鱼也早已开始啃噬他的肌肤。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准确无误地回想起对默夫的记忆，因为所有的记忆都具有意义，因为其他人永远不会知道他当时出了什么事，甚至连我也不知道。但直到现在，我仍无法准确无误地回想起对他的记忆。我努力过，但没有用。我又试图忘却那些记忆，但那些记忆反而变得更加清晰，更让我不得安宁。我寝食难安，但那又怎么样呢？是我罪有应得。

        “那我应该祈祷什么？”神父问。

        我再次想起了斯特林。“操他们，”我低声骂了一句，然后转过身，对神父说，“谢谢您，神父。您想祈祷什么就祈祷什么吧，只要您觉得不是浪费时间就行。”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在鹅卵石铺成的街上往前走。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肯定有人看到了我。我自己也觉得好像听到了一些倒抽气的声音，但始终没有抬头。我没有勇气抬头。我是完全孤独的。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最后在镇郊附近看见了一片柔和的灯光。那是从一栋房子的红色窗帘透射出来的。那些微开的窗里还传出一阵阵歌声和女人的声音。我并非专门去找那个地方的，但记得在塔法时，有个侦察兵给过我那里的地址。当时，他把地址写在从烟盒撕下来的盒盖上，并说：“那是他妈的，有史以来，滋润鸡巴最爽的地方。他妈的爽得不得了。”也许潜意识中，我本来就打算去那里的吧。我很想干点什么不一样的事，但不想他妈的滋润自己的鸡巴。我点上一根烟，在那栋房子前站了几分钟。天仍下着毛毛细雨，我就快浑身湿透了。连烟头都淋湿了，一不小心就会熄灭。我得用力啜吸，才能保证烟头不灭。

        听里面传出的声音，进去的话，可能会玩得很高兴的。但那时，我已经开始对人群感到紧张了。要是默夫在这里就好了，我想。但默夫并不在那里。他永远不可能在那里的。只有我一个人。

        也许，要是发生在塔法的事稍微有点不同，默夫当时可能就在那里了。但我们的愿望无法左右事情的发生。虽然出于自古以来的本能，我努力想琢磨出一个复杂的解释，以消除心中的极度困惑，但事实就是那么简单。

        那个道理还是默夫告诉我的。当时，我们站在满地尸体前面——阳光下，残缺而发白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望去就像水上漂着的一根根浮木。“不是不能做的，那就是必须要做的。”默夫当时嘀咕道，声音几乎细不可闻。那句话，他不是特意要说给谁听。那个时候，他沉默寡言，很少说话，所以只要他一开口，我就会仔细听。自那天以后，我老是想起默夫说的那句话，但怎么也琢磨不透到底是什么意思。直到来到凯撒斯劳滕镇，站在那栋透出灯光的房子前，我才突然明白了。世人总是这样，我想，非要走弯路，其实真相就摆在眼前，非常明了：未来是不确定，根本没有命运，也没有人会伸出布满青筋的手帮助我们，我们只能看着事情一件件地发生。但仅仅知道这点并不够，我努力想让这个道理具有某种意义，就像多年前，那些人可能在德国做的那样：从各种奇怪的现象中寻找某个模式；用炭灰和浆果汁当颜料，涂抹自己的脸——那些浆果是在春天从冰雪融化的山谷中摘的；站在盖着杂草或树叶的尸体旁，等着男女老少的尸体被点燃——那些尸体上面都压着石头，以防火焰和燃烧时产生的热气、噪音使他们从“沉睡”中突然惊醒。

        就在我胡思乱想时，房子的门开了。一个男人走出来，并拉低帽檐，遮住自己的脸。看见我时，那人又竖起了外套的领子。这样一来，他整个人看上去，只剩下一个裹着布料、匆匆赶路的人影。门没有关上，透过门缝，我能看见里面的情况：几个女人笑着走来走去；一些男人坐在破旧的座位上，搓着手，等那几个女人端上酒水，坐到他们的腿上；女人过来后，那些男人就会身子后仰，张开双臂，搂抱她们。房子里传出吵闹的铜管乐，我循声走了进去。

        对面的墙壁那里搭着个临时小吧台。我坐到其中一张高脚凳上。刚坐下，凳子的皮面子就裂开了，掉下来几大块。吧台后面的女孩对我说了什么，但我听不懂。里面很吵。女孩上下打量着我。我坐在那里，没有回答。女孩的头发是红色的，很细。虽然屋里烟雾缭绕，但还是能看出，她的头发泛着光泽。那头红发垂至肩膀，不是很直，看着不像天然的直发，而是烫直的。看到这里，我脑中浮现了一个画面：那女孩在走路，头上一绺绺光滑的卷发一甩一甩的。女孩皮肤很白，脸上长有雀斑，右眼下面有块深紫色的淤青。

        “有威士忌吗？”我问，但立刻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我的声音听着既低微又胆怯，在烟雾缭绕、音乐吵闹的屋里几乎细不可闻。不过，女孩似乎还是听到了，走过去拿摆在酒柜最上面一格的酒。我摇摇头，指着下面，说：“下面的。”她给我倒了一杯。我痛饮一口，直到酒精温暖了喉咙、开始灼烧肠胃，才放下杯子。女孩连一下也没对我笑。我看着她在屋里转来转去，挨个碰一下那些商人和毛头小子的胳膊，而那些商人和毛头小子则搂着其他的女孩，边喝酒，边等着她去碰他们的胳膊。我猜，也许是因为眼睛受伤或其他什么缘故，那女孩今晚可能不用陪客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吧台就我一个客人。不给我加酒的时候，那女孩就靠在墙上，白皙的双臂抱于平坦的胸前。她不怎么看我，就算偶尔瞧我一眼，等我回以目光时，她也会立刻转移视线。那双眼睛是蓝色的，布满血丝。几杯酒下肚后，我开始跟她搭讪，问：“你没事吧？”我说话开始变得不利索了。

        女孩没有回答。我跟她唯一的交流就是，我每喝完一杯，她会举起酒瓶，皱皱眉头，意思是问要不要加酒。

        突然，从楼梯的墙壁传来一阵碰撞声。有个人一会儿倒向楼梯的这边墙壁，一会儿又倒向楼梯的那边墙壁，跌跌撞撞地冲下楼来。那人竟是斯特林中士。但见到他，我并不怎么惊讶。部队里，听说过这个地方的人，不可能只有我一个。斯特林光着膀子，嘴角带着血丝，左手提着瓶透明的不知什么酒。天花板上吊着几盏没有灯罩的电灯，不停地晃来晃去，洒下一片清寒的黄光。斯特林手上的酒瓶，在这黄光和满屋子的烟雾中闪闪发亮。看见我后，他龇牙咧嘴地吼了一声“二等兵巴特尔”，把我吓得差点跌下凳子。听得出来，楼上还有几个人。我看到斯特林先是愣了一会儿，接着，醉眼迷离的脸上闪过了认出我来的神情。我暗暗祈祷，他会转过身，回楼上去，但又知道自己的祈祷从不灵验。斯特林走下楼梯，然后猛地拉过一张凳子，贴着我坐下，并死死地搂住我的肩膀。他呼吸沉重而急促，胸口的文身不停地上下起伏，但仍在咧嘴大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与此同时，他大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眼珠紫得有如干了的薰衣草花枝。

        斯特林还在楼梯上时，招待我的女孩就已经退离了吧台，以躲开他。这时，斯特林放开我，突然扑向吧台后面。“今天晚上不接客了？”他口齿不清地对那女孩说，“嗯？婊子？不接客了？”说着，斯特林用空着的那只手一把抓住对方的脸，开始死命揉捏，女孩则努力想挣脱他的手。女孩两边的脸被斯特林的手指抓得通红，并深深地陷进上下两排牙齿之间。泪水从掉了一些的睫毛膏上流了下来，但女孩仍绷着瘦削的下巴，紧闭嘴唇，竭力挺直身子。

        “斯特林中士，”我结结巴巴地说，“过来一起喝一杯吧。”我看得出，斯特林听到了我的话——他耳朵后面的肌肉动了动，后脑勺两侧没有头发的皮肤也微微皱了皱。但他仍未松手。于是，我深吸一口气，把周围浑浊的空气用力吸进肺里，然后喊道：“过来，傻逼！过来喝一杯！”

        松手前，斯特林猛推了那女孩一把。女孩的脑袋随之砰的一声，重重地撞到吧台后面的墙上，把墙上的灰泥都撞裂了一点。女孩开始绕着吧台逃跑，但斯特林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肘。接着，斯特林边使劲掐女孩的胳膊肘，逼得她不得不伸直胳膊，边嘟囔道：“给我回来。”女孩终于忍不住，轻声哭了起来。她脸上的那片红指印，看着好像小丑脸上画的苦笑。沾上睫毛膏的泪水，在她眼睛下面留下了两道黑色的污痕。斯特林坐到我身边，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背，然后抓住我的脖颈，吼道：“这里他妈的真是人间仙境啊，二等兵！”

        此时，其他人早已走光了：有些客人跟那些女孩上楼了，其他客人因担心跟一帮喝醉的美国兵在一起会惹上事，悻悻地走了。吧台后面的时钟显示，那会儿已快凌晨两点。

        “这里才是真正自由的地方啊，英雄，”斯特林大笑道，“啊，我爱这里！”

        我身上开始散发出威士忌温暖而辛辣的酒味。斯特林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我点了根烟。昏黄的灯光下，香烟的烟雾升起来，飘浮在我们头顶上方。那女孩背靠着墙壁滑下去，蹲到地上。

        “嘿，你还记得在食堂，看到那个女穆斯林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时，他的表情吗？”

        “谁的表情啊？”我问。

        “默夫啊。你不会忘了吧，哥儿们。默夫的表情啊。”

        “记不太清了，中士。那一天太晦气了。”

        “该死。那个穆斯林直接被炸没了，二等兵。‘嘭’，没了，”斯特林用两条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继续说，‘嘭’，没了。”

        “是啊。”

        “他的表情实在太滑稽了。”

        “我记不起来了。”

        “我还以为，你跟那些脑残天才一样，能记住所有事情呢。”

        我想让斯特林就此打住，说：“你喝多了，中士。”

        “是的，但是你现在看到坏人的下场了吗？”

        “看到了，嗯，确实看到了。”

        “我是这里的头儿。”

        我紧张地笑着说：“我知道。”

        “当我是头儿的时候，事情就不会出现任何差错。当我任由别人说服我做那些蠢事……我们他妈的就遭到了隔离。”

        我努力想转移话题，问：“你怎么突然想起默夫来了？”

        “操他妈的默夫。”

        我没有说话。

        “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除此以外，我们什么也没得到。”

        斯特林喝醉了。我以前从未见过他当时的那副样子：濒于崩溃，闷闷不乐，还带着点说不出来的伤感。他给人的感觉就像，他是个什么东西，摇摇欲坠的，马上就要从另一个东西上脱落了。我不知道另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也不想待在旁边，等着他掉下来，砸到我身上。

        斯特林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胸口，又戳了戳自己的胸口。“我们知道。我和你。就像我们结婚了。记住这一点。你他妈的已经是我的人了，二等兵巴特尔。有他妈的《统一军法典》，我想什么时候弄死你，就什么时候弄死你。你明白吗？”说着，斯特林握起拳头，把拇指举到我面前，故意用拳头使劲抵我的脸，然后又把拳头倒过来，像碾死虫子那样，用拇指死命碾压涂着黑漆的吧台台面。“弄死你就跟弄死一只臭虫一样简单。你永远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还开小差？那真是太他妈的简单了，二等兵。”

        我马上就能解脱了。三年服役期结束了，回到美国后，我就可以退伍了。“你不会那么做的，”我说，但对此并没有多大把握，斯特林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也可以举报你的。当时你是头儿，还记得吗？”

        “哼，”斯特林哼了一声，说，“没人会关心默夫是怎么死的。”说到“夫”字时，他开始哈哈大笑，呼出的气喷到了我的嘴唇上。斯特林说话时，眼里微微闪着光芒，眼睛的颜色看着似乎变淡了。“其他人，哥们儿，谁也不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要是想知道的话，他们会知道的，对吧？狗屁‘阵亡’了，发块狗屁勋章，再给他老妈编个狗屁故事，这样的人不止他一个吧？”说完，斯特林对着酒瓶喝了起来，边喝边慢慢仰起脖子，直到酒瓶完全翻倒过来。我看着他喉结一动一动的，把瓶里剩下的酒一口气全都灌了下去。喝完后，斯特林把酒瓶砸向了女孩头顶上方的墙壁。酒瓶很厚，没有碎，只发出砰的一声重响，从墙上掉了下来。

        “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啊，”我说，“告诉他们的话，我们就可以解脱了。”

        斯特林再次大笑起来，说：“你又变成脑残天才了，二等兵。”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在楼上，躺在两块床垫叠成的床上——千真万确。墙上的壁纸已经泛黄、发白，而且剥落了不少。过道那头传来阵阵流水声。通过打开的门，我能从脏兮兮的镜子里看见昨晚的那个女孩——过了几秒钟，我才认出她。过了一会儿，那女孩身穿脏兮兮的粉红色浴袍，从洗手间出来了。她胸口、胳膊和白皙的长腿上全是雀斑。

        “他走了吗？”我问。

        女孩把一块湿毛巾搭到我的额头上。我感到很难受。“嗯。”她回答。

        “你会说英语。”

        “当然。”

        我听不出女孩的口音。她两条胳膊上有注射毒品后留下的针眼——她并不是好人。我也不是。此时，女孩眼睛下面的淤青颜色更深了，变成了深黑色。“对不起，”我躺回床上，说，“我本该阻止他的。”

        “你尽力了。”

        “你能不能……”我开口道，但不知道到底想让她为我做什么。

        女孩打断我：“你是认真的？”说着，她脸上流露出非常伤心的表情，下嘴唇也开始微微哆嗦，并扇了我一巴掌。

        “不，我不是指那个。”我说。不过在心里，我确实有点想那样做，想满足自己的控制欲，哪怕只有两分钟。但我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恶心。我想起了告诉自己地址的那个人。他很可能那么做了，也很可能已经死了。我想象那人的身体向内塌陷，身上的肌肉烂光了，嘴唇干裂了，最后整个人只剩下头骨，上面积着一层薄薄的沙尘。我把女孩的双手推到我的肩膀上方，然后抓着她的手，来回摩挲我脑袋两侧剪得极短的头发茬。过了一会儿，我弯腰抓过床边金属做的旧垃圾桶，对着吐了起来。女孩跪在床脚，帮我拍背。我坐了起来。

        “你的脸色非常难看。”她说。

        卧室窗外传来一阵奇怪的鸟鸣声，几只椋鸟飞掠而过。那几只椋鸟是转着圈往前飞的——要不然，我看到的就是一大群椋鸟。昏暗的路灯中，那些椋鸟时隐时现，朝某处屋顶或某棵树飞去。某个地方，有棵树肯定提出了请求，想让那些椋鸟停满自己的树枝，并且至少待到冬去春来，它吐叶开花。我们俩就那样发了一会儿呆。最后，我放开女孩的纤腰，看着她问：“其他人都走了？”

        女孩点了点头。

        “我回楼下去睡会儿，要是可以的话。”

        “可以。”

        我仍醉得厉害，脑袋晕乎乎的，但还是走到吧台后面，找到一瓶威士忌，然后坐在地上，看着窗外，喝完瓶里剩下的酒。太阳已经升起了，挂在街对面的小水渠上方。累极了的我，望着那条水渠，呆呆地想水渠里的水是冷还是不冷。

        我睁开眼睛。天色正在变亮，路灯还亮着。我感到嘴巴发苦，接着打量四周，想弄清自己在哪。我感到太阳穴突突直跳，双手冰冷麻木，随后发现自己正趴在水渠边，双手浸在水里。清澈的水面一平如镜，只有我悬荡的双手惹起些许涟漪。我从水里抽出手，坐起来，开始使劲搓手，以恢复知觉。天哪，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我想。那栋房子就在街对面，门廊上站着些女人。那些女人一动不动，望去就像几根年代久远的雕像柱，弯曲变形，斑斑驳驳，每一根都和另外的这根或那根靠在一起。我站起身，转向她们。她们仍然没动，好像几名蹩脚的演员在摆静态造型。

        “那个女孩在哪？”我喊道。

        那些女人还是那样站着，没动。过了一会儿，她们转过身，一个接一个地进了屋。那栋房子里很安静，或者说，给人的感觉好像很安静。我一直盯着那栋房子，最后终于反应过来，那会儿是早上，天就快亮了。

        我回到基地。看到我，中尉很生气，但他没有大吼大叫，只是说了句：“去把脸和手洗干净，巴特尔。”我照做并换了套干净的军服，然后往肩上搭了件野战夹克，在航站楼的长椅上睡着了。那时，只有几个宪兵和军官还醒着。

        有人轻轻推了推我的肩膀，接着又重重地摇了摇。我醒了，并翻了个身。斯特林中士低声对我说：“我帮你掩饰过去了。”

        “谢谢，中士。”我迷迷糊糊地说。

        “别以为我们之间没事了，二等兵。”说完，斯特林走了。外面一片漆黑，天又开始下雨了。我就要回家了，我想，就要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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