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再度来临时，我已在河边旧煤气厂的楼里住习惯了。我的生活非常简单——孤身一人，住在高层的一套房间里。对我来说，这样的生活堪称完美。偶尔，有只花斑流浪猫会光临那个挂在窗前的、乱糟糟的花盆。那只猫喜欢在各扇窗户的窗台和窗沿溜达，在楼外那些空调机箱和为数不多的几个阳台之间跳来跳去。有一两次，我伸出手，打算抚摸它。“过来，哥们儿，”我说，“过来，小猫咪。”但那只猫仅仅“喵喵”地冲我叫唤几声，继续把脸对着一截光秃秃的断枝蹭来蹭去。我把几枚勋章挂在小煤气加热机的上方，把从默夫头盔里拿的那张照片，用大头钉钉在窗边开裂的墙角里。我几乎足不出户。

        有时，我会穿过一座小桥，去河对岸的城里买一箱啤酒或一盒冰冻肉馅饼。回来的路上，我大多数时候都低着头、盯着靴子的鞋面走路，所以总是发现退伍后，自己的步伐越来越小，最后完全变成了拖着脚走路。天够冷的话，我会拿几瓶啤酒，在窗台上放过夜。因为没有适当的厨具，我就用烤盘加热馅饼。每当夜幕降临，窗户四周结起白霜，我就开始浏览从垃圾桶捡来的杂志，寻找自己曾经去过的地方。我会吃一顿半生不熟的晚饭；为让自己睡着，又会喝足够多的、在窗台冷冻的啤酒。我不时把干瘦而苍白的胳膊伸过发黄的窗帘，边用似乎脱离了身体的一只手抓起窗台上的啤酒，拿进屋里，边对自己说：睡觉前最后一瓶，真的最后一瓶。窗户正对着河道拐弯处的小河谷。我老是想，如果这时有人从河边望过来，他们会看到什么。

        我从凯马特廉价超市买了支廉价步枪。每天早晨，我会走上楼顶，举着步枪，朝底下墙根处越积越多的垃圾射击。偶尔，子弹会迸出火星，溅到余火未尽的木块上，引燃木块下的硬纸板和织物。我还会用瞄准镜瞄准空中的飞鸟，让手中的枪管紧随它们的身体移动。但每当这时，身体总会不由自主地一阵哆嗦。接着，我会不停地装填子弹，卸下子弹，再装填子弹……但并不开枪。浇了沥青的楼顶上，没打出的子弹在折椅周围散了一地。

        那段时间的生活，差不多就是那样。我过得好像无人光顾的小博物馆馆长，对自己也没有太多要求。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我会把从塔法带回的某样小玩意儿放回鞋盒，换出另一个。那些小玩意儿，诸如一枚弹壳、一块军服右肩的布料，记录了我的一段人生。但我怀疑，自己是否非得经历那段人生。

        我知道刑事侦缉部的调查人员早晚会找到我的，也完全清楚他们想要什么。默夫的事，得有人受罚，罪责大小，倒在其次。我有罪，那是肯定的，我自己对此也一清二楚。至于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将会面临什么指控，似乎并不重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会给我们安上足够大的罪名，从而让正义得以伸张，让默夫的母亲感到满意，不再追问军方是否在刻意掩饰她儿子死亡的真相。

        至于我？那封信？估计得坐五年牢吧。新兵训练期间，我们曾在礼堂接受过仓促而冗长的法律指导，但我早已忘得差不多了。接受法律指导的头天晚上，教官把我们折磨得死去活来：先是让我们在营房走廊进行连续几个小时的魔鬼训练——根据教官的口令，接连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和站立，然后又是晨跑，跑得我们双腿直打摆。我只记得那天，主席台上的法务部军官站起来，开始唠叨根据《统一军法典》，我们应该怎样怎样，而台下的我昏昏欲睡，感觉自己正舒服地窝在剧院的软椅上。对于此事，我并非无可指责。有些人会说，你本该知道那条法律的：妈的，你是士兵，一夜没睡，就扛不住了？这个，你们得理解，我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征兵海报上的优秀士兵，能活着挺过训练，已属万幸。为了能挺过训练，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那正是我的懦弱之处：我知道欠下的债早晚得还，但不要让我马上就还，行行好，不要让我马上就还；只要能再宽限一点点时间，我什么都愿意付出。

        那一天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情况出现了转变。催债的传票到了。我记得那天，天灰蒙蒙的，下着雪，白茫茫的大雾笼罩着詹姆斯河。十一月就下雪，这在弗吉尼亚简直不可思议。我边依稀回忆家乡过去的雪景，边看着一模一样的雪花纷纷扬扬，落到各家旅馆和那些废弃的烟草仓库上。最后，我逐渐忘记了一切回忆，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詹姆斯河上大雪纷飞，天幕低垂，白茫茫一片。

        从塔法回来后，我一直过得浑浑噩噩，弄不清具体的时间和日期。不过，话又说回来，那天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天，仅仅因为下雪，才跟前一天有所区别。发现下雪了，我把手伸出窗户，静静地欣赏外面的雪景。雪花触着我的皮肤，逐渐融化。楼底下有条林荫道，两旁种着西卡莫树和梾树。光秃秃的树下，那些雨花石仿佛蒙上了一层白色的薄膜。有辆车停了下来，看着像是“水星”，银灰色的。一个男人从车上下来，并关上了车门。不知哪里来的光，照得他肩上那几条银色的小杠闪闪发亮。

        那天以后，我的耳畔老是响起那串连续不断的脚步声，我的眼前老是浮现那人在街上走路的身影。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本该请求天公暂停下雪的，好给我宽限一点时间，免得立刻面对即将发生的事。但时间的流逝，并不由人摆布。

        不一会儿，房间外就传来了敲门声。我边打开门，边为自己的状况感到羞愧：胡子拉碴，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此前的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庆幸自己做到了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放弃、忘却、等待……至于等待什么，我并不知道。上尉走进门，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显得异常高大。我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脏兮兮的背心，另外从肩膀起，裹着条薄毯子。房间里很冷。外面大雪纷飞，白茫茫一片，窗户好像挂了块裹尸布。我浑身臭烘烘的，酒气熏天——我已经几周没清醒过了。

        “约翰？”上尉轻声问。

        “我是，长官。”

        “我是刑事侦缉部的安德森上尉。”上尉说着，把帽子放到小桌上。除了那张桌子，房间里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家具。“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

        “我妈说——”

        “她说你离开了家。”

        “是的。”

        上尉笑着说：“你跑不掉的，约翰。不过，我们只是想找你谈谈。”

        他说话有点奇怪：口气不重，但透着力量和决心，像是“军队母亲”在说话。他个子很高，面部的肌肉像运动员那样紧绷，而且挺着啤酒肚，活像一名单身的终身体育教师——那些单身的终身体育教师，经常会买上一箱六瓶装的啤酒，独自一个人，边喝啤酒边看体育新闻。他的眼神有点疲惫。对于一名上尉来说，他显得太老了。

        “你认识拉登娜·墨菲。”

        我没有搭话。

        上尉从夹克内袋掏出一个透明袋，袋里装着一封拆过的信。信封的口子撕得很不整齐，看信人拆信时肯定非常迫不及待。“我不是在问你问题。”说完，上尉走到挂着勋章的墙边，仔细打量每一枚勋章，并在默夫的照片前停了一会儿。

        “这封信是你写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写那封信是错的，那我就是犯了错误。如果写那封信没有错，那我也犯下了足够多的其他错误。我已做好了准备，愿意接受任何惩罚。一时间，关于那场战争的回忆像万花筒似的，一幕幕地闪过我眼前。我不由地闭上眼睛，感到过去的时间有如瀑布，劈头盖脸地倾泻到自己身上。我无法描述那场战争。关于那场战争的一切，根本说不清楚。他们想让我对一个并未发生过的故事负责。

        窗外传来夜鹰的叫声。我睁开眼睛。上尉仍站在原地。我无法理解，区分上一个时刻和下一个时刻的标志是什么。我无法理解，自己的每一次呼吸如何会成为记忆，并被赋予一定的意义，保存起来，成为日后据以回答问题的各种材料。

        上尉等了一会儿，问：“怎么，你已经放弃了？”

        “没有。”

        “但看起来，你已经放弃了。”

        “外面的世界跟以前不一样了。”

        “世界没变，是你自己跟以前不一样了。”

        “谁在乎呢。”

        “然后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融入外面的世界。”

        “嗯……你的想法，我也有过。那时，大家称之为懦弱。你看过医生吗？”

        “嗯，看过。”

        我记得那个漫长的二月，在没有季节变化的科威特，我们日复一日，望着有如一片死海的无边沙漠，盼着遥遥无期的隔离赶紧结束，然后回家——回家。隔离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接受评估，以检验我们重返“人间”的能力。最后，整个连队被赶进一座巨大的帆布帐篷。穿戴整齐的男孩们，在一排排长凳上就座。带夹写字板、铅笔和问卷，通过传递，分发到每个人手里。帐篷外，沙漠仍在不断扩张，像水浪侵蚀堤岸那样，逐渐吞噬周围的植被。看情形，黄色的沙海似将淹没整个大地。不过，能远离北面的塔法、远离战争，大家感到非常高兴。帐篷里，我们身下的长凳深深地陷在沙子中。远处的尽头，一名军官开始讲话。

        “孩子们，你们作战勇敢，又受到英明的领导，所以活了下来。现在，我们将送你们回家。”

        我感到一阵心乱。

        “等一下，我要让你们填写写字板上的表格。这份表格将会测出你们的压力状况。”军官拉了拉浆洗过的、薄军服的衣角，弄平军服上的褶皱，接着说，“你们放心，不管是谁，如果感到任何——呃——不适，政府都会尽力为他提供最好的心理卫生保健。更方便的是……”

        军官讲话过程中，我开始看问卷上的问题，并且完全沉浸在问题所提供的各个选项里，琢磨不同的选项预示着哪些心理问题。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沙尘、军官傲慢的讲话和反常的、炎热的二月天气。

        问题一：你参加过作战行动吗？

        我选了“是”。

        问题二：杀死敌人后，你是什么心情？请在下面相应的空格打钩。

        A.高兴

        B.不舒服

        军官仍在继续讲话：“这份问卷是有严格的科学依据的。要是经评定，你的压力过大，我们会找最好的医生为你治疗。你甚至可以待在这里，哪都不用去。等你治愈了，鸡巴又能硬了，就可以回家了。”说完最后一句话，他微微笑了笑，好像是让我们知道，他跟我们还是兄弟，“军队母亲”仍一如既往地深爱我们，但前提是，我们先得经受这些磨难——多么可笑！

        我想起了斯特林中士在默夫死后说的话：操他们。没错。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计划：操他们。我选了A，然后回家了。

        “是的，是我写的。”我终于回答了上尉的问题。

        “叫长官。”上尉的口气微微改变了。

        “我已经不是你们的人了。”

        “我们随时都可以找你，二等兵。”上尉说着，从信封里取出信纸。房间里一片寂静，只听得到展开信纸的窸窣声。“妈，这里一切都好。斯特林中士很照顾我们……”

        “别念了。”

        “怎么？”

        “别念了。我说了，是我写的。”

        “你知道这是错的？”

        “也许吧。”

        上尉抖了抖信纸，说：“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你干的事情。”

        “我什么也没干。”

        “我们了解的情况，可跟你说的不一样。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没什么好说的。”

        上尉大笑几声，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废物，甚至比废物还不如。直到现在，我仍这么觉得。偶尔，我能清楚地记起过去的事。偶尔，看到有只鹿来到小屋背后的小溪饮水，我会拿出步枪，但就像之前无数次那样，最终没有开枪，只是坐在那儿，浑身哆嗦，直到太阳西沉。每当那时，我会突然发觉，自己闻不到那些气味了：火药的气味、金属燃烧的气味、排气管排出的呛人气味、熏羔羊肉的气味、底格里斯河里垃圾的气味——那天，我们曾蹚进那条河里，河水漫到我们的大腿。我翻来覆去地胡思乱想：也许是我的错；妈的，是我干的；不，我没干过；好吧，并不是那样的，但有时候真不好说，毕竟，我们的记忆，有一半是想象出来的。

        上尉不会把一切都告诉我，只说发生了一次杀害平民的恶性事件，云云。上头觉得必须严惩某个人，以证明所有背着枪、在他国平原上闲逛的士兵都是负责任的——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驻有美国的军队。但就在上头注意到这次事件之前，斯特林去休假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负起他应负的责任。

        导致上尉来找我的，是一条传闻。事情的真相早在几名士兵的回答中歪曲了，因为各人的记忆不尽相同。也许，他们中的一两个人是故意那么回答的，而其他人很可能是为了迎合一位母亲的猜疑。因为塔法那天发生的事，那位母亲痛不欲生，惹人可怜——那天的事，我偶尔觉得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

        现在回想斯特林中士，我终于明白，他不是不把别人当回事的那种人，不是只关心自己的反社会者，把别人的生命看成透着微光的窗户上的模糊影子。我估计有人问过他一些问题，而他只是随便回答了几句，敷衍了事，并未想到提问之人会往他留下的空白中添加各种内容。

        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斯特林，因为我的心脏还在跳动。任何人说谎，都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到了现在，我干吗还关心真相、关心斯特林呢？事实的真相是，他根本不为自己考虑。我甚至不确定，斯特林最后有没有意识到，他允许拥有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可以拥有一处最喜欢去的地方；不管下一个服役地在哪，都可以在该地笔直而没有尽头的林荫道上惬意地漫步；可以欣赏万里碧空下、大片修剪整齐的绿色草坪；可以寻条清澈见底的小溪，躺在铺着细沙的浅水里，任清凉的溪水冲刷遍体鳞伤的肌肤。我不知道斯特林最喜欢去的地方到底什么样子，因为我不相信他会有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只会等着别人派给他一个地方。那就是斯特林。他的人生完全从属于别人，就像沿轨道运行的天体，只是因为摇摇摆摆地绕着恒星运行才被大家注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事前安排好的。他能够为自己做的事，真正为自己做的，只有一件。那也是他在短暂而混乱的一生中所做的最后一件事。

        上尉一说完“意外”两个字，我就闭上了眼睛，看见斯特林中士正在一座山坡上，嘴里含着步枪枪管；看见子弹从他脑袋穿出的瞬间，他的身体顿时变得毫无生气；看见他的身体顺着山坡，往下翻滚了几英尺，他的双脚最后落到一堆松针上，露出磨损的靴子底。我睁开了眼睛。

        “就这样，嗯？”我问。

        上尉走过来，把一只手搭到我肩上。我能看见，他的另一只手在大衣底下摸手铐。“你不会有事的，约翰，”上尉说，“相信我。”

        “全是谎话。”

        “没办法，孩子。得有人为这事负点责任。”

        “找个替死鬼，嗯，上尉？”

        “如今的世界，谁都是替死鬼。这是场该死的战争。你准备好了吗？”

        我手腕朝上，伸出双手。上尉喀嚓一声，铐住了我。“你不会有事的。”他再次说。

        “我真希望这是句真话。”我说。

        “我也是，不过，正是这样的谎言，才使世界得以运行。”

        “我能带点东西吗？”

        “带吧，不过到了那里，会被他们拿走的。”

        “没关系。”说着，我走过去，拿起默夫和自己的伤亡人员信息卡，塞进身上运动短裤的松紧带里。

        上尉领着我，走下阴冷潮湿的楼梯，来到街上。他的车停在小桥对面的马路上。走到桥中间，我问能不能稍微停一会儿。得到上尉同意后，我笨拙地把两张卡片扔进河里，然后看着它们顺流而下，越漂越远，直到漂过那座古老的铁路桥，彻底消失在视野中。时间尚早，阳光还未驱尽河面上弥漫的晨雾。天空仍然灰蒙蒙的，好像还要下雪。我转向对岸的树林，看见整个世界是由无数极短暂的瞬间构成的，每个瞬间短暂得有如两个电影镜头之间的间歇，肉眼难以察觉，而未被记录的、构成我人生的各个片段，一直在像电影那样一幕接一幕地上演，只是我自己从未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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