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上空密布的云层，有如一条又脏又乱的床单。我望着那些云，知道要是有朝一日，能进行大脑对心的控制力测试，自己的测试结果很可能惨不忍睹。人心何其微妙。不过，虽然很难确切地说出心到底是什么，但如果把我战争的开始和结束比作一个括号的话，那么至少，心肯定是这个括号的溢出之物，即逝去的生命——这逝去的生命消失在了尼尼微弥漫的沙尘里，连回忆也没有剩下；这逝去的生命尚未成熟，非常脆弱，没等追溯到记忆深处，就已经支离破碎了。我正在回家的路上。但家同样抽象得难以想象，而比想象家更难的，是忘记那最后一片弧形的沙漠——好的一部分我，化为无数沙粒中的一粒，永远留在了那里；比想象家更难的，是忘记饱经风浪侵蚀的石头彻底风化了，最后化为淤泥，沉淀在某处河口或你唯一记得的城市的某条河河底。

        都说剩下的是历史，但我要说，那是放屁。剩下的只是想象，或者什么也不是——毫无疑问。因为这个世上，人们创造或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被摧毁、抹除，比如编好的绳子还能被拆成一股股的线。要是有条渡船需要这条绳子做导绳，以到达对岸，那么必须得有人想出法子，把一股股的线重新编成绳子，否则，很多人就会落入必经的河里，溺水身亡。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我现在终于接受了：剩下的就是历史。

        宽恕却截然不同，没有任何“模式”。一群年轻人耷拉着肩膀，坐在包租的飞机上。他们中间的一些座位空着。那群年轻人不知悲伤为何物，也不会想，要是上帝正在看着我们，在他眼里，呼呼大睡的我们可能就像一堆布匹，正被运往一千所空荡荡的房子，用来遮盖那些房子里的家具。

        为了看一眼大海，飞机轮子离地后，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舷窗外。飞机离地的那一刻，从头等舱到普通士兵所坐的机舱后部，渐次响起一片轻声的欢呼。随着欢呼，我们不由地感到一阵激动。飞机离开地面，冲向天空，我们的激动随之变成了喜悦。坐在大座椅上的军官和高阶士兵纷纷转过椅背，冲我们挥手、欢呼。我们也开始跟着欢呼、微笑，但好像正置身于水下似的，我们的回应很缓慢。

        飞机升到了巡航高度。从德国到美国的航程并不长。只要穿越最后的障碍大西洋，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回到那块自由的土地，回到那个可以看真人秀电视节目、可以逛特价商品购物中心、会得深静脉血栓病的世界。醒来后，我发现自己头倚舷窗，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还发现握枪的手摆出了握枪的姿势。过道对面坐着三排的一名军士。看到我摆出握枪的姿势，他笑着说：“这种情况，我今天出现了两次。”那名军士的话并未让我感到释然。

        我看着营里坐在飞机上的人。有多少人没在飞机上呢？默夫；二连的三名技术兵——他们是在食堂被人体炸弹炸死的；还有之前死的一些人：一个总部连的，是在前线基地被迫击炮炸死的；一个我不认识但听说过的，死于狙击手枪下。此外，还有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

        幸存的人，在公务舱狭小的座椅上打呼噜，辗转反侧，还时不时地抽搐一下。衬着蓝色的座椅和身上盖的薄毯子，他们显得黑乎乎的。我望向舷窗，发现外面仍是白天，尽管几小时前，身体就已产生到了晚上的感觉。我们逆着太阳飞行，所以外面始终都是白天。云层逐渐变薄，身下出现了一望无涯的大海。海面上的波浪从峰顶落到谷底，最后全都化为白色的浪花。世上的一切对立之物就像海浪吧，最后都将融合在一起。我目不转睛地望着海面，似乎望了几个小时之久。

        一群还醒着的文职人员，跟空姐玩上了瘾：不停地按呼叫按钮，逼得那些空姐一趟趟过来，俯身听候，而随着空姐的俯身，他们就能从空姐晒成咖啡色的胸部，闻到浓重的丁香和香子兰的气味。年纪大点的空姐，对此早已习惯了。她们会机械而熟练地张开肩膀，露出棕色蜡纸似的肌肤。

        过了一会儿，那群文职人员可能玩厌了，机舱里变得一片寂静，只有发动机的声音在我耳畔嗡嗡作响。飞机载着我们，逐渐飞过海岸线上的沙滩、岩石和蓟花。我脑子里开始不断重复相同的念头：我想……我想……我……我……但任凭怎么努力，就是想不出自己到底要干什么。飞机不断飞向内陆，底下的大地逐渐变成了绿色。蓝色的湖泊，棕色的球场，迷宫似的、一模一样的房屋，除此以外，全是绿色，一望无际的绿色。每一寸土地上似乎都长着树。正值春天，有些树正在开花。从飞机上望下去，仿佛连那些花也是绿色的。要是可以的话，我真想从飞机上跳下去，在坠地前，好好领略一下无边无际的绿色。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不断下坠，我想赶在粉身碎骨之前，最后深吸一口绿色的空气。就在这时，我突然记起了最后的那个词——回家。我想回家。“都醒醒，我们到了。”中尉说。我望向舷窗，看见航站楼外面拉着条横幅，正在随风飘动。上面写的大意是，感谢我们的奉献，欢迎回到祖国。

        终于回来了。机舱门打开了，我们跌跌撞撞地下了舷梯，走向灯火通明的航站楼。白色墙壁和白色地面上，螺旋形的霓虹灯字母不断闪烁，看得人头晕目眩。我感到一片茫然，与此同时，仿佛看见黑暗中，一个国家徐徐展现在自己面前：这个国家起于崇山峻岭，从蓝岭山脉西麓一路向西延伸，形成一片粉红色的平原，静静地躺在时间的堆积层下；我不在的这一年，有如一丛丛麒麟草和白色蒲公英，逐渐布满两条海岸线之间的广袤大地。

        我们通过专门通道，列队走进航站楼，然后站在清寒的灯光中，听那些电灯嗡嗡作响。等长官们最后交代几句，我们就可以解散了。原本令人厌倦的普通生活变得令人激动，原本令人激动的军旅生活变得令人厌倦——世上的一切，令我感到深深的困惑。

        中尉例行公事地训了几句：“别惹事，别喝酒，别开车。要是老妈让你觉得心烦，记住……”

        我们异口同声地接道：“不要给她一颗子弹，给她一个拥抱。”自始至终，我们全都挺直身子，整齐地站着，直到军士长厉声喝道：“解散。”不过，我们并未一哄而散，而是像滴到水面的油滴那样，慢慢散开。士兵中，一些人的眼里满是困惑，有几个甚至还说：“唔，现在去做什么呢？”我的脑中也闪过同样的念头，但我紧紧地拽起拳头，直到指甲嵌进掌心，刺破皮肤。不行，他妈的绝对不能这么下去，得开始新的生活了，我想。

        我经过一道道的门。门边的空座位上坐满了战友的亡魂。他们都是年富力强的小伙子，丧命于迫击炮、火箭弹、枪弹和简易炸弹的攻击：有的皮肤被烤焦——我们想把他们送上救护直升机，结果从他们身上扯下一层皮；有的手脚被炸断，仅靠一层外皮连着。他们都还年轻，有的在家乡有女朋友，有的怀揣梦想，想干一番事业。毫无疑问，他们全都错了。死人是没有梦想的。我有梦想，鲜活的梦想，但我并不因此感到庆幸。

        整个航站楼，只有一家酒吧还在营业。我走进那家酒吧，坐到吧台边的凳子上。那张凳子非常新，好像那晚刚出厂似的。酒吧和机场的一切都是崭新的、消过毒的。脚下的地砖一尘不染，我的身后留下一串细沙形成的足迹，似要领我回到过去。我点了杯啤酒，并把酒钱放在吧台上。松木做的吧台，漆得光滑如镜，映出我的脸，显得非常诡异。我急忙把凳子往后挪了一点。一名清洁工挥着拖把，在拖我走过的地砖。他通过一道道的门，一路朝酒吧拖来。我抓起酒杯，大喝一口，边喝边用眼瞟身后留下的那串脚印。

        “嘿，师傅。”我招呼道。

        清洁工比我大，但不老。听到我的招呼，他来到我身边，双臂交叉，拄着拖把柄。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您能把拖把借给我，让我拖一下那边吗？”我说着，准备站起来，去接他手中的拖把，拖掉自己留下的脚印。清洁工低头去看我指的地方。

        “啊呀……那里一点也不脏，孩子，没事的。”清洁工伸出手，打算拍拍我的肩膀，但我转回吧台，抓起酒杯，把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然后指了指酒柜，又掏出一张钱，放到刚才那张钱上——吧台的男服务员还没把刚才的酒钱收进去。

        “对不起，我只是想……”当时，我肯定醉眼迷离了，因为我没看见清洁工在动，却看见拖把头画着极短的弧线，在我所指的地方来回动了几下。接着，清洁工离开了酒吧，朝大厅走去，身后拖着土灰色的拖把布。

        吧台光滑得能当镜子。因为机场奇怪的黄色灯光，就连朝向飞机跑道的那些窗户，也都能照出人来。我继续喝酒。

        “回来还是出去？”服务员问。

        “回来。”

        “从哪里回来？”

        “伊拉克。”

        “还去吗？”

        “不去了，但也不好说。”我回答。

        “你们在那边都还好吗？”

        “嗯，还好。”

        “我有个非常丢人的想法。”

        “什么？”

        “我真希望你们不用去那边。”

        我向服务员举起酒杯，说：“谢谢。”

        “我们应该用核武器，把那些沙漠黑鬼炸回石器时代。”服务员边说，边开始擦拭吧台。我喝完杯里剩下的啤酒，然后又掏出五美元放到吧台上，问他再来一杯。服务员又给我倒了一杯，并且说：“把他们的整个国家都炸成玻璃渣子。”

        我没有搭话。

        “我听说，那里全是野蛮人。”

        我抬起头，看见服务员正在冲我微笑。“是的，哥们儿，差不多就是那样。”

        我的航班属于那晚的最后几班。这时，广播通知说，前往里士满的飞机正在进入登机位置。那沓钱还放在吧台上。“这是酒钱。”我说。

        服务员指了指墙上。他指的地方，贴着一张十英寸长、八英寸宽的亮光纸海报和一张泛黄的剪报。海报上的是位日间肥皂剧明星，上面还有该明星的亲笔签名。剪报上的是一个男人和一辆红色的福特牌小卡车，卡车的顶盖侧板生了锈，引擎盖上摆着条大鲶鱼。海报和剪报的中间，有条用大头针固定的黄丝带。

        “那是什么意思？”

        “我请客，”服务员笑着说，“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不用了，我自己给。”我不想笑着向人道谢。我只是个幸存者，不想假装自己是干了什么大事的英雄。

        服务员伸出手，打算跟我握手告别。我趁机拿起吧台上的钱，塞进他手里，然后转身离开了。

        所有乘客就座后，飞行员通过机上广播说，一位国家英雄能坐他的飞机回家，他感到无比荣幸。得了吧，我心想。我还获得了四杯免费的杰克·丹尼尔兑可乐，还换了个稍微大点的座位。深夜里，飞机载着我，飞越东海岸上空没有一点星光的漆黑夜幕。与此同时，载着其他士兵的飞机也相继起飞，送他们去见高中同学和十八岁的姑娘，送他们去参加野营，送他们去小溪和池塘的岸边。那天夜里，年轻的小伙子会把那些女孩长满斑点的肩膀揽入怀中，并用手抚摸红色、金色或棕色头发下柔软的肌肤。他们会那样抱着那些女孩，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的双手会像祷祝似的合在一起，心里则下意识地祈祷：“上帝，求您再也不要让我离开这里。”接着，他们会离开熊熊燃烧的篝火和欢笑的人群，离开在野地里围成一圈的车子，经过车前灯发出的道道光柱，磕磕绊绊地走进灌木丛。他们会感到，无边的孤独有如紧握的拳头，攥住了他们的一根胸骨——那是上帝做出来的最细、最脆的一根骨头。最后，他们会在水边默默踱步，一连走上几个小时。酒意上来了，飞机上的我沉沉地睡着了。我梦到了我家门廊上的那些木板；梦到太阳早已落山，但那些木板仍留有太阳的余温；梦到凉爽的夜晚，自己躺在温暖的木板上，耳畔回荡着从水面传来的蛙叫和蝉鸣；梦到陶醉其中的自己希望不会做别的梦，永远沉浸于那片美妙的天籁之音。

        吸烟区旁的混凝土地面上，粘着一团团口香糖。我坐在那儿，双手托着脸，专心地数那些口香糖，好让自己什么也不想。车子的声音越来越近，但我没有抬头。直到她的手摸到我脸上，我才回过神来。

        她捧着我的脸，用力挤压，把我的脸都挤得向内凹陷。接着，她后退一步。“啊，约翰。”说完，她再次走上前来，紧紧地抱住我的腰，并用双手摩挲我的身体。抱了一会儿，她放开我，拍了拍我军服的前面，然后又开始捧着我的脸，用力挤压。她的手，比我印象中的多了些皱纹，而且从手掌这面都能看出纤细的手骨。我真的只离开了一年吗？她用力挤压我的脸，好像要证明我不是飘忽的鬼魂，好像以后再也摸不到我了。

        我把她的手从我脸上拽下来，放到身前，然后把它们合在一起握着。“我没事，妈，”我说，“别这样，被人看了笑话。”

        她开始哭了，但不是嚎啕大哭，只是抽泣着念叨我的名字：“啊，约翰，啊，约翰，啊，约翰……”我把她的手从我脸上拽下时，她挣脱了其中的一只手，照着我的嘴重重地扇了一巴掌。我立刻掉下了眼泪，并把脑袋埋进她的胸口——我不得不弯下身，因为她个子很矮。她抱着我，一遍遍唤着我的名字：“啊，约翰，你终于回家了。”

        也不知我们到底抱了多久，最后，车子的声音、来往的行人和向我大声致敬的游客似乎全都消失了，整个世界只剩下了我的母亲。母亲的胳膊紧紧地搂着我俯下的脖子。我感觉自己好像不知怎么，又回到了与世隔绝的子宫里，安全无比。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尽管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我并不相信母亲说的那句话：约翰，你回家了。

        回家的路程并不长。坐母亲那辆破旧的克莱斯勒，走州际公路，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沿途的景色既熟悉又陌生。上了横跨詹姆斯河的二战老兵纪念大桥后，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底下宽阔的河谷。太阳正在冉冉升起，阳光好像没熟的橘子的颜色。谷中弥漫的晨雾开始逐渐消散。

        我想象自己正在河边——不是像几个月以后那样，在岸边低垂的核桃树和赤杨树底下游泳，而是像在伊拉克那样。我仿佛看见黄色的阳光下，自己正在河边野地里巡逻，就像那个世界发生的事转移到了这个世界的场景中。谷中的我，边走边寻找可以隐蔽的地方。河边有条狭窄的土路，邻水那侧的一处浅坑变成了一道深深的车辙。那是车轮长时间打转后造成的，有辆卡车肯定在雨后陷进过坑里。我觉得那里是很好的隐蔽之所，自己可以趴在那里，躲避枪林弹雨，直到友军掩护我们撤退。

        “你没事吧，孩子？”母亲问。河谷中一个人都没有，我当然也不在那里。母亲的声音让我吓了一跳，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这时，我们到了桥的另一头。

        “没事，妈，我没事。”

        我们经过了一条条公路和小路。一路上，我望着窗外，借一团团绿色的树影麻痹自己，以获得片刻安宁。最后，车子拐进我家院子里的石子路。路两旁的草坪很久没有修剪了。

        “你想先做什么，孩子？”母亲兴奋地问。

        “我想冲个澡，然后……我也不知道，睡觉吧。”

        时值春天，将近中午，屋后的池塘一片寂静。母亲帮我把帆布包拿进屋。我走进自己的卧室。“我去做早餐，约翰，你最喜欢吃的早餐。”明媚的阳光透过木制百叶窗，照进我的卧室。我关上百叶窗，拉过窗帘，关掉电灯，然后拉了一下吊扇的拉绳。扇叶转动的呼呼声，立刻盖过了街上车子经过的嘈杂声和厨房里锅碗碰撞的叮当声。与此同时，我闻到了从厨房传来的油味和从草坪传来的草香，闻到了洁净的房屋和木床的味道。所有这一切——声音和气味，都只是用来填充空间的填充之物。在这个我仍称之为家的、空荡荡的地方，我的身体不由地感到一阵紧张。

        卧室里又黑又冷。疲惫不堪的我，折起床罩，放到床头柜上，然后脱掉薄军服，解下皮带，挂到床头柱上。接着，我坐到床上，弯腰解开右脚的靴子带，并依次脱掉靴子和袜子。穿在左脚靴子带上的“狗牌”，在黑暗中闪着亮光。我摸了摸“狗牌”，坐直身子。

        我的身体正在逐渐消失。春日下午，黑乎乎的卧室里，我似在一层层剥掉自己。最后，房间里会留下一摞叠放整齐的衣服，而我则会成为电视新闻里的另一个数字。我几乎都想得到那些新闻会怎么说：今天，又有一名士兵回家后凭空失踪了。随便他们怎么说吧。我再次弯腰，解开左脚的靴子带，把那块“狗牌”挂回脖子，和另一块叠在一起，接着依次脱掉左脚的靴子和袜子，外裤和内裤。我彻底消失在了黑暗里。我打开衣柜门，对着穿衣镜打量自己：手和脸晒成了古铜色，身体的其他部位苍白而干瘦，看着就像挂在什么地方的无头僵尸。我叹了口气，钻进冰凉的被子里。

        吊扇下，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不时有车子经过我家。那些车子的声音由远及近，不断逼近，接着又由近及远，逐渐消失。树林中间，一列火车呼啸而过，听着好像朝床上的我径直冲来，眼看就要撞上了；好像我变成了特殊的磁铁，既吸引金属的声音，也吸引金属本身。我紧张得连眼皮都突突直跳。每次，直到那些声音由近及远，冲其他目标而去时，我才会长舒一口气。我忘了自己当时做了什么梦，只记得自己梦到了默夫——默夫、我和每晚都会梦到的那些鬼魂。我忘了自己当时做了什么梦，只记得最后，自己沉沉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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