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穷水尽的时候，她投靠了老阮。

        老阮的这家顺风旅馆，前身是工人文化宫招待所，更早以前，是著名的工人电影院。她认得出来，旅馆的两樘玻璃门，就是当年工人电影院的大门。她还隐约记得两个年轻漂亮的女检票员，他们穿着浅绿色的制服套裙，梳着长辫，其中一个是独辫，另一个总是将长辫盘在头上。她还记得小时候的梦想，长大了到工人电影院做检票员，天天穿漂亮的制服，还可以免费看到所有的电影。从前许多辉煌的事物，如今都莫名其妙地迅速衰败，工人电影院亦如此，只有一个小小的放映厅被勉强保留下来，缩在旅馆侧面的角落里，天天放映僵尸鬼怪片或者谍战片枪战片。

        顺风旅馆的房价便宜，更因为是黄金地段，老阮吸纳了很多长租客户。一楼有一个专治白癜风的私人诊所，门口贴满剪报、奖状和感谢信，布帘子后面依稀可见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他操四川口音，总是高声大嗓地劝解病人，急啥子么？白癜风又不是伤风感冒，几帖药怎么好得了？慢慢来啰。诊所隔壁是一家温州皮鞋厂的办事处，里面坐着几个叽叽喳喳的姑娘，他们从不讨论皮鞋的业务，总是在争论巩俐和刘晓庆到底谁更漂亮，周润发与张国荣到底谁更英俊。二楼的两个房间打通了，有人在此创立了一个模特儿培训基地。一个高挑的瘦骨嶙峋的女人在教一个少女走猫步，另一个女人更瘦更高，躺在长沙发上午睡，因为头上戴着一个金色的头套，睡姿看起来像一具古老的木乃伊。还有几间客房没有人，门上挂着某某商贸公司某某信息咨询公司的牌匾，里面的桌椅上都积了灰，租户不知去了哪里，只有灰尘与空气默默地做着交易。

        她来投奔老阮，老阮是高兴的。老阮给了她一个免费的房间，当天夜里还安排了一场麻将，说麻将桌上有生意谈，要她唱歌助兴，顺便介绍几个大哥给她。她如约进了三楼的棋牌室，里面烟雾腾腾，三个男人都是陌生人，一个阴沉，一个猥琐，另一个看起来比较阳光的，是个大胖子。她早就没有胃口结交这种大哥了，赶任务似的拿起了麦克风，为了配合气氛，特意唱了一首粤语的《恭喜发财》。那个大胖子一边听歌一边笑，问她，你是恭喜老阮一个人发财吧？她逢场作戏地说，都是大哥么，恭喜大家都发财。此后她勉强陪着老阮，说替他收钱，可惜老阮手气不好，她坐了半天，没收到什么钱，好不容易看到一副清一色的筒子大牌，老阮竟然把筒子一只一只地开掉了，她提醒老阮，反被他在腰上掐了一把，她懂了，知道他打的是贿赂牌，不能赢只能输的，一下就兴味索然了。她坐在旁边打起了哈欠，闻到空气里充满了不洁的气味，她怀疑大胖子有口臭，老阮也有口臭，正在思忖，为什么她结交的中年男人口臭比率如此之高，脚上被踩了一下，是左手边的郭老板。她已在心里给他起了绰号：猥琐男。猥琐男努力从眼睛里放电，试图用眼神与她调情，她懂，只是觉得肉麻，腾地站起来说，吃点水果，吃点水果！她把大果盘里的水果分到小碟子里，端到每人的手边，怕再坐下去还有什么难以应付的剧情，就谎称头疼，擅自告辞了。

        与庞先生的第一次谈判，她没有出面，是老阮插手张罗的。老阮自己也没去，他有个熟人是庞先生的供货商，供货商去与庞先生结账，顺便谈了她的事。谈判绕了太多的弯，最后的结果倒是简明扼要。庞先生要她把孩子生下来，验DNA，如果孩子是他的，他保证对母子负责到底。她追问庞先生准备怎么负责，老阮说，给钱呗。男人对小蜜负责，不就是给钱吗？又提醒她说，人家是台商，对他动作不能太大，动作太大了犯忌，会牵扯两岸关系的，你懂一点政治的吧？她说，我才不管什么政治，我就要个公平。老阮说，公平可以卖，也可以买，不还是钱的事？你给我一句实话，你到底是要他的钱，还是要他的人？她心里乱透了，回避着老阮的目光，嘴里忿忿地说，谁要那个人？一只矮冬瓜，要了他干什么，冬瓜炖排骨汤啊？

        这趟旅程临近终点，她几乎看见了终点的站牌：此路不通。庞先生那里不会给她什么惊喜了，卢瓦河谷催生的柔情蜜意已经零落成泥，那个台商终究是别人的丈夫，他们在对方眼里互相沦落，现在，她成为他一个最难缠的客户，而他半明半暗的亮光，已经在她的生活里彻底熄灭。

        第二次去找庞先生，可谓声势浩大。老阮带了三个精壮小伙，一起陪她去了庞先生的公司。庞先生谨慎应对，叫来几个保安，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黑社会那一套毕竟属于电影，他们双方的表现都算明智。老阮西装革履，摆出谈判的架势，要庞先生写一份欠条，庞先生拒绝了。他说，我不欠白小姐的钱，不能留欠条给你们，我们不是清理债务，是做生意，做生意就按规矩办，还是签一份合同好。庞先生在他的文件柜里翻找了半天，亮出了一份期货公司的合同样本。她望文生义，怒声道，你混账，把我的肚子当期货啊？不签！庞先生异常冷静，强调女生的肚子其实就是人类的矿山，铁矿石、铜矿石、棉花、石油都有期货，孩子为什么不能做期货处理呢？我是讲公平信誉的人，相信我，参考期货买卖的条款来签，保证我们谁也不吃亏。她一时无措，用目光向老阮求援，老阮明显也不懂期货买卖的原理，又不肯示弱，摆手道，庞先生你别搞得太复杂了，我们这边不相信期货，搞惯现货的。庞先生说，孩子还在她肚子里，怎么搞现货交易？我们按规矩来，要么一次性买断，我相信你，我冒风险我出价，要么你相信我，分期付款，你出价。二选一。

        二选一。他们之间的信任，也只能二选一了。老阮思考了一下，跟她耳语道，期货就期货吧，孩子在肚子里，好像只能算期货。她木然地坐在庞先生的对面，第一次觉得自己无知，而且无用。庞先生的额头上留下了一个淡淡的疤痕，她凝视着那张微胖的保养良好的面孔，依稀发现了某些字迹，他的半边脸上写着商业，另半边脸上写着道义，往昔的痴情，已经荡然无存了。这样精明世故的男人，痴情是一次性产品，用过即抛，哪里会留什么痕迹？她不怀疑庞先生的信用，唯一怀疑的是自己的算计，如果庞先生不是她的未来，他的骨血怎么能给她提供未来？她对自己的贪欲没有把握，对自己的恨，对自己的爱，都估计不清，其实，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要留着胎儿，她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否想做一个母亲，所以，她颓丧地垂下了头，说，我不知道，老阮你替我做主吧。

        她从庞先生的公司拿回了一份合同，合同的封面上是一排大号的黑体字：期货买卖合约。从那天开始，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一座矿山，从那天起，她只要看到自己微微隆起的腹部，都会想到那个莫名其妙的沉重的词汇：矿山。

        她害怕遇见熟人，在工人文化宫出出进进的时候，都小心地戴着口罩。躲避是必需的，她说不清与这个城市结下了何等的孽缘，糊里糊涂之间，便惹下了那么多的麻烦。她回归这个噩梦之地，孤注一掷，不过是来谈一笔蒙羞的生意。这笔生意，定会被她奶奶的在天之灵所诅咒。奶奶很早便预见了孙女一生的羞耻。很多年前的一个雨天，她从工人文化宫滑旱冰回家，奶奶把她堵在门口，用一块毛巾擦干她的头发，奶奶的眼神充满谴责，表情则无比悲伤，她说，亏你还记得回家的路，你丢魂了，仙女啊，你的魂丢在外面了，女孩子的魂丢不得，今天丢了魂，明天就丢脸了。现在她从心底承认，奶奶世俗的目光能够洞悉她的未来，奶奶讨厌的絮叨，对她具有某种神性。她承认她丢了魂，她承认她丢了脸。但是，她无意取悦奶奶的在天之灵，她总是宽容自己。无论是魂，还是脸面，丢就丢了，她并没有那么羞愧。现在她是谁？谁也不是，她只是一座矿山了。

        正逢周末，楼下的小放映厅在促销一部好莱坞僵尸片。一个男人拿着小喇叭在售票窗口边喊，进来看看，买一赠一，新到好莱坞僵尸大片，奉送爆米花，吓不到你，票款全额退还！她领了一包爆米花钻进去，坐在黑暗的放映厅，看着僵尸从墙里钻出来，吸血鬼从抽水马桶里浮上来，起初她以冷笑挑战这些虚假的恐怖，渐渐地她觉得脖颈不适，似有利齿接触，那些死人的鲜血和僵尸的腐液从屏幕上淌下来，沿着地砖悄悄蔓延，她的双脚下意识地悬空了，后来便感到反胃，跑进洗手间干呕一阵，仓皇跑出了放映厅。

        她的发展，快于工人文化宫的发展，巴黎都去过了，工人文化宫不再是她少女时代的世界之巅，过去的诸多美好，现在在她眼里只剩下个热闹。热闹是否好，要看她心情。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厌恶四周的噪音，厌恶空气里的油烟，心情好了，又乐于享受这种集市般的嘈杂。她躲在顺风旅馆，逛工人文化宫成了她唯一的消遣。她在花岗岩地面上袅袅婷婷地走，有男孩子踩着滑板从她身边绕过，嗖嗖地飞向中心广场。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谁喜欢滑旱冰了，她曾经热爱的那个溜冰场早已不复存在，原址南边竖起了一座埃菲尔铁塔，北边新盖了一幢白色的购物中心，因为外立面是白色的，人们称其为白宫。埃菲尔铁塔下面是美食一条街，路边摊档陈列着天南海北的各种食物，香的，臭的，腥的，还有酸的。她是孕妇，当然爱酸的。去一个摊档上吃酸菜鱼，不知是鱼的问题，还是胃的问题，她吃了几口又反胃，筷子一放，要求老板收半价，老板还没确定，她扔下几块钱，扔下一锅鱼，擅自走了。她穿过埃菲尔铁塔往白宫走，遇见一对旅游者打扮的母女，请她帮忙拍照，她勉强答应，草草地把埃菲尔铁塔和母女俩一起装进了镜头，心里很鄙夷，忍住了没奚落他们。偏偏那女儿检查了画面，不符合要求，还想请她多拍一张，她居然拂袖而去，嘴里刻薄地说，你们这些人，就喜欢假货！有这么矮的埃菲尔铁塔吗？要拍埃菲尔铁塔，去巴黎拍！这地方有什么可拍的？

        她进了白宫。白宫是回廊式的，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一只陀螺，被寂寞狠狠抽了一鞭子，开始无主地旋转，这个回廊，倒是适合陀螺的转动。到处都是售卖外贸衣物的小店铺，她东看西看，觉得所有店主的眼光都有问题，货物不是过时的，就是平庸的，难得看到一件喜欢的白色热裤，一试，穿不上，她怪衣服尺寸标错了，那女店主斜睨着她的腰说，我的尺寸没错，是你身材的错，你，怀孕了吧？她翻了翻眼睛，不好再跟女店主理论，怏怏地离开。她是个孕妇了，必须承认自己身材的变化，不适宜穿热裤了。

        只好回到老阮的旅馆去。老阮去广东谈生意了，她暂时卸去一个应酬的负担，乐得清静。她从来没有培养起长久性的业余爱好，夜里早早地休息了，窝在床上看电视连续剧。荧屏上讲述着别人的人生，一波三折，惊喜交集，她一边认真地看，一边严厉地批评剧情，假的，骗人，太可笑了。入夜之后窗外依然人声嘈杂，有一群中学生在楼下的咖啡馆开生日派对，他们在用英文大声地唱生日歌。她也经常为客人唱生日歌的，不知道为什么，她对生日歌一贯厌恶透顶，尤其是在招待所狭小的房间里，那歌声于她几乎是一种冒犯。别人的生日，映衬了她凄凉的身世，别人的快乐，放大了她在这个城市的孤单。她忽然自怜，并且迁怒于窗外所有的人声，她起来跑进卫生间，用漱口杯接了一杯水，朝窗外泼去。她一连泼了三杯水，直到听见楼下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有人受到惩罚，她感到舒服了一些，用第四杯水刷牙，她对着镜子打量自己，看见一张疲惫而怨恨的面孔，眼圈发青，嘴角一堆牙膏泡沫，是她自己的面孔，她一样讨厌，便把剩下的半杯水泼到镜子上去了。

        这个城市里埋伏着她的许多冤家。她新换的电话号码不知被谁泄露给了瞿鹰的前妻，那个女人不断地打她手机，给她发短信，追问一块手表的下落，欧米茄呢？瞿鹰的欧米茄呢？我不要你还人，只请你把手表还给我！她听见瞿鹰的名字，想起他和他的白马，竟然觉得像一部老旧的电影画面，恍若隔世了。后来看见陌生的号码，她总是对着那些阿拉伯数字想象来电者的身份，那些久违的冤家面孔渐次浮现，带着一股肃杀之气。不会有什么好消息了，还接什么电话？别人欠她的，她努力追索，她欠别人的，往往无法偿还。与庞先生的合同已经在手里，她要切断与这个城市千头万绪的联系了。

        那天中午她决定离开，房间的门怎么也打不开了。透过门缝，她看见一根绿色的尼龙绳子拴在门把手上，绳子的另一端系在楼梯上，还在微微抖动。绳子来了。绳子是保润的影子，她知道绳子来了，保润便来了。保润就像一个追凶的鬼魂，鬼魂又来了。她打电话叫来了服务员，对她大发雷霆。服务员很委屈地解开了绳子，说，小姐你别对我们发火，我们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那人就在下面等你，说是你丈夫，你是离家出走的？她指着那女孩的鼻子说，你们都是弱智啊？看看他那副样子，给我当马仔都不配，怎么会是我丈夫？他是井亭医院跑出来的疯子啊！

        躲是躲不过去了，她只好选择面对。保润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看报纸，她拉着行李箱径直走到他面前，你是我丈夫？我离家出走了？她说，那好啊，我现在跟你回家，你告诉我，家在哪里？

        她刻意的强悍态度震慑了保润，可惜只有短短的一个瞬间，保润很快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笑意，好，跟我回家，是你自己说的。他说，你跟我走，我有别墅，去了就知道了。

        你有别墅，我还有直升飞机呢。她嘴里讽刺着他，眼睛看着柜台里的两个服务员，你们还傻愣在那里干什么？赶紧把手机拿出来，给这个人拍个照。她说，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个人一定是凶手，你们记得去报案。

        两个服务员都很慌张，那小伙子胆大一些，问她，要不要报警？她瞥一眼保润说，现在还不用，先取证，你拍张手机照就可以了。小伙子从身上掏出了手机，看了眼保润，终究不敢造次。保润自己走过去，站得笔挺，你尽管拍，多拍几张。他对小伙子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拍啊，到时去报案，可以拿奖金的。

        她用仇恨的目光瞪着保润。保润摆了几次姿势，正面，侧面，还让那小伙子拍了他的后脑勺。拍好手机照，他过来提她的行李箱，好了，取证过了，连后脑勺都拍了，现在你放心了？他说，说话要算数，现在可以走了，跟我去我的别墅。

        她抢下行李箱，坐在沙发上不动。跟你这种人，没法好好说话，我找公安局的刘局跟你说话。她嘴角上的微笑带着明显的威胁意味，食指在手机上灵活地闪动，翻了半天号码，最后说，算了，这点屁事，还用惊动刘局？要不，我先礼后兵，请你吃个饭怎么样？她说，你点地方，贵一点无所谓，我今天陪你好好喝几杯。

        我倒是爱喝几杯。他嘿地一笑，说，不过请我吃饭喝酒你不划算，吃一顿饭你能喝几杯酒？一杯酒最多抵消一个星期，我在里面十年，你算算，你要喝多少酒，才能抵掉那十年？

        能喝几杯算几杯。吃完饭我们去逛商城，你这身衣服太寒酸了，像个难民啊，我给你买几套像样的衣服，然后陪你去唱卡拉OK，行了吧？

        他摇摇头，说，你还是不了解我啊，衣服我无所谓，你送我一件最多抵消一天，卡拉OK就免了，我没兴趣，一个小时也不能抵，白花钱了，多不划算。

        那你告诉我，怎么样才划算？她的目光尖锐地逼视着他，忽然冷笑一声，我陪你睡最划算？你要睡，睡，睡，是不是？

        他的视线慌张地一跳，从她脸上慢慢坠落，落在行李箱上。他开始研究箱子上的那张托运标签，你去过巴黎？洋文我也认识几个，我在里面学外语的。他用手指在托运标签上勾画了几下，说，巴黎都去过的人，怎么那么俗气？我们的问题，酒解决不了，睡解决不了，我是请你去跳小拉，小拉，你还会跳吗？

        像是被针扎了一下，她打了个冷战。她的面孔瞬间变得灰白，咬着牙说，不跳，不会跳，我不跳小拉。

        他似乎预想过她的拒绝，并没有发作。你还是不给我面子，啊？我什么舞都不会，只会小拉，在里面学会的，都是跟男人跳，跟男人跳了十年，今天我想跟女人跳，今天我要跟你跳。

        谢谢你的抬举，我跳不了，早忘了。她说，都什么年代了，你到舞厅夜总会看看，还有谁在跳小拉？土鳖才跳什么小拉。

        我就是土鳖，土鳖请你跳个小拉，行不行？

        她斜睨着他的面孔，审视他的眼睛。沉默了一会儿，她轻蔑地笑了，真的是跳小拉吗？有那么简单？拜托你别把我当白痴，你葫芦里卖什么药，趁早给我倒出来。

        倒出来也没别的药，还是小拉。去了你就知道了，我没什么别的意思，不过是要个公平。

        他话里有话，她开始认真倾听他对公平的解释，但保润点了一支烟，不说话了。他夹烟的手指在颤抖，她第一次从他的脸上发现了伤感之色，还有一丝疲惫。他用手搓着两侧面颊，几次欲言又止。公平是什么？怎样才公平？她猜他说不出来，或者，他说不出口。她从他的香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自己点上了，说，那我们谈笔交易吧，我今天豁出去了，欠你的都还给你，你要什么样的公平，我都给你，从此清账，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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