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保润出事了。

        粟宝珍到时装店来找马师傅夫妇，吞吞吐吐，要求预支下半年的房租，马师母禁止丈夫随意表态，亲自追问钱的用途，粟宝珍只说出儿子两个字，一下哽噎了，捂住了脸。马师母猜到粟宝珍要去捞儿子了，捞人总要花钱，说不定还是无底洞。马师母的为人，属于既热心又精明的类型，权衡之下做出一个聪明的决定，确保了自己的利益，也兼顾了人情。她声称服装店选址失误，生意不景气，半年以后要不要续租还不一定，钱不能算预支，只能是借，给你们救个急。粟宝珍泪汪汪地点头，算预支也行，算借也行，一辈子都没跟人要过钱啊，我们也是逼上梁山，现在只有钱能救一救保润了。

        过了几天，保润的父亲来了，把那笔钱原封不动还给了马师傅，说一时用不上，兜里装着别人的钱，他们夫妇晚上都睡不好觉。马师傅很纳闷，你们不救保润了？保润的父亲垂头丧气，说，自己的亲骨肉，怎么不要救？救迟了，现在筹多少钱，都迟了。马师傅说，难道那女孩家不爱钱吗？保润的父亲说，不是不爱钱，是不要我们家的钱。马师傅更纳闷了，奇怪，你们家的钱不是人民币啊？保润的父亲似有难言之隐，羞愧地向马师傅吐露了实情，都怪我没本事，通关系通不上去，柳生家把工作做到了前面，已经把人家摆平了，那女孩一家卷了铺盖走人，连个鬼影子都找不到了。

        保润的父母一直在为儿子喊冤，但毕竟是一家之言，不可偏听偏信，左邻右舍的信任自然有所保留。也有人对保润素无好感，根本就不信所谓的冤情，背地里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就是儿子做了江洋大盗，做了杀人犯，也要为他喊几声冤枉的。烹饪学校的人登门造访，想与家长一起探讨保润的前途，可惜没有机会。那夫妇俩大清早就出去奔波了，门上一口气挂了三把铁锁。尽管日子已经过得水深火热，老实人总是遵守老规矩，记得这时间自来水公司要来抄水表了，电力公司要来抄电表了，出门前，粟宝珍用粉笔在门板上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两排数据，分别是本月电表和水表的度数。电表：1797，水表：0285。不知哪个无家教的调皮孩子，专做歹事，偷偷地在电表度数前加了强奸两个字，数据一下变成了本月强奸1797度。人们经过此地，都注意到门板上的字，大人摇头，孩子哄笑，幸亏马师母及时发现了问题，拿抹布过来擦掉了那个肮脏的字眼，算是做了件好事。

        邻居们都频繁地往马家的时装店里跑，不是对店里新来的时装感兴趣，是对保润的案情感兴趣。马师母嗔怪邻居们，平时拉你们进来也不来，这会儿都来了，没想到我这店里攒点人气，还要沾那保润的光。只不过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粟宝珍不透露案子的进展，马师母也就无法提供什么新的线索，只是说，快了，总要水落石出的。邻居们从各自的见识出发，踊跃分析保润的前景，因为都是自说自话，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不知谁提起了祖父，哎呀呀，疯老头现在可怎么办呢？一家人谁也顾不上他，不是又要挖魂了吗？这样，邻居们暂时抛开保润，开始议论起祖父来了。

        绍兴奶奶说她去年春天帮过祖父，替他把一把铁锹藏在自家门背后，不过藏了三天，今年她家门背后老是发出一种怪声音，扑哧扑哧地响，尤其半夜三更的时候，那锹声吵得她无法睡觉。绍兴奶奶指着自己的黑眼圈说，你们看我的眼圈，是不是比乌鸦还黑？又是三宿没合眼，哪儿敢合眼呢？我一睡着就梦见保润他爷爷，张着手跟我要铁锹，我的锹呢，谁拿了我的锹？我怀疑他是给我托梦，死人才托梦呀，你们说保润他爷爷会不会是蹬腿走人了？现在家里人都不管他，说不定他成了孤魂野鬼，我们都不知道！

        没人敢轻率地推测祖父的生死，但大家一致认为，不管祖父是死是活，他丢失的魂一定还在香椿树街上游荡。至于祖父之魂的形状是什么样子的，那颗魂是附在他的铁锹上，还是躲在别的什么地方，各人见解不尽相同。纺织女工孙阿姨每天上夜班回家，只要她的自行车离家近了，一只白猫肯定会从保润家的房顶上跑过来，跑到她家屋檐上喵喵地叫，等到她掏钥匙开门，那白猫已经蹲在门边了。孙阿姨说，你们说吓人不吓人？我看那白猫皮包骨头，一双眼睛可怜兮兮的，分明是保润他爷爷的眼睛！我说猫咪你快走，猫蹲那儿不动，我说保润他爷爷你快回井亭医院吧，别在这儿瞎转了，你的房间没了，哎呀，说起来你们都不相信，那猫喵呜一声，唰地就跑走了！

        众人分不清孙阿姨的描述是否有添油加醋的成分，都瞪大眼睛，发出了或高或低的惊叹声。绍兴奶奶总结说猫有九命，借出一命给祖父，倒是大慈大悲了。他们谈兴正浓，有人忽然意识到祖父的话题给马师母带来的尴尬，互相使个眼色，于是大家都噤声，偷偷地观察马师母的脸色。马师母说，你们不用那么看着我，我知道你们心里嘀咕什么呢，怕我在这里做生意风水不好？是不是？马师母颇有大将风度，她的脸上是一种从容而艰深的微笑，告诉你们，风水是门大学问，你们是不懂的。你要是气正，风水跟你转，坏风水能转好了。你要是气不正，你只好跟着风水转，好风水也转坏了。我怎么会不知道疯老头的房间有邪气，我为什么敢在这里做生意？请教过许半仙的，心里有数，邪不压正啊。

        女邻居们仍然一知半解，孙阿姨说出了所有人的疑惑，马师母，你怎么知道你的气是正的？你怎么知道你的正气能压过邪气呢？马师母犹豫了一下，解开衣领，露出了脖子上一条黄灿灿的金项链，气要正，要舍得花钱，花钱买黄金！她向邻居们展示着金项链的长度和宽度，耐心地解释其奥秘，我是听了许半仙的话，买了根金项链戴着，二两三钱重呢。许半仙说了，黄金超过二两，就能克住身边的邪气，真是灵验的，你们这个见鬼那个见魂的，我太太平平，什么魂也没见过，就是生意不好，有点烦心。众人凑过去观赏那根金项链，羡慕之余，嫉妒心油然而生，这么粗的项链，也只有你马师母戴得起，我们哪儿有这个福气？绍兴奶奶想去摸那根金项链，被马师母的胳膊有意无意地一挡，手伸到半空缩回来，她一扭身离开了时装店，嘴里阴阳怪气地说，老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谁相信戴一根金项链能降鬼呀？鬼也有善有恶的，保润他爷爷就是去了阴间也是善鬼，你要是哪天碰到个恶鬼试试，别说一根金项链，就是穿上金缕衣扎上金腰带也没用，你一个妇道人家，哪儿降得住恶鬼？

        恰逢五一劳动节前夕，以往灰蒙蒙的街道看上去有点艳丽，有点丰腴。沿街有零星的鲜花适时开放，美人蕉和鸡冠花点缀着墙角，月季花虽然大多栽在破脸盆或者旧砂锅里，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出了鹅黄或粉红的花。天空蓝得发亮，像是涂了一层颜料。风吹在脸上是软的，是孩子们作文里所说的和煦的春风。地上热闹，空中也有风景。学校商店工厂甚至废品收购站都拉出了庆祝节日的横幅标语。有人在石码头上清理一堆山丘般的垃圾，附近回荡着各种重物落地的声音，像性急的节日礼炮提前鸣放。在街道的南侧，化工厂的电工爬在梯子上，正在调试工厂拱形门廊上五颜六色的彩灯装饰，孩子们挤在下面看，嘴里尖声叫喊，亮了，都亮了。

        总之，节日就是节日，香椿树街上弥漫着喜庆的旋律，只有一个中年妇女满脸悲凄，过度的悲伤使她在大街上如入无人之境，她捏着一块湿漉漉的手绢，歪歪斜斜地走，看不见车流和人流，听不见汽车喇叭和自行车的铃铛。不时有骑车人呵斥她，甚至有人在车上出手推她，这位大姐，你会不会走路？回头一看，看见的是一张被泪水泡肿的面孔，两个发青的眼袋状如核桃，她木然地仰起头，看着天色问，同志，现在几点了？骑车人一下谅解了这个妇女，以这样的心情，确实是不必遵守交通规则了。

        儿子出事以来，粟宝珍很少出现在白天的大街上。不过是半个多月的光景，这女人以往清秀的容颜已经变老，头发也飘出了几绺白色，有什么不幸，似乎已经尘埃落定。她的哭泣，其实是小声的呜咽，并没有引起别人同情的用意。从香椿树街的东头到西侧，很多人认出了她，一颗恻隐之心被她的泪脸照得发烫，很多人过去拉扯她，想去劝慰她，可惜粟宝珍不领情，她的悲伤不容侵犯，她一边呜咽，一边还反问那些好心人，谁在哭？我哭了吗？有什么好哭的？

        路过石码头，粟宝珍忽然站住了，她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敌人的身影，红肿的眼睛里放出一道尖锐的光芒，所以，她真的不哭了。石码头的空地上聚集着一群业余文艺演出的积极分子，多为香椿树街的各界妇女，不胖不瘦，不高不矮，服装统一，形体一致，他们手持玫瑰红的大羽扇，正在居委会戴阿姨的指挥下排演团体操。一嗒嗒，二嗒嗒。三嗒嗒。十几把羽扇有序摇摆，整齐的波浪形队伍忽然变了形，谁也没有料到粟宝珍会闯进来，她一把抢过戴阿姨手里的电喇叭，对着电喇叭吹了一口气，嘴里一迭声地喊起来，各位街坊邻居，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家保润的冤案，是大冤案！保润没做什么坏事，他被人栽赃了，他是代人受过啊！

        排演队伍里一片哗然。粟宝珍嗓音嘶哑而激愤，一阵哽咽之后便语不成声，戴阿姨想趁机夺回电喇叭，被粗鲁地推开了。粟宝珍说，戴阿姨你别急，让我冷静一下，再汇报一句话就走。她果然冷静了一些，那一句话却难以概括出来。大家观察她的眼神，很快发现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的目光像一把匕首飞向排演队伍中的邵兰英，柳生他妈，我先要向你汇报，我儿子要判刑了，起码十二年，弄不好是无期，你们一家人高兴了吧？高兴了吧？

        大家恍然大悟，脑袋都转向了邵兰英。邵兰英是见过世面的人，遇到如此窘境，一点也不慌张，她缓缓收起了手里的羽扇，不卑不亢地说，保润他妈，你这话是从何说起？我跟你无怨无仇，论年纪你儿子是小辈，我是长辈，他判刑坐牢，我为什么要高兴？

        这会儿你还能装糊涂，我佩服你！自家儿子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没事了，别人家孩子替他去坐牢，你怎么不高兴？粟宝珍悲怆的声音和呼吸一起被电喇叭放大了，听起来有点刺耳，我家保润做了柳生的炮灰呀，别人不明真相，你心里不清楚？你还说你不高兴？你不高兴还在这儿扭秧歌？你在这儿扭啊扭啊，就不怕闪了你的腰？

        我扭秧歌关你什么事呢？不要以为你拿着电喇叭就代表中央了，乱喊乱叫有什么用？邵兰英面露厌恶之色，说话依然慢条斯理，保润他妈，我一直以为你是懂道理的人，这会儿怎么就不讲理了呢？谁该坐牢谁该自由，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人家女孩子是受害者，受害者说了才算，对不对？

        此话说到了要害，电喇叭沉默了一下，突然传来粟宝珍凄厉的嘶喊，谁说了都不算，人民币说了算，后门说了算，你们家钱多，后门多，关系多，你们把人家女孩子买通啦！

        排演团体操的妇女们都用羽扇遮脸，交头接耳，大多数人听闻柳生和保润是同案犯，谁是真正的主犯，谁是受冤的从犯，他们一时都不敢表态，至于粟宝珍和邵兰英作为母亲的表现，他们是有资格判断的，大家普遍欣赏邵兰英的风度，觉得粟宝珍实在太过分了。戴阿姨过去抢夺她的电喇叭，嘴里劝阻道，保润他妈，你心情不好我们都懂，但是也不能占着电喇叭这么喊下去，我们还要排演，时间很紧，五一节的花车游行，我们香椿树街也要上节目，这是政治任务，耽误不起的。

        粟宝珍总算松开了电喇叭，脸上出现了一丝愧疚之色，你们排练好了，政治任务耽误不得，我怎么不懂？我是看见她在这里扭秧歌，实在气不过，对不起大家了。戴阿姨扶她坐到自己的小方凳上，粟宝珍看着天色说，几点了？我没时间坐，一天没进一粒米，还要回去给他爸弄晚饭呢。她想站起来，人站不直了，身体像一只虾，弓着腰顶在墙上。戴阿姨问，你的腰怎么啦？她说，要给孩子伸冤啊，这几天走了八辈子的路，腿走麻了，腰大概也累断了，你们排练要紧，我就这样弓着，歇一会儿。

        十几把玫瑰红的羽扇很快恢复了波浪形，电喇叭里又响起戴阿姨热情的声音。一嗒嗒、二嗒嗒。左手起。三嗒嗒、四嗒嗒，右手起。中断的排演继续进行。两个香椿树街的母亲，一个在排练的队伍里，舞姿依然一丝不苟，依稀在示威，一个用腰顶着墙，表情痛苦，红肿的眼睛里射出一道微弱而犀利的光，明显在受难。人们冷眼旁观，两个母亲的目光你来我往，在轻音乐的伴奏下，他们开始以目光交战，半空中刀光剑影，旁观者一时无法仲裁两个人的胜负了。

        后来是时装店的马师母闯进了排练队伍，她心急火燎地拨开人群，对着粟宝珍大叫道，保润他妈，你怎么还坐在这里看热闹？快去看看保润他爸，不好啦！粟宝珍愣了一下，我在这儿歇口气，你别吓唬我，他怎么不好了？马师母说，我哪儿忍心吓唬你？你们家门上不是有三把锁吗？保润他爸开了两把锁，第三把钥匙找不到了，我听着他晃那把锁，晃着晃着，骂着骂着，一头就栽倒在门口了，眼珠子又爆出来了，嘴里在吐白沫，怕是又中风了！

        排练这次是自动终止了，大家目送粟宝珍仓惶而去，都说保润家流年不利，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劫连着一劫，真的可怜了。旁边的邵兰英认可众人的怜悯之心，但她适时地补充了一句，说，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她说得莫测高深，别人便都急于听她的看法，可怜与可恨到底是什么关系。邵兰英说，我也没什么理论，反正我们老百姓的日子都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家人怎么教育孩子的，又是怎么对待老人的？你们街坊邻居不都看在眼里？老天也看在眼里，人在做，天在看啊。我也不怕谁给她传话，我就是这个观点，她怪不了谁，都是报应。邵兰英说到这里，手指翘起来朝天上一指，要怪就怪老天爷去，这户人家，一定是遭天谴了。

        众人听得心惊，抬头仰望天空，香椿树街的天空一片湛蓝。神灵也许躲在一片白云后面，也许藏在一束日光里，但是这条街上有那么多可怜的老人，有那么多不孝的子孙，神灵如果主持正义，很多人家都会遭到报应，为什么独独选中了保润一家呢？对此，众人都感到茫然。谁该是遭报应的人？每个人心目中其实都有一份名单，只是碍于人情世故，大家不便宣布罢了。

        听说保润的父亲是二次中风。稍具医学知识的人都清楚，一次中风导致腿脚不便，二次中风非常危险，多半危及生命。有人不理解三把锁的事情，说他们家又不是什么万元户，门上为什么要挂三把锁？也有人冷静分析，说丢了第三把钥匙，应该是次要原因，保润的父亲一定是受到了更强烈的刺激，也许马师母没有把门上孩子的涂鸦擦干净。谁看见了不生气？当然，种种猜测无从验证，验证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听说保润的父亲在医院急救室里躺了五天五夜。抢救的效果很不理想，医生吩咐粟宝珍准备后事。粟宝珍去买了两套寿衣，一套是丈夫的，一套是她自己的，她把两套寿衣都堆放在丈夫的枕边。粟宝珍拍着寿衣，与昏迷中的丈夫交流。她说我知道你在打什么小算盘，想一死了之？想把这个烂摊子扔给我一个人收拾？你休想。你能死，难道我就不能死？我告诉你，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寿衣准备了两套，要不穿都不穿，要穿我们都穿，你敢蹬腿我就敢上吊，你一蹬腿我就替你穿寿衣，穿好你的就穿我的，我要是比你多活十分钟，我就不算人，我们要去一起去，那一老一小，随他们去！

        听说是粟宝珍的绝望威慑了昏迷不醒的丈夫，他不敢死。到了第六天早晨，他蹬了一下腿，只蹬了左腿，蹬得很轻，到了第六天的深夜，他的左手又动了一下，正好按住了寿衣，一根手指慢慢地翘起来，似乎在央求妻子，别激动，有事慢慢商量。到了第七天，保润的父亲苏醒过来，粟宝珍破涕而笑，但是医生劝她不要高兴得太早，说病人的性命虽然勉强保住，但是人已经成了一具空皮囊，很脆很薄，一碰就碎，以后是你们家属要小心了，时时刻刻，必须小心看护。

        邻居们去医院探视，病人说话呜鲁呜鲁的，谁也不懂，只有粟宝珍可以翻译他的语言，她说，自己这副可怜样子，还要教育你们呢，他说了，一个家庭要太太平平，第一要孝顺老人，第二要管好子女。邻居们都点头，认为他透露的是经验之谈，头脑还是清醒的。保润的父亲又继续呜噜呜噜，表情越来越激动，粟宝珍却不肯翻译了，不仅拒绝翻译，还哭起来了。邻居们猜到了病人呜噜什么，都去劝粟宝珍，夫妻间总要拌嘴的，何况你们心情不好，不翻译就不翻译吧。粟宝珍抹一抹眼泪，咬牙说，翻就翻，翻了让你们评评理，他在怪我呢，怪我不孝顺他爹，怪我宠坏了保润，怪我贪图钱财，你们大家评评有没有这个道理？他不怪他爹这个害人精，不怪他儿子不争气，不怪他自己没本事，一盆脏水，都泼到我头上来了。

        清晨或者夜晚，人们偶尔会在大街上遇见粟宝珍，她形容枯槁，眼神涣散，似乎接受了命运赋予的所有不幸，认输了。很多人同情她，说要评选天下最苦的女人，非粟宝珍莫属，想想都累死了，家里三个男人，一个犯人，一个病人，还有一个疯子，都要靠她一个妇道人家。粟宝珍的大苦大难，别人难以分担，也只能用言语关心一下。有人看见她在桥头的干果摊子买核桃，小心翼翼地与她搭话，保润他妈，核桃买给谁吃，买给老的还是小的？她红着眼圈，叹了口气说，自己吃的，医生让我吃点核桃补脑子，我脑子里每天轰隆隆地响，听说精神病人发病前脑子里都这么轰隆隆响，再这么响下去，我也要进井亭医院了。别人马上宽慰她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也经常头痛，痛得咝咝地响，那我不是也要进井亭医院么？粟宝珍说，你头痛，我头痛，痛得不一样。我迟早要垮的，拖一天是一天，晚一天好一天，我要是垮了，我倒轻松了，就是好端端一个家没了，想想都不甘心。

        她那个家还留有一缕人烟，但已经倾颓了一大半，摇摇欲坠了。有一天法院派人来送传票，敲门无人，马师母从店里热情地跑出去，一看是传票，嫌那个牛皮纸信封不吉利，不肯代收了。她帮着人家把传票从门缝里塞进去，听见那人嘴里吔地一声，这是不是一棵苋菜？马师母一低头，发现保润家的门槛下面果然长出了一棵苋菜，高高大大，碧绿碧绿的，叶片上还滚动着一颗莫名其妙的水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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