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文同志牺牲已四十年了，回忆和他相处的日子里，那共同经历的战斗情景，他那坚定的革命意志，使我久久不能忘怀。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七年牺牲，一生只有短短的三十九年。他被敌人逮捕过，被“左”的路线迫害过，在革命的征途中历尽了艰辛、挫折。但是，他的革命信念却没有动摇过，革命意志没有衰退过，手中的武器没有放下过，生命的最后一息是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停止的。鲁迅曾说过这样的话：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厂，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黄子文同志虽然牺牲了，离开我们已四十年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一九二八年腊月十五日，我在富平美原参加省委扩大会议期间听刘树模（铁山）谈到黄子文的一件事。那是一九二八年春，子文为了给党筹集经费，建立革命武装，和中共三原县委军特科的同志订下“苦肉计”，让他们假装“土匪”，把子文绑到家中拷打，子文装着号啕大哭，央求母亲把家中的大烟土拿，出来。这样，子文母亲不辩真假，为救儿命，拿出了家中的六、七百两烟土。事后，子文把烟土卖的钱交给了三原县委。当时，我深为子文这种革命精神所感动，虽未见其人，但他已成为我心中的“传奇人物”。

        一九二九年六月，我到渭南县委机关（辛市乡田村木匠刘平娃家），幸遇黄子文，他也是来这里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的。经张蔚森介绍，我才认识了子文。只见他一身的农民打扮，中等个子，显得很精明强干。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传达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心是要求在灾区开展游击战争，并确定渭北以武字区为中心。黄子文会后返回武字区，还带了十多板步枪子弹。

        一九三零年阴历二月十六日，省委书记杜衡到榆林巡视工作，我领他到团特委秘密机关。我当时是陕北特委书记兼兵委主任。不几天，杜衡接到省委秘书长焦维炽的信，说子文出狱了。杜衡向我叙述了子文被捕的情况。

        原来子文在二九年组织筹赈会，打击地主豪绅，分粮救民。地主豪绅怀恨在心，便串通当地驻军将子文和他大哥黄子祥逮捕，关押在三原县城监狱。子文入狱的第二天，被敌人吊在屋梁上拷打，用烧红的炭铣烙烤。提审他时，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骗敌人说：“我连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敌人多次审问、拷打，他始终不变口供。以后，敌人见问不出什么’将子祥先放了让其出去筹钱交款，再放子文出去。子祥出狱后，在家里人和群众的协助下，花了很多现洋，才把子文赎出狱。

        后来，我见了子文，问起敌人烙烤他怕不怕，他风趣地说： “炭越烧的红，越不必怕，因为末稍神经烙坏了，便不感觉痛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精神。

        子文那次出狱后，并没有因此停止革命斗争，反而以更加坚定的意志，继续领导武字区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同年六月。、他和省委派来的陈云樵一起，在武字区组织了“灾民自救军”，他任政委，陈云樵任总指挥，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渭北影响很大。

        一九三零年六月（农历），我参加了省委在蓝田巩高村小学召开的第五次扩大会，会上黄子文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兼军事部主任。不久，子文领导的灾民自救军因张成义叛变而失败。农历十月，子文来西安找省委，张资平引他见我。子文穿一身黑棉衣，他说赵寿山团派人抄了他的家，无法活动，不知如何办？我和张资平商量决定，让他去天津北方局。因当时由杜衡、李芾南、杨珊组成的陕西省委代表团去天津北方局开会，留西安的吉国桢代理书记。吉国桢、张资平三人组成省委常委会主持工作，有权决定这个问题。于是，我又找省委秘书长焦维炽同志商量后，通知子文和其爱人李盛云同去天津北方局。子文将盛云骑的骡子卖了一百二十元做路费，去了天津。

        子文到天津后，被安排在北方局军委工作。一九三一年春，北方局派他去山西组织兵变，李盛云留在天津。子文到山西后，先和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接了头，让他去高桂滋部队搞兵变。子文在第二次去高桂滋部途中，听说高部一个团已经兵变，改为红二十四军后，遭敌袭击，去向不明，他只得返回石家庄。后来，刘天章又决定让他去汾阳找拓克宽，开展游击战争。同年夏，子文和拓克宽在那儿组织了晋西游击队，子文被山西省委任命为游击队政委，拓克宽任队长。九月，晋西游击队接山西省委指示，西渡黄河，回到陕北。

        一九三二年春，陕西省委指示子文回武字区工作。此后，他曾任陕甘游击队政治主任、渭北特委常委、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

        一九三四年清明节后，我和黄子文在西安秘密见面，我们住在四府街四十八号。这时我从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刘志丹股匪攻占黄堡，有迫击炮、机关枪甚伙”等语。我兴奋地递给子文说：“还是北上。”子文说：“黄堡镇在耀县北约二、三十里处，周围的地主、土豪多逃在这个堡子，民团约有六十多枝枪，去年腊月我请假回西安养病时，部队尚没有机关枪和迫击炮。”我断定地说：“黄堡镇本不易攻克，而居然打下，证明我们部队战斗力很不错了。”于是我们决定去武字区。第二天，经白耀清介绍我见了淳化游击队政治指导员叶某（忘了名字），他是到西安看病的，我向他打听了去北边沿路敌人的部队情况。第三天黄昏，我和子文、耀清等人从草滩过河，路上耀清说叶指导员告诉他，子文被红二二十六军开除党籍了。我听后让耀清先不要告诉子文，可是子文早就知道了。一会儿他反而对我说：“红二十六军把我党籍开除了。革命不计较个人委屈，我组织游击队，是为着工农大众的解放。”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以革命事业为重的高贵品质是多么可贵呀！第四天晚，我们到了武字区。在柴尧坡住下，子文安排王启德接待了我们。到武字区的第二天晚上，我们集合了十二、三个人，拿着王泰吉起义时留给武字区的三支毛瑟枪、一只小八响和一支盒子枪，上了嵯峨山的二台子。在二台子，我们选子文当队长，恢复成立了“渭北游击队”。十多天后，我们来到七碣石，见到第三路游击队政委张仲良和总指挥王安民，他们发给渭北游击队十一条步枪，每枝枪还配备给两排子弹。第二天下午，我们决定回武字区。夏至将临，夜短天长，因走错了路，天明前才到陵前北边。第三天，子文同白耀清去西安。过了七、八天，子文同蔡子伟、许国琏、张静文（女）一块回到武字区。晚上，我们十六、七个人又上二台子宿营，当转到七碣石时，正是早饭时间，突然传来枪声，我们即向东运动。到东坪附近，碰见张仲良率领的特务队，才知他们在白家山遇到了敌人，总指挥王安民在战斗中阵亡。由于王安民牺牲，子文被公推为第三路游击队代理总指挥。过了几天，我们接到上级命令，要第三路游击队北上开会。我和许国琏去西安买枪，在西安遇见了盛云之弟李盛弟。他对我讲：子文被高岗扣押，志丹辞职。于是，我把买到的枪和子弹转移到三原同官张李盛云他二哥家，继续打探子文的消息。

        子文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张邦英任书记后，派董老二、张老五到西安、三原寻找我。农历九月十四日晚，我同张老五蒲儿一块北上第三路游击队秘密根据地七碣石。农历九月二十七日，黄子文由南梁陕甘边苏维埃开完代表大会回来，向我叙述了代表大会情况和高岗扣他的情形，并要我任边区南区苏维埃办事处秘书长。十一月二十日，我被正式调任陕甘边苏维埃任政治秘书长。

        一九三五年农历二月二十日左右，我军与马鸿宾部队战斗受挫后，习仲勋主持会议部署打击敌人，让我以特派员名义到南区调红一团到太白阻敌。我到小石崖，一团刚战斗失利退回。我只得北上太白附近的黑水寺地区，调富县的游击队与甘泉游击队配合。在那儿遇见了张仲良，他说红一团可能退到淳化悟空洞一带了。于是我与仲良一块南下找一团。几天后，在淳化寻到一团和淳耀游击队。我与仲良逐决定将两个主力连重新编制充实，由黄子文任团长，由贾维义和从胡宗南部起义过来的马连长任团副，我任政委，仲良任顾问。同时决定由子文、仲良率军向礼泉、彬县地区出击。在礼泉叱干消灭敌人一个民团，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

        一九三五年九月，陕北肃反时，子文回到甘泉县洛河川，被错误地逮捕关押。十月，毛主席到达吴旗镇，子文等一大批革命干部得救。子文被中央保卫局安排到瓦窑堡中央兵工厂工作。

        一九三六年农历二月，后方红军政治部主任兼红军学校政委袁国平同志调子文到红军学校当政治教员（设在瓦窑堡）。九月，党中央迁到保安，红军学校随迁到保安。不久，红军学校又迁至甘肃环县曲名镇。这时，贺龙的教导团及红四、六军红军大学也到这里，三方面在木钵镇合编为中央红军教导师。十二月底，教导师迁到庆阳城后，把一团的两个连编为政治连，我任一连政治教师，黄子文任二连政治教师。

        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后，陇东特委成立，袁国平任书记，让我和子文等20余人留在地方工作。子文任庆阳县抗敌后援会主任时，改名为王文。

        一九三八年，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通知我、黄子文和柳青等回延安。子文怕又遭高岗报复，便向陇东特委组织部长李铁轮请假，于五月回到三原武字区。八月子文去安吴青训班学习。一九四零年夏，子文回到边区，省委调他到陕北公学院学习。后又下农村搞社会调查，还到范文澜主办的研究院政治系研究了半年中国各党派等专题。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西北局对子文作有历史结论，并决定恢复子文的党籍。但是就在决定即将发下来时，子文却在高岗找他谈话之后离开延安。这是四九年西安解放时，习仲勋在西北局对我说的，张邦英也对我说过这件事。

        子文从延安回三原后，于四三年农历二月初六夜，与一个马列学院的学生一同到渭南我家找我。我当时在中央政治保卫局西北情报处（吴德峰任处长）做情报工作，子文不知我的真正身份，我们一直谈到天明。他说：“魏志毅现担任省保二团团长，想活动一个守备司令，让田裕国几次找我，为的是要我将武字区保甲武装拉出去编为一个大队。所以我为暂求得公开活动身份，打算先到西安见一些老朋友。总之先把枪杆子把握住，以后国共两家必然要打的，那时我们掉转枪头再打国民党老蒋。请你见了北边的朋友，说明我进国民党的动机和目的”。我说：“这个我可以证明你的态度。不过，这样做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何况你是有名气的人，‘虽无声名传海内，却有盛誉在故乡’，你和子祥哥是怎样商量的？”子文回答说：“子祥哥也说，历史上打过颠倒的人，总是做不出伟大事业的。”我感叹地说：“对呀！不然你住到华山去吧，生活我可供给。”但他却坚决地说：“不是生活问题，一旦让国民党逮住，那就更麻烦了。”这时，天将明了，我便说：“渭南县近日正在捉拿我，趁天未明，我们一块向北二十里到我的一个朋友家住两天。”这次分别后，很少见面。

        一九四六年七月的一天，子文亲自来渭南我家送信，说他从曲政平（渭南军统站人，解放时起义）那儿得到消息，敌人要杀我和王璋峰，让我快躲躲。我当时觉得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他一看急了，对我说：“没你说的，你快走！”于是我对他说：“西边附近有我的熟人，咱俩先到那里，你明天再走。”他说：“我得赶快回去，不然会引起怀疑。”这样，我便出去躲了七个多月， 避免了敌人对我的杀害。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当我听到子文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消息后，泪水盈眶，对失去子文这样的革命战友和知已，感掰万分悲痛。

        解放后，每当我和与子文共过事的一些老同学谈起子文时，大家对他倾家荡产为革命的崇高精神、屡受挫折不灰心的坚强意志和历尽艰辛不叫苦的革命品质，无不感叹和敬佩。

        黄子文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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