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关于“小城镇”的议论表明，当前我国关于城市化道路的两种意见，都是以承认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为前提的。这个共性可以表述为：小城镇也好，大中城市也好，都要姓“城”。但这个“城”可不是此字的中国古义，它是指作为现代文明载体的那种聚落形式，即所谓city。20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基人陈翰笙有句名言：“吾人所谓之都市，其性质不似city”。而如今我们不管是要搞小城镇还是要搞大中城市，当然都是要发展city。

        古汉语中的“城”字本义不仅不是city，甚至连陈翰老所讲的“都市”也不是，它本来根本不是指任何一种聚落，而就是指作为军事防御工事的城墙——国人皆知的万里“长城”就是此义，它当然不是指长长的城市，而是如英语Great all所示，一堵“大墙”耳。我们现在讲的城，上古时本叫“国”，繁体的國字，即由城墙围起来的一块地方（□），有人执“戈”守卫。当时的城就是“国”，有人说这就是“城邦”，当然它与希腊式的城邦是不同的类型。那时的城里人即“国人”，而城外的居民则是被统治的“野人”。“国人”与“野人”是族群（民族、部族或氏族）之分还是阶级之分，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但它们是两个世袭而互相排它的身份性集团则无疑。“国野”之分在城邦变成统一国家后早已淡化，没想到两千年后这种上古的城乡之别又以两种户口类型构成身份壁垒的方式再现了。

        这样的“城”无论是大是小，当然都不是现代化的聚落。而近代城市作为新兴文明载体从西方中世纪末期的背景下兴起后，它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那句著名的中世纪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过去的学者过分相信这句话在当时的指实意义，把中世纪的欧洲城市设想为自治的公民社会与活跃的工商业中心。这对西方历史的描述而言似乎很顺当：现代西方社会通过它一直上溯到共和的罗马与民主的希腊城邦。这样一来，据说没有这种“文化之根”的东方人就与这种“传统”完全绝缘，而city在东方的出现似乎就成了“西化”的同义词。

        但当代中西历史学家早已证伪这种简单化的说法。人们现在知道西方中世纪城市并没有那么多自由空气，它们通常也只是专制的政治、军事中心（以及宗教中心即主教驻地，这点与中国古代不同），早先时期它的商品经济还不如农村市场发达。和我们一样，自由的city在他们那里也绝不是“文化传统”自然赐予的，而是与“传统”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并不是否定一切的“决裂”）的人们争取来的！

        但如果“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并不是中世纪的实际情况，它却的确是近代城市的特征。初期的西方近代城市除了巴黎、伦敦等极少数例外，大都规模很小，像维也纳、布鲁塞尔、法兰克福这类现代名城，在17世纪时并不比如今我们浙江的龙港大多少，用今天的眼光看它们都是“小城镇”。自由的空气使它们后来变成了大都市，再后来它们迈过了工业化时代大城市发展的顶峰，在“后工业时代”人们对“城市病”的抱怨中，它们的规模又趋于稳定以至萎缩，新的“小城镇”时代似乎是未来的前景。

        然而无论是从当初的“小城镇”发展为大都市，还是从如今的大都市再分散为“后现代”的中小城市，都是在开放的市民社会中、在“自由的空气”下进行的。城市膨胀并不是调拨集中人口的结果，城市规模稳定也不是树立身份壁垒的结果，人们回归“小城镇”更不是“腾笼换鸟”的结果。大城市也好，小城镇也好，它首先姓city，首先有自由的市民——公民，然后才有大、小和聚落规模的变迁问题。

        与此相反，我国古代也有“大都市”与“小城镇”，前者如长安、开封，其规模之宏大冠于当时的世界，后者如众多县治，往往是“大堂打板子，四门都听见”。它们的兴衰都是高度政治化的。隋初在龙首原无垠田野上筑起的大兴（长安）城，不数十年便成了众至百万的世界第一城。然而唐以后首都东迁，韩建“缩城”，长安又成了“小城镇”。历代统治者常常“徙民以实京师”，而政治变迁后又“尽驱其民与俱”、“城郭为墟”。平时“为户籍相伍”，“使民无得擅徙”，而一旦官府迁民，则“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以至“民之于徙，甚于伏法”。这样形成的小城镇也好，大城市也罢，与现代化性质的“城市化”都是毫不相干的。

        现代化性质的“城市化”，不仅意味着聚落规模由小变大，产业结构由农而工商，更重要的就是前述那种“城市空气”的形成，走小城镇化的道路也好，大中小城市并举也好，没有这种“空气”都不能说是城市化了。套用陈翰老当年的话说，城市化就是city化，城镇、城市都姓city。显然，这种城市化首先就与身份壁垒不相容。有人认为用身份壁垒限制大城市发展便可实现“后都市文明”性质的小城镇化。从逻辑上讲这样的小城镇化是可以实现的，但它不是通往“后都市化”、而是通往“前都市化”的“捷径”。

        而逻辑不等于现实，现实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发展与这“捷径”越来越远。近年来农民收入的停滞、乡镇企业就业空间的局限、入关后农业形势面临的挑战使它比工业更需要“减员增效”，以及原先被视为小城镇道路样板的苏南、珠江三角地区城市化的超常发展，都显示中国城市化只能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之路。

        近年来北方麦区收割机异地作业的大规模发展，使“打工挣钱，雇机收麦”成为一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超小农”局限性的内循环模式。而务工收入激活农民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改善城市企业效益——缓解下岗危机的外循环模式，则有可能使我们避免“腾笼换鸟导致恶性循环”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已使身份性壁垒趋于失效，但平等竞争的劳务市场又尚未形成，在体制扭曲下中国许多大城市90年代已出现市民“超前白领化”（蓝领岗位民工化）趋势，而现行计划生育模式在今后不久又会造成一些大城市市民“超前老龄化”（劳动人口外来化）趋势。先是白领化后又老龄化的“市民”面对先在蓝领行业后在整个劳动界比重愈来愈大的“农民”，如果不能填平身份鸿沟，未来城市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紧张与危机将难以想象。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今已没有单纯的“农民问题”，自由与公平、农民与城市的问题已经交织为一，这对于我们而言的确是新世纪最大的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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